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二
在宋美龄的心目中，周恩来是有着许多个迥然不同的形象的！
远在大革命初期，宋美龄曾随二姊宋庆龄赴广州住过几天，她曾听二姊讲过有关周恩来执教黄埔、率部东征的一些情况，至今依稀记得周是一位有思想、有才干、忠诚于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的美男子；她印象较深的是，周在讨伐陈炯明的战斗中屡建功勋，和蒋介石配合得不错。
大革命失败以后，寓居上海的宋美龄，静观国民党惨杀共产党的政变。但出乎她预料的是，在南昌高举反蒋义旗的领导人，竟然是曾任蒋介石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那时，她天真地问过二姊宋庆龄：“你为什么要站在周恩来的一边反对蒋介石？”宋庆龄只是气愤地说了这样一句话：“蒋介石背叛了总理所倡导的革命！”
不久，宋美龄和蒋介石结为优俪，为建立蒋家一统天下共同谋划着。冯玉祥的数十万西北军、阎锡山的十多万晋军、张学良的几十万东北军，以及割据为王的桂系、滇军、川军、粤军……都相继败在了蒋介石的手下，不得不向蒋介石臣服。然而，唯有周恩来等人所领导的红军却越战越强，始终未被剿灭。她不止一次地问蒋介石：“你这位老部属有什么超人的智慧吗？”蒋介石无以为答，只有微然摇首，唏嘘长叹。
西安事变爆发以后，宋美龄曾经怀疑过幕后主持者是共产党。为此，她又困惑不已地自问：“为什么张学良和杨虎城要听共产党人的指使？”很快，宋子文由西安返回南京，告之周恩来住在张学良的公馆内，但他却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拥护蒋介石领导抗日。再次把疑虑不安的宋美龄打入了五里雾中。
宋美龄同周恩来谈判的理由很多，除去政治上的需要而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想看看周恩来究竟是一个何等的对手。
对宋美龄的为人，周恩来了如指掌；对于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婚姻，周恩来也十分知根知底。近十年以来，宋美龄依靠英美诸国的支持——当然还有她自己政治上的特殊才能，使她从一个权欲很重的女子爬上了第一夫人的宝座，就连蒋介石这样的独裁者也要惧怕她三分。西安事变爆发以后，她以第一夫人之躯力排众议，阻止亲日派借此时机窃夺党政军大权，应当说是难能可贵的。而今，她又亲自飞来西安调解举世瞩目的西安事变，也是很有胆识的。因此，周恩来一见宋美龄便迎上去热情握手，寓意深长地说：“欢迎蒋夫人的到来。历史必将做出这样的结论：夫人的义举，功在国家！”
这太出宋美龄的所料了！她望着面前的这位风度倜傥的中共领袖，不禁地惊诧自语：“他就是委员长的老对手？真不可思议！”但是，当她的视线和那双烁然有神的目光相遇的时候，又感到了一种超人的智慧向她袭来，令她为之肃然起敬！她极力地保持镇静，仍以天下第一夫人的口吻说：“见到你很高兴，希望你们的行为也功在国家。”
宋美龄在与周恩来会谈的同时，她和兄长宋子文使蒋介石同意了西安方面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二十二日，宋子文与西安三方面商量谈判程序。西安方面提出以八项主张为谈判基础，宋表示同意。宋提出由他们兄妹做代表，商定的条款不签署书面协议，以蒋的“领袖人格”做担保。西安方面以大局为重，也同意了。
二十三日上午，在张公馆张学良所住的西楼二层开始谈判，宋子文代表蒋方，西安方面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出席。宋子文和张学良相交素笃，和杨虎城也共事有年，自视谈判气氛会融洽和谐的。但因有周恩来出席，在宋子文的心理上就增加了无形的压力，使他不得不想起和周恩来相识的历史往事……
宋子文和周恩来并无深交，但远在一九二五年就相识了。那时的宋子文深得孙中山的宠信，出任“两广盐务稽核所”经理，是主要的财神爷之一；孙中山谢世，廖仲恺被刺以后，他以而立之年出任广州革命政府财政部长，并被推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兼商务部长。从此，为建立蒋家王朝东奔西走，立下了汗马功劳。他清楚蒋介石对周恩来的评价，也知道二姊宋庆龄对周恩来的赞誉，当然他对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的内幕也了如指掌。然而他万万不曾想到，就是这位不足三十岁的周恩来领导了上海三次武装起义，并在南昌打响了反蒋的第一枪。整整十年了，蒋介石为悬赏周恩来的头颅出过何等大的筹码，可他却一次又一次地化险为夷，死里逃生；蒋介石为消灭这位老部属堪谓伤透了脑筋！但是，他和他的红军虽有失败——乃至于重大的挫折，却从未在中国的大地上绝迹！历史就是这样无情地戏耍蒋介石：他做梦都想捕杀的周恩来，今天竟然前来参与释放蒋介石的商谈。对此，宋子文只能仰天长叹。他为了美国在华的利益，也为了宋氏家族自身的兴衰，紧紧地握住周恩来的手，感慨系之地说：
“周先生！让我们都遵照先总理的教导：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来办事吧。”
