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八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清晨，蒋介石依然是在黎明前起床，把一口假牙放在床头柜上，穿着睡衣在窗前伫立一小时，静思剿灭西北红军的战略计划。正如他在日记中所记述的那样：
十二日，早起在院中散步，见骊山上有二人，向余对立者约十分钟，心颇异之。及回厅前，望见西安至临潼道上，有军用汽车多辆向东行进，以其时已届余每日治事之时间，即入室办公，未暇深究。黎天才等忽来求见，事前未约定，殊觉突兀。黎谈话时，对剿共方针表示怀疑，与汉卿昨日所言者如出一辙；知其受毒已深，痛切诫斥之。
有顷，蒋介石转身走到卧室的后窗前，“向外凝视着花园围墙上面露出的山尖。在朦胧的曙色中，四辆军用卡车满载着一百二十名全副武装的军人在公馆大门外骤然停住。首车上的营长命令开门。里面的哨兵拒绝开门。卡车上的军人立即开枪射击。”
“枪声使蒋大吃一惊。他怀疑这是共产党人煽动的兵变。枪声越来越激烈，紧接着传来了呼喊声和外面的人破门冲进公馆的声响。三名副官闯进他的卧室，催促他赶快逃跑。蒋忘记了假牙，撩起睡衣冲向后门。他的副官们在后面紧紧跟随。在翻越花园围墙时，他们推举他用力过猛，他掉下墙的另一侧，扭伤了脊椎和踝骨。山坡上岩石累累，夹杂着稀疏的荆棘，没有可以藏身之处。蒋急促地爬上山坡，双脚被荆棘划破，脚踝几乎支撑不住身体，脊背疼痛难忍。”
这时，“恰巧遇见了他的一个随员，便背着蒋向东南方向的山上跑去，一直跑到相距约一华里多的一块大石头，当地人叫做虎畔石的后边藏起来。后来国民党文人把这一块石头叫做民族复兴石，由戴季陶题字。蒋的徒子徒孙把十二月二十五日蒋介石被放回的那一天叫做民族复兴节，并在这块大石附近，辟地建筑了一个亭子，也叫做民族复兴亭，周围还刊刻了许多歌颂蒋介石的文字。大陆解放后，这座亭子已改名为捉蒋亭。”此乃后话，补记于此。
“蒋这时认为，叛变可能是局部性的，若叛变者发现他已逃亡，则兵变在黎明前将可能平定下来。”
“当蒋介石等人坐下来休息时，忽然听到四周枪声大作，侍卫皆中弹而死，蒋事后回忆：‘余乃知此身已在四面重围之中，此绝非局部之兵变，而为东北军整个之叛变；遂亦不再作避免之计，决计仍回行辕，再作计较。乃只身疚行下山。及至山腹，失足陷入一岩穴中，荆棘丛生，才可容身。此时身体已觉疲乏不堪，起而复仆者再，只得就此暂息，以观其变’。”
天渐渐地明了，蒋介石由岩穴中向外探望，看见骊山下已布满了军队，并听见行辕外机关枪声和迫击炮声相继响起。他惊吓不已，禁不住地黯然自问：“我真的会死于叛军的乱枪之下吗？……”
蒋介石是不会死于乱枪之下的，但他绝对逃不脱逮捕被扣的命运。请看卫队营营长孙铭九写的如下这段回忆：
“这时我焦急万分，找不到蒋可糟糕了，怎么回去见副司令呢？我同王协一又回到蒋的住房查看，在朦胧曙色中，看见蒋的帽子、皮包、假牙等东西杂乱无章地摆在桌子上。我命令搜查全院，仔细寻找。忽然有一卫士跑来报告说：‘在后山墙下发现一只鞋。’我想可能蒋就从那里跳过山墙逃到后山去了，急忙说：‘我们赶快上山搜查！’并派人通知后续部队，一齐上山。
“这时卫队营已全部到达了，满山上下到处都在搜索蒋介石的下落。
“在搜查中，从后窑洞中抓到了蒋的侍从室主任钱大钧，他已负伤。我问他：‘委员长现在哪里？’钱认出是我，有气无力地答道：‘不知道。孙营长，我确实是不知道呀！’当时他脸色苍白，惊慌失措地倚靠在假山的石头旁。
“我正要上山去，一个士兵跑来报告说：‘副司令派刘师长来了，现在二门对面等你，叫你去。’在路上他又说，‘蒋孝先从西安跑出来送信，在公路上被我们抓住了，后来把他枪毙了。’我即说：‘该毙！这小子杀死的青年学生太多了！’
“我来到二门外，在门外的小房间内看到刘多荃和白凤翔。一见面，刘便说：‘副司令叫我来看看你。’白则说：‘你是好样的。’我心焦，不愿多说话，我对刘说：‘我们正在搜查委员长的下落。’他俩不再说什么，我也无心久留，遂转身出来。我从后山墙的小门迅速跑上山去，在半山腰看见被截获的蒋的贴身侍卫蒋孝镇，这个家伙已经吓得面无人色。我问他：‘你知道委员长在哪里？’他半吞半吐地说不知道，我即拿枪对着他说：‘你不说真话，我马上枪毙了你！’他听了这话赶紧回头向山上看了一眼。我按着他目指的方向，指挥队伍往上搜查。同时命一士兵将蒋孝镇押下山去。以后查知他是蒋介石的侄孙，当夜在蒋的卧室外值班守卫。他听到枪声后，急忙从床上把蒋介石拉起来，背着往后山墙门口跑，见门锁着，又推着蒋从墙上跳过去，逃到骊山上去了。
“此时天色即将全明，可以看清地形地物了。我同士兵一起急往山上搜索，恨不得将蒋介石一把抓住才好。忽然跑在我前面的陈思孝（卫队营一个班长）喊着：‘报告营长，委员长在这里呢！在这里呢！’我应声赶紧跑上前去，只见蒋介石刚从洞里出来，弯着腰扶着石头站在洞口边，卫队营的卫士们四面包围着拥挤在左右。发现蒋的陈思孝和卫士们报告说，我们先看见这块大石头旁边像有人在走动，一会儿又没有了。我们沿这个方向搜索至大石头旁，见洞里蜷伏着一个人，便喊道：‘是不是委员长？赶快出来，不出来就开枪了！’里面连忙回答：‘我是委员长，你们不要开枪，不要开枪！’随后钻了出来。
“我走到蒋介石的面前，只见他全身冻得发抖，抬头看了我一眼又赶紧避开，说：‘你打死我吧……’我说：‘不打死你，叫你抗日！’此时，蒋的脸色苍白，赤着双脚，上穿一件古铜色绸袍，下穿一条白色睡裤，浑身都是尘土。
“‘你们是哪里来的？’蒋问。
“‘是东北军！是张副司令命令我们来保护委员长的，请委员长进城，领导我们抗日，打回东北去！’我回答。
“‘啊，你是孙营长，你就是孙铭九？’
“‘是我！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嗯，我知道，有人报告我的。’蒋可能看出我不伤害他，便说，‘你是个好青年……你把我打死好了，你打死我吧。’
