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三
高福源是一位有血性的中年军官。自“九·一八”事变退出东北以后，一直跟着张学良“追剿”红军，几乎跑遍了大半个中国。他由于身受家乡沦丧之痛，民族意识和抗日要求越来越强烈。每当他看见流亡关内的故乡的难民，就情不由己地想起沦为亡国之奴的亲人；每当他听见士兵对月谈论白山黑水，澎湃的心潮就翻滚不已。他不止一次地质问军长王以哲将军：
“我们何时打回老家去？”
不久以前，高福源随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将军率部北上，开到陕北洛川至延安一线布防，准备进攻红军。随着一一○师在劳山被歼，军长王以哲将军也被困在了延安。为解救王以哲军长返回军部，高福源亲率六一九团进驻鄜县以北的榆林桥，未经几个回合的较量，他便被红军的一位医务工作者俘获。他当时向红军提出三条：一释放他；二使用他；三枪毙他。红军未照他的条件做，只是告以少安毋躁，将来你还有重要的任务，会释放你的。他怀着疑虑不安的心情留在了红军中，亲眼看到了红军官兵之间十分团结友爱，政治文化生活非常活跃，又听到了很多关于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英雄事迹和抗日救国的道理，并亲身受到红军对他的宽大待遇和亲切的照顾，使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向红军表示要重新做人，甘愿为抗日救国奔走。不久，便被红军释放，见到了王以哲将军，在洛川等待张学良的到来。
张学良亲自驾驶飞机飞来。他怀着异样的情感鸟瞰隆冬时节的黄土高原，想到了在此争雄的汉武帝、唐太宗、周文王、周武王和秦始皇，以及他们为自己修建的雄伟的陵寝，暗自慨然叹曰：“人贵有所建树，以垂青史，否则建筑工程无论如何壮丽伟大，亦只不过黄土一抔。”不知何故，他竟然又想起了自己吟咏的登华山有感的诗句：“极目长城东眺望，河山依旧主人非。”但是，当他的座机飞临黄帝陵上空的时候，他禁不住地自问：
“在此国难危艰的时刻，我张学良足以彪炳青史的建树是什么呢？……”
张学良飞抵洛川，就被王以哲将军接到了军指挥部，令他惊诧不已的是，一位头戴红军的八角帽，身着黑色对襟棉袄、棉裤，脖围防风白毛巾的红军汉子伫立在屋中央。他尚未从愕然中醒来，只见这位红军汉子双腿并拢，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瓮声瓮气地说：“报告总司令，团长高福源在此恭候多时了！”
啊！他就是我熟悉的高福源团长？难以置信！若倒退三个月，我张学良一定会就地枪毙了他。但是，他现在的真实感情却是：高福源若真的是一位红军将领该有多好啊！他有些惨然地笑着说：“福源，你变了，你变得真的不像我们东北军了。”
“原谅我吧，总司令，用弟兄们的话说：我的思想变红了。”高福源沉重地低下了头，近似啜泣地说，“容我说句越礼的话吧，我真希望总司令也变了啊！”
这句话犹如平地猝然而起的炸雷，几乎把张学良击昏过去。他望着一直忠于自己的团长高福源，近似浑浑噩噩地自语：“你怎么会变得这样快呢？……”
“人家红军办的事占理，”高福源蓦地抬起了头，鼓足了勇气，涨红着脸，“我不变行吗？”
“你能把红军办的占理的事说给我听吗？”张学良说罢无力地坐在了太师椅中。
高福源沉重地点了点头，遂讲起了他被俘以后在红军中的见闻。接着，他又大着胆子指责蒋介石是假革命，借用革命口号欺骗全国人民。蒋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是错误的，因为他的“攘外”是幌子，“安内”才是本意。真心抗日救国的是共产党，是红军。高福源越讲越激动，最后竟然失声痛哭地说：
“总司令！人家红军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抗日，诚心诚意地要帮助我们东北军打回去，我们没有理由拒绝人家的好意！我敢断言，再继续围剿红军，您的二十万东北军就全都完了。”
张学良望着号啕痛哭的高福源，心里就像是翻倒了五味瓶，真是各种滋味混搅在一起，分辨不出究竟是什么味道来了。他起身走到高福源的身旁，亲手挽着他坐在自己旁边的那张太师椅上，凄楚地说：
“不要过于激动，喝口茶水，平静一下，我们坐下来好好地谈。”
室内的气氛顿时缓和了许多。张学良和高福源、王以哲整整地交谈了一夜，待到报晓的雄鸡唱过头遍以后，张学良依然是忧心忡忡，未露笑颜。他沉吟顷许，说：
“高团长！你谈得很好。你先在军部好好地休息一两天，然后再赶回红军那边去。我想请红军派一位正式代表来，我和他们正式商谈一下，不知你能否办到？”
“报告总司令！”高福源习惯地站起，双腿并拢，成立正姿势，分外严肃地说：“我一定能办到！”
“好，好……”张学良示意高福源落座，“王军长，你还有什么见解要说吗？”
“我以为高团长行事，一定要缜密，防止发生意外。”王以哲提醒说。
“有什么征兆吗？”张学良问。
“自从高团长回来以后，弟兄们之中纷纷传言：高福源变了，**了，已经不是从前的高团长了，变成政治人物了……我担心有的无知的弟兄办蠢事！”
“不怕！”高福源蓦地站起，挥了一下拳头，加重口气地说，“我什么都不怕！”
“光不怕还不行，重要的是一定要完成我交给你的特殊任务！”张学良严肃地看着微微点头的高福源，深情地说，“今后，你可以放心地去做这一工作。你此去如有危险，你的家属生活和子女教育，都由我和王军长负责。”
“谢总司令！谢王军长！”……
张学良圆满地结束了洛川之行，翌日又飞回了西安。他走进官邸客室，赵一荻笑着迎过来，双手接过斗篷和军帽，精心地挂在那古香古色的衣架上。张学良坐在那原色的牛皮沙发上，望着已经转过身来的赵一荻，轻轻地拍了拍身旁的沙发，深情地说：
“小妹，来，我们一块谈谈政治大事好吗？”
“不！不……”赵一荻知道张学良的个性，向来不许眷属参与自己的军政大事，决定事情也绝不受妻室的影响，因此她近似本能地否决了。
“不要这样，是我请你谈议的嘛。来，来……我们坐在一起谈谈。”
赵一荻有点勉强地依傍着张学良坐了下来，就像是一个怯场的学生陪伴着主考的严师那样，显得是那么拘谨、被动。张学良为了打消赵一荻的顾虑，坦诚地说：
“现在是非常时期，有些事只能和你商谈，所以从现在起，你可以大胆地参与我有关的军政之事。”
赵一荻是个极其聪明的女子，虽说她花去了很多时间教养她和张学良的爱情果实——闾琳，但从未间断阅读中外报纸，有时依然把自己认为重要的消息剪下来，供张学良参阅。因此，她的心中装满了天下大事。另外，她在陪伴张学良的生活中，也完全地感到了心爱的人儿处在了极度的苦闷中。她略加思索，小声地问：“告诉我，你还沿着过去的路走下去吗？”
