三十
十二月十二日凌晨，在西安事变正式发动之前，张学良给毛泽东发了如下的电文：“……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介石及其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并望红军全部速集于环县一带，以便共同行动，防胡敌北进。”其后，张学良和杨虎城又联名电邀中共中央派人来西安共商大计。
中共中央收到张学良的电文以后，立即召开了政治局会议，统一认识，做出力争和平解决事变的决定，撤销与决定相抵触的指示。
同时，为了使红军全体指战员思想上有所准备，于西安事变爆发的当天——收到张学良的“文寅”电不久，遂以军委主席团的名义发了如下这通电文：
（一）西安抗日起义详情如下：
十二日六时已将蒋介石、陈诚、朱绍良、卫立煌、蒋鼎文、邵力子、晏道刚及其他中央人员全部俘虏，蒋孝先、邵元冲及宪兵一团长阵亡，钱大钧受伤，马志超及城防之宪兵警察和一部分中央军全部缴枪，除蒋死卫士二十多人外，西安城内冲突小小，可谓完全胜利。已宣布政治主张及十大政纲。
（二）向全军宣布加紧准备，待命行动。
军委主席团
十二月十二日中午，即莫斯科上午七时左右，中共中央就把西安事变情况电告设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书记处。由于苏联《消息报》和《真理报》自十三日起，连续指责张、杨勾结汪精卫受日本操纵搞军事阴谋，中共中央接连几天，反复将事变的真相、性质和中共所采取的和平解决方针与步骤等电告共产国际，希望动员世界舆论给以赞助；并切望通知苏联予以大力支持和争取英、美、法赞助中国抗日。
对中共中央是否独立自主地做出和平解决事变的决定，不少人存有疑问，其主要依据是张国焘说过：因为十二月十三日共产国际发来了由斯大林起草的“有名的和平解决的指示”，所以中共才采取和平解决的方针。事实是共产国际确曾致电中共中央，但日期是十六日而不是十三日，而且电码错乱，无法译出，中共要求重发。二十日重发电到，签发人是季米特洛夫而非斯大林。电文是；“作为对你们来电的答复，建议采取以下立场……既然事变已经发生，必须考虑现实，中国共产党应根据以下原则坚持主张和平解决冲突：（一）改组政府，使一些抗日运动的代表和拥护中国领土完整和独立的人士参加政府。（二）保障中国人民的民主权利。（三）停止消灭红军的政策并在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间与红军合作。（四）与那些同情中国人民摆脱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国家建立合作。但不要提联合苏联。”共产国际和平解冰事变的方针与中共是一致的，但在要求、步骤等方面不如中共提得广泛、明确。十七日，周恩来到达西安，张学良曾问他：共产国际态度怎样？周答：还没有得到回复。这也是电报迟到的一证。张国焘所说显然是有意混淆视听。
当时的真实情况如何呢？邓颖超同志如下这段回忆，反映了红军指战员听到西安事变后的欢喜心情：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逮捕了蒋介石。西安事变把蒋介石抓起来的消息传到我们那里，大家简直是欣喜若狂，都跑到房子外面，又跳又唱，高兴得不得了啊！这个大仇人进攻了我们十年，杀了我们千百万的共产党员和红军官兵以及爱国人士。把这个大仇人抓到了，还能不杀了他报仇呀！那时，在全国尚存的根据地和军民也是一致主张杀蒋的，我们估计党中央也会同意杀蒋介石的。可是，过了三天，中央决定派周恩来等同志去西安，说要和平解决，不杀蒋介石。这个弯子当时是非常难转的，在党内、在军队内都转不过来。大家都问为什么要放他？
……
十二月十三日，中央召开了第一次讨论西安事变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由于张闻天当时在中央担任“负总责”的职务关系，这个会就是在张闻天的住处开的，由张主持会议。而在此之前几个月，中央常委会又曾决定过对国民党的“外交”工作，由毛泽东负责。所以十三日的会议是由毛泽东作的报告。据《张闻天与西安事变》一文，对与会者的发言做了如下披露：