这时，周恩来突然想起了当年上海流传的一句话：蒋介石和宋美龄联姻，等于是蒋介石和宋子文结为政治上的夫妻。这十分形象地说明了宋子文在蒋家王朝的地位和作用。西安事变爆发以后，宋子文采取了和何应钦截然相反的举动，这代表了蒋家王朝针锋相对的两大派系之争。对此，周恩来是清楚的。另外，周恩来还知道“宋子文来，偕因《活路》事件被误捕的郭增恺同行，目的是要郭做杨虎城的工作。郭增恺见杨虎城后，向宋子文转达了杨的口信：‘兵谏只是要蒋停止内战，领导抗日，不会杀害他的。’宋了解了杨虎城的态度，很高兴，郭增恺会见了周恩来，说宋子文同情西安的政治主张，因为他早认为：‘共产党不是武力所能消灭的，蒋想靠武力灭共才有今天’。”所以，周恩来听罢宋子文的话后，遂借题发挥地说：
“我完全赞成！为了完成孙中山先生的未竟事业，我们共产党人将一如既往，奋斗不息。”
张学良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他匆忙接着周恩来的话意大加引申：“好！只要大家真的举起了先总理的三民主义的大旗，失去的国土可以收复，日本侵略者也一定能够打败！”
杨虎城是个讲求实际的将军，他一看这见面的气氛如此和谐，忙指着谈判用的会议桌，笑着说：“让我们都遵照先总理的教诲，坦诚地商谈吧！”
会谈开始之后，周恩来首先提出和张、杨商妥的六条：（一）双方停战，中央军撤出潼关。（二）改组南京国民政府，肃清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三）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四）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红军保存独立组织领导。民主国会召开前，苏区名称不变，但可加上抗日或救国字样。（五）召开各党派参加的救国会议。（六）与同情我国抗日的国家合作。
周恩来阐述了提出这六项条件的理由，并声明这六条如能保证实行，中共将赞助蒋介石统一中国，一致对日。宋子文表示同情和承认这六条，但要转告蒋介石。
下午继续谈判，宋先就六条提出具体实施意见。
关于改组政府的问题，宋提出：可先组织一个过渡政府，三个月后改组为抗日政府。他荐孔祥熙任行政院长，宋子文为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各部长进行调整，并吸收进步人士入阁。
宋子文提议由蒋介石下令撤兵即放他回南京，回京后再释放“七君子”。张、杨、周坚持中央军先撤出潼关，释放“七君子”，蒋再回南京。
张、杨、周提议，在过渡政府时期，西北联军先成立，由张领导，准备抗日，国民政府负责接济军需。宋答：此事可转告蒋介石。
周恩来提出如果蒋介石同意六项条件，他愿意和蒋见面详谈。
这一天谈判后，周恩来即将谈判详情电告中共中央，并请示在什么条件下才可以释放蒋介石。
二十四日上午继续谈判，宋美龄也参加了。谈判的结果是：（一）由孔祥熙、宋子文组织行政院。宋负责并组织使各方面满意的政府，肃清亲日派。（二）中央军全部撤离西北，宋子文、宋美龄负绝对责任。蒋鼎文即携蒋介石手令飞洛阳办理停战撤兵的事。（三）蒋回京后释放“七君子”；西安方面可先发消息，宋子文负责办释放事宜。（四）苏维埃、红军名称照旧。宋氏兄妹担保停止剿共，由张学良负责接济红军。抗战爆发后，红军改番号，统一指挥，联合行动。（五）先开国民党中央全会，开放政权，再召开各党派救国会议，不开国民代表大会。（六）政治犯分批释放，具体办法与宋庆龄商定。（七）抗战爆发后，共产党可公开活动。（八）联俄，并与英、美、法联络。（九）蒋回京后通电自责，辞去行政院长职务。（十）西北军政由张、杨负责。此外，宋子文提出，只要蒋下令撤兵，就放他回南京。对此张表示同意，杨、周表示再考虑。至此，谈判结束。
是日夜，宋氏兄妹回到了蒋介石的下榻之处，如实地禀报了会谈的经过和内容。蒋介石蹙着眉头沉思了好久，才很不情愿地对宋子文说：“你立即去告诉汉卿，我同意中央军撤出西北、释放‘七君子’的要求，实施联红容共，改组国民党，联俄、联英、联美，抗击日本的方针。至于如何改组国民政府，首先你和汉卿商定组阁名单。关于对亲日派的处置，一俟被扣的中央人员离开陕、甘，我就下令何应钦出洋考察。”
宋子文应声离去了。蒋介石小小地呷了一口香茗，不无伤感地问：“夫人，你对周恩来的印象如何？”
这又勾起了宋美龄的无限感慨。瞬间，她想起了周恩来那英俊的仪表、潇洒的风度，以及令人折服的纵谈宏论。但是，当她转念想到南京国民政府中那些争权夺利的官场小人，又禁不住地赞叹：“难得的治国之才！”
“这也正是他的危险之处！”蒋介石望着宋美龄那敬佩不已的表情，匆忙补充说。
“我自然懂得这一点！”
蒋介石满意地点了点头。
“这就是残醋无情的政治所致吧！”宋美龄依然是唏嘘摇首，“我原来不理解二姊，她为什么要站在共产党一边和我们作对呢？我似乎从周恩来的身上找到了某种答案。”
对此，蒋介石能说些什么呢？他只有品评香茗的味儿是苦还是甜。
“达令！”宋美龄似在提醒蒋介石，“我在会谈桌上，一边听这位周恩来纵论国家大事，一边曾做过这样的自问：这样才华横溢的定国之才为什么不跟着我们走呢？”
“无知的自问！”蒋介石有些生气地放下茶杯，愤愤然地说，“他不把我黄埔的学生拉到他那一边去，我就感谢上帝了！”
这又勾起了宋美龄的无限往事！三年前，蒋介石的得意门生、救命恩人陈赓在上海被逮捕了。蒋介石为了显示自己有恩不报非君子的胸怀，并借此以分化在红军中的黄埔弟子，不但没有处决陈赓，反而给予了优厚的待遇。令宋美龄不解的是，这位陈赓竟然做了这样的答复：宁可做红军的师长和旅长，也不当蒋介石的卫戍司令和副总参谋长！最后，他终于采用孙膑和蔡锷的脱身之法，从壁垒森严的监狱中逃走，回到了红军中，领着装备很差、数量又很少的红军和校长交战。宋美龄难以理解地叹了口气，又感慨不已地说：“达令！有人说，你是靠黄埔起家的。依我看，也正是你黄埔的部属、弟子和你为难。不是吗？周恩来、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左权、陈赓、宣侠父、林彪……”