“这正是我要请教于你的。”张学良坦诚地答说。
“你想过没有？近两年来的剿共结果，除去损兵折将以外，华北就要变成第二个东北了。”赵一荻侧首看了看十分沉重的张学良，鼓足勇气说，“再这样走下去，二十万东北军必将损伤殆尽，中国大片大片的领土也真的会被日本人蚕食、占领。”
张学良没有说什么，只是赞同地点了点头。突然，赵一荻转过身来，紧紧地抓住张学良的双手，格外动情地说：“为了从你手中失去的土地，也为了你在历史上的毁誉，改弦更张吧！”
张学良用力抓住那双颤抖的手，望着那对滚动着热泪的眼睛，激动不已地说：“小妹！我……是正在考虑改弦更张的大事啊！……”
这时，室外传来了轻轻的叩门声，赵一荻匆忙抽回自己的双手，旋即又擦了擦滚动欲出的泪水，起身走到门前，迎进了副官谭海。
“有什么要事禀报吗？”张学良问。
“有！”谭海气呼呼地说，“省党部中有些狗很不像话，专和我们东北军的弟兄过不去。”
“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得和他们发生摩擦！”张学良严肃地说。
“是！”谭海有些不服气地，“另外，东北大学的宋黎同学由北平到了西安，等候总司令传见。”
“先请他把北平的有关情况写份书面报告转给我，等我忙过这一段后再和他深谈。”
“是！”
“另外，王以哲军长那面有消息，要立即呈报。”
“是！”
高福源于一月十六日回到陕北苏区，把这次同张学良见面的经过向李克农同志做了汇告。不久，李克农同志还带他去见了毛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当面受到了鼓励。毛主席当即决定派李克农同志为代表去会见张学良。在李克农出发之前，党中央于二月十九日，以毛主席和彭德怀司令员的名义，将出发日期由电台直接通知了张学良和王以哲。由此开始，中国的历史又打开了新的一页。
有关“洛川访问”、“延安会谈”等重大的历史事件，当事人曾做了如下客观的记录：
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一日，由高福源做向导，李克农同志等四人于二月二十五日到了洛川，见到了王以哲，王的参谋长赵镇藩也出面接待。王以哲立即用密电向张学良报告，张复电说因事去南京，不能马上回来。嘱王妥为招待，并可先商谈一些具体问题，重要问题留待他回来再说。
在张学良未回来以前，王以哲、赵镇藩与李克农商谈了关于红军与六十七军抗日合作的局部关系问题。
为巩固红军与六十七军一致抗日，确定了双方互不侵犯、各守原防的口头协定。
三月三日，张学良由南京乘飞机返西安，第二天即飞洛川会见李克农。他们在李克农等住的那座小院子里进行了一天一夜的会谈，张学良接待李克农很亲切，虽然是第一次会面，但主客之间都很随便，不感到有什么拘束。张学良谈笑风生，十分潇洒；李克农谈吐机智幽默，风趣盎然。尽管有时双方为了某一个问题争得面红耳赤，但是整个说来，会谈的气氛是轻松而和谐的。他们谈话的内容，除了完全同意关于红军与六十七军的局部口头协定外，主要是有关抗日的问题。
会谈结果归结为以下几个具体问题：
一、为了进一步商谈抗日救国大计，商定中共方面再派出全权负责代表，最好能在毛、周等负责同志中推出一位，与张再做一次商谈，会谈地点定在肤施城（延安），时间由中共方面决定。
二、红军与东北军派代表出国的路线问题，由张负责与新疆盛世才联系。
三、商定中共方面派一位色彩不浓而又能负责的代表常驻西安，由张给以灰色名义掩护，以便与各方代表联络，推动关于成立国防政府和组织抗日联军的活动。
张、李会谈于三月五日结束后，李即日连电向党中央报告会谈内容并请示行动。六日得中央复电慰劳，同意谈判结果，并请李即日赴山西石楼前方晤谈（那时红军渡河东征，毛主席和中央其他负责同志等均在前方）。李克农在三月七日离开洛川，取道延长渡河，径赴晋西石楼向毛主席和中央其他负责同志报告会谈的详情。
张学良把李克农送回陕北以后，刚回到西安，就接到上海李杜来电说，“寻找的朋友”已经找到了，张一看就明白是李杜替他找的共产党的关系已经找到了。他特地选派了一个亲信的高级参谋赵毅到上海去接。
赵毅到了上海，通过关系，找到了刘鼎，在一九三六年三月中旬，一同由上海到了西安。
刘鼎来到西安，住在张学良预先指定的一个机关内，多次与张交谈，根据张学良的提问，回答如下：（一）张学良掌握几十万大军的兵权，坐镇东北，有守土之责。但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时，当地守军不放一枪一弹进行抵抗，以致一夜之间，沈阳失守，数日之内，东北广大土地全部沦为敌有。因此，张学良不能不遭到全国人民的唾骂，共产党在这个问题上所抱的态度同全国人民一样，不能置身事外，不表示意见。（二）中东路事件发生时，东北当局一方面首先挑衅，进攻苏联，一方面又容许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大肆扩张势力。东北当局亲日反苏，事实非常明白，而苏联红军为了保卫国土，进行反击，完全是正当行为，张学良因此受到责备，也是合乎事实的。（三）东北军是蒋介石指挥下的一支“剿共大军，先在鄂豫皖，继在西北，都很积极卖力气替蒋介石打内战，使红军与苏区遭受很大损失。最近，红军为了自卫，实行反击，因而使东北军受了一些挫折，同东北军给红军所造成的损失相比较，这能算打得“厉害”吗？红军有广大人民做后盾，久经考验，能征惯战，是一支不可战胜的革命武装，蒋介石百万大军也对它无可奈何，何况东北军。而且蒋介石驱使东北军上前线“剿共”，实际上是他的借刀杀人之计，企图用这种阴谋手段来消灭东北军。因此，东北军当前最“厉害”的敌人，是红军还是蒋介石，值得考虑。
刘鼎继续说，为今之计，东北军最好的出路是联合红军抗日，不仅可以一洗“不抵抗”、“投降卖国”的罪名，而且还可以有效地摆脱蒋介石“借刀杀人”的阴谋，这是东北军为东北同胞和全国人民最所企望的明智之举。将来抗日胜利和全国解放以后，功勋载诸史册，垂之千古，东北军和张学良将首先占了一页。
刘鼎这一席话，打中了张学良思想上的要害，使他不得不衷心佩服，感到十分高兴。
李克农同志等离开洛川，于三月十六日赶到山西石楼去见毛主席和中央其他负责同志，向他们报告了此行的经过和张学良所提出的希望会见中央负责同志的要求。中央当时认定张学良的要求是有诚意的，此举对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十分重要，因此决定即日派周恩来同志为全权代表，偕同李克农同志一同去肤施（延安）会晤张学良。