“‘副司令要委员长领导我们抗日，没有叫我打死委员长。’我解释并催促蒋说，‘委员长快下山进城吧，副司令在那里等着你呢！’
“蒋一歪坐在地上，发怒地说：‘叫你们副司令来！我腰疼不能走！’蒋的腰疼，是真的，是他从五间厅往外逃跑翻越后墙时摔的。
“我见蒋不走，便劝他：‘此地不安全，请委员长还是赶快下山去吧。你腰疼，我们背你下山。’蒋还是不动，并要马骑。我示意左右卫士把蒋从地上挟架起来，拥推着下山了。来到华清池，蒋又不愿意进西安城。我和几个卫士便连推带拉把他弄上了小汽车。我也上了车。”
与此同时，张学良和杨虎城获悉捉住了蒋介石，兴奋异常，立即召集双方高级干部，首先由张学良向诸位将领宣布：“我和杨主任胆大包天，把天戳了一个窟窿，蒋介石被我们捉起来了。目前国家民族的命运掌握在我们手里，我和杨主任负责，你们也负责。赶快筹划研究起草文件，打电报给陕北共产党，请派负责人来。军事方面，组织一个参谋团；政治方面成立一个设计委员会，马上分头进行工作。”
当场指定了上述机构的组成人员。很快，向全国、向南京政府发出的通电声明草拟出来了，张、杨阅后十分满意。张高度兴奋地说：
“诸位将军！现在，我和杨主任去看望我们的委员长，以及他的随行的军政大员去了！”
蒋介石坐在驶往西安的汽车里，他的左边是卫队营营长孙铭九，右边是东北军一○五师的旅长唐君尧，前面和司机并坐的是副官长谭海。蒋介石皱着眉头，晃了晃上身，下意识地说了一句：“太挤了！”遂又发现自己抱怨得不是地方，把到了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
汽车向西安急速地奔驰着，蒋介石微微地倾倒在后排的靠背上，不断地用手抚摸着前胸，紧闭双眼，口中嘘嘘地呼着长气。坐在他左边的孙铭九营长问道：“今天以前的事过去了，今天以后怎么办？”
“哼！怎么办？”蒋介石微微地睁开双眼，颇有情绪地说，“你们副司令有办法的。”
“我们副司令拥护委员长抗日。”孙铭九营长为缓和气氛有意地说。
“我也没有不抗日呀！”蒋介石侧目看了看孙铭九，“打共产党是国策，没有错，是我决定的。”
显然，蒋介石又动气了，孙铭九营长虽有火气，却没有据理反驳。
“你……”蒋介石突然想起了刚刚发生的事情，把头向旁边一歪，“我是国家领袖，我是国家的最高统帅，国策是由我决定的，国策没有错！你不懂！”蒋介石越说越气，最后完全怒形于色，“你不要再和我说话，你不要再和我说话了！”他说罢遂又闭上了眼睛。
孙铭九营长知道身旁的“俘虏”又在摆委员长的架子，他漠然地笑了笑，旋即也缄默不语了。
汽车驶到灞桥附近，因路上军队甚多，汽车被迫时走时停。蒋介石唯恐发生意外，惶然地向车外看着。他终于沉不住气了，侧过头来，主动地问孙铭九营长：“这是哪里的军队？”
孙铭九闻声也侧过头来，瞧了瞧蒋介石那惶恐不安的神色，几乎笑出声来。他淡淡地说了一句“东北军！”遂又把视线移向一边。
蒋介石何时享受过这样的待遇？咳！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他也只好强压怒火，缓缓地闭上了眼睛。
汽车好不容易驶到了西安城门，嘈杂的声响把蒋介石呼唤到现实中来，他睁眼一看城门下值勤的岗哨，又忍不住地问：“这是哪个军队？”
“十七路军！”孙铭九营长没有好气地答道。
蒋介石一听这答话的口气，真想大声训斥。但一想到自己现时的身份，又只好忍气吞声地闭上了眼睛。
汽车驶入城门，很快就开到了新城大楼绥靖公署。副官长谭海麻利地打开车门，纵身跳到地上，旋即又打开了后车门，待到孙铭九营长跳下车后，他彬彬有礼地说：
“请委员长下车，您的下榻处到了。”
蒋介石忘记了此时的真实身份，习惯地整理了一下着装，像往日步下汽车那样，蓦地挺胸站起，猝然“哎哟”了一声，随之又倒在了车座上，他匆忙用双手捂着腰部呻吟起来……
副官长谭海循声朝车内一看蒋介石那副狼狈的样子，险些失声笑出来，暗自说了一句：“委员长也有今天啊！……”他一步跨到后车门口，把身体一躬，恭敬地说：“委员长！快趴到我的背上，我背您下车、进楼。”
蒋介石犹豫了片刻，只好遵命，由谭海背出汽车，刚一落地，他又疼得“哎哟”了一声，幸亏孙铭九营长手疾眼快，一把扶住了他的身体，才没演出一幕当众摔地出丑的滑稽剧来。接着，杨虎城将军的特务营长宋文梅赶到蒋介石的另一侧，和孙铭九营长共同把他搀扶进大门，送到下榻处东厢房。
这是一间经过严密检查、经心处理的卧室。唯恐蒋介石一时想不开触电殉命，连电线、电灯都全部去掉了。蒋介石面色苍白，坐在一把太师椅上，至此人们才完全看清了他的尊容：他赤脚着鹿皮底圆口鞋，左右足踝处都有荆棘划伤的血痕；因翻墙出逃跌伤，腰直不起来；虽说这时气候严寒，他的额头尚存因惊惶而冒出的汗珠。少顷，为了保持他的尊严，蒋介石有些吃力地把右腿架在左膝上，不停地发出长吁短叹声……
“委员长，请放心吧，这儿是安全的。”负责看管蒋介石的宋文梅营长说。
蒋介石俯首不理，继续长吁短叹。
“您渴了吧？”
蒋介石沉吟片刻，很是勉强地点了点头。
宋文梅匆忙献上一杯凉热适度的开水。蒋介石双手捧着小巧玲珑的杯子，一口气喝了个精光。宋文梅慌忙接过杯子斟满献上，蒋介石又一口气喝了个精光。如此反复，蒋介石创下了生平中喝水的最高纪录：十分钟内共喝了十多杯开水。
“委员长，您还需要什么吗？”宋文梅小声地问。
“我嘛，”蒋介石突然昂起了头，那双深陷的眼睛露出了凶狠的目光，“需要见到你们的张副司令！”
“不急，”宋文梅依然是那样的平静，“等一会儿，张副司令就来见您。”
蒋介石叹了口气，又缓缓地低下了头，继续着他的长吁短叹。
九时三十分左右，张学良来到了新城大楼，先在客厅内听取了宋文梅营长有关蒋介石情况的汇报，旋即走进蒋介石的房间，他一看蒋介石垂首长吁的狼狈相，昔日对他动辄相训的另一个蒋介石又闪现而出，他感慨系之，一种难以言喻的情潮在心中翻滚。他镇定了一下情绪，豁达大度地说：“委员长，受惊了。”