“不要去说他们了！”蒋介石痛苦地合上了双眼，喃喃自语，“家有不孝之子，师有不义的学生，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可你这个校长就没有自责的地方了吗？”宋美龄不服气地争辩着，“汉卿是你的盟弟，也曾是你剿共的得力助手，为什么他会那样的敬重周恩来呢？令我大惑不解的是，他们有着一种什么样的凝聚力呢？……”
对此，蒋介石也不知想过多少次了，他始终没有找到满意的答案。如今连自己的夫人也提出了这样的疑问，他不能不受到震撼。他又慢慢地睁开了双眼，小声地自责：“安邦之道，恩威并举。看来，我是有点太迷信威力了。”
“恐怕你还缺少必要的灵活性。”宋美龄沉默了相当一段时间，突然地问，“如果在西安被囚禁的是周恩来，你将会如何处置呢？”
“杀！”蒋介石本能地说。
“可周恩来呢？对你的被囚禁却主张放。一个坚持杀，一个主张放，恐怕人心就在杀和放的上面起了变化。”
蒋介石无以为答，再次闭上了眼睛。
这时，宋美龄想起蒋介石不久以前给徐向前写了一封信，说到西安交邵力子润色后发出。她小声地问：“达令！你写给徐向前的信发出去了吗？”
“现在用不着了。”
“为什么？”
“他已经失去了我写信的价值，因为他率领的西路军败局已定。”
宋美龄赞同地点了点头。她感到有些疲倦了，遂点燃一支喜爱抽的英国香烟，深深地吸了一口，复又缓缓地吐向空中。猝然之间，周恩来的形象又再现在眼前，她商量地问：“达令，周先生有意和你面商国家大事。”
“我不和他谈！”蒋介石习惯地操着领袖的口吻，断然地回答。
“不！你一定要和他谈。”宋子文一步闯了进来，“你想回南京过圣诞节吗？没有这位周先生从中斡旋，你恐怕是难以离开西安的。”
在生死的关口上，领袖往往比百姓更看重生。蒋介石为了重登位极至尊的宝座，自然也为了尽快改写自己西安蒙尘的历史，他也想到了周恩来在处理西安事变过程中的特殊作用，因此，断然地答说：“我立即召见周恩来！”
蒋介石从不隐晦消灭共产党人的决心。因此，当他听说周恩来参与解决西安事变的消息以后，犹如平地响起了炸雷，险些把他击昏。他当时的直觉是：“完了！全都完了……”但是，局势的发展却令他瞠目结舌，周恩来不仅不要他项上头颅，而且还积极地力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为此，他不止一次地自问：“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后来，宋氏兄妹飞抵西安，宋子文曾感慨地说：“事情就是这样有趣，委员长的嫡系将领力主置委员长于死地，周恩来这些不共戴天的死敌却力排众议，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宋美龄也曾怒气十足地责备：“达令！你为什么把周恩来这样的干才推到自己的对立面去呢？”对此，蒋介石只有摇首哀叹，并且不止一次地发出这样的自问：“周恩来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若忠心耿耿地跟我征战，至少官至陈诚、何应钦之上吧？可他却抛掉这样的地位，冒险和我为敌，真是不可思议啊！”
今天的蒋、周会见是富有戏剧性的。长年被视为**首领的周恩来变成了主人，国民政府的最高主宰者——蒋介石却变成了名副其实的阶下囚。是冤冤相报吗？这是蒋介石最为害怕的，也是周恩来等共产党人很自然的心愿。但是，历史却要求周恩来这些共产党人以德报怨，把剿杀自己同志的刽子手拥戴为抗日救国的领袖。这无论是对周恩来而言，还是对蒋介石来说，无疑都是痛苦的。今天，周恩来把个人、政党的恩怨理智地压在心底，在宋美龄和宋子文的陪同下走进了蒋介石的下榻处。他望着倒在沙发中的蒋介石那苦颜难堪的表情，主动地趋步近前，豁达地笑着说：
“蒋校长！你我一别十年，能有今天的相逢之机，可真不容易啊！”
“这、这……”蒋介石一时不知该如何作答。猝然之间，他又下意识地说，“这不是我的过错嘛！当年在黄埔，你是我的部属，我待你也不薄嘛！”
对此，周恩来只能一笑了之。但是，蒋介石却误解了周恩来的本意，进而又说：“你既然承认是我的部属，今后就应当服从我的领导嘛。”
“请放心！”周恩来认为是到了既表明态度，又不伤害蒋介石的面子的时候了，他郑重地答说，“只要蒋委员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仅我周恩来服从你的领导，而且红军也可以听从你的指挥。”
蒋介石碰了一个不软不硬的钉子，他习惯地“这、这……咹，咹……”了好一阵子，也没有说出一句可否的话来。周恩来觉得应当加温了，他猝然变得严肃起来，十分动感情地说：
“蒋委员长，事到如今，难道你还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吗？为什么还不愿放弃内战的政策呢？”
“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宋美龄匆忙笑着打圆场，“委员长已经明确表示，今后不再剿共了。这次多亏周先生千里迢迢赶来斡旋，实在感激得很！”
蒋介石习惯地“咹，咹……”地点了点头，算是同意宋美龄所说的意思。
