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
从此，张学良在军事、政治诸方面开始了依附于蒋介石的时期。他赞同“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拥护蒋介石为中国唯一领袖的呼声比别人喊得更高、更响，坚决听从蒋介石的命令，把驻扎在华北一带的大多数东北军南调，参与“围剿”中国工农红军的作战；他为了取悦于蒋介石，同意解散以东北军高级将领为主体的抗日组织“复东会”，与蒋介石的CC组织联合成立四维会，并要求东北军的高级将领和黄埔系军人打成一片，结成同盟，“拥护唯一领袖”，“团结一致救国”。实事求是地说，张学良为建立巩固的法西斯蒂蒋家王朝是立下了汗马功劳的。
但是，这种依附、服从式的军事和政治蜜月是不会美满的，也不可能长久地存在和发展下去。这对张学良这样一位马上英雄而言也是痛苦的。他虽然一方面提倡法西斯主义，拥护“剿共”；但是，另一方面他始终没有忘记东北是在自己手中失去的故乡，每每想起“九·一八”事变和长城抗战，就像是两把无形的尖刀刺在他的心窝上，使他那颗抗日御侮、复土还乡的良心不能泯灭。请看他会见余日宣教授所率考察团的这份历史记录吧。
这时，考察团一位成员提出：“‘九·一八’事变后，全国舆论对将军提出指责，认为将军不抵抗，一溃千里，使东北三千万同胞沦为奴隶，请问将军有何感想？”张学良将军听了提问，立时显得心情很沉重。他沉默好一阵后，“咳”了一声，便垂头流下了眼泪。后来，他用肯定的语气说：“这个责任要我张学良来负，我确负不起啊，我当时是奉命撤退的！”停了一停，他又说，“我个人是国仇家恨集于一身，哪会不抵抗呢？多年来，我的部下强烈要求打回老家去，我也如是，否则，对不起三千万东北父老同胞。至于舆论对我的指责，那是促我醒悟的动力，我不责怪他们。”
说话间，他那刚毅的脸上表现出深深的内疚，流露出一种新的觉醒的自信。考察团成员按照预先准备好的问题，又提出：“将军奉命调到西北来同共产党打仗，共产党越打越壮大，将军对此有何看法？”
张学良将军对此似乎早有感触，他不假思索地说：“中国老百姓实在太贫苦了。他们很多人连饭都吃不上，在饥饿线上挣扎，这时候，只要有人说跟着他来就有饭吃，自然就会有很多人跟着他的。”
张学良将军说话时，就像老朋友谈家常一样坦率，考察团的同学们也就毫无顾虑地提出：“将军认为谋求中国的出路和前途，最重要的是解决什么问题呢？”张将军紧接着提问者的话音，斩钉截铁地回答：“我个人认为，中国最主要的问题，是国人团结一致，共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张学良愿为前锋，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
张学良在忠实地执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中，逐渐发现共产党这个“内”是难“安”的。加之东北军无心内战，又不熟悉红军战术，在“剿共”战争中常常吃亏。开始，他认为失败的原因是东北军不能吃苦耐劳，是娇、骄二气作祟。待到东北军一一五师在湖北长冈岭与红军二十五军遭遇，被消灭一个团后，他于震愕之余，又禁不住地自问：
“共产党、红军何以有如此强大的战斗力呢？”
张学良由此想到了蒋介石连年“剿共”、连年失败的历史，想到了他在欧洲考察诸国的时候，共产党在工人心目中的威信……当他想到列宁领导的共产党推翻了沙皇的统治，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时候，他终于醒悟到：共产党是全球性的政党组织，共产主义是当今国际社会中极其强大的社会潮流。既然这股强大的潮流已波及中国，那就必须研究共产党。唯有如此，才能摆对“剿共”与抗日的位置。
早在张作霖时代，张学良和他的父亲张作霖有过许多矛盾，但在“**讨赤”方面却是一致的。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他赞成其父的政见，赶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前，指派军警冲进苏联大使馆，逮捕了革命先驱李大钊等人，并秘密绞杀；一九二八年六月三日，张学良赞成其父张作霖出关通电的讨赤政见：“作霖戎马半生，饱经世变，但期与民有益，无事不可牺牲。所冀中华国祚不因我而斩，共产**不自我而兴。”
张学良易帜之后，他的势力局促于关外四省。一方面由于共产党在东北发展较平津一带迟缓，另一方面他受西方民主思想的影响，把共产党看作一个政党，仅是政见不同而已，遂坚决改变其父残酷杀害共产党的做法。他曾公开讲过：“无论任何党派在东北活动，我决不杀害一个青年。因为我们未把国家搞好，才产生了青年对革命的要求。”一九二九年秋天，同泽中学有十几个学生被捕，说他们是参加社会主义小组集会。张学良接报后，立即下令全部释放。刘少奇在沈阳被捕，以证据不足释放。张浩等人被捕，关而不杀，“九·一八”事变时取保释放。
与此同时，张学良对共产党的处置，和蒋介石“宁可错杀三千，绝不放过一个”的做法也有天壤之别。在张学良这时的心目中，“虽同谓共产党，然其中有研究学说者与计划暴动者之别，对于其暴动分子，则饬令宪兵警察等各机关严重取缔”。因此，当蒋介石于一九三一年五月，借召开国民会议通过“剿灭赤党”一案时，张学良嘱咐出席会议的东北代表，不要发表任何意见。另外，当他获悉蒋介石妄图插手东北的共产党案件之后，他断然拒绝，遂命令东北的司法机关审理被捕的共产党，并特别关照不准用刑。
对此，蒋介石是很不满意的。
张学良西游归来，对共产党的认识又有所不同。他出任豫鄂皖“剿共”副司令之后，自然要和红军作战。但是，他对东北军中的共产党员仍然采取保护态度。请看有关专著的记述：
一次，蒋介石密电张学良，说刘澜波是共产党员，在东北军中已发展了十几个人，开列了名单，要张严办。刘澜波是刘多荃（芳波）的族弟，是中共党员，自一九三三年即入刘多荃都从事秘密工作。此时刘部一○五师驻孝感一带。张学良将此案交机要处，由秘书李金洲做个假调查报告，说刘澜波不是共产党员，其余的人或是狂言乱语，吵吵要抗日，或是行为不检，联络抗日，但都不是共产党员，已分别予以禁闭、开除等处分。然后张将这个报告亲手交给东北军军法主任李春润，说：“刘澜波这个人我知道，没有什么，你给委员长拟个复电。此事不必让其他人知道。”