蒋介石此时此刻的心情是复杂的，也是一般常人所不能理解的。大发脾气吗？太不合时宜了。哀怨乞怜吗？太不符合蒋介石自己的身份。怎么办？他只好装出无动于衷的样儿，依然如故地垂首长吁，不予理睬。
“委员长，请理解我张学良的苦衷。”张学良顿收平静的情绪，非常动感情地说，“我们受全国人民的要求，发动这次事件，我们内心纯洁，完全是为国家着想，不是为个人利益打算。现在，希望委员长能平心静气，勇于改正错误，联合全国力量，坚决抗日，以争民族生存，则学良和全国人民于愿足矣！”
蒋介石用心地倾听着，似乎从这掷地有声的话语中捞到了什么，他缓缓地抬起头，讷讷地说：“你既然为了国家，应先将我送到洛阳，送到洛阳再谈。”
“这，暂时是办不到的。”张学良为了打消蒋介石这不着边际的幻想，同时也为了打动他那颗冥顽不化的心，继续慷慨陈词，“今日之事，岂容搪塞了事。我们希望你勇于改过，群策群力，共赴国难。如果仍然执拗不悟，坚持己见，就只有让群众公裁了！”
蒋介石一听说由“群众公裁”，全身下意识地颤抖了一下，一种无名的恐惧感向他袭来，大有不寒而栗之感。当他再一看张学良那凛然正气的神态，遂又禁不住地软了下来，他有些伤感地说：
“过去，我待你是那样好，现在，你竟想把我交由群众公裁！真是天地良心安在？”
“这样做，完全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张学良义正辞严地说。
“那好！你既然说是为国家，你还是把我送回洛阳再谈。”蒋介石说罢又蹙着眉头闭上了眼睛。
张学良仔细打量了一下蒋介石的着装，感到实在是单薄了些，急忙命令：“宋营长！快拿一件皮袍来给委员长披上。”
“是！”宋文梅营长转身取来一件滩羊羔皮大衣，恭敬地，“委员长，请穿上吧。”
“我不穿！我不穿……”蒋介石生气了，一挥手把皮大衣打落在了地上。
张学良觉得再谈下去也不会有什么结果，向侍卫人员叮嘱了几句“看好委员长”的话后，转身离开了蒋介石的房间，向邵力子的官邸走去。
十一日晚，邵力子参加完张学良举办的宴会以后，于十二时许始回到省政府后楼就寝，倦极酣睡。夜半忽被枪声惊醒，枪声很近，远处也有，他猜想是几天来所忧虑的东北军不稳的情况发生了。鉴于情况突然，也无法查问清楚，遂下楼进入藏书室，在书柜旁坐待天明。不久，他的部属前来报告真情，他那不安的心犹如石头落了地。旋即被迁入卫士队长室居住。
张学良驱车赶到卫士队长室，向邵力子慰问数语后，即说明是对蒋“兵谏”，他同杨主任的主旨都在抗日救国。最后，他望着忧虑不安的邵力子宽慰地说：“请放心，委员长已住进大楼，我们一定促他反省，并保证他的安全。”
邵力子的人缘是很好的，各方人士都尊重他，加之多年为国共合作奔走，故晚年享有和平老人的美誉。他听完张学良的话后，很有些情绪地说：“你们的动机在救国，我是可以相信的，但做得太冒险了！开始就不大好，收拾能有把握吗？”
“事情刚刚开始嘛！”张学良有意把气氛和缓下来，“目前，最重要的在于劝委员长接受抗日的要求，我们是仍愿意接受他的领导的。但他现时怒气极盛，一句话都听不进去，并且拒绝进食，也不肯穿送去的寒衣，我想请你去劝劝他。”
邵力子怅然地叹了口气，遂同意去新城大楼和蒋介石晤谈。
张学良把邵力子送到新城大楼以后，又调转车头驶往西京招待所。
西京招待所，就是招待随蒋介石来西安的中央大员们的旅馆。在此下榻的有蒋鼎文、朱绍良、陈诚、卫立煌、陈继承夫妇、陈调元、蒋百里、蒋作宾、万耀煌夫妇、李基鸿、邵元冲等。十二日晨，杨虎城派兵包围了西京招待所，士兵入内室搜查。陈诚在搜查之前闻听枪声即行逃出。邵元冲住在楼下房间窗户边，当搜房士兵喝令不准动的时候，他仍然翻越窗户，士兵开枪，弹中下部，送入医院之后即毙命。搜至陈继承房间，士兵问他：“你叫什么名字？”陈答云：“我是陈继承。”这士兵说：“你是陈诚啦！”便举枪欲击。陈继承的老婆大声疾呼：“他不是陈诚，他是陈继承，打不得呀！”这士兵才把枪放下。
陈诚最为蒋介石所信赖，素来轻视杂牌部队，在军中宗派成见很深，地方部队对之多怀怨恨。假使他不是先行逃出，其命运殊难预料。这时的陈诚潜伏在一个贮藏啤酒的大木柜内，直到早上七点多钟才被士兵搜出，押进西京招待所的餐厅，坐在桌旁。诸大员一看陈诚满身沾满尘土的狼狈相，都觉得这位侏儒将军是那样的可笑！然而当诸位大员想到自己此时此景的身份的时候，遂又生出了惺惺惜惺惺的特殊情感，相继又低下了头。
一声“张副司令到——”餐厅中被关押的中央大员下意识地站起身来，就像是昔日恭候委员长到来时的样子。张学良步入餐厅，一见这不同寻常的气氛，慌忙伸出双手示意落座，非常客气地说：“诸位将军！诸位同仁！快请坐，快请坐，不然我就要折寿了……”
这些关押的中央大员如梦方醒，对自己如此失身份之举懊丧不已，相继坐了下来。
张学良巡视了一遍诸位中央大员垂首望地的样子，取出已经拟好的电文原稿，非常激动地宣布：
“各位，请注意！这是我和杨虎城先生给全国的一个通电。现在，由我向各位宣读，希望各位听完之后，如果同意，便在上面签一个名，我再拿着这个通电去找委员长。”
诸位中央大员相继抬起了头，他们那愧疚、惶恐之色猝然逝去，分外紧张地听着张学良宣读给全国的通电：
南京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林主席钧鉴．暨各院、部、会勋鉴，各绥靖主任、各总司令、各省主席、各救国联合会、各机关、各法团、各报馆、各学校均鉴：