李克农时任中央联络局局长。在第二次洛川会谈时，张学良为防蒋介石派驻西安的耳目，化装成一位富商风尘仆仆地赶到洛川。李克农一见愕然，遂握住张学良的手诙谐地说：
“张将军，你解甲从商啦？”
张学良是位政治家，遂以政治玩笑的口吻，借题从容作答：
“我是来做大买卖的，是整销，不是零售。”
由此可见，张、李会谈是融洽无间的。
但是，诚如张学良事后所记：“良当时不悉李克农为**中何等人物，谈判之下，所提之请求，与后来**所提之条件大致相似，良答复如彼等真诚，可以容纳转陈，但被之地位，是否可能代表该党，表示怀疑，促其首领毛泽东、周恩来辈来见。彼答以**所提诸事，曾经其全体表决者，如良诚信，彼可商请毛、周来见。彼立即北返，得其答复，周恩来愿同来会见，请约地点和时日。”
另外，李克农与张学良举行的洛川会谈，其他政治、军事诸问题进展顺利，很快取得一致的意见；唯独在对待蒋介石的问题上，双方意见相左，谁也没有说服谁。“双方的主要分歧是，张学良认为蒋介石掌握着几乎整个国家的力量，又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应包括蒋介石在内；李克农则认为，蒋介石对日妥协退让，‘围剿’抗日力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应包括蒋介石。”简而言之，这涉及到中国未来革命的路线：是中国共产党时下主张的“抗日反蒋”路线，还是张学良主张的“联蒋抗日”路线。对此，李克农是无权回答的。
再者，李克农奉命和张学良举行洛川会谈之前，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于二月二十日给他的训令是：“坚持抗日反卖国贼不可分离，反对抗日不讨卖国贼。”他在谈判中只能奉训令而为。事后，他赶到山西石楼，把张学良力持“联蒋抗日”的主张报告党中央。
中央听取了李克农的汇报以后，立即开会讨论，决定派周恩来为首席代表，赶往肤施（即延安）和张学良进行深入的会谈。由于变“抗日反蒋”路线为“联蒋抗日”事关重大，毛泽东同志仍然主张：“对李克农的外交训令，今天尚适用。”对此，周恩来认为中共主张“抗日反蒋”，是因为蒋介石是大买办、大地主阶级的头子，视人民为死敌。蒋介石的指导思想是“宁赠友邦、毋与家奴”，基本政策是“攘外必先安内”。他抱着继续听取张学良意见的态度去肤施参加会谈。
周恩来应邀参加肤施会谈，多少有点出张学良的所料，因而他当时的思想是矛盾的。对此，他多年之后写下了如下这段文字：
良本先对李克农之约，谅彼等未必真敢前来，待周答复之，良衷心忐忑，本一动扣留之念，再一寻思，偶起“岂有酖人羊叔子哉”之句，彼既猝然敢来，余当磊落光明，既然彼等声言为国，声言抗日，何不推诚相见，本前已自动向彼方探索真意，今其自来，如能化敌为友，岂不正合余之心意。如能将此一群强悍，为国家收抚，从事抗日，自以为对国家、对领袖为无上之贡献。并可实现良以往心中诸幻想。即毅然答复，约周来见，嘱周师长福成妥为款待。
周恩来和张学良会谈事关国家、民族兴亡大业，双方十分重视。有关周恩来参加肤施会谈的准备工作，当事人做了如下记述：
周恩来、李克农两同志带着电台和一支小部队由河东回到瓦窑堡，候与张学良约定时间即赶赴延安。经往返电商，最后决定推迟到四月八日在延安会谈。周、李临行前，又由毛主席和彭德怀司令员于四月六日致电王以哲、张学良，通知周、李行期及联络地点，并提出了这次会商的几个问题，原电内容如下：
甲、敝方代表周恩来偕李克农于八日赴肤施，与张先生会商救国大计，定七日由瓦窑堡启程，八日下午六时前到达肤施城东二十里之川口，以待张先生派人至川口引导入城；关于入城以后之安全请张先生妥为布置。
乙、双方会商之问题，敝方拟为：
1．停止一切内战，全国军队不分红白，一致抗日救国问题；
．全国红军集中河北抵御日帝迈进问题；
．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具体步骤及其政纲问题；
4．联合苏联及先派代表赴莫斯科问题；
5．贵我双方订立互不侵犯及经济通商初步协定问题。
丙、张先生有何提议，祈预告为盼。
周、李于约定时间到达延安东北二十里之川口，适值雨雪交加，电台联络失时，直到九日上午张学良才自己驾着飞机，带着王以哲、刘鼎两人飞到延安。周、李经张学良派人前来联系后，于当日下午八时只带了几个随从进入了延安城，在城内一个教堂里与张学良见了面。
张学良久闻周恩来是出了名的美髯公，加之事前刘鼎对周恩来的形象、风度所做的介绍，因此那天初夜在天主教堂门口一见周恩来的面，就主动地大步迎上前去，紧紧握住周恩来的双手，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大声说：
“你一定是周先生，久仰，久仰！”
有关张学良政治生涯中的传奇故事、生活中的风流韵事，周恩来早有耳闻，但没有机缘面识。今天初次相见，就被张学良的热情所感染。他持重地打量了张学良一番，风趣地说：
“张将军，好眼力啊！”
“不，不……”张学良矢口否认，“谁人不晓共产党中的美髯公啊！”他说罢大笑不止。
周恩来一下就喜欢上了张学良的性格，他不无感慨地说：
“初次相见，就感到张将军是个痛快人，有着一种故人相见的亲切感。”
张学良听后怔然，禁不住地问：
“周先生，这话从何而来？”
“张将军有所不知，”周恩来深情地解说，“我少年时代，曾做过你父亲张大帅的三年臣民，对东北人的性格是熟悉的，而且打心里也是喜欢的。”
“原来如此啊！”张学良分外高兴，“难怪周先生也如此痛快，算得上半个老乡了！”
王以哲一看周、张二人相见时的愉悦情景，也禁不住地凑趣说：
“一个东北人，和半个东北老乡谈抗日，即便是在天主教堂中秘密进行会谈，我看也无需祈祷上帝的保佑了！”
王以哲的趣谈引来一阵阵朗朗笑声。奇怪的是张学良不但没有随着笑，而且还十分认真地说：
“诸位有所不知，我和周先生不仅有半个同乡的情分，还是同一名师的弟子。”
在场的人听后顿感惊诧，就是周恩来一时也不免疑惑。
“周先生不知这其中的原委。”接着，张学良讲起了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先生劝他戒毒，事后拜张伯苓先生为师的往事后，又笑着说，“按照我们祖宗传下来的规矩，先入庙门者为长，周先生自然就是我的师兄了。”
“不敢，不敢……”周恩来匆忙拱抱起双手，非常高兴地说，“张伯苓先生一生爱国，迭次声明反对内战。我们这两个弟子当遵师教，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