但是，此时的张学良依然“对共产党无深刻之研究，无正确之认识”。时下，他为了摆正“剿共”与抗日的位置，毅然决定研究共产党的理论和政策。但从何起步呢？他几经犹豫和揣摩，终于由“欲知故乡事，需问故乡人”这句话得到了启示，当即命令曾参加过共产党的黎天才等南下武昌，当面请教。
黎天才，原名李经天，字渤海，山东蓬莱人。后来写文章取笔名黎天才，沿用成习。他于一九二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李大钊的领导下长期担任国**动委员会书记。李大钊就义之后，他继刘伯庄之后出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于一九二七年冬被张作霖逮捕后叛变投敌。
不久，黎天才以其罕见的组织才能赢得了张学良的信任，先后充任秘书、东北讲武堂教官等职。“九·一八”事变后，为防止蒋系渗透、瓦解东北军，他又帮助张学良组建了东北情报网，日益受到张学良的重视。
也正因如此，黎天才为蒋介石所注目。就在张学良下野赴欧洲考察不久，蒋介石企图把黎天才拉过去。一九三三年，蒋介石第二次去保定，在专车上召见了黎天才。他简单地询问过东北情况以后，又嘱咐黎天才：
“张副司令出国，你还要照常服务，有困难可以找何部长（应钦）与戴参谋（笠）。”
蒋介石为了显示自己礼贤下士之领袖风度，又当面写了一封夸奖黎天才的介绍信给何应钦。按其常理推断：背叛过共产党的人也一定会改换门庭，投靠蒋介石。这样一来，东北军的情报网就和盘纳入了戴笠的特务系统。
但是，黎天才不为所诱，就是蒋介石的亲笔信也搁置起来，继续办张学良交代的工作。尤其当张学良见到蒋介石的亲笔信后，他对黎天才的信任就非同一般了。因此，张学良分外热情地说：
“天才，我不仅欣赏你的组织才干，而且对你的忠诚我也是满意的。我调你来武昌，一是委以机要处少将处长的重任，再是请你为我讲解共产党的理论。”
黎天才感激张学良对自己的信任，但他却不肯独自做讲解共产主义的先生。当张学良坦诚讲出学习共产主义理论的目的后，黎天才又谦虚地说：
“我于共产主义理论的修养是不足的，让我给副司令请一位于共产主义造诣很深的人来执教吧。”
“谁？”
“潘文郁！”
“哈哈……我知道他。”
潘文郁原名东周，字文郁，号向友，笔名冬舟，湖南人。他早年留学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读书。奉调回国以后，曾任过中共北平市委宣传部长。一九二八年，因北平市委遭敌人破坏而被捕，旋即自首释放，赋闲在家，精神十分消沉。
这时的黎天才，在负责东北情报工作的同时，主持《北方公论》的笔政。由于他和潘文郁昔日相交甚笃，遂资助精神消沉的潘文郁翻译《资本论》，并相继出版五六册。“九·一八”事变爆发以后，黎天才把《北方公论》交给潘文郁负责。这时的张学良因不战而丢失东三省，被国人骂为“不抵抗将军”。潘文郁除去旗帜鲜明地宣传救亡抗日，还公开撰文责蒋、为张不平，因而深得张学良的青睐。今天，黎天才荐贤任师，张学良自然认同，当即任命潘文郁为中校机要秘书，实际是张学良研究共产主义理论的先生。
从此，张学良在黎、潘等人的帮助下，开始读马克思的《资本论》、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等著作。为了确保读懂马列主义的经典之作，张学良的机要秘书郭维城曾对笔者说：“那时，张学良将军读书是用功的，只有赵一荻小姐作陪，且不会客，有时一读就是一天。每逢这时，他就对我说：小伙子！我读书了，任何客人来访都不要通禀。”对此，张学良的一位日本朋友曾形容他是“正在勤奋攻读马克思的《资本论》，谈吐文雅，因打网球而晒黑了皮肤的贵公子”。
正当张学良研读共产主义理论读得有滋有味的时候，突然祸起萧墙，他收到了蒋介石的一份密电，大意谓：
据驻平宪兵三团、河北党部、北平市党部密报称：**河北省委破获后，发现豫鄂皖三省总部机要秘书潘文郁与**勾结，证据确凿，潘在黎天才掩护之下进行谍报阴谋已久，着即一并押解来京。
张学良见电愕然，暗自说：“黎天才、潘文郁原来是共产党，后来都自首叛变了，他们又是怎样变成共产党的呢？”他百思不得其解，当即找来黎天才，严肃地问：
“你脱离共产党以后，又加入过共产党吗？”
黎天才敏感地意识到发生了问题，遂断然地答说：
“没有！”
张学良微微地点了点头，旋即又问：
“潘文郁后来又加入过共产党吗？”
“不清楚。”
“他有什么把柄落在那些人的手里吗？”
黎天才清楚张学良说的“那些人”，是指蒋介石的特务机构。他沉吟片时，答道：
“可能有，但要问问。”
张学良沉重地点了点头。
黎天才为什么怀疑潘文郁可能有把柄落到特务的手里呢？这是有前因的：
黎天才叛变之后，依然襄赞张学良救亡抗日，而且和蒋介石集团有一定的矛盾，在社会上还有一定的影响。中共北方局经过缜密的研究，决定由北方局特科出面，派吴成方同志说服黎天才为党工作，以赎前愆。黎同意了。未过几天，吴成方又要黎把潘文郁推荐给张学良，目的是争取张救亡抗日，并负责收集一些情报。黎天才有碍于党在白区工作的禁忌，从未问过潘文郁是否重新入党的事。但作为曾任过两次北京市委书记的他——依照党的白区工作的惯例，仍能猜到潘文郁的政治身份。
黎天才猜对了，潘文郁的确又重新入了党，介绍人是吴成方，他的组织关系隶属中共北方局特科。
张学良十分器重潘文郁的才识，夸奖黎天才具有社会主义者的组织才能。他仔细研究了蒋介石发给他的密电，以自己和蒋的特殊关系，认为仍有回旋的余地，不足惧。但是，他最怕的是蒋系设在武昌的特务猝然绑架潘、黎二人，引出许多政治上的麻烦。为此，他当即给黎天才派了四个卫兵，又发了两支手枪。接着又问：
“潘文郁有枪没有？”
“有四支手枪。”
“不够！再给潘家发四支手枪。”
“是！”
张学良看着黎天才有些不安的表情，十分镇定地安慰说：