东北沦亡，时逾五载，国权凌夷，疆土日蹙，淞沪协定屈辱于前，塘沽、何梅协定继之于后，凡属国人，无不痛心。近来国际形势骤变，相互勾结，以我国家民族为牺牲。绥东战起，群情鼎沸，士气激昂。于此时机，我中枢领袖应如何激励军民，发动全国之整个抗战！乃前方之守土将士浴血杀敌，后方之外交当局仍力谋妥协。自上海爱国冤狱爆发，世界震惊，举国痛心，爱国获罪，令人发指。蒋委员长介石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学良等涕泣进谏，累遭重斥。日昨西安学生举行救国运动，竟嗾使警察枪杀爱国幼童，稍具人心，孰忍出此。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石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西北军民一致主张如下：1．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停止一切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4．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5．开放民众爱国运动。6．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之政治自由。7．确实遵行总理遗嘱。8．立即召开救国会议。以上八项为我等及西北军民一致之救国主张，望诸公俯顺舆情，开诚采纳，为国家开将来一线之生机，涤以往误国之愆尤。大义当前，不容反顾，只求于救亡主张贯彻，有济于国家，为功为罪，一听国人之处置。临电不胜迫切符命之至。
张学良、杨虎城。
张学良念完这份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通电以后，打量了一下诸位中央大员那不知所措的复杂表情，遂严肃地点了点头。无意之间，他看到了一个面带笑容的将军向他示意：他就是名噪一时的抗日英雄马占山。张学良会意地点了点头，旋即才说：“在这份通电下面签名的已有兄弟和杨虎城先生，如各位同意电文的内容，也请在这上面签个字。”
在此关押的中央党政大员，多是蒋介石的嫡系将领和谋士。他们都懂得这样一个道理：如在这份通电的下面签字，等于背叛自己效忠蒋介石的立场，站在张学良和杨虎城一边胁迫蒋介石改变既定的国策，这不仅落个屈服于武力的变节骂名，而且自己的身价也要一落千丈；但是，如果拒绝在这份通电上签名，有可能为委员长殉葬。一想到死，这些中央党政大员们是绝不心甘情愿的；另外，他们都熟悉蒋介石的为人。昔日为了取得军权，可以喋喋不休地叫喊联苏联共；今天为了保住他的权力，为什么不可以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呢？他们都陷入了极大的矛盾之中。一时间，餐厅的空气突然凝固了，紧张得令人透不过气。
忽然，死寂的餐厅中响起了富有节奏的脚步声，诸位中央大员不约而同地循声望去，只见马占山满面红光，十分坦然地走到张学良的面前，朝着自己的老上司点了点头，遂伸手拿起毛笔，在墨海中饱蘸浓墨，在杨虎城的名字后面写下了马占山三个字。
“随大流”这句俗话，无疑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畅行了数千年。既然马占山带了头，在场的诸位中央大员跟上来那也是自然的事。接着陈诚、朱绍良、蒋百里、于学忠、邵力子、蒋鼎文、卫立煌、陈调元，陈继承、万耀煌、何柱国、冯钦哉、孙蔚如、王以哲、董英斌、缪澂流、钱大钧等相继在通电上签了字。
张学良拿着印好的通电看了一遍签名，满意地笑了。他向诸位中央大员说了几句宽慰的话语，旋即又向蒋介石的下榻处赶去。
这时，蒋介石一见邵力子走进，惶恐的神态已趋向平静，一俟邵力子在对面的椅子上坐定，便疑惑地问：“你从什么地方来？”
“从绥署卫士队队长室来。”邵力子答道。
蒋介石明白了邵力子的处境。待到他获悉自己的侍从室主任钱大钧胸部受伤，已入医院治疗的消息后，发现宋文梅站在旁边，顿时雷霆大发：“我，委员长和邵主席谈话，你竟敢站在我们面前！我要你出去！”
宋文梅为难地摇了摇头，十分客气地说：
“请委员长不要生气，我系奉命在此看守。而且，今天的事，谁都可以听，又何必保密呢。”
邵力子急忙又告之：“宋营长是委员长的学生，是军校八期的。”蒋介石闻之立即变怒为笑，很是亲切地对宋文梅说：“噢！我认识你！我给你讲过话，也点过你的名，还记得！还记得！”接着，和邵力子进行了谈话。
张学良赶到之后，邵力子告之“蒋表示决心牺牲，决不受任何要挟，即把对张所说的两点告我：立即送回洛阳或即行枪杀，可由张在两者中任择其一。我说：‘送回暂无可能，枪杀也决不敢。’因问蒋可否考虑如以前两次自动辞职，俟国家有需要时再出。蒋说：“决不能在武力胁迫下考虑这个问题。’”张学良沉吟片时，走进蒋介石的住室，双手恭敬地捧上通电原文：
“委员长！这是全体将军共同签署的通电，请你审阅。”
蒋介石先是一怔，继之又倏地抬起头来，他的视线恰好投在张学良双手捧呈的电文上，他急得连接都未接，一口气就读完了这份通电。他一看签名的笔迹均出己手，禁不住地暗自骂了一句：“墙倒众人推，鼓破众人擂！”转瞬，当他想到这份通电将在全国引起的重大反响以后，又不禁地倒吸了一口凉气；但是，当他想到夫人宋美龄获悉这则通电后的情景，他似乎又从那熟悉的俊颜中看到了一线光明……
二十九
西安事变不啻为晴空霹雳。回响于长空，摇撼于大地，无一国家、无一组织不亮明自己的旗帜，表明对这一事件的态度。
事变的当晚，西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东北民众救亡会、学生救国联合会等十四个团体的代表举行紧急会议，大家认为张学良、杨虎城举行兵谏和所提八项主张，是反映了时代和全民族要求的具有重大意义的爱国行动，决定发表通电，表示坚决拥护和支持。
事变的消息传到全国各地，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代表各种不同立场、不同见解的团体和个人，纷纷发出函电或发表宣言表示自己的态度。各地群众和爱国团体函电交驰，拥护张、杨八项主张。青岛十万纺织工人派出代表到西安，向张学良、杨虎城递交了工人们的支援信。信中沉痛地说：“我们的中国，几年来在先安内的错误政策之下，已经走到最危险的阶段了。敌人已经握住我们的咽喉，生命就在一呼吸之顷。……你们的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口号，真是我们每个人内心的要求呀！”