“好！”张学良肃然转身，指着天主教堂的大门，“周先生，请！”
……
二十四
肤施会谈开始了，双方参加会谈的共有五人，周恩来、张学良、王以哲、李克农、刘鼎。会谈的经过和内容史有所记，摘录如下：
这是一次有历史意义的会见，双方都以恳切坦白的态度开诚相见。张学良在寒暄之后，首先就把他对于国家前途的看法很坦率地说了出来，向周恩来同志请教。他说，两年前他从意大利回国，曾经相信法西斯主义可以救中国，因而主张拥护蒋介石做领袖，实行法西斯主义，领导全国抗战。但是这条路究竟能否走得通，他现在开始有了怀疑，要求周恩来同志表示意见。周见张的态度这样坦率恳切，也就以诚恳明朗的态度对他所提的这个问题做了精辟的分析。周首先指出，法西斯主义是帝国主义的产物，主张个人独裁，压迫人民，摧残群众，它把资产阶级统治最后的一点表面上的民主都抛弃了，它是资本主义发展到最后阶段的一种最反动的主张。接着，周恩来又说，中国要抗日必须实行民主，以便发动广大群众的潜在力量，这种群众力量是伟大无比的，只有靠这种伟大无比的群众力量，中国抗日才有胜利的可能；如果看不到这种群众力量，就不会有真正的抗日信心，也绝不会取得最后的胜利。最后，他指出，德国和意大利是法西斯国家，他们都是同日本帝国主义一个鼻孔出气的。因此，要抗日就不能仿效这两个国家**西斯，**西斯只有投降帝国主义，不能抗日。张听了周的这样明确的分析以后，就表示完全同意，并且说他近来也渐渐有这样的认识，今后将不再谈法西斯。至此，张学良又提出了“假如我们能够联合抗日，我们应该怎样对待蒋介石”这样一个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周恩来同志首先说明共产党过去是主张抗日反蒋的，不过现在愿意重新考虑这个问题，随即表示他愿意听一听张学良的意见。张思索了一下，然后郑重地提出了他的看法和主张。首先，他认为蒋介石是现在中国实际的统治者，中国现有的主要地方都是他统治着，全国主要军事力量都被他掌握着，其他如财政、金融和外交关系等等也都由他一手包办。接着张又根据这两年同蒋的不断接触和多方观察，觉得蒋还是有抗日的可能和有抗日的存心的，蒋的错处只是在于必须先消灭共产党然后才抗日的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因此，张认为目前最主要的问题，在于设法把蒋这个错误政策扭转过来，真正实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说，他总觉得抗日不应该反蒋。同时，反蒋就使得抗日增加困难。我们正愁抗日力量不够，为什么反而把最大的力量抛开呢？最后，他主张现在应该采取种种方法，逼迫着蒋介石走上抗日的道路。他还说，他现在派人去新疆联络盛世才，就是为打通西北，自成抗日局面做准备。周恩来同志听了张学良这番话以后，对于他所提出来的逼蒋抗日或联蒋抗日的主张表示同意，但因为这是一个重要的方针政策问题，愿意把这个意见带回去，提请党中央郑重考虑以后，再做最后的决定。
张学良得到周恩来同志这样明朗、切实的表示，就好像一块石头落了地，几个月来思想上不能解决的问题一下解决了，顿时表现非常高兴，并说：“你们在外边逼，我在里边攻，我们对蒋介石来个内外夹攻，一定可以把他扭转过来。”
他们还继续谈到许多国际国内方面的其他问题，如日本对中国作战的战略问题，苏联援助中国抗日的问题，中国抗战如何进行准备的问题，中国红军各方面军的集中问题，等等。周对这些问题都发表了精辟的意见，使张极为心服。
除了以上几个重要问题的谈话外，这次会谈获得了以下的结果：
（1）关于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问题。张学良同意这是中国当时的唯一出路，对于《八一宣言》中的十大政纲则表示俟加以研究后再提出意见。
（）关于红军的集中问题。张学良承诺赞助红军集中河北，四方面军出甘肃，东北军可以让路。至于二、四方面军北上路线问题，因须经过国民党中央军防区，须得到他们的同意，张愿任斡旋之责。
（）东北军方面派赴苏联的代表，取道欧洲前往。中共方面的代表由张负责保护，由新疆前往。
（4）关于停止内战的问题。张表示完全同意，并谓红军一旦与日军接触，则全国停战运动将更有力量。
（5）在张未公开表明抗日以前，不能不接受蒋令进占苏区。为此，张准备以王以哲军入肤施，沿路筑堡，双方交通仍旧。如此一个月以后，再看形势发展决定。
（6）关于通商问题。普通办货可由红军设店自购，军用品由张代办，子弹可由张供给。
（7）双方互派代表常驻。
（8）张认为红军去河北恐不利，在山西亦恐难立足，不如经营绥远较妥。但如红军决定出河北，他可通知万福麟部不加阻挠。
双方在诚恳愉快的气氛中做了竟夜的长谈。张学良以爽朗的态度和沸腾的热情向周恩来同志披露肝胆，掬诚求教。周恩来同志则以高度的政治修养、科学的分析才能以及富有感染力和说服力的言辞风度，使张学良心悦诚服，印象极为深刻。双方在这种融洽的气氛之中，对于重大问题既圆满地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同时在各个具体问题上也十分顺利地达成协议。因此，这次会谈不仅对于张学良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具有决定意义，同时对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也是一件极大的出乎原来意料的收获。
双方一直谈到黎明，吃过夜餐后，十日晨四时才握手告别，珍重再会。
……
肤施会谈圆满地结束了，张学良紧紧抓住就要离去的周恩来的双手，激动地说：
“周先生，今晚商定的协议，东北军一定严格遵守！”
周恩来用力握住张学良的双手，语调坚定地说：
“请张将军放心，共产党、红军方面，绝不毁约。”
张学良放心地点了点头。他蓦地转身一挥右手，大呼一声：“来人！”两名随侍手捧重礼走到近前。张学良拿起礼单，客气地说：
“这是我送给周先生的‘程仪’两万银元，不成敬意，请笑纳。”
周恩来自然知道“程仪”即所谓的盘缠，这是过去达官贵人相别时的一种礼节。他作为共产党的领袖人物，且又和张学良初次相识，怎么好收这样重的“程仪”呢！因此他犹豫了，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
张学良误以为自己送的“程仪”少了，或被当成共产党人所指的那种“不干净”的钱，遂又当即郑重地声明：
“周先生，这是我个人的私款，绝不是你们骂的那种肮脏钱！”
周恩来匆忙接过礼单，稍做解释，遂又诚心诚意地说：
“谢谢张将军，这两万银元对红军来说，堪称是雪中送炭，饥中送食啊！”