“你是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即令他们有潘文郁的证据，怎么还要押你一同晋京？你是我用的人，那么我得一同被押晋京？他这样做法，真叫我这样衷心拥护他的人伤心，他批评我过去用腐败的官僚，今天我用了有才干的人，他又责备我用共产党。天才，你充其量犯了失察的过失，你回去代我安慰潘秘书。过几天要开四中全会，你们跟我一同去南京。你回去把潘秘书叫到你家里住，叫他不要怕。”
黎天才感激地点了点头。
张学良说罢这段话后，仍然放心不下，他当即给潘文郁写了一个便条，要黎天才立刻给潘送去，并再三叮嘱他们二人不要随便出门。
国民党四中全会就要召开了，张学良带着黎天才、潘文郁飞赴南京。会议期间，他亲自登门向蒋介石说明，希望蒋介石刀下留人。他了解蒋介石的为人，也清楚自己在蒋家王朝的天平上的分量，二人一见面，他就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说：
“黎天才如因用人不当，而与潘文郁同罪的话，我也只有辞职不干了。”
蒋介石淡然一笑，毫不生气，从文卷中取出潘文郁送给中共北方局有关豫鄂皖总部的军事情报、图表，往张学良的面前轻轻一放，不冷不热地说：
“这都是你的机要秘书潘文郁送出去的。不相信的话，还有他们自己的人——一个叫杨青林的可以当面作证。”
张学良完全地怔住了，他望着这些“实物”，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才好。
“汉卿，”蒋介石又换作另一副嘴脸，分外亲热地说，“你的部下，还是交给你吧！”
张学良在斗智方面，恐怕永远也不会有蒋介石的招数高，未经一个回合的较量，营救黎天才、潘文郁的策略就失败了。
与此同时，戴笠命令特务强行搜查了黎天才在武昌的家，以及黎在北平的办事处，找不到任何与潘案有关联的线索。因而他向蒋介石报告之后，又匆忙赶来宽慰黎天才：
“蒋孝先把你说得太过火，我是知道的，今天领袖对我说过没有你什么事了。你还要劝劝副司令，不要为这小事不干，太小题大做了。”
黎天才无罪，去了张学良一半的心病，但是，他一想到潘文郁的才华和为人，就又动了恻隐之心。遂又以潘文郁“通共”有罪，但有才，懂得六国文字等为由，再次向蒋介石求情，力保潘文郁不死。
信奉“宁可错杀三千，绝不放过一个共产党”的蒋介石，自然不会因张学良求情而“开恩”，并于一九三五年二月催问潘案如何发落。又过了几天，蒋孝先奉命致电张学良，询问潘案处理结果，并声称一周之内来武昌奉命查办潘案。
至此，张学良再也无法保全潘文郁的生命了。可是，当他想到潘文郁一旦被蒋孝先带往南京，必定要受酷刑，万一熬不住严刑审讯，又必然牵连更多的共产党人，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他历经痛苦的权衡，遂决定在武昌处决潘文郁。当天，他亲自通知潘文郁：
“我保护不了你了，我不杀你，蒋介石也得杀你。”
对此，潘文郁早有准备，他望着痛苦的张学良，镇定地答说：
“副司令，你在这里处置我好了。”
张学良再也忍不住了，转身大步踉跄地走去。即日夜，他又派部属吴裕忠去看望潘文郁，问潘还有什么问题要解决，还有什么话要说。潘文郁想了想，说了下边这些史有所记的话：
“请转告副司令：叫他有自信心，他是有前途的，他一定会实现他的抗日目的……我死以后，我老婆叫她赶紧回到乡下爷爷奶奶那里去。这两个孩子念到高小毕业，有点文化，能写会算，做个工人农民就行了。我老婆和我感情最好，她疼爱我，不过我死了，她还年轻，叫她赶紧嫁人，生活没问题，我就放心了。”
潘文郁是自愿牺牲的，他从容就义，死前还留下遗言给共产党，可惜没有交到。诚如一篇专著所评述的那样：“西安事变时期张学良终于成为新时期联俄联共政策之首先提倡者与首先实行者，潘文郁的工作是立下了功劳的。潘文郁战斗在国民党敌特的心脏里，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献出了生命，中国人民应当永远怀念他。”
潘文郁牺牲之后，张学良十分难过，他当即给了潘文郁的家属一笔数目可观的钱（传说是六七千大洋之多），并送潘的老婆和孩子回乡下老家去了。翌年夏天，他对刘鼎谈及此事，仍深为内疚地说：
“杀朋友是最难过的，也是最不应该的。”
不过，张学良从潘文郁的身上，看到了共产党人大义凛然的气节，为不久的明天，和共产党人共结抗日同盟打下了基础。
话再说回来：
一年多的“剿共”结果，红军突围西去，然而日本军国主义的魔爪却深入到平津、华北的腹地了！面对华北即将变成第二个东北的现实，张学良逐渐地明白了蒋介石“**救国”的真正目的，因此他陷入了更大的痛苦之中。
六月的武汉骄阳似火，大有把人烤熟之势。张学良驱车赶回东湖官邸，看见赵一荻坐在沙发上，默默地翻阅着茶几上那一摞报纸。他操着自我嘲讽的口吻说：“看来，在我们这个家中，只有我的心是分成南北两半的啊！”
赵一荻匆忙站起，为张学良打水净面。这时，已经懂事的闾琳从内室走出来，非常天真地问：
“爸爸！妈妈说北平的家、沈阳的家，都比这个家凉快，是吗？”
“是啊，是啊……”张学良一边洗脸，一边随意地答说。
“那，我们什么时候回北平的家和沈阳的家呢？”闾琳走到张学良的身旁格外认真地问。
张学良擦了擦脸上的水和身上的汗，顺手把毛巾丢到脸盆中，他望着正在等待回答的儿子，一种异样的情感涌入心头。他蓦地俯身抱起心爱的闾琳，把自己的面颊紧紧地贴在那细嫩的脸庞上，大颗大颗的泪水滚了出来。他近似啜泣地说：“闾琳！总有那么一天，爸爸会带着你回北平的家，回沈阳的家的！”
“不！不……”闾琳近似撒娇地，“这儿太热了，我现在就要回北平的家，回沈阳的家！”
张学良无法满足儿子的要求，只有紧紧拥抱着儿子落泪不已。这时，赵一荻倒掉了脸盆中的污水，快步走到近前，从张学良的怀抱中接过闾琳，放在地上：“快到里屋画画去吧！爸爸累了，需要休息。”
闾琳噘着小嘴向里屋走去，但他要求回北平的家、回沈阳的家的话音，依然回响在张学良的耳际。赵一荻挽着张学良走到双人沙发的前面，依傍着坐在一起。她回身取来一把精致的岳阳纸扇，一面为张学良摇扇送凉，一面关切地说：“你注意到秦德纯和土肥原贤二签订的《秦土协定》、何应钦和梅津美治郎签订的《何梅协定》的后果了吗？”