一些知名的爱国人士如宋庆龄、李济深、马相伯等都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释放蒋介石回京，避免发生内战，一致抗日。国民党元老邹鲁在从国外回国途经香港时，也声明他回国的目的是“商营救委座及抗战大计”。上海知名人士王晓籁、杜月笙等在致张学良的电报中也说：“晓籁等爱国家、爱先生，愿来西安承教，以身作质，俾蒋公得安然返京，考虑至计，挽救危亡。”
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对西安事变的态度是：一面复电孔祥熙、何应钦表示“自应遵命，维护大局”，一面向全国发出通电，主张：（一）西安事变应政治解决；（二）以抗日统一全国，立即对日宣战；（三）确立举国一致政府，反对独裁政治；（四）迅速将进攻西安的中央军开至绥远前线；（五）广西军一部北上援绥。
四川的刘湘闻讯召开所部各军的防务会议，做支持张、杨的出兵准备；绥远的傅作义因和张学良有较深的关系，加之对联合包括红军在内的各方力量共同抗日态度积极，乘飞机去西安，准备居中调停放蒋并与张学良、杨虎城商讨抗日援绥事宜，因飞机迷航迫降河北易县未达目的；冀察的宋哲元和韩复榘基于自身利益计，宋偏向于南京方面，韩采取两面应付的做法；山西的阎锡山一改事变之前的态度，在给张学良的复电中发出了如下的质问：“兄等此举，增加抗战力量乎？抑减少抗战力量乎？……移内战为对外战争乎？抑移对外战争为内战乎？……兄等能保不演成国内之极端残杀乎？……是否更以救国热心，成危国之行为？弟为国家、为民族、为兄等抱无限之悲痛……”
自然，西安事变对南京国民党统治集团是一极大的震动，在对待西安事变的问题上，出现了讨伐张、杨和同张、杨进行谈判以营救蒋介石的两种对立的主张。
南京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接到事变的消息后，即于十二日下午在自己寓所邀请在京的国民党党、政、军首脑交换意见。戴季陶、居正、吴稚晖、朱培德、叶楚伦和何应钦等认为张学良劫持统帅，主张实行武力讨伐；李烈钧、孙科、冯玉祥等则为蒋介石的安全担忧，主张和平解决。当晚，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对策。会上仍是两种意见。主张讨伐的，以维护“国家纲纪”为理由，认为“不能过于瞻顾蒋公之安全，置国家纲纪于不顾”。主张和平解决的，认为应先弄清蒋介石在陕的情况，再决定“万全之策”，并指出：“张、杨此举，如真只以抗日为范围，则在国策上只有时间之出入，而无性质上之枘凿”，因此还有“说服之余地”；如果立即进行讨伐，不但“内战蔓延，舆情先背，而坐弱国力，益以外患，国将不国，遑论纲纪？”由于主张讨伐的居多数，两会一致决议：（一）行政院由副院长孔祥熙代理院长；指挥调动军队由何应钦负责。（二）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随后即由国民政府发布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的命令。国民党中央又电召在德国养病的亲日派头子汪精卫立即回国。汪精卫接电后，先后召集驻德、意等国大使听取各国反映，于十二月二十二日启程回国。
何应钦取得调动军队大权后，立即调遣军队，组织东西两路集团军，准备发动对西安的进攻。十六日，军事部署大致就绪。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再次开会，决定任命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并由国民政府发布讨伐令，同时任命刘峙、顾祝同为东西两路集团军总司令。在潼关前线中央军开始进攻，飞机轰炸渭南、富平、三原县城和赤水车站，西安因降大雪，气候不利飞行，未能轰炸。
面对何应钦借兴兵讨伐张、杨，以达到夺取蒋介石的独裁政权的危局，宋美龄毅然挺身而出，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营救蒋介石，展开了积极的幕前和幕后的活动。她撰写的《西安事变回忆录》详细记述了有关情形：
“余初闻余夫蒋委员长为西安叛兵劫持之讯，不啻晴天霹雳，震骇莫名� �时适在沪寓开会讨论改组‘全国航空建设会’事，财政部长孔祥熙得息，携此噩耗来余寓，谓：‘西安发生兵变，蒋委员长消息不明。’余虽饱经忧患，闻孔氏言亦感惶急。时西安有线无线电报交通皆已断绝，越数小时，仍不能得正确消息，然谰语浮言，已传播于全球，骇人者有之，不经者有之，群众求知之心切，颇有信以为真者，世界报纸竟根据之而做大字之标题矣。
“南京虽为首都，其在黑暗中摸索之状况，不减上海。余偕孔部长及端纳（余已约彼伴余飞赴西安）匆促入都。时政府中人深受事变刺激，情态异常紧张。中央常务委员会及中央政治委员会已于星期六深夜开会，决定办法，立付执行；并将叛变首领张学良明令免去军事委员会委员及西北剿共副司令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命令措辞，异常严峻。京中已于是日晨接到西安发来之通电，署名者除张学良、杨虎城及其重要部将外，复有在西安之中央官吏多人。……
“此我等于十二月十三日（星期日）晨抵京时，京中紧张迫切之状况也。此时当余之前者，不仅为余夫一人生死之关系，实关系全民族最重大之问题，其变化实易受热情与狂想之激荡，而余本人复系有严重个人之利害。第一念袭我心头，余为妇人，世人必以为妇人当此境遇，必不能再做理智之探讨；故余必力抑个人感情，就全局加以考量。继余复念，此事若处理得宜，必能得合乎常情之解决，余必坚持我主张，将一切措施纳诸合理轨范之中。