张学良听罢深受感动，周恩来竟然把他送的这笔“程仪”，用做解决红军衣食之用。他转思一想，这两万银元对一万多名红军而言，实在是太少了。他当即又送上一份礼单：
“这是二十万元法币，算是我对全体红军将士的一点心意，请周先生代我转送。”
周恩来双手接过这份礼单，内心涌起一种异样的情感，迭声道谢不已。
张学良转身取来一册精装的地图，异常深情地说道：
“周先生，这是一本比较精确的高等投影设色地图，可辅助军用，送给红军……”
“可以更好地打击日本侵略者！”周恩来激动地抢先说道。
“这也是我的心里话！”张学良坦诚地说。
黎明前的黑暗就要过去了，周恩来一行带着肤施会谈的丰硕成果，以及张学良将军赠送的重礼，迎着东方初露的晨曦踏上了归途。
在回瓦窑堡的路上，周恩来抑制不住内心的愉悦，对同行的人说：“谈得真好呀，想不到张学良是这样爽快的人，是这样有决心有勇气的人，出乎所料！真出乎所料！！”
周恩来向党中央汇报之后，又找刘鼎同志谈话，告之“党决定你去担任驻东北军代表。这件事非常重要，做这样的统战工作是第一次出马，中央寄予希望，一定要把工作做好。你已与张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要继续前进，要善意地帮助张学良，帮助他培养干部；要招青年学兵，他们有很好的条件。有了抗日的干部，东北军就成为一支抗日的部队。”周恩来又交代了具体承办的事情以后，取出一封提前写好的书信，郑重地说：
“刘鼎同志，除带去我对张学良将军的问候外，请代我当面转交这封信。”
刘鼎双手接过书信，行了一个标准� ��军礼，坚定地说：
“请周副主席放心，我一定完成党中央交给的任务！”
刘鼎很快回到了洛川，把周恩来的信交给张学良，并笑着说：“毛主席问候你。恩来同志问你好，很感谢你同他的会谈，谈得非常满意。对你的未来乐观，说有你这样的将军，再培养好干部，何愁东北军不成为最大最有力量的抗日军。”
“过誉了，过誉了。”张学良微笑着说道。
刘鼎又补充说：“大家都说你是当今全国最勇敢的第一个决心抗日的将军。”
张学良听后满意地点了点头。
“另外，蔡畅、邓颖超问四小姐好，女同志们猜她是个进步女性，总有一天会见面吧！”刘鼎望着得意而笑的张学良，“总而言之一句话，你不知道你的勇敢言行多么的动人哪！”
这时，张学良拆阅了周恩来的这封重要的信件：
汉卿先生：
坐谈竟夜，快慰平生。归语诸同志并电前方，感服先生肝胆照人，诚抗日大幸。唯别后事变益亟，所得情报，蒋氏出兵山西原为接受广田三原则之具体步骤，而日帝更进一步要求中、日、“满”实行军事协定，同时复以分裂中国与倒蒋为要挟。蒋氏受此挟持，屈服难免，其两次抗议蒙苏协定尤见端倪。为抗日固足惜蒋氏，但不能以抗日殉蒋氏。为抗日战线计，为东北军前途计，先生当有以准备之也。
敝军在晋，日有进展，眷念河西，颇以与贵军互消抗日实力为憾。及告以是乃受日帝与蒋氏之目前压迫所致，则又益增敌忾，决心扫此两军间合作之障碍。先生闻之得毋具有同感？兹如约遣刘鼎同志趋前就教，随留左右，并委其面白一切，商行前订各事。寇深祸急，浑忘畛域，率直之处，诸维鉴察。并颂
勋祺！
周恩来拜
四月二十二日晨
以哲军长处恕不另笺。
张学良阅罢周恩来的亲笔信感慨良多。他对刘鼎说：“我结识了最好的朋友，真是一见如故！我从未见过这样的人。周先生是这样的友好，说话有情有理，给我印象很深，解决了我很多的疑难。我要早见他多好呀！”张学良说罢又联想起官场中的人际关系，有些伤情地叹了口气，说，“我和蒋先生处了多年，但弄不清他打完红军后是否就抗日。对中国共产党，我不仅知道它第一步是抗日，而且还知道第二步是建立富强的中国。我以为中国的事从此就好办了！”
张学良兴致勃勃地回到西安官邸不久，副官谭海就神秘地赶来，报告杨虎城所部早就和红军取得了联系。这对张学良而言，无疑又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他沉吟片刻，郑重地问：
“有可靠的证据吗？”
谭海正欲回答，侍从匆忙走进，报告杨虎城将军求见。张学良闻之一怔，忙又热情地说：
“有请！”
如果说张学良随着父亲张作霖由**讨赤起，艰难地走向联共抗日的道路，那么杨虎城刚好与之相反，就在张氏父子杀害革命先驱李大钊等先烈不久，他曾积极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对此，米暂沉同志曾这样记述：
杨虎城从与魏野畴结识后，长期与共产党人接触与合作，他对共产党人救国救民的主张和英勇顽强的奋斗精神甚为钦佩。特别是在豫东、皖北期间，他和魏野畴、南汉宸等人的密切交谈以致全面合作，使他对中国共产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在国民党走向反动之后，他已对国民党失去信心，认为中国革命只能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才能继续进行。这时，杨、魏二人成为肝胆相照的挚友。杨在大政方针上均听从魏的意见，并向魏保证他决不清党，成为当时的“杨魏同盟”。他不仅在白色恐怖的气氛中表示了与共产党坚决合作到底的信念，到达皖北后，还进一步提出了加入共产党的请求。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就是“希望能做第二个贺龙”。据南汉宸同志回忆，杨虎城还曾几度向他提出将第十军逐渐改编为工农红军，用共产党员彻底改造刷新部队。特委的几位负责人对他的这一思想上的飞跃感到十分兴奋，当即向上级党组织做了汇报。魏野畴表示愿做杨虎城的入党介绍人，并写信给在上海的党中央说：“杨虎城是一位革命将军，他有坚定的革命决心，他表示愿与我党合作到底，他是绝对被掌握在我党的手中。”南汉宸则表示他可以负责向河南省委报告。但是，“八七”会议之后，党内在纠正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同时，“左”的指导思想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主要表现为盲动主义和关门主义。这种绝对化的思想方法，把一大批同情革命和同情共产党的中间力量关在革命的大门之外，并在一些条件尚不成熟的地区仓促暴动，造成革命力量的损失。杨虎城在这种历史背景之下提出的加入共产党的请求，也就未能得到党的上级组织的批准。
……