张学良沉重地点了点头，遂又眯上双眼，向沙发背上一靠，仰天长叹了一声。
“于学忠将军的日子一定很不好过吧？”赵一荻惆怅不安地问。
“岂止是不好过啊！”张学良从公文皮包中取出一纸电文，愤慨地说，“看吧！这是前几天委员长发给我的密电。”
赵一荻双手捧着电文细看：“接行政院长汪精卫电，因对日外交关系，拟免去于学忠河北省主席职务，吾兄有何意见，速即电示。蒋中正”赵一荻放下电文，气愤地说：“汪精卫和何应钦都是出了名的亲日派，蒋委员长怎么会听从这些人的建议，免去孝侯的河北省主席的职务呢？”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呢！准确地说，蒋委员长不是听从汪精卫和何应钦的建议，而是屈服于日本人的压力。”张学良愤慨地叹了口气，接着又把日本借口平津排日，向国民党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提出中国在天津、河北撤军，撤销党部和军事委员会，将河北省主席于学忠撤职等无理要求说了一遍，遂又悲痛地说：“这就是历史的真相！”
“你同意了蒋委员长的建议了？”
“我当然不能同意！”张学良从公文包中又取出一纸公文，“这就是我给委员长回电的底稿。”
赵一荻双手捧着文稿细看：“中国的封疆大吏，不应以外人的意见为转移，如此例一开，国将不国。此事所关孝侯的事小，而对于国家主权攸关的事大。”她放下这纸底稿，宽心地吐了口长气，说：“孝侯保住了河北省主席，你在华北就有了一块打回老家去的基地了。”
这时，谭海副官手持三份电文走进，颇有些愤愤不平的情绪，说：“副总司令！您看看这些电文吧。”
张学良接过电文一看，最上面的一份是蒋介石的秘书杨永泰发来的，电文是：“委座前为孝侯兄免去河北省主席职务一事，电询吾兄意见，为何迄今未复？”张学良气得把电文往茶几上一摔，自言自语地：“岂有此理！难道有鬼了不成？！……”接着，他阅看第二份电文，是行政院长汪精卫签发的免去于学忠河北省主席的命令，他愤然掷掉手中的电文，腾的一下站起身来：“真是有鬼了！”他站着又看完第三份于学忠发来的电文，大意谓：“我被免职之后，日本又向何应钦提出如下要求：一、取消河北省的一切党部，包括铁路党部在内；二、撤退驻河北的东北军第五十军、国民党中央军及宪兵第三团；三、解散国民党军分会政训处及蓝衣社、励志社等机关；四、撤免日本指名的中国官吏；五、取缔全国一切反日团体及活动。”张学良边看边气得双手颤抖起来，待到他阅罢这份密电以后，浑身就像是患了严重的疟疾一样筛糠不止。他一边快速踱步一边气愤地自语：“我要亲自找委员长问个究竟！……”
不久，张学良应邀飞赴成都，参加蒋介石“围剿”红军的会议。他当面询问东北军高级将领于学忠将军撤职一事，蒋介石竟以电线出故障，未收到张学良的电报来搪塞。这无疑刺激了张学良为将的自尊心。蒋介石望着沉默不语的张学良，故作亲热的样子说：“汉卿，孝侯一事，成命难收，你看应该改任何职合适？”
“我看就调往距华北较远的甘肃为宜！”张学良很有情绪地答道。
但是，张学良这句气话正合蒋介石之意，遂当面欣然应诺，做出了于学忠出任甘肃省主席的决定。对此，张学良并不知其寓意。蒋介石追堵突围西去的红军已近一年，结果怎么样呢？正如他在日记中所说：“未得完全歼灭，恐遗后患。是乃智虑学识不精之过。”时下，红军一、四两个方面军胜利会师，退入川康边陲。蒋介石认为此地藏汉杂居，以游牧为主，宗教迷信浓厚，加之天气变幻莫测，夹金山以北又有终年不化的雪山，以及数百里渺无人烟的泥沼草地，红军就是长了翅膀也难以飞渡。因而他在成都设立了行辕，召集幕僚将佐汇集于锦官城，商议消灭川西红军的事宜。但是，他对此役能否战胜红军是没有把握的，万一红军突围北去，落脚点只有陕甘二省。所以，他同意了于学忠的任命。
蒋介石的成都会议做出了两项决定：一、调集薛岳和胡宗南所部十四万中央军及川军，共计二十余万，集中优势兵力压迫红军于岷江以西，并迅速加以包围、封锁，企图将红军困死于草地；二、派亲信陈诚创办峨眉山军官训练团，轮训武官营长以上和文官县长，接受所谓“拥护领袖，复兴民族，忠党爱国”的法西斯思想，以及“先安内而后攘外，要安内必先剿共”的既定的卖国政策。
张学良怀着抑郁不快的心情回到了武汉，遂又陷入了困惑与矛盾之中。一天，他刚刚走进卧室，赵一荻匆忙送上一张当天的报纸，异常愤慨地说：“杜重远先生被捕了！”
“啊？！……”张学良惊得几乎不相信自己的听觉，他呆滞了片刻，慌忙又接过报纸……
张学良被迫下野出国考察以后，杜重远南下上海，和李公朴、胡愈之等爱国人士共同创办救亡抗日的刊物。正如他向邹韬奋所说的那样：“望兄紧握着你的秃笔，弟愿喊破了我的喉咙，来向这个冥顽不灵的社会猛攻！”是年五月四日，他在《新生周刊》上发表了《闲话皇帝》的文章，触怒了日本驻沪总领事，以“侮辱天皇，妨碍邦交”为口实，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无理要求封闭《新生周刊》，惩办编者和作者。杜重远不畏强bao，挺身而出，在法庭上慷慨陈词，驳得法官理屈词穷，赢得了爱国民众的称赞。但是，南京政府却悍然判处杜重远一年零两个月的徒刑！张学良看罢这篇抗日非法、爱国有罪的报道以后，悲愤地说了一句：“天理安在啊！”
顷刻之间，杜重远那刚直不阿、热情救国的形象化作了一座大理石雕像，一动不动地耸立在张学良的面前；少顷，蒋介石高呼着“剿共”的口号从远天飞来，蓦地落在了杜重远的雕像面前，大声地斥责着。他忘情于幻景之中．情不由己地呼唤：“杜重远先生是无罪的啊！……”
“你是怎么了？”赵一荻望着有些失常的张学良，惊恐地问。
张学良终于又回到了现实中来。他面对这是非不分的现实无处去申辩，更谈不上为好友杜重远去申冤。怎么办？他只有伸出双手，重重地捶打着前额，不停地说着：
“我这是为谁而战啊！……”
“九月的一天上午，张学良独自在办公室中阅读有关红军翻过雪山，越过草地的情报时，副官谭海走了进来。他习惯地问：“有什么大事报告吗？”
“委员长来电，鉴于红军突围出川，要副总司令立即飞赴成都，商议在西安设立‘西北剿总’事宜，并征询副总司令为‘西北剿总’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务的意见。”