毛泽东作的报告。由于情况所知太少，这一次的报告还不可能提出一套应变的正确方案来。当时对形势的估计有两个方面，即一方面，日本有可能把南京政府拉过去造成一个亲日的傀儡政府；另一方面则估计国内各地方实力派，南京政府各派，甚至包括孔宋、黄埔、CC各系均有某些部分可能转到西安的主张方面来，而以西安为中心成立一个不叫政府的“一个实质的政府”，以威逼蒋系直接统治的东南七省就范。当时提出要“以西安为中心的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还提出过“要求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这些问题的议论从记录档案上看占了会议的主要时间。
但是，毛泽东在报告中并没有把蒋介石列入亲日投降派内，而是说：“蒋最近立场虽是中间的立场，然在剿共一点上还是站在日本方面的，这一立场对他的部下是有很多矛盾的，所以他是被这样的矛盾葬送了。”这个估计是重要的。蒋还是被放在广义的“中间立场”范围的力量，即不是亲日派、降日派；其次，既是中间立场就是可能争取的。……
当然，当时有几位同志发言都曾经设想过把蒋介石的个人罪行同南京政府加以分开，即使不得已“除”了蒋，还是要更好地把南京争取到抗日方面来。而实际上，没有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和没有南京政府的蒋介石，都是不能设想的事情。所以，要把南京政府同蒋分开的想法，瞬间即证明是根本不可能的事。……
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意见中有一可贵之处，就是他在长篇发言中提出了“在政治上不采取与南京对立”的问题，同时对是否“以西安为中心”也做了不同的设想。他说，对西安，“将来，或以陪都形式出现，更为有利”。这里，言外之意很清楚，一是不拟推翻南京政府另起炉灶；二是不在西安成立任何形式与南京对立的中心政权。……
张闻天发言的根本精神是他发言中的最后一句结语：“我们的方针：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作为提纲挈领，这句话的确是抓住了解决西安事变应该掌握的根本精神与根本方针的。他在发言中对当时的形势做了五项分析，提出了四项任务，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第二项，即：“对妥协派应尽量争取，与分化、孤立，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不组织与南京对立方式……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联合非蒋系队伍。在军事上采取防御，政治上采取进攻。”
从以上这些内容来看……张闻天在西安事变刚爆发时的惊涛骇浪中，头脑还是比较冷静的，他的建立全国抗日统一战线，联合和推动南京走上抗日途径的政策思想还是比较明确的。……
这里要顺便提一下张国焘……他说：“我只说到关于西安建立政权问题。我们要以西安为抗日中心，就包含了以西安为政权中心的意义”。“在西安事件意义上，第一是抗日，第二是反蒋”。“内乱问题是不是可免？这是不可免的，只是大小的问题”。“打倒南京政府，建立抗日政府，应该讨论怎样来实现”。……在他发言后，凯丰、张闻天、博古等都不指名地批评了他的错误观点。
十三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没有——也不可能形成决议案。只是决定以毛泽东、周恩来的名义给张学良发了如下这通电文：
李毅兄鉴：
文寅电悉。
元凶被逮，薄海同快。目前任务，在全国者已见致汉年电，昨已奉达，并祈转沪；在西北者略陈如次，敬祈酌夺。
（甲）重兵置于潼关、凤翔、平凉，潼关尤要，严拒樊崧甫。
（乙）号召西安及西北民众起来拥护义举，对全国亦然。弟等认为，只有将全部行动基础置于民众之上，西安起义才能确定的发展其胜利。
（丙）宜即逮捕或驱逐部队中法西斯分子，对全军奉行广大深入的政治动员，向全体官兵宣布蒋氏卖国残民罪状，政治上团结全军，此着是最紧急任务之一。
（丁）胡、曾、关等军向南压迫时，红军决从其侧后配合兄部坚决消灭之，如何部署，请随时电知。此外，国际方面弟等已有所布置，详容后告。恩来拟来西安与兄协商尔后大计，拟请派飞机赴延安来接，并求杨虎城兄电知延安驻军密为保护，如何盼复。请令电台时刻联络。