不久，杨虎城不愿追随蒋介石、冯玉祥**，遂脱离部队，东渡日本，寓留东京。这时候——一九二八年中共中央《致东京市委信》中明确指示：“杨虎城中央已允其加入，交由你们执行加入手续，加入手续如下：须三个同志的介绍，候补期为半年。再望你们与他谈一次话，……”由于东京市委人事更迭，未能落实中共中央的指示，致使杨虎城入党之事成为历史的遗憾。是年十一月，杨虎城回国，此后再也没有申请加入共产党。
杨虎城统率十七路军以后，和共产党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他在南汉宸等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反对国民党法西斯特务活动，主动掩护共产党人，收留共产党员在其部队中工作，并“与红四方面军订立互不侵犯、合作反蒋的协定等等”。
张学良率东北军进入陕西之后，不可避免地和杨虎城及十七路军开始了客军和地方军间的矛盾。蒋介石利用这一矛盾，使张、杨两部互相牵制，从而加以操纵。如何变敌为友或变被动为主动呢？他一方面静观张学良的所作所为，一方面又想到了刚刚进抵陕北的中央红军。
杨虎城和红军建立联系，几乎与张学良是同步进行的。不同的是，张学良是主动寻找共产党，杨虎城则是由毛主席、周恩来副主席亲自派汪锋同志等人建立的。有意思的是，他们二人因互存戒心，都是在向对方保密的情况下单独进行的。俗话说得好：没有不透风的墙。他们二人的行为都被对方的情报人员觉察到了。今天，杨虎城的礼节拜访，就含有探听虚实的意思。因此，见面寒暄过后，就有意识地问：
“据传，张总是很欣赏西方的法西斯主义的，不知近来有否改变？”
张学良当然明白这一问话的真实目的。为了主动地和杨虎城建立和谐的私人关系，坦然地讲出了自己对法西斯主义认识的过程。同时，为了测试杨虎城的政治态度，他遂又不无感慨地说：“讲老实话，我对这个主义产生了动摇，究其原因嘛，不知道在中国能否行得通？”
“我看恐怕还不仅仅如此吧？”杨虎城有意把这个问题向深处引发。
“那你的意见是……”
“人家搞法西斯，是为了对外扩张领土，奴役其他的民族；咱们搞法西斯，是为了对外投降。他当小皇帝，我们当亡国奴。你看此道能行得通吗？”
张学良清楚杨虎城说的“他”，是指蒋介石，加之杨虎城说话幽默，他只能以笑代答，不能附和其话意往下深谈。他呷了一口香茗，遂又把话题一转，坚定地说：
“那我就改变信仰，愿和杨将军一块抗日救国！”
杨虎城的脸上顿时绽开了笑颜。他和张学良随意地说了几句便起身告辞，行前握住张学良的手，语重情长地说：“你初到西安，对省党部中那班人还不太了解，一定要慎于言行。”
张学良感激地点头称是，这两双不同寻常的手，第一次握得这样紧……
二十五
正当张学良和杨虎城秘密携手，推进联共抗日的时候，蒋介石却更加坚定地执行对日妥协、对内“剿共”的既定方针。
一九三六年的春天是多事之时。日本国内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二·二六”事变，结果南进派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一批力主侵华南下的少壮派军官，如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东条英机等人军权在握，从而加速了侵华南进的步伐。
面对日本军国主义新的大举进攻，中国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特组织“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队”，公布了《东征宣言》，东渡黄河，挺进山西，准备出师河北，与日本军国主义作战。红军东征的壮举，赢得了全国人民的欢迎。
蒋介石唯恐红军借抗日之名壮大队伍，遂下令调洛阳、徐州、浦口等国防要地重兵三十三万人马，以陈诚为总指挥，开赴山西，协同阎锡山的晋军阻截、消灭红军。可是他对日本侵略者的态度呢？他在日记中曾写下了这样几句话：
倭寇在华北增足一旅兵数，北平乃为其无形之占领，将来收复更费心力矣！
蒋介石的卖国行为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对，六月一日爆发了旨在反对蒋介石的“两广事变”。广东陈济棠和广西李宗仁、白崇禧，公然打起“北上抗日”的旗号，改所部为“抗日救国军”，出兵湖南，企图争夺南京国民党政府。
与此同时，张学良积极着手执行肤施会谈的协议。他根据周恩来的建议：“即使你有干部，也要自己培养新干部，我们现在办红军大学，你可以办军官训练团。红大上面将来可以办抗日大学，军官团上面也可以办抗日大学。两边都有抗大，可以合在一起成为联合的抗日大学。”他先商得杨虎城的同意，以仿效庐山训练团的办法培训干部为词，报请蒋介石批准。训练团于六月开始筹备，由张学良任团长，杨虎城为副团长，王以哲任教育长。地点在长安县王曲镇，正式名称是长安军官训练团。时人又称王曲军官训练团。
两广事件爆发以后，张学良认为可能成为逼蒋抗日的契机，遂加快了筹办军官训练团的步伐，第一期于六月十五日开学。
军官训练团开办后，“张学良亲自驻团，住在太师洞，这一带多住窑洞，因窑洞潮湿，他砌了砖房。他全神贯注，和学员一起生活，不但给学员讲课，有时一起讨论，听学习汇报，还和学员轮流同桌吃饭，为学员选择了一批救亡歌曲。”对此，应德田回忆道：
训练团使用的饭桌也很别致，值得介绍一下。这是一条挖好的约二十丈长的土桌，两边是挖好的同样长的土椅，吃饭时，大家在两旁对坐。张学良将军和教育长、总队长坐在中间，学员们依次坐在两侧，大家吃的同样是一饭一菜，张学良将军这种与大家同甘共苦的精神使全体学员都很钦佩、很感动。
晚饭吃过，大家坐在一起随便地议论，也是交流思想提高认识的好机会。有一天，谈到日寇侵略，东北沦亡，东北军流离南北，蒋介石屈膝投降、忍辱卖国、抗日无期时，大家的情绪十分激昂悲愤。一个叫黄冠南的营长忽然站起来，眼泪纵横，用沙哑的声音高喊：“请副司令领导我们走上抗日战场，打回老家、收复东北！”接着，学员们争先恐后发出相同的请求，场上显得又热烈又悲壮。张学良将军内心非常感动，站起身，环视一下四周，他流泪了，但他并未沮丧，他用慷慨沉着的语调说：“大家的心情和意见很好，请大家相信我。我，张学良，国难家仇集于一身，和大家一样，我不会忘掉报仇雪耻，收复失地！请大家相信我，不要急，要做好思想准备，我一定能够领导各位走上抗日的征途，披甲还乡，重返家园。”