张学良接过电文匆匆阅毕，沉吟了好一阵子，遂喟然长叹了一声。
二十二
高高的蓝天，就像是一碧如洗的大海；朵朵白云，宛似盛开的玉兰花；再体会一下金风带来的凉爽，你会禁不住地喟叹自语：
“啊！好惬意的气候，秋天到了……”
十月一日下午，古城西安的飞机场突然驶来两卡车警察，把本来就不多的旅客一下子封锁在休息室中。大家虽然有说不出的愤慨，但又很习惯于这种侵犯人权的行径。只有那几个高鼻梁、蓝眼睛的欧洲人用英语发着牢骚：
“中国的大员就是有办法治老百姓！……”
有顷，候机室的门前驶来两辆小汽车，侍从们恭敬地打开车门，相继走出两位要人。那位身材魁伟、全身戎装的将军是杨虎城；那位身材微胖、个头矮小、身着西服的长者是邵力子，他们二人奉命赶来机场，欢迎新上任的西北剿总副司令、代行总司令职务的张学良将军。
杨虎城将军是陕西省蒲城县人，一**三年生在一个农民家里。辛亥革命爆发以后，他参加国民党元老于右任领导的陕西反清的革命队伍；袁世凯复辟称帝的时候，他参加了陕西护国军，与袁世凯作战；袁世凯亡故不久，他又参加陕西靖国军，积极反对北洋军阀；一九二二年，他率部驻陕北榆林，认识了进步人士杜斌丞、共产党人魏野畴等人，开始接受进步思想的熏陶。一九二六年率部攻入西安，坚守孤城长达八个月之久，有力地支援了北伐战争。国共分裂以后，他坚持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大政策，保护了许多共产党人；一九三一年任陕西省主席，任命共产党人南汉宸为省府秘书长，对开拓陕西做了许多好事。“九·一八”事变爆发以后，他对日本侵略者异常愤慨；长城抗战期间，他向蒋介石要求将所部十七路军全部开赴华北抗日。当他获悉冯玉祥去察哈尔组织抗日同盟军的消息以后，他不仅通电声援，而且还资助枪支、弹药。但是，他一次再次的抗日救国的正义要求，均被蒋介石严令拒绝，遂引起了他极大的愤懑。
邵力子是位不同寻常的政治人物。早年和西北政坛领袖于右任相交甚笃，积极追随孙中山宣传民主主义思想。“五·四”运动以后，他和陈独秀等人发起上海的共产主义小组，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批党员。后来，经党中央决定退出共产党，但依然和许多共产党的领袖人物保持着关系。由于他的特殊经历，遂决定了他在国民党中的特殊地位——充任蒋介石等人的使者，奔走于诸进步的党派之间。“九·一八”事变爆发以后，蒋介石察觉到了杨虎城和自己的矛盾，认为西安绥靖公署主任、陕西省政府主席集于杨虎城一身是危险的，遂决定免去杨虎城省政府主席之职。由谁接任为宜呢？自然是和西北军有着历史渊源的邵力子。他于一九三三年调任陕西，接替杨虎城出任省政府主席。
杨虎城和邵力子相偕步入机场，等待着张学良的专机的到来。从他们二人那不同的表情可以知道，时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十七路军总指挥的杨虎城，并不真心欢迎张学良的到来，而邵力子则是无所谓 的，谁来西安共事都行。有顷，专机平稳地降落在机场上，杨虎城大步迎上去，握着步下机舱的张学良的手，甚是严肃地说：
“我代表十七路军全体爱国将士，欢迎张副总司令来西安代行‘剿总’总司令职！”
张学良听后觉得是那样的刺耳，真想把紧握的双手抽回来。转瞬之间，他想到了杨虎城救亡抗日的义举，似乎又理解了这位陕西实力派领袖的用意；当他再想到自己的所作所为以后，不免又想起了“忠言逆耳利于行”这句古训，他便更加用力地握住杨虎城的双手，十分豁达地说：“请代我转告十七路军全体将士，谁救亡抗日，谁就是我的朋友。”
杨虎城听后怔住了，他真的以为听错了，可是当他一看张学良那坦荡的表情，又下意识地感到在这位少帅的身上有着一种凛然的正气，使他不能再随意猜测。杨虎城毕竟是从政、从军多年的地方领袖人物，政坛上的各种演员他看多了，故又漠然地说：
“请代表我向二十万东北军将士致意，我杨某人真诚地希望和他们结为救亡抗日的朋友！”
这时，邵力子面带微笑地迎上来，用力地握住张学良的双手，近似打圆场地说：
“我看啊，首先是咱们三人结成救亡抗日的朋友，对吧？”
“对，对！哈哈……”
张学良和杨虎城自然地答对着，旋即这戒备森严的机场上空响起了三种不同的笑声。
张学良下榻于绥靖公署的新城大楼。他指挥所部“围剿”徐海东、刘志丹率领的红军，出他所料的是一一○师在劳山被歼，师长何立中阵亡；一○七师六一九团在榆林桥附近遭受严重的损失，团长高福源被俘。他于失败的痛苦之中研读吴伟业著的《绥寇纪略》，想从明朝将领孙承忠、洪承畴等败于李自成手下之史实中，找到一些可供借鉴的历史教训。但他依然未能悟出其中的真谛，继续向部下宣讲这样的道理：
“我们的老家是东北，已被日寇占领，日寇正阴谋积极向关内侵略，国家处于危急存亡之际，我们应当举国同仇，抵抗日寇。但共产党却偏偏要捣乱，我们要抗日，他们就在后方扰乱，使我们无法集中力量对日作战。我们不能两面作战。日寇是强大的，我们必须集中全国力量，联合友邦，才能把他们打败。而要集中全国力量，就非把捣乱的共产党消灭不可，除此之外，又有什么办法呢？我们为了国家民族的前途，为东北军的前途，希望我全体官兵，同心同德，齐心协力，不畏艰险，奋勇直前，完成剿共统一事业，然后出师抗日，集中全国力量，打败日寇，收复东北，返回老家……”
不久，他又获悉当年的顾问土肥原贤二衔命来平津，准备策动华北五省自治。这在全国人民的心中，尤其是在东北军的爱国将领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张学良对于“平津二市常有汉奸、流氓组成的队伍，夹杂着日本浪人，打着各色旗号，在街头胡乱叫嚣，甚至袭击国民政府机关”十分愤慨。当他听到日本军队加紧在平津近郊进行军事演习，坦克军队纵横街衢的报告以后，当即挥毫疾书，草成一信，“叫参谋王殿禾乘车去北平，把信面交北平分会的东北军卫队第一营营长王瓒和宪兵司令邵文凯，命令他们，如日寇在北平发动事变，一定要誓死抵抗，不许退却”。
正当张学良对“剿共”、救国发生激烈的思想冲突的时候，抗日救亡的知名人士高崇民来到西安，并带来了一封重要的信件。关于这封信的背景和内容，当事人曾做了如下记述：