弟东、来叩
元午
随着形势的发展，为了抗御南京何应钦对西安发动的军事进攻，毛泽东等十人于十四日给张学良、杨虎城发了如下电文：
汉卿、虎城两将军勋鉴：
（甲）文日举义，元凶就逮，抗日救亡，举国同情，弟等率领全部红军与全苏区人民坚决赞助二将军领导之革命事业，仅就所见略陈如次。
（乙）日本决定压迫南京扩大内战，俾遂其灭亡我国之谋。南京一部分亲日分子接受日本指示，继续发展蒋氏对外和平对内战争之政策，准备向西北大举压迫。然而全国民众、国民党之大多数、各省有力军人无不渴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热烈欢迎西安之抗日起义，反对日本与中国汉奸之阴谋。
（丙）我们行动方针似应立即进行如次各项，应急变：
（一）立即宣布西北抗日援绥联军之组成，以张学良为西北抗日援绥联军总司令；东北军编为西北抗日援绥联军第一集团军，张学良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十七路军编为第二集团军，杨虎城为总司令；红军编为第三集团军，朱德为总司令。设立西北抗日援绥联军军事政治委员会，以三个集团军高级将领为委员，每集团军三人至五人，以张学良、杨虎城、朱德三人为主席团，张为主席，杨、朱为副，统一军事政治领导。以上组织如荷同意，立即以三方抗日救亡联席会议名义向全军全国宣布。此外，极力争取阎锡山先生及全国其他爱国将领加入，推阎锡山先生为全国抗日援绥联军总司令。
（二）目前军事步骤：抗日援绥联军三部主力应集中于以西安、平凉为中心之地区，发扬士气，巩固团结，与敌决战，各个击破之。在目前三星期内，由杨兄所部固守西安城，张兄所部及弟部担任野战。如荷同意，弟部主力可于一星期内到达西峰镇，尔后或增援西安，或增援固安，依情况决定；弟军一部则在定、盐、环钳制胡敌，另一部则在肤、甘钳制汤敌。王以哲兄部仍在固原防御胡敌，于学忠部仍守兰州。只要打得几个胜仗，即可大大开展战局，即有若干失利，亦于大局无碍。以上第一个步骤实现之后，依情况再决第二步。
（三）目前第一要务是巩固内部，战胜敌人，提议：
（子）在联军三部分中一致提出下列十个口号：东北军、十七路军、红军联合起来；抗日军队同抗日人民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召集救国会议，建立救国政府；争取人民自由；反对日本灭亡中国，反对汉奸扩大内战；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为保卫中国而战，为援助绥远而战，为收复东北而战；抗日联军万岁！中华民族独立解放万岁！
（丑）在部队中进行热烈的政治鼓动。
（寅）肃清部队中之亲日分子。
（卯）鼓动全军战斗勇气，造成至死不屈精神。
以上各项作为弟等之提议，敬祈需择，时机迫切，稍纵即逝，倘承英断采纳，合作幸甚，革命幸甚，并乞电复。
弟毛泽东朱德
周恩来张国焘
彭德怀贺龙
肖克林彪
徐海东徐向前
同上
同时，中共中央电告张学良，周恩来一行十六日可抵达肤施。
张学良接电大喜，当即派刘鼎乘飞机去肤施接周恩来一行。由于周等为民团阻于城北未果。十七日，“刘鼎再去肤施，县长高锦尚来接。周恩来一行已骑马绕城西南下，见飞机到，又折向县城。刘鼎要高县长令民团不许打枪，并把带来的枪弹卸下交给红军。在请示周恩来后，留下曾三等人，与高县长商量和平接防肤施事宜。”
十七日下午，“周恩来率领红军代表团飞抵西安。周为剃须整容先去七贤庄，因无剃刀，又去涂作潮处剃了须，张学良几次派人催请”。周恩来一行马不停蹄，又径赴金家巷张公馆。张学良和文武大员已在楼下迎候。他见周恩来胸前少了飘逸的胡须，惊得顾不上问候一路鞍马劳顿，第一句话就问：
“美髯公，你的胡子呢？”
“刮掉了。”周恩来用手一比答道。
“啊呀！那太可惜。”张学良禁不住地唏嘘摇首，惋惜不已。
“做统战工作了，要讲点礼貌。”周恩来说得很轻松。
陪同张学良欢迎周恩来的文武大员，多数不知肤施会谈，当他们看见张学良和周恩来如此亲切的相见，顿感惊诧不已。有的甚至还发出这样的惊叹：“啊！原来周先生和副司令熟悉啊！”周恩来和张学良相视而笑，并答说：
“我们是老朋友了。”
再说赵一荻小姐。她出于对共产党领袖人物的好奇心，早就恭候在客室中。方才，若不是碍于自己的特殊身份，说不定会随张学良之后迎出客厅。有顷，张学良引周恩来走进了客室，她一见来客那浓浓的眉毛，以及那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禁不住地暗自赞叹：