“中央诸要人，于真相未全明了之前，遽于数小时内决定张学良之处罚，余殊觉其措置太骤；而军事方面复于此时，以立即动员军队讨伐西安，毫无考量余地，认为其不容诿卸之责任，余更不能不臆断其为非健全之行动。军事上或有取此步骤之必要，委员长或亦悬盼此步骤之实现，然余个人实未敢苟同。因此立下决心，愿竭我全力，以求不流血的和平与迅速之解决。是非得失，将付诸异日之公论。”
宋美龄为什么会如此镇定，且又有挽狂澜于既倒的政治家气魄呢？除去她已经成为很成熟的政治家而外，她自沪回宁之前，已从孔祥熙处初步获悉西安事变的真相。对此，孔祥熙在《西安事变回忆录》一文中做了如下记述：
是晚八时左右，得军政部长何敬之（应钦）南京长途电话，谓有要事报告。余亟谢客，出就他室通话。敬之首诘余：何日曾接蒋院长电报，亦知院长此时尚留临潼或入西安否？乃就余所知告之。敬之始谓得军事密报，谓西安城门紧闭，时有枪声，临潼道上，军运频繁，而华清池附近则阒然无人，似蒋公已入危地，嘱余就近通知蒋夫人。余在电话中告以有外宾在，且蒋夫人有微恙，倘无重大非常之事，不便深夜造次，仍盼其续以电话相报。语止于此，而余已深虑其真或有变。
旋外宾既散，京都秘书处电话续来，谓接得张学良、杨虎城丑文电一件，主张国是八项……电中对于蒋公只有“做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之语，仍未详其劫持之经过。余乃一面通知蒋夫人，一面拟乘夜车立即返京……余正拟首途，又得京部电告，谓张学良续有“震”电，系单独致余者，电中有“……弟爱护介公，八年如一日，今不敢因私害公，暂请介公留住西安，促其反省，决不加以危害……”之语。蒋公之被困西安，至是完全证实……
因学良“文”、“震”两电全文，皆仅由秘书于电话中向余口述大要，事关国家存亡，领袖安危，余因不能即是独定政策。但转念学良既于通电之外，独对余另发震电，是已明示尚有转圜余地，益以蒋公安全，在其掌握，尤不能遽闭谈判之门。时机既迫，乃召某秘书至，即在沪寓口授复张一电，文曰：“急！西安张副司令汉卿吾兄勋鉴：密。顷由京中电话告知，我兄至余一电，虽未读全文，而大体业已得悉。保护介石，绝无危险，足证吾兄爱友爱国，至为佩慰。国势至此，必须举国一致，方可救亡图存。吾兄主张，总宜委婉相商，苟能有利于国家，介公患难久共，必能开诚接受，如骤以兵谏，苟引起意外枝节，国家前途，更不堪设想，反为仇者所快！辱承契好，久共艰危，此次之事，弟意或兄痛心于失地之久未收复，及袍泽之环伺吁请，爱国之切，必有不得已之苦衷。尚需格外审慎，国家前途，实利赖之。尊意如有需弟转达之处，即乞见示。先复布意，伫候明教。弟孔祥熙叩文亥沪寓印。”
电既发，余乃偕蒋夫人等于是晚入京，翌晨（十三）七时抵京。
……
宋美龄怀着异常焦虑的心情熬过旅途的长夜，遂又忐忑不安地驱车回到官邸。她尚未落脚询问京城情况，机要人员送来了张学良于事变之后，发给她的如下这通电文：
蒋夫人赐鉴：
学良对国是主张，当在洞鉴之中。不意介公为奸邪所误，违背全国公意，一意孤行，致全国之人力、财力，尽消耗于对内战争，置国家民族生存于不顾。学良以待罪之身，海外归来，屡尽谏诤，率东北流亡子弟含泪剿共者，原冀以血诚促其觉悟。此次绥东战起，举国振奋，介公以国家最高领袖，当有以慰全国殷殷之望，乃自到西北以来，对于抗日只字不提，而对青年救国运动，反横加摧残。伏思为国家、为民族生存计，不忍以一人而断送整个国家于万劫不复。大义当前，学良不忍以私害公，暂请介公留住西安，妥为保护，促其反省，决不妄加危害。学良平生从不负人，耿耿此心，可质天日。敬请夫人放心，如欲来陕，尤所欢迎，此间一切主张，元已文电奉闻。挥泪陈词，伫候明教。张学良叩。文。
宋美龄手捧电文，反复阅读。随着阅读遍数的增加，她那激烈跳动的心渐渐平息下来，似乎从电文中看出了希望所在。不时，她的思绪又从电文转移到张学良的身上……
宋美龄十分了解张学良的性格和为人，自然也清楚张学良和蒋介石在“剿共”与抗日问题上的分歧。她稍许冷静以后，认为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是必然的。她想到此，心中又生起一种难以名状的悔恨感。同时，她认为张学良电文中所云：“大义当前，学良不忍以私害公，暂请介公留住西安，妥为保护，促其反省，决不妄加危害。”是真情实语。换言之，蒋介石时下无生命之虞。但是，如果南京当局出兵讨伐，有意激化矛盾，张学良出于一时之义愤，事情就复杂化了！因此，她当即给张学良发去如下一则电文：
西安张副司令汉卿兄勋鉴：奋密。
昨在沪上，惊悉西安兵变，即晚来京，接奉文电，深以为慰。吾兄肝胆照人，素所深佩，与介兄历共艰危，谊同手足。在沪未接电前，已知其必承吾兄维护，当决无他；来京获读尊电，具见爱友之赤诚，极为感慰。唯精诚团结，始足以御侮抗敌；沉着准备，乃足以制胜机先。介兄自九一八以来，居处不宁，全在于此。吾兄久共军机，素所深悉。凡吾兄有所建议，苟利国家，无不乐于采纳。介兄以地位关系，不得不加以慎重，借避敌人耳目。吾兄贤明，当必深谅此意。我国为民主制，一切救国抗敌主张，当取公意。只要大多数认以为可，介兄个人，当亦从同。昨日之事，吾兄及所部将领，或激于一时之情感，别具苦衷，不妨与介兄开诚协商，彼此相爱既深，当可无话不说。否则别生枝节，引起中外疑惧，不免为仇者所快，亲者所痛，想吾兄亦必计及于此。至如何安慰部曲，消弭事端，极赖荩筹。介兄一切起居，诸祈照拂，容当面谢，并盼随时电示一切为荷。蒋宋美龄叩。元。
接下来，宋美龄为了蒋家王朝的整体利益，立即和孔祥熙、宋子文等行动起来，他们密切配合，力排众议，朝着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大道上艰难地跋涉着。请看宋美龄的回忆：