杜重远因“新生事件”被押于上海曹河泾苏州第二监狱，以舆论关系，颇受优待。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一日，高崇民、阎宝航、卢广绩、王卓然、王化一同去看望。大家利用这个在狱中共同会谈的机会，研讨了国内政治形势，咸认为，蒋介石坚决执行“先安内后攘外”和不抵抗政策，断送东北、华北，以保持四大家族小王朝，而东北军被命令参加“剿共”，是蒋介石消灭共产党、同时消灭东北军的一箭双雕政策。因此，我们东北人民为打回老家、收复失地打算，必须坚决主张停止内战，保存实力，准备抗日，否则，东北军如被消灭，则复土还乡，更无希望。基于这样的共同认识，大家当时便联名写给张学良一封沉痛的信，提出停止“围剿”、国共合作、一致对外的主张。适逢胡愈之亦来看望杜重远，他也和大家一起力促高崇民赴西安一行，送达这封信并对张学良进行说服工作。
张学良阅毕这封来信，大有茅塞顿开之感，他紧紧地握住高崇民的双手，异常激动地说：“近期我将赴南京出席四届六中全会，到时我一定去探望杜重远先生。”
就在张学良成行的前夕，突然获悉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已经进抵陕北。顷刻之间，他又想起了东北军与徐海东、刘志丹率领的红军交战的惨痛教训，使他省悟到：“政府在内战中一寸一寸地收复失地，而在外敌侵略下一省一省地丧失土地，这样必然失掉人民的支持，结果将是政府与人民同归消灭。”经全面的分析，他做出了如下的决定：
通令所部在开会期间不许有所行动，以便在政治上有所活动。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开幕。出席大会的中央委员一百多人，除桂系李宗仁、白崇禧未出席外，反蒋派的领袖人物冯玉祥、阎锡山、陈济棠等均出席了会议。早上七点，大会代表依照惯例上紫金山中山陵谒灵，以示都是孙中山先生的忠诚信徒。九点钟回到湖南路中央党部举行开幕式，由中央常委兼行政院长汪精卫致开幕词。开幕式结束后，代表们步出大礼堂，集中到中央政治会议厅门前等候合影。蒋介石以不安全为由拒绝出席合影，晨光社记者孙凤鸣遂演出了刺杀汪精卫的好戏。有意思的是，一声枪响，秩序大乱，坐在椅子上的张人杰滚到了地下，孔祥熙顾不上新马褂被扯，吓得钻进了停在旁边的汽车底下。第一个起而和刺客孙凤鸣搏斗的是国民党元老——文官张继，下掉孙凤鸣六响左轮手枪的则是张学良。而汪精卫则代蒋介石倒在了血泊中。四届六中全会以此开场，就可想象出是如何收场的了。
华北自治的风声越来越紧了，吹得待命出席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无心讨论所谓的政治报告，都在私下议论“华北向何处去”。张学良面对此危局，他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了。他所希望的国民党五全大会，应是誓师救国抗日。但蒋介石却在“对外关系之报告”中强调对日关系“当为最大之忍耐”，并公然提出了“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的外交方针。会后，张学良仰天自语：“华北休矣！”
是日夜，张学良心情惆怅地回到下榻之处，咣当一声，关死了屋门，独自走到背阴的窗前，痴然地望着一动不动的北斗七星，暗自思忖下一步应该走哪条路？突然，随员何柱国将军未经通报推开了室门，他蓦地转过身来，一看何柱国将军那惶恐的神色，冷静地问：“又发生了什么事情？”
“报告总司令！西安总部发来急电。”何柱国边说边双手呈上电文。
“念！”张学良说罢肃然双手叉腰，在镇定地听着。
“董英斌部牛元峰师自合水东进，在直罗镇中共党伏击身死，所部损失惨重！”
“胡闹！”张学良握拳向空中猛地一击，失态地大吼，“我行前明令严申，在开会期间不准行动，他们为什么要违令行事？！”
何柱国将军追随张学良有年了，从未看见过这位意气风发的上司发过这样的脾气。他下意识地并拢双腿，成立正姿势，望着快速踱步的张学良，一时竟不知该如何是好。
“传我的命令！”张学良倏然止步，“立即飞回西安，从严查处！”
张学良心急如焚，“匆匆告知何柱国随行，并未询问气象状态，即自南京起飞，一路在云雾之中，盲目飞行，飞机又无定向设备，按时间与距离计算约达河南平原之时乃猛降低飞，才找到平汉铁路。飞机离地不过二百公尺，沿平汉路北飞找到黄河，再沿黄河西飞。过孟津以后，河曲山高，云重谷狭，不能辨别前景，危险万分，最后才找到洛阳降落。是日大雨不止，翌日改乘火车返陕。查得牛师失败原因，乃董军因缺粮而请示总部今后行动方针，总部指示仅说明该军迟早是要东进的，董军长误解电意，又因鄜州粮食较丰，遂贸然令牛师东进。张将军对参谋长晏道刚、军长董英斌大为斥责”。
入夜，张学良闷闷不乐地回到了自己的卧室，赵一荻似乎知道了他的心事，温柔地说：
“事已至此，你再震怒三次，也不能让牛师长死而复生啊！”
张学良倒在沙发上叹息不止，他望着送来香茗的赵一荻，破例地如是说：
“小妹，你说该怎么办吧？我赴陕剿共不足两个月，相继损失了将近三个师的兵力，照这样下去，我的东北军还能支撑几日呢？”
“说老实话，我也为此事想过不少时间了，”赵一荻看了看蹙眉品茗的张学良的表情，“可我一直想不明白，红军为什么这样厉害？你手下的东北军又为什么这么没有战斗力？”
“咳！一言难尽……”张学良放下盖碗香茗，近似自语地说，“还是谈点现实的吧，我从何处补充这三个师的兵力呢？”
“这还不好办！”赵一荻很是轻松地说，“请你的盟兄——蒋委员长拨给三个师的编制，不就全都解决了吗？”
“对！我回南京找蒋委员长去。”
但是，蒋介石的答复却令张学良愤慨不已：“中央没有机动兵员，所损三个师的番号自行取消。”张学良虽然知道了蒋介石要他“剿共”的真实目的——消灭红军的同时消灭东北军，但是，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坚决“剿共”的蒋介石，此刻也在私下和共产党商谈合作的事情！