接着，周恩来从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历史经验，讲到了这次西安事变发难的起因，转而又把话锋一转，说：“夫人和我们会谈的时候，子文先生曾引述了中山先生的名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我愿意以此和委员长共勉。”
蒋介石听后暗自说：“名不虚传，真是咄咄逼人啊！”这时，宋美龄送来了会意的目光，他吟哦有顷，说：
“我赞成周先生的意见。为了表示我的诚意，提出三点建议和周先生协商：（一）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都应受我的指挥；（二）继续由夫人和子文、汉卿代表我，和周先生解决已经商谈好的问题；（三）一俟我回到南京以后，周先生可直接和我会商。”
周恩来清楚地知道，蒋介石提出的这三点建议，是达成停止内战协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础。因此，他当即表示同意了。为了这次会见的气氛更富有人情味，周恩来突然把话题一转，有意地说：“我想说句题外的话，整整十年了，不知委员长原谅了大公子经国先生的言行没有？”
蒋介石听到蒋经国的名字以后，脸色立即沉了下来，是父子之情的诱发吧，使他的思路又回到了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
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为了考察列宁的国家，蒋介石受命赴苏联访问。他并不赞成社会主义体制，但他需要得到苏联的支持。为了表示和苏联亲善友好，他把年仅十六岁的大公子蒋经国送到苏联学习。不久，蒋介石叛变了革命，已经加入苏联青年团的蒋经国登报骂蒋，公然表示和蒋介石决裂，一度成了轰动世界的新闻。转瞬过了十年，留居苏联的蒋经国音信皆无，通过各种外交渠道都不曾找到蒋经国的足迹。随着日月的流逝，蒋介石的心中那难以泯灭的父子之情时隐时现。尤其他在政坛失势，或者和宋美龄发生情感纠纷的时候，他是何等地想和自己的儿子说说心里话啊！今天，周恩来突然把他藏之十年的心病讲了出来，他自然明白说者的用意。他想，如果共产党真的帮他找回了儿子，这也算是一种意外的收获。他侧目看了看宋美龄那不太自然的表情，遂又理智地答道：
“只有我最了解经国，当年那些声明，还有那些文章，我从不相信是出于经国之手！”
“我不想和委员长辩论这件事情的真伪，因为我的同志中有很多是经国的同窗好友。”周恩来有意停顿了一下，巡视了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那不同的表情，“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委员长很想见到经国先生，我们是可以从旁相助的。”
宋子文是个聪明的政治家，他不仅知道周恩来此时施放这一钓饵的用意，而且还清楚蒋介石和宋美龄在经国问题上的不同心态，所以他抢先笑着说：“我熟知周先生和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有着特殊的关系，如能成委员长父子团圆之美，当是受世人传颂的美德和佳话。”
“我们一定尽绵薄之力。”周恩来笑答。
蒋、周会见在极其和谐的气氛中结束了。后来，蒋介石提到这次会见，他说周恩来是他认识的“最通情达理的共产党人”。他还在另一个场合深情地感谢周恩来，说“你帮了我的忙”。总之，周恩来以他灵活的外交才能，胜利地完成了历史所赋予他的使命。
周恩来离去不久，子夜的钟声敲响了，蒋介石有些疑虑地问：“夫人，明天就要过圣诞节了，难道上帝会安排你我在此聆听天使传报的佳音吗？”
“不！我们一定要回南京去过。”宋美龄焦急地看了看表，“汉卿应该到了。”
“孝先！”蒋介石下意识地命令，“快去请张副司令！”
“达令！孝先已经捐躯了。”
蒋介石悲痛地合上眼睛，自言自语地说：
“我回到南京以后，一定要厚葬孝先！”
这时，张学良神色沮丧地走了进来，宋美龄急不可耐地说：“汉卿！结果怎样？”
“我没有说服杨主任！”张学良叹了口气，“彼等言，子文和夫人与我交谊甚厚，我固可自保生命，彼等将奈何？彼等责我使其索入漩涡，并称所提之条件无一承诺，遽释委员长，岂非益陷绝境？”
“岂有此理！”蒋介石怒拍沙发扶手，蓦地起身，“哎哟”了一声又坐在了沙发中，边揉腰边自语，“难道真的在西安过圣诞节吗？”
有顷，侍卫给宋子文送来了一封信，他阅后大惊，惶恐地说：“我们在圣诞节恐怕走不了啦？”
“为什么？”蒋介石和宋美龄惊愕地问。
“汉卿的部属给我写来了信，”宋子文看了看张学良，“他们依然坚持释放委员长的那些条件。否则，虽然张、杨二位将军答应了，他们也将誓死反对！”
蒋介石闻声倒在沙发的靠背上，一对乞求的目光盯在了张学良那沉毅的脸上……
三十三