“是晨八时前，余即电张学良，告以端纳拟即日飞西安，端纳亦同时去电，盼其即复。余等到处搜索消息，而消息始终沉寂；周遭接触者唯紧张之流露，形形色色之猜测；辗转传布，如飞沙，如雷震，诸凡捕风捉影之传说，眩人欲迷。时西安电线早已中断，不特西安之真相无从探索，而亦无人能一究事实发展与结果何如也。
“余迭向京中诸要人剀切陈述：于未得确实消息之前，务镇定其态度，信任民众精神之后援，勿采急遽之步骤。余主张：既未能确证西安将领别有企图，曷若姑信其言之由衷，一方面迅速搜寻其动机之真相。余曾做臆断曰：‘或者彼等确有不平之情绪，而自谓其有相当的理由。一部分国人若对中央怀抱不平，中央应虚怀若谷，探索其不平之究竟，而尽力纠正之，同为国人，苟有其他途径可寻，又何必求军事解决也。’
“西安来电所提八项要求，余初未加以重视，当前一般人亦多做如是观。盖张学良部以西北地瘠民贫，驻军其间，早感不满，故测其所提政治条件，实只备为移调丰腴省份谈判之借口而已。主张讨伐者或即因此而益坚其主张欤！
“是日晨，得张学良来电二通：一致孔部长，一致余者，皆经中途阻碍，延搁已久，读其致余之电，涉及委员长，语多不逊，余初愤甚，继念：安知此电果为张所亲笔签发者，安知张非与其部下有隔阂者；即此电确为张所亲发，又安知张非在激昂情绪下措辞失检耶？时端纳西安之行，待张学良复电尚未至，为节省时间计，端纳决于午后先飞洛阳，余恐或有需译员处，派黄仁霖偕行。余复请端纳携一函致委员长，函中述余深信吾夫一切措施，皆以民族利益为本，余日夕为彼祈祷上帝，愿彼宽怀。余复以长函致张学良，告以彼等此举将使国家前途受严重之打击，余深信其鲁莽灭裂之举动，初无断送国脉陷害领袖之恶意，应及时自拔，勿贻噬脐之悔。
“端纳于夜间由洛阳来长途电话，称于日落时抵洛，彼处离西安虽只余一小时半之飞行，然消息之沉寂，不减于南京。且言是日已有飞机三十余架在西安上空飞行示威，目的欲告谕叛军；洛阳飞机场仍在中央之手，以张学良预令其驻洛直接指挥之炮队占领机场之命令，其部下实未遵行也。端纳复称：彼不问张学良有否复电，决于明晨飞赴西安。余于是夜卒得张学良致端纳电，欢迎入陕，于是端纳所乘飞机中途被击之顾虑，始得释然矣。
“当时局势虽黑暗危殆，然余深感必有可以解决之途径，故愿中央诸公共信之。因此反复申述，请各自检束与忍耐，勿使和平绝望；更请于推进讨伐军事之前，先尽力求委员长之出险。盖战事开始之后，委员长即不为其亲自统率之陆空军轰炸所误中而丧生，亦将为怨恨暴戾之叛军所残害，不料此时余已陷入甲胄森严与战斗意识弥漫之重围中矣。
“或有责委员长不应轻赴西安做此不必要之行，可免躬蹈危机者。余即告之曰：‘委员长若欲不愧为委员长，无论在何时何地，皆应做冒险牺牲之准备。彼所朝夕萦心者为国家大计，更安有余晷顾虑其个人之安全？策划其安全者，实非委员长分内之计，而为其部下及其左右义不容辞之责任。彼为其干部者，实应随时随地敬谨注意，策其万全，如委员长自抱其本身安全之顾虑，又安足为全国领袖哉？’复有人言：‘为维持国民政府威信计，应立即进兵讨伐。’余又告之曰：‘今日国难至此，若无委员长，即不能有任何统一之政府。’今舍委员长外，更有人不明余所主张之理由，辞色之间似谓‘彼一妇人耳，仅知营救丈夫而已’。余乃详告诸人曰：‘余虽为妇人，然余发言，绝非为营救丈夫之私意。倘委员长之死，果足为国家造福，则余必首先劝其牺牲。唯目前处置西安叛变，若遽张挞伐之师，迳施轰炸，不独使举国所拥戴领袖之生命陷于危殆，即陕西数千万无辜良民，亦重罹兵燹之灾，且将使为国防而建设之国力，浪做牺牲。故为国家计，不得不赖请诸公妥觅和平解决之途径。愿诸公深信我绝非朝夕萦怀于丈夫安全之妇人。今日此举，实抑制情绪，抓紧现实，乃以公民之资格，要求以最少之牺牲，为国家与民众解决此严重问题之症结。倘余夫或余个人之牺牲可以为国家造丝毫福利者，余必不假思索，力主牺牲。今日若遽用武力，确将危及委员长之生命；而国难严重如今日，在余心目中，在全国民众之想念中，委员长之安全，实与国家之生命有不可分离之联系，此余之所以主张必用和平方法以保证其安全也。诸公今日，一面尽可做阵地之配备，唯须力诫勿开枪，勿轰炸以启衅；而一面当乘此时机，努力营救委员长出险。倘和平已至万分绝望之时，再开始战争，亦未为晚。’
“余言既，复明告彼等即亲自飞往西安。群议哗然，以为不可，反对之声纷至。盖当时谣传，血与火充塞西安，该处已成赤色恐怖世界，而悲观者更以为委员长即未死，亦难幸免。故向余进言时，不曰余此去决无收获，即劝余勿做不必要之牺牲；不日余去被囚，徒令叛变者多一要挟我夫之借口，即日最少我投身做质，徒扩大事件之纠纷。悲戚、失望绕我四周，欲思索真理固难，欲坚持我信仰更难。余虽未受悲观者之影响，然亦不禁鹧淡凄怆。
“年来委员长出巡各省，余必相随，此次独因病未果，深觉怅然。盖余每自信，倘余在西安，局势当不至恶化至此。然此种思索不足**，徒增烦扰。
“余日无晷刻之闲，各机关首领纷纷向余询问对于应付现局之意见，尤以黄埔军校同学代表要求指示为更切。军校学生皆为余夫亲自教育之生徒，坚请训话，余不能却，因向其集会做公开之演讲。余告诸生：于未明事实真相前，切勿遽加断定，遇事镇定，勿尚感情；民众对西安叛变之负责者，怨恨愤怒已不可遏，诸生幸勿再以行动或语言刺激之。并告诸生：已嘱端纳赴西安探真相，迄今尚无一人出入西安；故吾人所知西安消息，除孔部长与余所得二电及西安将领之通电外，无片纸只字可为凭借。”
……
正当端纳踏上西去之路的时候，蒋介石惶恐不安的心渐渐稳定下来，他已完全感到了张学良并无加害于他之心。但由于被囚消息闭塞，他错误地判断西安事变为张学良一人所为，杨虎城未介入其事。因此，他认为自己住在隶属杨虎城管辖的新城大楼是安全的。即使是邵力子前来劝他移居高桂滋师长新宅，他依然严词拒绝说：
“我绝不迁往他处，如张不能送我回洛阳，我就死在此地，这是西安绥靖公署所在，我是行政院院长，所以绝不能离开此地。你可即以我此言告张。”