张学良将军简短地讲完后，大家欢呼声、掌声雷动。这一情景，对于张学良将军，对于全体学员，都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教大家唱歌，是利用从西安带到王曲的留声机和唱片进行的，主要是教唱《大路歌》、《开路先锋》及电影《桃李劫》中的《毕业歌》和《义勇军进行曲》等。我们利用午间或晚间休息时教学员们唱。刚开始时，学习的人不多，后来人数逐渐增加起来。有时，我们也到太师洞去请张学良将军和我们一起来唱，张学良将军对教唱这些歌曲非常重视。……鼓励我们要把抗日歌曲坚持教下去，做到深入人心，人人都唱，他还对我们的教法精心地做了指示。唱了几天以后，张学良将军郑重地对我说：“《毕业歌》、《大路歌》、《开路先锋》这几个歌好是好，但一下子都学，比较难记，全体恐难一时都学会。最好是把《义勇军进行曲》让大家先学会，能合唱。这个歌的意义鲜明正确，曲调慷慨激昂，非常好，鼓动性很强，也较易普及。”
……
简言之，在张学良将军的亲自领导下，王曲军官训练团办成了一所培训联共抗日骨干的新型学校，极大地影响着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前进方向。自然，也吓坏了蒋介石派到西安的大小特务。
一天，张学良的参谋长——蒋介石的亲信晏道刚转来了一份绝密材料，是陕西省党部的特务们直接写给蒋介石的情报。此刻，忙于解决两广事件的蒋介石无暇北顾，遂采用了更为高明的手段，以表示对张学良推诚相与，把这些报告的原文抄给了张学良，要他亲自答复。张学良阅罢这些材料，惊得出了一身冷汗，惶恐不安地自语：
“啊？我的行为都在他的掌握之中啊……”
怎么办？他暗自沉思片刻，遂走到写字台前，提笔给参谋长写了如下这封信，希晏道刚在蒋介石的面前代为说情：
甸樵吾兄：弟自入关以后，对蒋委员长极端忠诚，弟曾替他解决许多困难，万怨不辞。今日弟处此痛苦环境，这些特务人员对我严密监视，挑拨离间，令人气愤。譬如王曲军官训练团的学员对提起“蒋委员长”四字没有立正，岂是我教给他们的吗？前线官兵与共产党私有来往，这是秘密，我何能知道？我又哪能管这许多？他们甚至说我与共产党曾有联系，真是无中生有。兄自动去电替我解释，爱我之情，不尽感激。
弟张学良
七月二十日
张学良愤然掷掉手中的毛笔，从头至尾读了一遍信的内容，又禁不住地自问：
“他下一步又将采取什么手段呢？……”
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随着联共抗日的向前发展，张学良身边的亲信军官发生了矛盾，几乎是冰炭难容。
首先，“孙铭九、应德田等人在张学良面前飞短流长，攻讦黎天才。黎感到难以忍受，尤其对孙铭九，因为在武昌时期，由黎和陈旭东联名向张保荐孙的。一次，张学良去南京开会，黎不辞而别，回山东老家。张学良回陕后，对孙等大加责备，函电交驰，催黎回陕，因黎不作复，又电韩复榘、青岛市长沈鸿烈和烟台专署张骧武专员派员促驾。黎只好复一电说身体不好并派其妻孙菩缘赴陕请训。孙菩缘回蓬莱后，将张学良对她优礼相待的情况告诉了黎，谈到黎不辞而别的事，张还掉了眼泪，孙又带回张学良的一封千余字的亲笔信，信中充满了感情，并约法五章，如：表示接受黎的意见，提高警觉，给黎工作权限，连黎常说的‘咬人的狗不露齿’等也列入这五章之内。黎见信也感激涕零，遂回西安”。
其次，随着王曲军官训练团的开办，以及抗日同志会的筹备，东北军将领中的所谓保守派和少壮派的矛盾突现出来。以孙铭九、应德田、苗钊秋等为首的少壮派，坚决反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甚至公开讲演联共抗日；以王以哲将军等为首的高级将领不赞成此道，加之他在训练团中讲授中庸之道，遂被少壮派军人攻讦。一天，应德田气呼呼地走进太师洞，向张学良报告：
“王以哲对人说：东北军本是委员长的部下，何谈拥蒋！投靠共产党，再去拥蒋，这种道理简直说不通。”
这引起了张学良的警觉。
接着，应德田、孙铭九等少壮派迭次向张学良进言，说王以哲在训练团中酝酿拥王代张的势力。张学良凝思良久，毅然免去王以哲教育长之职，率部离陕赴甘。
这时，王以哲将军的思想有了很大的变化，和共产党业已建立了特殊的关系——而这种特殊的关系又为张学良所不知，二人就自然地产生了暂时的误会。王以哲认为张学良支持孙铭九、应德田等人如此而为不妥；对张学良解除他教育长一职也有情绪。他把孙铭九等人掌握人事大权，喻之为宦官包围皇帝。有人劝他向张学良进言，他却喟然长叹，颇为不满地说了下边这段话：
“副座豢养这群人物，就是为了对付像我这样地位的人。我如去说，不是招致副座的怀疑吗？”
东北军内部派系的分歧，使张学良认识到东北军的封建属性。正如他自己所说：一九二八年易帜之前，它“纯粹是一种封建势力”；“九·一八”事变后，“传统观念，残余的封建意识，仍旧存在”。他夹在这派系争斗之间，一时又调解无方，日子非常不好过。他陷入了极大的痛苦之中……
中共中央了解到张学良的处境以后，曾经举行了紧急会议，毛泽东同志讲了这样一段话：
东北军处在亡省亡家、流落西北的地位，由于我党抓紧做他们的工作，东北军由“剿共”工具变成抗日军是完全可能的。
张学良敢在肤施与恩来会谈，回去宣传抗日是大好事。在东北军这支军阀习气重的军队里能训练抗日骨干，宣传抗日很不容易。有一些高级军官想不通，甚至反对是可以想见的。张学良遇此难题并不奇怪。
我们党对东北军不是瓦解、分裂，或者把它变成红军，是帮助、团结、改造他们，使之成为抗日爱国的力量，成为红军可靠的友军。要对张学良多做解释工作，叫他不要性急，做扎实工作，团结更多的人，把全部东北军都争取到抗日阵营中来。
目前蒋介石正忙于处理两广事件，但他决不会坐视东北军打起抗日旗帜的。叫张学良不要和蒋介石闹翻了，要讲策略，不要太刺激他，从积蓄全国抗日力量的全局出发，对蒋介石要有更大的耐心，准备迎接更大的斗争。
……
张学良获悉毛泽东的讲话内容后，他很动情地说：
“从今以后，我要想尽一切办法劝说蒋委员长，把他争取到抗日阵营中来。我和委员长交情很深，我要认真利用这个地位加紧向他进言，争取他幡然省悟；过去有些人说：‘这是共产党以此吃掉对方’，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国民党军队互相拆台、并吞，是司空见惯的。共产党是真正帮助东北军、发展东北军的。”
不久，王曲军官训练团打来紧急电话：蒋介石派驻西安的特务潜入驻地，和学员发生冲突，并抢走了进步刊物，以及有关救亡抗日的宣传品。张学良听后勃然大怒，大骂：
“这些疯狗，竟然咬到我的家门口来了，非好好地教训他们一下不可！”
“副司令，”刘鼎急忙阻止，“不要忘了狗仗人势这句话。另外，千万不要忘了这些疯狗的主人……”
“这我清楚，”张学良不无鄙夷地笑了笑，“这些疯狗竟然忘了，我和他们的主人有着特殊的关系。再说，蒋委员长正忙于平息两广事件，也没精力顾及西安的事。”