在兵谏囚蒋的同时，释放蒋介石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十二月十三日深夜，杨虎城约集十七路军的几位将领密商，研究如何处理蒋介石的事。这时有人主张立即杀蒋，理由是：蒋很顽固，他是不会改变**政策的，要**便无力抗日，因此不杀蒋便无法实现抗日；鉴于张学良过去和蒋的关系不错，不杀蒋，难免将来出毛病；不杀蒋，国内各实力派将采取骑墙态度，我们在政治上军事上都不利；杀蒋，共产党是高兴的，同我们的合作将更真诚；十七路军内部有的人庇护特务，暗送秋波，为自己亲蒋预留后路，冯钦哉的事已出现了，不杀蒋，难免第二个冯钦哉出来，杀了蒋，就断了这些两面派亲蒋的念头，可以巩固十七路军内部。立即杀蒋的办法是以蒋夺枪自杀对外宣布。有人认为杀了蒋无用，放蒋危险，南京政府如不照我们的主张改组，不明确表示抗日态度，中央军不开到抗日前线，我们就不放他，即使南京政府对我用兵，战事对我不利，我们走到哪里，便把蒋介石带到哪里，也要坚决达到上述目的。估计南京政府内部会有分化，打一下是可能的，持久打，他们打不下去。我们的士气比他们高，能打胜。蒋军即使打仗，也不过是个姿态。有人主张放蒋，但要有保证有条件才放。主要的是保证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表示坚决抗日，并有确实的抗日部署，中央军要调到抗日的前方，绝对不许蒋介石个人专权，要照我们的办法成立联合的抗日政府，到了这个程度上再放他。至于如何实现上述条件，大家一时也定不下个什么方案。杨说：“扣个活蒋介石，还得放个活蒋介石，杀是不能杀的，放是一定要放的，只要我们提出的救国主张蒋能接受，并保证实现，中央军能退出潼关，我们便放他。”
但是，事变一起，形势大变。
“先是十七路军四十二师冯钦哉叛变，东北军的炮八旅旅长黄永安在洛阳叛变，致使潼关门户大开。蒋军樊崧甫军的董钊二十八师，在华县击溃了东北军一个营随即进至赤水一带。接着蒋军迅速大量西进。冯钦哉叛变后，我军在渭河北岸、洛河西岸，已无险可守，军事危急。
“在外援上，阎锡山背弃诺言，只是不出兵攻我们罢了。韩、宋态度犹豫，按兵不动。李宗仁、刘湘积极响应，但无法以实力援助我们。
“不久，在咸阳的蒋军十三师万耀煌部被陕警三旅解除武装，一小部逃入秦岭。驻甘肃的胡宗南等师尚无异动，汉中王耀武旅亦无向北进攻模样。红军迅速大兵南下，日夜行军，某部已进入商雒地区，有力地支援了我们。
“我们的兵力弱于蒋军，但抗日反蒋的士气是高的，如桂永清的装备优良的教导总队向我军进攻时，被我一击即溃，即其例证。
“但这时外援无望，内部可虑之事尚多。在对何应钦、汪精卫等的阴谋活动进行初步了解后，觉得把蒋长期拘留，这个人质也会失去作用，使蒋回去，反而可以造成南京政府内部的矛盾，至少使汪、何等拿不到实权。自然，放蒋回去，对我们也有不利的方面，但两害相权取其轻，放蒋之害还是较轻些。
“中共代表团到西安，和平的主张提出后，放蒋、和平解决之议乃大定。但杨的主张是有条件、有保证的放蒋。即：（一）蒋介石之‘安内攘外政策’必须改变，至少以谈话方式向全国公开表明（当时考虑由南京政府正式发表声明是办不到的）；（二）改组国民党政府为抗日联合政府，应有行动表现；（三）东北军、十七路军的驻地和政治地位不变；（四）红军问题，由以后组成的抗日联合政府解决。
“以上各项，记得是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在杨的官邸，张、杨一起经过商量意见统一了的。
“关于放蒋问题，张和杨还谈过几项。张说：蒋对他表示过几次，蒋是赞成我们的主张的，但他不在南京，没有人能做主张，这关系到国策的变更，得在中央全会通过才行，不过只要他提出来，不会通不过。蒋说：他对抗日是有准备的，只是准备工作还没有完成，不能不采取稳健的办法。张还说：蒋屡次表示，他以人格做保证。看来他不至于欺骗我们。杨说：放他是一定的，你不要着急，看看下一步如何再说。杨问张，对红军如何安置。张说：蒋表示停止‘剿共’，对红军的编制、经费以及防区等，叫我们同红军商量好，他可以批准。”
从此，在释放蒋介石的问题上，张学良和杨虎城渐露分歧。随着和平谈判顺利的进展，释放蒋介石的分歧越来越明显，除张学良以外，西安三方面的人都主张必须有保证，才能释放蒋介石。
十二月二十三日，高崇民所负责的设计委员会召开会议，集中地讨论了在什么条件下才能释放蒋介石的问题，共提出了三个条件：（一）中央军撤出潼关，解除对西安的军事威胁。（二）释放“七君子”，取信于民。（三）没有保证，蒋介石不能走。第三条是主要的一条，也是一致的意见。
杨虎城是一直主张放蒋要有先决条件的。兵谏以后，他曾和幕僚们商议过，设想要蒋秘密签署协议，至少要蒋向全国做一次广播，表明态度。杨虎城第一次见周恩来，周恩来曾表示没有保证不轻易放蒋，杨虎城很高兴。宋子文第一次到西安，张学良问杨虎城，如蒋同意团结抗日，是否可以放他回去？杨虎城明确表示应有个先决条件，至少蒋介石应先以谈话方式向全国表明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才能释放。杨虎城又说，放蒋是重大问题，必须三方面都同意，才好向部队和群众交代。
二十三日下午，高崇民把设计委员会讨论的意见向张、杨汇报。杨虎城默不作声，张学良听了着急，怕出大乱子。
二十四日下午，张学良在他公馆办公楼上召开设计委员会。他简要地介绍了谈判情况，透露了蒋介石很快要走，他还要亲自送到南京。又说：“昨天开会大家有些意见，现在可以向我提，但不许在外边乱说，尤其不许任意胡闹。这是关系国家民族命运天大的事，做错一点，我们担不起。”张学良说完，会场沉默，好一会儿，有人问：“蒋、宋答应的条件究竟有什么保证没有？”张学良急问：“你们要什么保证？你说！你说！”被问的人虽然紧张，仍复述了二十三日会上提的条件。张学良说：“你们提的意见，我考虑过，都行不通。蒋现在关在我们这里，他说的话，何应钦不见得肯听。我们逼蒋下命令，如结果无效，怎么办？即使生效了，当然得放他，他不是心甘情愿的，要存心报复或反悔重来，怎么办？所以说你们的意见行不通。只要他原则上承认我们的条件就让他走，签字不签字没有什么关系，签了字要撕毁，还不是一样地撕毁。”