随着华北局势进一步恶化，蒋介石担心自己重蹈“九·一八”事变的覆辙——被迫下野出走，他抢先举起了所谓的抗日救亡的旗帜，违愿地下令中止张群—川樾谈判；十一月二十四日，国民党冀东行政督察专员、大汉奸殷汝耕在通州挂起“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招牌，他迫于全国各界人士的压力，明令通缉；与此同时，国际局势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英、美等国基于自己在华的利益，从过去的观望态度转变为反对日本。美国国务卿赫尔公然声明，对华北五省自治不能熟视无睹，呼吁各国对“庄严缔结的条约规定加以尊重”。英国外相贺尔发表演说，表示“最近华北方面阴云密布，使英国政府大为忧虑……”为了支持蒋介石对抗日本，答应借款给南京政府改革币制。
蒋介石是懂得远交近攻的战略的。谁能遏制日本侵略日急的势头呢？唯有苏联，遂提出和苏联订立军事同盟条约。他适时地约见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并说：“如果苏联政府能够促进达到国共团结，我将感到高兴。”之后，他委派亲信陈立夫秘密负责和中国共产党的谈判，命令邓文仪在莫斯科和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会谈。他的这些做法的目的是：转移攻击他的矛头的同时，希望能得到苏联的军事援助，并通过苏联的影响抑制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但是，他依然没有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就在北平爆发伟大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的时候，他不顾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的热情，为适应日本的“华北特殊化”的要求，命令何应钦赴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指派宋哲元为委员长。结果是华北就要变成“满洲”第二了！
面对这样的局势，张学良为了解除自己思想中的苦闷，寻找正确的救国之路，决定在五全大会闭幕以后，托故去上海，设法秘密约会老朋友杜重远先生。
近两年来，由于政见不同，杜重远很少拜访张学良。尤其他因《闲话皇帝》一文判刑入狱之后，对张学良忠心耿耿地为蒋介石卖命“剿共”越发地不满了。今天，这位久违的老友突然来访，真是令他大惑不解。他一见心事重重的张学良，便开门见山地说：
“你还敢前来看我这位‘侮辱天皇’的罪犯，真是令我感激不尽啊！”
“快别这样说，我是专门来沪请教于你的。”张学良异常沉重地说。
“请教于我？实在是不敢当啊！”杜重远再次看了看张学良那肃穆的表情，满腹的怨恨渐渐地消散了，他沉重地问：“汉卿！有什么想不通的大事吗？”
张学良深沉地点了点头。接着，他把自己从意大利回国以后，积极宣扬法西斯主义，拥护蒋介石做领袖，坚定地跟着蒋介石“剿共”，希望国家统一之后再抗日救国、打回老家去等言行，十分坦率地讲了出来。最后，他又分外悲苦地说：
“近两年剿共的结果，使我明白了共产党是打不了的，如果再这样走下去，我必然成为历史的罪人！怎么办？我的确处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今天来找你，就是希望你坦诚地帮着我参谋一下，我张学良，还有二十几万东北军，下一步该怎么办？”
杜重远听后很是激动，他的直感是：张学良又变回来了！他熟悉张学良的性格和为人，因而也很动感情地说：
“汉卿！我早就等着你说这样的话了。咱们还是谈谈过去的事，好吗？”
张学良微微地点了点头。
“容我直言，你这两年来的所作所为，伤透了三千万东北父老的心了！”
张学良望着杜重远边说边抛洒热泪的样儿，也不禁落了泪。
“你见到高崇民先生了吧？”
“见到了！”
“读了我们写给你的信了吗？”
“读了。”
“你真的认清了这位委员长的用心了？”
张学良低沉地点了点头，旋即又掏出手帕拭去满面的泪水。
“虽说晚了一些，可总比执迷不悟好啊！”杜重远边说边擦泪水。接着，他又诚恳地批评了张学良的错误，遂又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从现在起，我认为你必须另辟一条新路走。”
“请问这条新路……”
“简单地说：那就是设法促进西北大联合，团结一心，共同抗日救国。”
“你的意思是……”
“为了拯救东北三千万同胞，为了二十万东北军的前途，也为了汉卿你个人的荣誉，你必须下定决心改变过去的错误做法，坚定地走联合抗日的道路。”杜重远越说越激动，看了看陷入凝思的张学良，突然把话锋一转，“你读过共产党发表的《八一宣言》吗？”
“在西安的时候听说过。”张学良从凝思中醒来，淡然地笑了笑，“但不知该宣言的详细内容，不知你……”
“哎呀呀，你怎么还不如我这个犯人的消息灵通呢！”杜重远难以理解地摇了摇头，望着不太自然的张学良，“简单地说，《八一宣言》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共产党及其工农红军，愿意和所有抗日力量建立联合阵线，共同抗日。”
张学良出身军阀世家，自直奉战争迄今，他几乎参加了所有的新老军阀之间的混战，明白处于不利地位的军阀所发出的停战呼吁，无一例外都是为了东山再起，卷土重来。而今，突围北来陕甘一带的工农红军也发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八一宣言》，其真实的目的是什么呢？是意在民族国家？还是为了处于危厄之中的红军的壮大？他不能不本能地自问，且又一时没有定见。但是，他从身陷囹圄的杜重远的口中隐约获悉，前来探监的人中不仅有进步爱国的知名之士，还有了解《八一宣言》的共产党方面的人物。他沉吟有顷，问：
“中国共产党发表的《八一宣言》，是本党决定的，还是有着其他的国际背景？”
“据我的朋友说，是根据第三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做出的决定。”杜重远郑重地说。