“堂堂君子，一表人才！……”
“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张学良微笑着指着来客对赵一荻说，“这位就是我多次对你讲过的周恩来先生。”
赵一荻怀着敬仰之情落落大方地走过来，不失身份地握住周恩来的手，说：“真诚地欢迎周先生的到来。”
“周先生，她是……”
“不用介绍，一定是享誉华夏的赵四小姐！”周恩来主动地打断了张学良的介绍。他为了把初次会面的气氛搞得轻松、融洽，又有意玩笑地说，“怎么样？我们并不像蒋委员长宣传的那样，是一伙青面獠牙、只知共产共妻和杀人放火的红匪吧？”
“哪里，哪里……”赵一荻急忙否定，随着周恩来那爽朗的笑声，会客厅中响起了十分亲切的朗朗笑语，而赵一荻那尴尬的面色迅逝，脸上露出了自然的微笑。
这次初会，赵一荻小姐给周恩来副主席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新中国成立以后，他曾数度向留在大陆的张学良的亲友询问有关赵四小姐的情况，并对她在西安事变中的特殊作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此乃后话，略。
接着，周恩来和张学良分宾主落座，遂进入正式会谈。首先，由张学良说明举行兵谏的原因。他说，蒋介石顽固地逼迫他们去打红军，不用强制手段无法使他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蒋介石被扣后，最初拒绝商谈问题，现在已允许商谈抗日问题。张又说，只要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送他回南京，还拥护他做抗日领袖。周恩来赞扬了张、杨发动兵谏的爱国热忱，同意张对蒋的方针，并谈了对事变的性质、前途和处理方针的看法。周说，西安事变是震惊中外的大事，蒋介石虽然被扣留，但是他的实力原封不动，西安已经与南京处在对立地位，因此，对蒋的处置要十分慎重；事变有两种前途：一是说服了蒋介石，团结抗日。一是蒋介石拒绝谈判，那就公审他，宣布罪状，予以处置，这样，势将引起更大规模的内战，给日本亡华创造便利条件。应该力争好的前途，避免坏的前途，就是采取说服蒋介石的方针，只要他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拥护他做全国抗日领袖。接着，周又根据国内外形势说明蒋有被迫抗日的可能性；同时指出西北的“三位一体”将是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坚。
当时军情紧急，张学良提出：如南京方面挑起内战，红军必须参加，用主力打击西线的胡宗南等部，如胡部退却，主力再移到渭水下游左岸侧击中央军；十七路军守卫西安，东北军主力集结渭北备战。周恩来表示：如南京方面挑起内战，就坚决防御，同时要宣传保证蒋介石的安全，分化国民党政府内部，争取国内外同情，缩小内战，推动抗战。张学良对这些主张都表示同意。
这次会谈很顺利。周恩来感到张学良没有个人野心，是个了不起的青年将军，又是发动事变的首要人物，从西安方面来说，贯彻和平解决事变方针没有什么困难。张学良确认了中共大公无私，诚心抗日，事后曾说：共产党给他们做了很好的参谋部，意见都是为未来考虑的。会谈后，周随即向中共中央报告会谈情况并问共产国际有无回电，说张对此非常关切。
十八日上午，周恩来由张文彬陪同去止园拜会杨虎城。周先谈了与张学良商谈情况及中共和平解决的方针，还说如果蒋介石同意一致抗日，将仍拥护蒋为全国领袖。杨虎城深知蒋介石的为人，怕释蒋回京后挟嫌报复，曾准备“挟天子以令诸侯”；他又估计，经过十年内战，中共不会同意放蒋。因此，对周所说感到出乎意料，但既然张学良、周恩来意见一致，他也就没有表示异议，又说：中共“不记前仇，真是伟大”。但他也坦率地提出自己的顾虑：一是怀疑蒋是否能抗日，二是怕蒋报复。他说：国共两党是平等的，而他是蒋的部下，蒋被释放后一旦翻脸，他的处境就困难了。周恩来针对杨虎城的疑虑，分析了国内人民要求抗日，英、美、苏支持中国抗日和蒋介石抗日则生的处境，指出蒋抗日的可能性增大了，现在就要力争他抗日。只要西北三方面加强团结，进而团结全国人民，蒋想报复也不可能，而且这次，没有把握也不能轻易放他。杨虎城表示同意周的看法和当前的军事部署，但怕报复的疑虑始终没有消除。