因为二十三日会上曾经有人提出让阎锡山作保，张学良就这个问题又说：“‘好汉做事好汉当’。我们不请客，更不请阎锡山那样的客。联共抗日的事早和他说过，他表示赞同和支持。可事变爆发以后，他的回电，用了好几个‘乎’，最后还质问我们：‘何以善其后乎？’满篇责备，毫无半句同情。并把这个电报送给南京，他打的是什么算盘？！这样的人不能共事，不让他投机取巧。”有人问：“副司令说要亲自送他到南京是什么意思？”张学良说：“是的，我打算亲自送他到南京。我这一着是抓他的心，比你们想得高。这次事变对他是个很大的打击，所以要给他撑面子，恢复领袖威信，好见人，好说话，好做事。亲自送他去，也有讨债的意思，使他答应我们的事不能反悔。此外，也可以压一压南京亲日派的气焰，使他们不好讲什么怪话。总之，人情要到家，合作得彻底。你们要听我的话。”张学良又申述：“我为什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把蒋扣下？为的是国内统一，一致对外。假如不把他放回去，国内会有更大的内乱，我就是天下的罪人，我就自杀。”“我们有本领请神，就有本� �送神，不要搬石头打自己的脚。只要于国家有利，就是牺牲我张学良，甚至牺牲东北军也在所不惜。”还有人问：“红军和杨主任的意见怎样？”张学良说：“红军的态度比我们还软，杨主任虽有些不同意见，但他是顾大体的。”参加会议的人不好再说什么，会议就此结束。
二十四日晚上，张学良向王以哲、何柱国、董英斌等高级将领宣布，他要亲送蒋介石回南京，并向中央请罪，恢复蒋的威信。王等劝张学良不必送，怕蒋变卦。张学良坚持要送，并向王等交代：“关于东北军，听命于于学忠；关于抗日联军总部之事，听命于杨虎城；有问题时多和周恩来商量。”
自谈判条件大体商定以后，宋氏兄妹就要求张学良早点放蒋回南京，并提出最好在圣诞节回京，取个吉利。对此，张学良是同意的，但下面有不同意见，需要做说服工作。二十四日下午和晚上的安排都是为了办这件事。当天晚上，高崇民又给张学良写了一封长信，反复说明无保证放蒋的危险性。尤其是马占山、杜斌丞等人致宋子文的公开信，完全地把张学良推到了没有退路的境地，使得他自小就养成的马上英雄的个性受到了损伤，他当即表示：
“请委员长放心，我张学良说话是算数的！”
张学良告别蒋介石回到自己的下榻处，已经是二十五日凌晨了。赵一荻依然没有入睡，焦虑不安地等待着。她望着张学良那涨红的脸庞，知道在释放蒋介石的问题上又遇到了麻烦，她小声地问：
“还是杨主任不同意放委员长吗？”
“单单是杨主任就好办了！”张学良生气地挥动了一下右拳，“马占山这些人做得也太过分了，竟然瞒着我给宋子文写了一封恫吓信，搞得我在委员长面前下不了台。”
“他们的用心还是好的吧？”赵一荻以袒护的口吻说。
“好心有什么用？连我的脸面都不考虑了！”张学良生气地踱着步子，在这万籁俱寂的深夜里，他这越来越快的脚步声，就像是自然加速的节拍器，把室内这紧张的气氛推向了极点。他突然驻步，冷漠地笑了，“我不仅要释放委员长，而且还要亲自送委员长回南京，看他们哪个敢阻挡！”
赵一荻太熟悉张学良的个性了，知道他做出的决定，是任何部属和亲友都无法改变的。但是，对于张学良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她作为妻子是不放心的。怎么办？她于焦虑之中想到了周恩来，忙说：“像这样重大的事情，你和周先生商量过吗？”
“用不着商量！”张学良很是自信地断言，“周先生不计较私利恩怨，他一定会同意我的举动的。”
张学良完全地估计错了。关于释放蒋介石这样重大的行动，周恩来是无权私自决定的。日前，他给党中央发了紧急电文，请示释放蒋介石的条件。恰好也是在今夜，周恩来收到了党中央的复电。内容是：（一）国民党政府宣布国内和平，与民更始，蒋介石也发表同样内容的宣言。（二）全部中央军向豫、绥两省撤退。（三）部分地释放爱国分子与共产党员。其中第一项是关键，只要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做了公开正面表示，就是承认西安三方面的合法地位，蒋介石也不好轻易反悔。翌日，由于张学良忙于奔波释放蒋介石的事宜，使得周恩来无暇和张学良、杨虎城商谈，铸成了历史的大错。
赵一荻非常信任张学良，认为周恩来是同意释放蒋介石的。她作为妻子，并未因此而减少其忧心，相反，种种不祥的预兆笼罩住她的心头。她低声地问：“你把一切后果都考虑周全了？”
张学良深沉地点了点头。
“他万一不放你回来呢？”
张学良自信地摇了摇头。
“你有什么根据呢？”
“就是我学良的坦荡荡的君子人格。”
“你到底是怎样想的呢？”
“兵谏囚蒋，是我张学良把天戳了一个大窟窿，世人——尤其是东北的父老乡亲都看清了我这颗跳动的心；我再冒险亲自送委员长回南京，又继续扮演一出从来没有演出过的好戏，如果委员长是大政治家，就一定放我回西安，这样，我们二人就把这出千古美谈的戏演完了。”
“万一委员长食言呢？”
“那我张学良也会留取丹心照汗青的！”
赵一荻听了这番议论以后，第一次未被张学良那浓厚的英雄主义所慑服，相反，她真想说一句“我不愿意你离开西安！”然而她却没有说出口来……
与此同时，蒋介石和宋美龄、宋子文也在积极策划如何飞离西安。有关这段详情，宋美龄虽有所偏颇——但却很详尽地记录在《西安事变回忆录》中了：