张学良的判断是大错特错了。西安的特务很快把抢来的材料转到南京，由已晋升为宪兵三团团长的蒋孝先呈报蒋介石：
“这是西安省党部发来的密件，请爷爷当机处置。”
这是一份密报张学良通共的材料。大意谓：张学良为了实现西北大联合，在西安南边的王曲镇创办了一所“军官训练团”，张自任团长，杨虎城任副团长。教员中有共产党嫌疑分子刘澜波，以及激进的知名人士高崇民、孙大胜等人。平时给学生教唱进步歌曲，校园中无处不是《开路先锋》、《义勇军进行曲》的歌声。更有甚者，他们秘密地印刷了联共抗日，批评蒋介石、阎锡山阻挠红军东征的小册子《活路》。蒋介石就怕张学良和杨虎城联合红军雄踞西北，为了给胸怀二心的张学良和杨虎城敲敲警钟，他于是祭起杀鸡给猴看的老办法，当即要蒋孝先密令西安省党部：逮捕所有的**嫌疑分子。
立刻，刘澜波、宋黎、马绍周、孙达生以及张学良的副官关沛苍等人被抓。在押送途中，勇敢机智的宋黎向十七路军的宪兵巡逻队大喊：“土匪绑票，救人呀！”十七路军的宪兵巡逻队将宋黎和特务一起截获，押至宪兵营审讯。
张学良闻悉震怒，立即派人把这位东北大学的学生领袖宋黎接来，问明情况——尤其是获悉刘澜波等人已被特务抓进省党部，而且很快就要解送南京审问以后，他决定先下手为强，准备搜查省党部，救出被捕者。他在下令行动之前，临时请来智囊黎天才。
黎天才一进张公馆，“看到五辆卡车载满武装士兵，已启动待发。进入客厅，只见谭海、周文章、应德田肃立在张学良身旁，孙铭九手持驳壳枪，一副待命出发的模样”。黎天才见此场面，不觉吃了一惊，忙说：
“副司令，你找我？”
“对！”张学良声色俱厉地说，“我今天要杀几个人，命令已下，马上行动，想听听你最后的意见。”
“副司令为何要杀人？”
“省党部的特务，随便逮捕总部职员，殴打东北大学学生。‘九·一八’后，东北子弟随我流亡，我连他们的身体自由都不能保障，太对不起他们了。”张学良越说越气，最后挥拳击空，已示决心，“我准备查抄省党部，救人并杀掉特务行动队长。”
黎天才听后冷静地思索了片刻，认为张学良如此处置不妥，遂郑重说道：
“泄一朝之忿，解决不了问题。如果立即反蒋，响应绥东，实行抗战，杀几个人也可以。否则，只为痛快，授人以柄，陷自身于不利，所谓小不忍则乱大谋。”
张学良听后颇为动容，认为句句在理，他立即从孙铭九手中收回手令，要谭、孙等人去外面待命，随即关上屋门，把住黎的手说：
“天才，你对了。不过这一幕怎样收场呢？”
“那容易，去搜查省党部的特务部门，查抄文件，捉主要特务，全案交军法处依法办理，但避免直接杀人。”
张学良听后完全同意，随即命令孙铭九带人去查抄省党部。同时，他又唤来陕西省主席邵力子，怒颜厉声地质问：
“我是代总司令，是代表委员长的，我是国民党中监委常委，是代表中央的，省党部的人为什么竟敢这样藐视我，擅自抓走我的部下呢？即使抓共产党，为什么不让我知道呢？抓我机关的人不向我报告，是何用心？”
邵力子跟随蒋介石有年，熟知蒋介石的为人和用心。对于蒋介石的特务组织的性质和作用，他更是了如指掌：任何人都无权指挥。换言之，蒋介石的特务组织是凌驾于党政机关之上的，他们只向蒋介石负责。今天，他面对年富气盛的张学良的指责，淡然地笑了笑说：
“此事我不知情，容我查后禀报。”
不久，邵力子去而复返，心情十分沉重地叹了口气，严肃地说：“省党部所为，系委员长的命令。逮捕刘澜波等共产党分子，事前未向副司令请示，是他们的错误。现在，他们托我向副司令请示。”
张学良一听邵力子的口气，是想拿委员长镇住他满腹的怒气，这对张学良而言无疑是火上浇油，他当即反驳：
“什么共产党分子，什么委员长的命令，还不是他们在捏造罪状，诬陷好人？哼！老虎拉碾子——我张某人不听（挺）他们那一套！”
“这……就叫我为难了。”
“这件事，你不用为难！”
“那你……”
“我自有办法！”
张学良立即命令卫队营出动，突然包围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打开大门，入内搜查，找到了被捕多时的刘澜波等人，并将中统特务头子逮捕起来，押到卫队营候审。
张学良十分清楚，搜查省党部，等于无视国民党，反对蒋介石，是蒋介石所不允许的，待到被绑架的同志释放以后，他亲自向蒋介石拍发了电报，请求处分。很快，收到了蒋介石的回电：“张对此事处理虽有莽撞之嫌，但所请处分一节，应毋庸议。”张学良看了两遍蒋介石的电文，冷漠地笑了笑，转而对赵一荻说：
“小妹，你看看委员长的电文，他为什么会如此回复呢？”
赵一荻接过电文认真地看了一遍，稍经思索，心情有点沉重地说：
“我个人认为：一、是慑于全国救亡抗日的趋势；二、是南方的两广事变尚未平息；三、怕你因此和杨虎城将军、和红军结成反蒋抗日的同盟。”
“高见！高见……”张学良格外高兴地夸奖说，“看来，我得刮目相看小妹了！哈哈……”
“不过，”赵一荻被说得有些不好意思了，她有意提醒，“你千万不要忘记，一旦委员长认为时机到了，他什么都会报复的！”
张学良满面的喜悦之色消失了，显得那样的沉重。
“我认为对付委员长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反其道而行之。”赵一荻看了看张学良用心倾听的表情，“那就是搞好和杨虎城将军、和红军的团结，早日实现你的西北大联合，共同抗日救亡，打回老家去的计划。”
张学良何曾不愿早日实现西北大联合的局面啊！然而在那军阀长年割据、各怀异志的年代里，谁不是见面只说三分话，留得真意在心中？联合又谈何容易呢？……
是日夜，杨虎城匆匆赶到张公馆，详细地问过搜查省党部的事后，表情严峻地说：“一定是那本《活路》出了岔子！”
“何以见得？”张学良愕然相问。
“方才晏道刚参谋长约我去了他的总部，对我说，当年，何敬之在江西剿共时，何的随从人员中有共产党，把军事计划偷送到红军方面，结果何吃了大亏。你对你左右的人要常注意。”杨虎城沉吟片时，持重地说，“他说这番话，一定是事出有因的。另外，我再向你报告一件事，我的参议郭增恺，已经被他们秘密捕送南京，据说，和这本《活路》有关。”
张学良顿感形势严重，沉默了好一阵子，突然大发感慨地说：“看来，你我的耳目不如他们灵。今后，我们的行为更应谨慎一些才是。”
“同时，还要密切关注他们的一举一动，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杨虎城蹙着眉头思索了片刻，“另外，随着局势的发展，他一定会改变对我们的策略。他是很懂得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这句话的。你们可不能书生气太重，一定要做强者。”
张学良赞同地点了点头。（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