转眼到了十二月十四日，蒋介石越发地觉得张学良陷入了“捉曹容易放曹难”的困境，遂越加摆起了领袖的架子，他向看守的宋文梅营长要来了笔墨，补写了如下这段日记：
余知叛部之意甚险，决以正气与精神力量与之斗争。自念幼读圣贤之书，长隶革命之籍。古来忠烈，刀锯鼎镬，甘之如饴，千载下犹凛然有生气；景行既夙，应求无愧。而总理之大无畏精神，尤为后死者所宜秉持勿失。……到此，自验此心究竟作何景象，只觉神明泰然，无负平生所期，引为**。
是日下午，端纳自洛阳乘机抵达西安，和久违的老朋友张学良相见过后，便进入了正式会谈。他站在英美诸国立场上，自然是反对何应钦武力解决西安事变的；当他获悉张学良、杨虎城兵谏的真正目的是逼蒋抗日以后，他更是愿意从中斡旋，早日以和平的方式了结这猝发的事变。
是日夜，端纳在张学良、杨虎城的陪同下来到新城大楼。蒋介石一见端纳突然出现在自己的面前，真被这位异国顾问的所谓真挚友谊感动了，他忘记了摔伤的腰疼，蓦地站起，踉跄向前，长时间地拥抱着端纳，激动得说不出一句话来，泪水竟然无声地从眼眶中溢了出来……这不同寻常的相见结束以后，端纳又取出一封密封的信，用汉语说：“给你，这是夫人的信。”
蒋介石似乎惊喜过望，愣了一下，未敢伸手去接。但是，当他看见信封上那十分熟悉的笔迹之后，情不由己地一把夺过信，迅速拆阅起来。信的大意如下：
你的脾气不好，你心中的话总不肯很好地对部下说明，你也不能虚心地倾听部下的意见，这种情况，我很担心。因此，你每次出外，我常陪同你一起。这次因航空协会在上海开会，我不能不去参加，没有同你一起去西安，不料就在这次出了事情。东北军官兵是亡省亡家的人，他们要求抗日是自然的事情，你应该把你心里的话告诉他们，对他们的抗日情绪，应该很好地安慰。你不这样做，所以激出这次的事情。我托端纳先生冒险去看你，望你为国家为民族保重身体。可能和必要的时候，我愿亲去西安。
蒋介石读罢信，慨然地长叹了一声，一种很少体察到的人情滋味扑入心头，令他久久品味不已。也只有在这种时候，他才首次感到了什么是夫妻之情。短暂的沉吟后，他复又把目光盯在了来信的最后一句话上：“南京的情况戏中有戏。”霎时，留在南京的军政要员的形象又在脑海屏幕上闪现，当亲日派首领汪精卫、何应钦一动不动地定在眼前的时候，他顿时感到了时局的危艰，也猜想到了宋美龄难处的地位。因此，他有些伤感地问：“夫人的身体好吗？”
“很好！”端纳轻声地答说。
蒋介石微微地摇了摇头，算是一种理智的否定，旋即便皱起了眉头。
端纳很是理解蒋介石此时此景的矛盾心理，稍许沉默片时，主动地说：“我这次是受蒋夫人的委托来的，到西安和张汉卿将军见面谈话以后，可以向蒋先生告慰的是张、杨两将军对蒋先生全无恶意，只是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只要蒋先生同意这样的要求，张、杨两将军还要拥护蒋先生做领袖。我认为这个主张不仅是张、杨两将军的主张，也是全中国人的主张。蒋先生如能接受这个主张，将会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中国国家的命运和蒋先生个人的安危，都取决于蒋先生自己。”
蒋介石听完端纳这一席长谈，知道了杨虎城也是这次事变的主谋人，伤痛之心犹如扎了一刀，倍加愤恨。但是，他又从端纳的话中了解到张、杨兵变的真意，知道了自己的生命没有任何危险，遂又生出了一种不幸中之大幸的特殊心理。加之又看见了友人端纳，阅读了宋美龄的来信，态度有了转变，也露出了笑容。当张学良再次提出迁居之事以后，他欣然同意搬进玄风桥高桂滋的公馆去住。这时，他尽管已经知道没有生命危险了，但为了表示领袖的所谓气节、风范，仍旧提笔给宋美龄写下了这份有名的遗嘱：
余决为国牺牲，望勿为余有所顾虑。余决不愧对余妻，亦决不愧为总理之信徒。余既为革命而生，自当为革命而死，必以清白之体还我天地父母也。对于家事，他无所言，唯经国、纬国两儿，余之子亦即余妻之子，望视如己出，以慰余灵。但余妻切勿来陕。
端纳久居中国，广交军阀政客，自然明白蒋介石这份所谓遗嘱的真意，遂交由黄仁霖转呈宋美龄。而自己这一夜也陪着蒋介石住在高桂滋的公馆里。
十二月十五日下午端纳乘飞机离开西安到洛阳，用电话向宋美龄报告了蒋介石的生命安全和在西安与张、杨面谈的情况。端纳原拟十六日飞南京，因气候关系，不能起飞，在电话上和宋美龄交谈之后，宋请端纳当天再飞西安。端纳十六日下午又飞到西安，首先转达宋美龄的意见，大意说：因何应钦积极布置军事进攻，为了蒋的安全，让蒋先对南京方面下手令停止战争。张、杨同意了这一意见。然后端纳第二次见了蒋介石，向蒋说明宋美龄请蒋下手令停战的要求，蒋答应考虑。
十二月十七日蒋介石给何应钦写了一封停战的信，原文如下：
敬之吾兄：闻昨日空军在渭南轰炸，望即令停止。以近情观察，中正于本星期六日前可以回京，故星期六以前万不可冲突，并即停止轰炸，为要！中正手启，十二月十七日。
蒋介石对何应钦的“戏中戏”，固然表示恐惧，恐惧战争一起危及他的生命，但另一方面他却利用何应钦的军事进攻，作为向张、杨讨价还价的资本。张、杨原来同意停战，在于从容讨论问题，蒋介石却只肯停战三天，不肯让步，结果照蒋介石意见写了上面的信。蒋介石并且要求将这一封信由蒋鼎文送往南京。张、杨为顾全大局，同意了蒋介石的要求。
十二月十七日午，蒋鼎文带了蒋介石致何应钦和宋美龄各一封信，乘飞机离西安，当晚宿洛阳，十八日上午抵南京。
张学良和杨虎城深信蒋介石的手谕会延缓南京的军事进攻，但是如何才能完美地了结久悬未决的西安事变呢？张、杨二人依然拿不出“补天”的方案来，他们的脸上渐渐地又生起了一层愁雾。这时的静寂比枪炮声还刺激英雄的心！张、杨二位相对无言，陷入了沉默之中。不久，他们二人的心又想到了一起，似乎都在焦急地自问：
“陕北的红军代表何时到达西安呢？”（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