“圣诞夜转瞬至矣，是日一日间之前后形势，希望固迭生，而失望亦踵至。余告张学良，圣诞日为停战限期之最后一日，如今日不能释委员长回京，则中央军必开始进攻。我等固死，汝亦不能独免。此外，正如孔部长在南京所言，若于此日恢复委员长自由，不啻‘赠国家以无价之圣诞礼物’也。张闻言，状其踌躇，唯允当勉力达我期望；但彼既无多数部队驻于城中，城门又皆为杨部所把守，此为难耳。彼又曰：‘如杨部反抗，我等固可与之抗战；然夫人为一女子，则处境极危。或者夫人与端纳先飞洛阳，余再设法潜偕委员长出城，此计如得售，则大佳。余可向彼等托词，请夫人再赴南京交涉罢战言和；一方面暗中将委员长化装载以汽车，混出城门，径赴东北军所驻营内，再派车送赴洛阳与夫人会合。’彼并以此计告子文，谓最后办法，只可如此。子文亦以为一切计划失败后，不妨留此做最后之尝试。然余坚决反对，不独委员长背伤不能受汽车长途之颠簸，且如此鬼祟行藏，亦绝非委员长所愿为。余曰：‘委员长决不肯化装，倘彼不能公开乘飞机离陕，余必同留此殉难，决不愿离此一步也。倘彼因中央军开始攻击而殉国，余决不愿独生也。’余知张及子文咸憾余不屈不挠固执之态度，不能稍为彼等移易委员长之决心；然余已具决心，不能妥协。
“圣诞之前夜，失望之成分仍较希望为多，直至深夜，谈判尚无结果，于是圣诞日至矣……圣诞阳光挟希望与快乐而俱来，然在上午，疑云仍未去。叛变者仍要求于释放委员长前必得其亲笔签字之令，而委员长坚持不愿落一字，且亦不愿发一言。余为助长勇气计，开始整理行装，希望于日落之前飞达南京。如以此做标准，则必于十一时半启行；及至十时，结果杳然。俄十二时半过矣，张来言：‘飞机已准备，然一切仍未决定。’至一时半，我等希望已粉碎，然仍不愿放弃。有人言曰：‘我等可先飞洛阳过夜。’余急应曰：‘然，余等万勿失望，若诚之祷告，必能达我愿望。’时诸人皆奔走往来，状甚混乱。子文入新城访杨虎城，其他各人亦分头疏通，求解此结。然午后二时又至矣，仆人告曰：‘午饭已备。’但并无人来报消息，希望似绝，然我等仍进餐；既饭，希望似又复生。即有人建议曰：‘即四时启行，我等亦可于日落前抵洛阳。’因此我等决定下午四时为最后关头矣。三时响未既，见张越庭院来，身后随一工役，荷一提箱，守兵皆露惊异状。时子文等方在各处向诸将领反复说明，即委员长在此决不能有亲笔命令，但返京之后余信其决不咎既往，以释其疑。然迄无消息传来，电话仍继续不绝，交涉迄未完结。正焦虑间，子文忽入门，携来喜讯，城防司令杨虎城已同意我等成行矣。张曰：‘日且暮矣，曷勿明晨径飞南京？’余呼曰：‘尚欲等候耶？离此愈快愈佳！岂将等候彼等之改变态度耶？犹欲等候彼等之恐惧与妄念，而发生变故耶？当知今日为圣诞日。不！决不能做片刻留！应速行，勿再滞疑。’张忽又言：‘杨虽允我等行，然其部下多有未知，苟飞声传播，或有不稳；故我等虽行，仍应小心，请勿带侍媪。’余呼曰：‘岂将留彼任变兵处置耶？我等离此后，真不知彼等若何结果。’张曰：‘彼足可安全。’余曰：‘否，彼等忠于我，余决不忍令彼冒此险。当余离京时，余曾告以此行危险万状，彼若恐惧，可不随行。然彼答余，愿随我至任何处所。’最后解决，余以此媪交黄仁霖，始双方皆无间言。
“余告委员长可以行矣，彼言：‘且暂缓行，余等行前，须与张学良及杨虎城做临别训话以慰谕之。’因即召杨虎城；此时杨不在家，约候半小时后始至。张告委员长，彼已决心随委员长赴京，委员长反对甚力，称无伴行之必要，彼应留其军队所在地，并以长官资格命其留此。张对余解释：谓彼实有赴京之义务，盖彼已向各将领表示，愿担负此次事变全部之责任；同时彼更欲证明此次事变，无危害委员长之恶意及争夺个人权位之野心。余等深知此次事变确与历来不同，事变之如此结束，在中国政治之发展史中，可谓空前所未有；张之请求亦有其特殊之意义，足使此后拟以武力攫夺权力者，知所戒惧而不敢轻易尝试。故余与子文赞成其意，允其同行。余更愿在此特别声言，负责叛变之军事长官，竟急求入京，躬受国法之裁判，实为民国以来之创举。此中央政府之所以赦宥张学良，而为若干人所骇为不解之真实理由也。
“当杨虎城率卫队若干人来时，空气益形紧张。彼偕张径入委员长室，立正敬礼。委员长邀其就坐，彼等皆屹然不敢动；余即进言，委员长尚病不能起坐，故不得不卧谈，如彼等就坐，较易听受，乃始勉就椅坐。委员长与彼等语，余即在座速记，彼等闻委员长诚挚之言，余从旁察觉彼等容态，实显现一种非常感动与情不自禁惭愧之色。”
……
杨虎城一看蒋介石下榻处的情景，大有启程离去的意思，他趁着宋美龄和宋子文收拾行装的机会，冲着张学良使了个眼色，二人相继走出卧室，他惊诧地问：“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委员长他们准备回南京去了。”张学良答说。
“这……”
“这是我做出的决定！”张学良望着大惊失色的杨虎城，忙又解释，“现在不走不行啦！夜长梦多，不知道会出什么大乱子。我今天决心亲自送委员长回南京。我想在几天内就可以回来的，请你多偏劳几天。假如万一我回不来，东北军今后即完全归你指挥。”
杨虎城正欲申辩，蒋介石在宋美龄的搀扶下已经由内室走出，他惊得哑口无言。张学良有意碰了杨虎城一下，小声地说：“现在就放他。”
杨虎城不同意无保证地释放蒋介石，更不同意张学良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但是，时下的情势已是生米煮成了熟饭，没有他劝说张学良改变决定的时间了。另外，他一向尊重张学良，又不知道周恩来是否同意张学良送蒋介石走的事，当着蒋介石的面又不好争执，只好违愿地说：“好吧！我陪着你一起去飞机场送委员长。”
张学良很是高兴地走出了高公馆的大门，察看了一下停在门前的两辆轿车，遂伫立在第一辆轿车的旁边。不时，宋美龄挽着蒋介石走出了大门，俯身钻进了第一辆轿车的后门。待到宋子文和端纳、杨虎城坐进第二辆轿车以后，他才钻进第一辆轿车的前门，与司机并坐，说了声“开车！”轿车启动了，渐渐地加速，向着飞机场驶去。