周恩来到西安后不到二十小时，经过与张学良、杨虎城分别会谈，三方面就取得了一致意见。红军加入西北抗日联军，“三位一体”正式形成。红军代表团成员得以分头参加群众工作、宣传工作和保卫西安的安全工作。正当周恩来与张学良、杨虎城举行第一次欢宴的时候，副官长谭海送来一份南京国民政府的密电：宋子文以私人资格于二十日入陕。张学良阅罢电文，旋即又递给周恩来：
“周先生，你看应如何欢迎子文的到来？”
周恩来阅罢电文，沉吟片刻，指出宋子文来陕的目的是了解事变的真相，斡旋释放蒋介石。最后又说：“他是宋氏家族的代表，决然不会同意何应钦那伙亲日派的举动，我们应当利用这一有利的时机，初步和宋子文商谈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条件。”
“我赞成！”张学良十分干脆地说。
接着，周恩来又和张学良商定了和宋子文谈判的条件：（一）立即停战，中央军全部退出潼关。（二）下令全国援绥抗敌。（三）宋子文负责成立南京过渡政府，肃清一切亲日派。（四）成立抗日联军。（五）释放政治犯，实现民主，武装民众。（六）召开救国会议，先在西安开筹备会。
是日夜，张学良回到卧室，久久不能入睡，他反复地自问：“宋子文何以私人的资格来西安呢？……”
三十一
宋子文以私人资格来西安，是南京国民政府中战和两派争斗的结果。请看康泽有关的回忆：
国民党即调集陆海空军部队积极部署向西安进攻，以援救蒋介石。这一主张得到国民党一般高级将领反动头目和黄埔系以及复兴社多数分子的拥护。复兴社头子贺衷寒代表黄埔、复兴社向何应钦表示，在蒋蒙难期间一致拥护何为领袖，服从何之命令，集中一切力量营救蒋介石。并要求何给其部队番号，由复兴社派员成军成师，另拟什么苏、鲁、皖、浙、赣五省联防计划，以备万一。复兴社重要分子桂永清自愿请求率领该部教导总队打先锋。何在家中忙着组织成立所谓“讨逆军总司令部”，临时抽调若干亲信干部担任各级幕僚，以军委会铨叙所所长林蔚任参谋长，军委会高级参谋徐培根为参谋处处长，以参谋本部第一所第三处处长钱贻士主管后方勤务等等。据林蔚说，何应钦率上述主要人员对西安军事部署，三天三夜未曾合眼，其兴奋程度已达最高点。何估计蒋在西安凶多吉少，被杀害的可能极大。如蒋被杀害，何将继承蒋的地位；如以武力将蒋从西安救出，则何功绩第一，真是两面都把握便宜……据说十二月十八日中央军在西安外围已合围，何还自鸣得意，认为西安聚歼在望。当时有一传说，何电张、杨要置蒋于死地，不要释放。
另一派是宋美龄和宋子文为代表的，不同意用军事进攻的方式去援救蒋介石，更反对用飞机去轰炸西安新城，怕把蒋介石炸死。他们主张用与张学良、杨虎城谈判的方式营救蒋介石。但是当时同意这种主张的人不多，因此，宋氏兄妹最初并不敢坚持自己的主张。
但是，主和派人少能量大，决不允许主战派的阴谋得逞。其办法有二：一、请阎锡山出面做调停人；二、派宋子文赴西安斡旋、折冲。关于请阎锡山出面做调停人，孔祥熙以“付阎锡山以营救全权”为标题，做了如下回述：
西安事变发生之后，对于情感方面致力者不尽余一人。而学良自发动西安事变，亦既无一日不与中央及余通电讯。致余之电，辞旨亦最诚恳，足证谈判之门，固始终未闭也。
余初意以学良既已发难，令其径送蒋公回京或有困难，故拟劝伊先送蒋公赴太原，而已斡旋之任托百川阎公，当余电托百川时，并愿以身家保证汉卿之安全。电于删咸（均十五日）拍发。翌日即得百川复电并转抄张杨复电，语虽执迷，而对蒋公安全，迄无恶意。百川老谋深算，知汉卿意在力求转圜，则坚持如欲由伊疏导，必须伊之代表能单独与蒋公谒谈，始允调处。此意阎于十八十九两电，密告余及敬之，并嘱汉卿之代表李金洲先以此意返陕，面征学良之诺。余与中央诸公密商之后，决付阎以全权处理之任，但须蒋公安抵太原为条件。并派黄绍竑主席赴晋与阎面洽。
对此，当事人黄绍竑这样记述：