张学良在西游欧洲，进行诸方面的考察中，详细地知道了共产国际是指导世界共产党革命的大本营，任何国家的共产党组织，都必须恪守共产国际做出的决定。但是，中国共产党能否真心实意地和蒋介石、和他张学良结成抗日救国的统一战线，他是不甚乐观的。尤其当他想到蒋介石杀了那么多共产党，自己也坚决地剿了近两年的红军，遂又悲观地叹了口气。
杜重远望着喟叹不语的张学良，完全地猜到了他的心病，笑着说：“汉卿！对此你有顾虑吧？”
张学良沉重地点了点头。
“我看大可不必！”杜重远为了把这凝重的空气缓和一下，轻松地笑了笑，“在这个问题上，蒋委员长可比你聪明多了！”
“难道他……”张学良戛然终止了脱口而出的话语，难以置信地看着杜重远。
“他是玩弄政治的老手，绝不会在一棵树上吊死的。”杜重远感慨万端地，“他就是这样一位识时务的枭雄，也可以说是他的高明之处，所以你们全都败在了他的手下。请相信吧，不要再追问这件事的详情了。”
杜重远所知道的内幕是这样的：《八一宣言》发表以后，冯玉祥率先提出联俄联共抗日，宋子文等也在暗地里附和其议。在这种公开的和阵营里的共同压力下，蒋介石只得秘密寻求和中国共产党接触。他除去通过驻苏官员邓文仪这条路以外，还通过浙赣铁路建设会长曾养甫，找到他的老同学，与周恩来有密切来往的谌少岑，谋取和中共的联系。杜重远由探监的老朋友——秘密党员胡愈之的口中获悉了这条消息。他当时的直感是：蒋介石太狡猾了，张学良又太憨直了。今天，他望着将信将疑、迟疑不决的张学良，又猝然生出了一种恨爱参半的同情心。他继续讲解了一番共产党的政策和胸怀以后，颇有些情绪地说：
“我希望你遵从古训‘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行事，否则，你就真的成了—位时代的落伍者了！”
张学良无言以答，只是微微地点了点头。
杜重远为了给张学良思索的时间，有意终止了谈话。顷刻，这间不大的会客室中又有点紧张的气氛。
张学良敬佩杜重远的人格，很快从疑虑的思索中解脱而出，相信蒋介石干得出秘密联共的事来。当他觉察到受骗之后，一种屈辱之感猝然而生。他把头一昂，真诚地说：
“请你详细谈谈西北大联合的设想，可以吗？”
“当然可以！”
接着，杜重远特别指出，在东北军的主力集中陕甘两省的情况下，走联合抗日的道路有三个有利的条件：第一，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八一宣言》，毛泽东领导的中央红军到了陕北，可以联合起来，作为依靠；第二，陕西省的实力派杨虎城是有抗日进步思想的，他的左右也有一些进步分子，可以合作；第三，新疆的盛世才是东北人，曾是张学良的部属，他利用有利的地势，可以和苏联搞好关系，这也是一个不可小视的抗日的力量。最后，杜重远语重心长地说：
“时下，实现‘西北大联合’的抗日条件已经具备，就等汉卿你登山一呼了！”
张学良似乎仍在回味杜重远的话意，但从他那不时点头的沉毅表情可以猜出，他渐渐地下定了决心，准备出马充任“西北大联合”的旗手。杜重远为了坚定其决心，又说：
“目前，全国救亡抗日的高潮已经到来，蒋介石如果再不抗日，我敢断言：他一定垮台！东北军的出路，你自己雪耻复仇的出路，就看你能不能早日构筑成‘西北大联合’的局面。”
张学良几经斗争，终于接受了杜重远的建议：构筑“西北大联合”的政治局面。但是，他的思想深处还存有许多顾虑。他认为和杨虎城、盛世才联合抗日容易实现，如何与共产党合作没有一点底数。加之，自他父亲张作霖杀李大钊等共产党领袖始，有不少革命者死在了他们父子手下，能取得共产党人的谅解吗？因此他有些为难地说：
“造就这样大的事业，可不能像是剃头匠的挑子——一头热。我想和人家交朋友，谁知道人家要不要我这个朋友呢？”
“要！一定要！”杜重远为了打消张学良的顾虑，再次讲解了他所认识的共产党。最后，他十分肯定地说，“只要你决心走抗日救亡的路，共产党一定会同你联合。”
“果真如是就谢天谢地了！”
“果真如是，我杜重远，还有三千万沦为亡国奴的父老乡亲也谢天谢地了！”
张学良的心蓦地震颤了一下，他望着杜重远那滚动着泪水的双眼，一种难以言喻的情感涌上心头，他为了冲淡这壮烈的氛围，有意难堪地笑着说：“咱们老家有句俗话，烧香要找对庙门，拜佛要认准菩萨，你能帮我找到共产党吗？”
杜重远为难地摇了摇头。
张学良一怔，旋即失望地叹了口气。
“不过，”杜重远突然想起了什么，忙又笑着说，“你何必舍近求远呢，你的身边就有和共产党有联系的人嘛！”
“谁？”
“李杜。”
李杜原系张学良的部属，东北抗日失败之后，和马占山、苏炳文等抗日将领退入苏联国境，遂和共产党发生了联系。不久以前，他辗转回到上海，依然和共产党保持着接触。对此，张学良是知道的。故连忙笑着说：“对！对！李杜算是一个联系人。我的身边还有其他联系人吗？”
“有！”杜重远简单地讲述了北平的“一二·九”学生运动，然后又说，“你是东北大学的校长，该校师生是这次爱国学潮的重要力量，我看那位和你相识的学生宋黎，就有可能认识共产党的负责人。”
“好！我立即电请宋黎去西安。”
张学良密访杜重远不久，又找到了寓居在沪的李杜，当面说明了事情的原委。李杜欣然接受了请托，并表示找到关系以后设法通知他晤面。
张学良回到了南京，马不停蹄地赶到了杨虎城的下榻处，想做彻夜谈，借以消除隔阂。没想到杨虎城神色慌张地说：
“对不起！改日再谈吧，我必须赶到国民党元老续范亭将军的住处，他因不满委员长‘安内必先攘外’的国策，又痛惜大好河山落于日寇之手，于今天下午在中山陵剖腹自杀了！”
“啊？！……”
张学良惊得不知所以，几乎失去了知觉。他就像是一位醉汉似的告别了杨虎城，踉踉跄跄地回到下榻之处，想平息一下滚翻的心潮。
夜深了，何柱国将军持一份电文悄然走进，他望着伫立窗前的张学良，声调有些紧张地说：
“报告！王以哲将军由洛川防地拍来一份密电。”
“念！”
“被红军俘去的高福源团长现被红军派回。据云有机密要事，请求向司令面陈。”
“好！”张学良倏地转过身来，严肃地命令，“立即备好波音座机，明天一早，我要亲自驾机飞返西安！”（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