蒋介石望着车窗外被白雪覆盖的古城建筑，有着一种说不出的感觉。短短的十三天蒙难生涯，似乎长得令人难以忍受！但就是在这十三天的囚徒生活中，首次动摇了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决心，使他明白了武力并不是巩固他的独裁统治的唯一法宝，中华民族的心魂才是华夏唯一的精神维系。他虽然还未确立举国一致的抗日方略，但他终于明白了这样一个真理：不高举救亡抗日的大旗，必然会变成中华民族的众矢之的。与此同时，他看清了自己阵营中的不同派别，也认清了何应钦这些亲日派将领的真正嘴脸，促使他下决心强化自己的嫡系中的嫡系势力。他无意之中又看到了张学良的背影，九年的交往一闪即逝，待他从愤怒的怨恨中清醒之后，在他的前面似乎又出现了柳暗花明的乐观局面。他满意地笑了，而且笑得是那样的得意，因为他终于找到了分化、瓦解、消灭东北军的机会了。
宋美龄虽然紧紧依傍着蒋介石，但她的心却和蒋介石相距十万八千里。她作为一位权欲极强的女人，自打决定和蒋介石结婚始，就梦寐以求地要实现中国第一女人的欲望。但由于各种原因——主要是蒋介石不轻易地俯首听命，把造就第一夫人的一个个机会失去了。近十年来，宋美龄的地位随日逐高，但在全国所获得的声誉，远没有取代二姊宋庆龄。西安事变爆发了，她很快从惶恐之中稳定下来，认为这是她自我塑造第一夫人的时机到了，她积极地行动起来，在南京舌战亲日派，游说黄埔系的弟子，取消武力解决的计划；在西安会见各方将领，以夫人的身份训责张学良和杨虎城，两次会见周恩来……终于作为蒋介石的代表，促成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今天，她陪伴着蒙难被囚的蒋介石回南京，脸上怎能不绽出胜利者那特有的微笑呢！时至圣诞之日，她感谢上帝；但她的视线投向张学良的背影时，她情不自禁地暗自说：“我更感谢你，是你给了我这样一个自我创造的机会！”
张学良和蒋介石结为金兰之好以后，一步步地走上了丧权辱国、被逼下野的失意之路，在一片“不抵抗将军”的骂声中忍辱为生。然而今天——也只有今天，蒋介石精心套在他脖子上的枷锁被他砸烂了，一夜之间他变成了中外瞩目的新闻人物，这对他那长年受到压抑的心神而言，无疑是一种极大的满足。捉蒋的戏演得不错，赢得了全国四万万同胞众口一声的喝彩；放蒋的戏呢，岂不更能流芳百世吗？他望着就要逝去的古城西安，看着大街上满面堆笑的百姓，也情不由己地露出了微笑，他似乎在说：“我感谢西安这座舞台，使我演出了一幕惊心动魄的史剧！……”
汽车就要驶抵飞机场了，蒋介石突然发现机场上站满了成千上万的群众，尤其当他看到群众手中那一面面五颜六色的彩纸做的三角旗，得意的心突然缩紧了，低声地问：“汉卿！在机场上的这些人是干什么的？”
“是欢迎就要飞抵西安的傅作义将军。”张学良明白蒋介石问话的真意，遂又有意地说，“时下的百姓，谁抗日就拥护谁，傅作义将军在绥远打了日本人，连西安的人民都这样欢迎他。”
蒋介石一见机场上这众多的欢迎人群，刚刚松弛的心弦又绷了起来。他为了防止意外的事件发生，再次对张学良和杨虎城说：“我答应你们的条件，我以‘领袖的人格’保证实现，你们放心，假如以后不能实现，你们可以不承认我是你们的领袖。我答应你们的条件，我再重复一遍：（一）明令中央入关之部队于二十五日起调出潼关。（二）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三）改组政府，集中各方人才，容纳抗日主张。（四）改变外交政策，实行联合一切同情中华民族解放的国家。（五）释放上海各被捕领袖，即下令办理。（六）西北各省军政，统由张、杨两将军负起全责。”又说，“今天以前发生内战，你们负责；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绝不剿共。我有错，我承认；你们有错，你们亦应承认。我所答应你们的那些事，我回南京后，一一都可实现，你们放心，不然我也不成其为国家民族之领袖。”
张学良听了蒋介石这番话后，极强的英雄主义又得到了一次满足。他将提前写好的手谕面交杨虎城，旋即又有些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说：“这是我亲笔写的手谕，自今日起由你代理我的职务。万一有事，东北军全体将领听从你和于学忠将军的指挥。”
杨虎城感激地收好张学良的手谕，用力握住张学良的双手，深情地说：“祝你一路顺风，快去速归！”
蒋介石和宋美龄、宋子文、端纳等人迅速登上了飞机，接着张学良也登上了自己的飞机。待到飞机离地腾空，杨虎城下意识地看了看手表，时针刚刚指向四点钟。
飞机远去了，杨虎城怀着怅然的心情转过身来，只见一辆轿车飞速驶来，他定睛一看轿车的型号，禁不住地自语了一句：“这不是周先生乘坐的车子吗？”
对！这正是周恩来乘坐的轿车。
这日下午，周恩来正在室内办公，和有关的各方人士商谈释放蒋介石的事情。突然，张学良的卫队营长孙铭九神色慌张地闯了进来，不安地问：“周先生！您知道副司令和蒋委员长一同到飞机场去了吗？”
“我不知道呀，”周恩来非常惊讶，“他们走了多少时间？”
“有十多分钟了！”孙铭九答道。
“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周恩来很是着急地责备说。
“我还以为他同你商量过，再说，他走也没有告诉我。”孙铭九忙解释。
“立即备车，去飞机场！”
然而，周恩来毕竟晚到了一步，他望着就要消失在云层里的飞机，自言自语地说：
“凶多吉少！……”（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