虽然十三日国民党中央紧急会议已决定讨伐了，但孔祥熙等裙带关系及另一些对这次决定有顾虑的人（他们所顾虑的主要是蒋介石个人生命安全问题），尤其是宋美龄极力反对。宋美龄那时还不是国民党中央委员，她不能出席会议提出反对讨伐的意见，但她在幕后的活动是有力的，她同孔祥熙、宋子文及一些元老提出和平营救的意见。于是，由孔祥熙以行政院代理院长名义，于十二月十四日上午在孔公馆又召集一次最高级会议。出席的有五院院长，中央党部的叶楚伧、陈果夫、陈立夫和何应钦、张群等，我也以何应钦预定的参谋长资格参加。这次会议是孔祥熙根据宋美龄的要求召集的，他提出要在讨伐之前，研究如何进行和平营救蒋介石的问题。与会者大多数都赞成和平营救，何应钦虽另有用心，也不好公然表示反对。戴季陶原来坚主讨伐，这次他在讨论未决的时候，退入休息室想了相当的时间，又走出来，跪下向大家磕了一个响头。他说：“我是信佛的。活佛在拉萨，去拉萨拜佛有三条路：一是由西昌经昌都，二是由青海经玉树，还有一条是由印度越大吉岭，这三条路都可通拉萨。诚心拜佛的人三条路都走，这条不通走另一条，总有一条走得通的，不要光走一条路。”他说完又磕了一个响头，爬起来哭丧着脸退出会场。他的这一做作弄得大家都很愕然。仔细分析戴季陶的用意是很清楚的，这次他也不赞成单一的硬性的武装讨伐了，主张先进行和平营救，如果和平营救无效，再进行武力讨伐。他跪下磕头和退出会场就是表态。会上有不少人同意他的意见。于是会议决定在军事上命令顾祝同率部向潼关以西进迫，并令空军司令周至柔准备轰炸西安。孔祥熙说：阎百川（锡山）的地位很重要，无论讨伐和调停都要派人去问他的意见，同他商量或请他调停。于是决定派我和东北元老刘哲、王树翰到太原同阎锡山商量，主要是请他调停，因为我以前同阎曾打过几次交道。派刘、王同去是想利用阎锡山的电台向西安的张学良进行劝告。此外，宋美龄已派外籍顾问端纳飞洛阳，在那里直接与张学良通消息，并即飞西安打探情况，宋美龄与张学良也直接有电信往来。
说到这里，要补述一下阎锡山和其他地方军阀对西安事变的态度。一九三○年阎锡山、冯玉祥等联合反蒋失败，阎锡山仅保存山西老巢。他们对蒋妥协服从是不得已的，总是希望有机会来恢复他们的地位。据说西安事变前张学良、杨虎城与阎锡山是有秘密联系的。阎锡山素以圆滑谨慎著名，尤其经过一九三○年失败之后，更加圆滑谨慎。他事前虽与张、杨有秘密联系，但当张、杨发动了西安事变，他却不肯马上表示态度，而想利用这个机会从中调停，以抬高其地位。因为他顾虑到如果西安事变成功，张学良的地位就更高出于他。他不忘一九二九年（应是三○年——本书作者注）的失败是由于张学良入关捣他的后路所致。九一八事变后，山西处于张学良的支配之下，几年来他不甘居张下，所以西安事变前虽与张、杨有联系，但事后则采取旁观调停态度，甚至准备不使张、杨成功。因而南京派人去请他调停，正合他意，他表示愿意。
……
但是，由于各方钳制——主要是张学良不买阎锡山的账，致使太原调停有始无终。
关于派宋子文赴西安斡旋、折冲，孔祥熙记载道：
何敬之部长既得学良巧（十八）电与蒋公手谕，乃于皓日（十九）与居（正）孙（科）两院长，叶楚伧、宋子文、王宠惠、蒋夫人诸人会商于余寓，决定二项：一、准宋委员子文以私人资格即日飞赴西安，营救蒋公；二、准许至十二月二十二日（养日）暂行停止轰炸。
……
孔祥熙的这段回忆，有意回避了宋子文以私人资格赴西安的争吵内幕。而宋美龄却是这样记述的：
委员长被禁后一星期，十二月十九日（星期六）余电告端纳，子文决入陕；后因阻力横生，余又去电取消前讯；一小时后，再电告其最后成行。盖子文力排群议，请以私人资格前往。我等主张：政府虽不能与叛变者直接谈判以自贬威信，亦应准许我等做劝导叛变者之工作。故子文行后，政府令各报登载，充分说明子文此行，纯为私人资格之意义。
及十二月二十日晨，停止进攻之期限已届，余力争展限三日，决偕子文同机入陕，神经兴奋，几不能持。行前最后一瞬间，政府中高级长官群集余所，坚请暂留。亦有余若留京，尚可于委员长未离西安以前，劝止中央军之进攻者；余乃自动与彼等约，倘子文去后，三日内不能返京，则不得再阻余飞西安。同时接张学良来电告余，倘不能阻止进攻，切勿来陕。盖彼亦无力护余矣。
宋子文飞抵西安以后，径直闯入蒋介石的下榻处。正如斯特林·西格雷夫所描述的那样：
蒋在床上抬头看见子文走进他的卧室，他吃惊得说不出话来。子文把蒋夫人的信交给他。信上说：“如果三天之后子文还没有返回南京，我就到西安来和你生死与共。”委员长心软了，眼泪涌了出来。子文示意少帅和端纳回避一下。
他们单独交谈了半小时。
除了其他事情以外，蒋对子文说，绑架他的人在看了抄查到的他的日记后改变了对他的态度，因为日记上面表明，他的最终目的是保卫中国抵抗日本。然后他重复了端纳的警告：最严重的威胁不是来自叛军，而是来自亲日派。亲日派那时正在进行轰炸西安和蒋本人的最后准备。
那天晚上，子文同少帅一起来到蒋的住房，进行政治上的激烈讨价还价。他们一致认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必须趁子文在这里期间办成要办的事，否则对他们来说一切都太迟了。
子文也带来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经他调解，南京各集团达成了休战三天的协议。但是他们只给予三天期限。至于子文皮包里还有别的什么向他的妹夫施加压力的计划，那从来没有泄露出来。但是，他仅仅花了二十四小时（而不是三天）就说服蒋勉强同意叛军提出的最重要的几项要求：改组政府，建立抗日统一战线，防止内战。
就在这次蒋宋会晤结束不久，周恩来通过一位姓郭的朋友转告宋子文：希望与他面谈。这大出宋子文所料，他本能地感到问题复杂化了，觉得“周恩来一来，事情就难办了”。加之他顾虑何应钦抓把柄，于他不利，便不敢单独和周恩来见面。但碍于所谓的政治家的面子，又婉转地辞谢：
“请代我转告周先生，此次西安之行匆匆，没有时间和他晤谈，深以为歉。”
“周先生希望我向您转告中共对此兵谏的处理方针，不知您……”
“我当然愿意知晓，请谈，请谈！”
“周先生说：这次事变中共未曾参与，对事变主张和平解决，这是中共团结抗日方针的继续，望宋先生认清大势，权衡利弊，劝说委员长改变政策，为国家做出贡献。”
“一定！一定……”
“另外，周先生还说：只要蒋先生抗日，共产党当全力以赴，并号召全国各界人士拥护国民政府，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宋子文听后大感意外，对中共的方针和态度十分赞赏。至此，他既弄清了西安三方的态度，又看到蒋介石的处境是安全的，遂决定回南京报告。
星期一下午，宋美龄终于盼来了赴西安的宋子文和端纳。正如她自己撰写的回忆录所记述的那样：
“端 纳云：‘张确有计划，拟于进攻开始后挟委员长乘机离陕他行。’余闻言，自觉能想象张之心理如见其面；因此益自信，倘能与张当面商谈，并能以余信心感其迷懵。当时余对西安事变已具一种感想：譬之造屋，端纳既奠其基，子文已树柱壁，至上梁盖顶完成之工作，实为余无可旁贷之责任矣。
于是，宋美龄决意亲赴西安，在端纳等人的陪同下，登机启行。然而，她并非没有顾虑，她曾经这样描述了自己的心情：
“一星期来，今日独异常晴朗，然机抵洛阳上空，俯视机场，轰炸机罗列待发，心坎突增阴影。余下机与该地中央驻军及空军将领面谈后，即登机，坚嘱洛阳空军司令，未得委员长命令，切勿派机飞近西安。及机起飞，余渐感悬悬，不识前途如何。时飞机正在盖雪群山中循铁路线前进；过华山，远望如晶莹之冰山闪烁作光；最后见平原，知近西安矣。端纳于白色山丛中遥指一方形城邑告余日：‘彼处即为临潼，委员长被劫处也。’此时余万念猬集，怅触若狂。俄顷，余等似已盘旋于西安及飞机场之上空。余于飞机着陆前，出手枪授端纳，坚请彼如遇军队哗噪无法控制时，即以此杀我，万勿迟疑。余复筹划，面对劫持我丈夫者，应取若何态度；盖余深知成败契机，全在于此瞬息之间。最后决定余对彼等之态度，即使彼等行动暴戾，而余必须强为自制，勉持常态，只有动以言辞，以达余来西安营救委员长之唯一目的。”
当天晚上，“他们乘坐的三个引擎的‘福克’式飞机随着拉纤牵索的鸣响在泥土地上逐渐停了下来。这几位疲倦的乘客蹒跚地走下飞机。头戴羊皮帽的满洲兵高举着火把在他们四周围成一个圈。为了抵御蒙古刮来的寒风，蒋夫人从头到脚穿戴得严严实实。子文近年来长胖了许多，很难分辨他的下颏和围巾的界线。他头上戴一顶有帽耳的黑色熊皮帽子，丰满的脸起伏不平，像一只皱皮的葡萄柚，上面装饰着一张翘起的大嘴和两只黑溜溜的小眼睛。在他旁边，冷风里站着满头灰发、脸色苍白的端纳；他神情忧郁，眼睛里布满了血丝。在他们身后跟着穿着讲究、保持警惕的戴笠。他那漂亮的面孔看上去温和而充满着智慧，一双锐利的眼睛扫视着房顶，寻找像他这类人隐藏的迹象。
“最后走下飞机的两个人是蒋夫人的女仆和厨师。她无论到哪里去都要带上一名厨师，因为始终存在被人下毒的危险。几年前，少帅前去赴宴时，在委员长本人的餐桌上中了毒，险些丧命。他这次在西安举行宴会时可能回敬一下，蒋夫人没有必要冒这个风险。”
宋美龄步下飞机的言行，较为详细地记在她撰写的《西安事变回忆录》中。这部分史料虽有“只讲过五关，不言走麦城”之嫌，我依然摘录有关章节如下：
机方止，张学良首登机来迎，其状甚憔悴，局促有愧色。余仍以常态与之寒暄。离机时，乃以不经意之语气，请其勿令部下搜查我行装，盖惧紊乱不易整理耳。彼即悚然曰：“夫人何言，余安敢出此！”时杨虎城亦踵至，余坦然与握手，似偶然过访之常客。杨状甚窘，但见余镇定，又显觉释然。
车行街道间，初未见意想中之紧张，及抵张宅，彼即问余是否欲立见委员长。余请先行杯茗，盖欲示意，余信彼为君子，愿以安全寄彼掌握间，此系余忆在京时，曾有人戒余，倘赴西安，不独不能晤委员长，且将被囚做质，丧尽尊严。余固知张之为人，不致如此，今更得证明矣。时委员长尚未知余至，余不愿其延候焦急，故戒勿通报。委员长被禁处离张宅只一箭之遥，警卫森严，且多携机关枪者，盘旋于四周。
余入吾夫室时，彼惊乎曰：“余妻真来耶？君入虎穴矣！”言既，愀然摇首，泪潸潸下。余强抑感情，持常态言曰：“我来视君耳。”盖余知此时当努力减低情绪之紧张。时吾夫以背脊受伤，方卧床，面甚憔悴，因先加看护，缓言其他，使得少些舒适。
吾夫言曰：“余虽屡嘱君千万勿来西安，然余深感无法相阻也。今晨余读《圣经》，适阅及‘耶和华今将有新作为，将令女子护卫男子’句，今君果来此。”我夫历数被劫之经过，并称在劫持中，决不做任何承诺，因要求我勿以签订某种文件相劝。余告之曰：“余本视国家福利重于吾夫之安全，幸勿虑我有强劝吾夫屈服之举。”余复告以感觉劫持彼者已萌悔祸之意，倘处理得宜，或可立即解决。我等目前应自制，应忍耐。吾夫述十二日晨经过情形时，感情冲动，不能自持，余即温慰之。出圣诗就其榻畔诵读者有顷，始见其渐入睡乡。……
余见委员长后，再召张来见；彼或因余未加斥责，显有快慰状。余立以镇静诚挚之态度与之商谈，告以彼等自谓此举得全国民众之拥护，实属错觉；今大错已成，若何补救，实为当前唯一问题。并语之曰：“汝若向余问以后之方针，余可以诚意告汝，尔等欲将武力以强迫委员长做任何事，皆无成功之希望。”张曰：“夫人如在此，决不致发生此种不幸之事。”此语殊出余意外，骇然久之。张续曰：“我等劫持委员长，自知不当；唯我自信，我等所欲为者，确为造福国家之计划。然委员长坚拒不愿与我等语，自被禁后，怒气不可遏，闭口不愿发一言。深愿夫人婉劝委员长暂息怒气；并望转告我等实一无要求，不要钱，不要地盘，即签署任何文件亦非我等所希望。”余表示深信其言之由衷，不然，则彼等行径又何异于旧时军阀。唯目前欲示世人以无他，应放弃胁迫态度，立即恢复委员长之自由。因复语张曰：“尔性太急切，且易冲动。尔当知世上有许多事，皆非躁之举动可以成功者，唯步骤一致渐进之行动，乃可得真正之进步；”张闻言，颇感动，诚挚言曰：“夫人，余已觉悟此举之不当，决不愿托辞掩饰。唯自信动机确系纯洁。倘此次夫人能一如往昔偕委员长同来者，余敢断言，决不致发生此不幸之事变。今余屡欲向委员长有所申述，彼辄禁我启齿，厉声呵斥，奈何！”余曰：“汝仍未能了解委员长也。彼所斥责者，每为其寄有厚望之人；倘对汝鄙为弃材，则决不再费如许精神对汝斥责。汝每称事委员长如事父，彼信汝此言之诚，故不假颜色。”余又告之曰：“十二日事变发生之晨，枪声四起，委员长未衣棉衣，备受严寒之侵袭，且流弹飞舞于四周，若未获上天之默佑，彼不饮弹而亡，亦将罹肺炎而死矣。然而已过者今勿再提，目前应讨论者，如何可使此事件迅速结束；盖委员长留此间愈久，国家之损失亦愈大。汝意以为如何方可收拾此危局？”余复述前言，促其速自悔悟，力图善后。张屡颔其首，并言彼个人亟愿立即恢复委员长之自由，唯此事关系者甚众，不得不征求彼等之同意，余因促之曰：“然则速将余意转告彼等。倘彼等欲与余面晤者，可遣之来见；凡委员长所不愿见者余皆愿代见之。余留此候汝复音。”我等谈话至此告一段落，时夜已深矣。
……
翌日，张学良、杨虎城和宋子文、宋美龄商议谈判事宜。躺在床上的蒋介石翘起头来，提出两个原则，即：一、由宋氏兄妹代表他谈判，他不出头；二、商定的条件，由他以“领袖的人格保证”，回到南京以后分条地逐步地实行，在西安不签字，不公布或对外有什么公开表示。张学良和杨虎城从国家、民族的利益出发，同意了蒋介石所提出的原则。接下来，又一块商议参加谈判的人选，张学良稍事沉吟，十分坦然地说：“我方除我和杨主任参加以外，还应包括委员长的老部属——中共要人周恩来先生。”
“不行！不行……”蒋介石猝发怒火，本能地大声反对着。
“夫人不是有言在先，”杨虎城为了缓释骤起的紧张气氛，有意激将地说，“凡委员长所不愿见者余皆愿代见之吗？在此非常时期，如言而无信……”
“请放心，我不会食言的。”宋美龄稍许停顿过后，异常严肃地说，“我同意和这位周恩来先生会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