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
蒋介石复出之后，继续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他趁着日本人平定关外抗日的浪涛，无暇相顾中原之际，于同年五月开始准备对红军发动第四次“围剿”。他自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同年又组成以何应钦为首的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为大举进攻中央苏区做准备。同年十月，蒋介石结束对鄂豫皖和湘鄂西两根据地的“围剿”以后，遂把“围剿”重点转移到中央苏区根据地。不久，红军吹响了第四次反“围剿”的号角。
时令刚刚进入一九三三年，蒋介石正欲偕夫人宋美龄飞赴南昌，亲自指挥第四次“围剿”红军的战役，侍卫副官蒋孝先持一封急电匆匆走进：“报告爷爷！张学良来电。”
蒋介石听后一怔，漠然地笑了笑，漫不经心地接过了电文，然而他随着阅看电文的进展，面部的表情越发的难看。最后，他把电文往茶几上一摔，自言自语地骂道：“娘希屁！半道又杀出一个程咬金来，看来南昌之行又得往后推了。”
坐在对面的宋美龄甚为惊诧，下意识地感到北方又发生了战事，问：“这位少帅又想干什么？”
“想当救亡抗日的英雄！”蒋介石不无藐视地哼了一声，复又拿起电文在空中摇了摇，“他来电报告说：一月六日，日本关东军进攻山海关，他命令何柱国所部予以还击。用他的话说：长城抗战开始了！”
这消息对宋美龄而言，毫不感到惊奇。她的美国朋友早就说过，日本人完成筹建满洲国的侵略计划以后，必然向热河进击。但是，长城抗战来得这样迅猛，的确为她始料不及。她望着一筹莫展的蒋介石，小声地问：“达令！你打算怎么办？”
蒋介石眉宇之间蹙就的包越来越大了，他用力地拍了一下沙发的扶手，果断地说：“剿共、抗日这两面旗帜我都要，免得有些人在抗日上又做我的文章！”
“这……二者可以兼得吗？”
“还是那句老话：事在人为。”蒋介石沉吟了片刻，突然又放声地笑了，而且笑得是那样的惬意，“这真是一盘飞来的妙棋！哈哈……”
宋美龄被这猝发的笑声弄糊涂了！但是，她清楚“九·一八”事变对蒋介石的教训：丢掉了抗日的旗帜，结果落得个被逼下野。如今长城抗战军兴，他抢先举起救亡抗日的大旗，是会大得民心的。可是他又如何分兵剿共呢？又如何把这两盘不同性质的棋合二为一，并变成一盘飞来的妙棋呢？她不知这其中的玄机。
“达令，快把你腹中的棋谱说出来吧，不然的话……”
“你就问上帝去了，对吧？哈哈……”蒋介石大有得意忘形之意，借用上帝开了宋美龄一个小小的玩笑，旋即站起身来，以问代答地说，“我以中央军北上抗战为名，调粤系、桂系的部队北上剿共，他陈济棠、李宗仁不敢不从吧？”
宋美龄赞成地点了点头。
“我派部分中央军北上抗战，从张学良的手中抢过抗战的大旗，结果嘛……”
“我懂了！我懂了……”宋美龄急忙打断蒋介石的谈话，以政治家的口吻预言，“结果，南方的共军和粤军、桂军打得两败俱伤，北线又借用日本人的枪炮消灭东北军的实力。”
蒋介石佩服宋美龄在政治上的聪明，遂又得意地亲吻了宋美龄的面颊。
但是，蒋介石这一石二鸟的如意算盘并没有完全实现。正如当事人黄绍竑所记述的那样：
这年一月二十一日，他叫我同训练副监徐景唐赴广州，同陈济棠、李宗仁等商量，要两广出兵江西帮助“围剿”，他好抽调中央军北上抗日。在此稍前的时候，陈济棠驻沪代表杨德昭曾经谈过：如果中央决心抗日，则广东愿意负江西“剿匪”的责任。蒋介石就抓住这个机会，使两广军队到江西参加“剿共”。不料陈济棠揭破了他的阴谋，同时也暴露了陈自己的抗日的假面具。我和徐景唐到了广州，陈召开军事会议，所有两广的高级将领及高级党政人员都参加。他们表面上不肯说不出兵，而是用要求军费和要求械弹来拒绝。陈次日邀我单独到他家里谈话，他说：“季宽，我们是十几年共过患难的老朋友，我们要讲真心话。老蒋要我出兵江西，系唔系（是不是）想利用共产党把我们的军队钳着，好抽出他的军队来搞我们呀？我想一定是的，他的抗战是假的。你睇（看）系唔系啰？”我笑笑不答，也就是表示同意他的看法。他又说：“不但日军占领北平，就是占领南京，我也不肯调兵到江西。”……
蒋介石在南线的计划破产了，但他绝不放过在北线取得胜利的可能。他一方面调令尚未参加“剿共”的中央军黄杰的第二师、关麟征的第二十五师、刘戡的第八十三师北上，敷衍张学良；一方面密切关注长城抗战的局势，待到张学良长城抗战注定失败的时候，他又悄悄地定下了逼张下野，派亲信接管北平的计划。可悲的是张学良全然不知。当事人黄绍竑做了如下的记述：
二月下旬的某日，蒋介石召见了我，要我去当北平军分会参谋团参谋长。我说：“我与汉卿（张学良号）未曾见过面、处过事，而且军事也非我所长，恐怕将来要误事。还请委座（指蒋）另行考虑吧。”其实我心里对参加抗战是愿意的，但我以内政部部长的地位去当张学良的参谋长，心里总有些不愿意。蒋明白我的意思，他说：“北平军分会仍然是我的名义，你就是我的参谋长；而且敬之（何应钦号）同去，他以后要在那里主持，你不但要在军事上帮帮敬之的忙，尤其在政治上要帮帮他。”我知道他已决心要张学良下野，由何应钦来代替；我和何应钦还合得来，就答应了。
接着财政部部长宋子文、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外交部部长罗文干、内政部部长黄绍竑、参谋部次长杨杰、军政部厅长王伦、参谋部厅长熊斌、还有宋子文的朋友银行家胡六（胡筠庄）的老婆胡六嫂，一行人浩浩荡荡专车北上。表面上看，好似南京国民党中央很重视长城抗战，全力支持张学良，内容却各有各的作用。宋子文表面上似乎是做财政上的支援，其实是用来对张学良说私话，并为他出国做布置；此外还走一些英美外交路线，不久就回去了。何应钦表面上似乎是做军政上的支援，其实是要取张学良而代之。罗文干则是要与北平各国外交团打交道，看看风向，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外交方针摸摸底，不久也回去了，由次长刘崇杰代替。我虽然是参谋长，但主要是供以后各方面政治上的奔走，因为蒋认为我还有些“肆应”之才，可以做“安内”的工作。专车到了徐州，不敢经天津到达北平，恐怕天津的日本兵知道了出来为难。其实日本人对这些人去北平，是欢迎的。专车由徐州转陇海路经郑州，再转平汉路北段到北平西站下车。大约是二月二十八日的早晨，张学良并没有到站迎接，因为他还在黑甜乡里起不来，派人招待。我同何应钦住在中南海的居仁堂；宋子文另有他的秘密住所。
当日下午两点多钟，我同何应钦去顺承王府（即现在全国政协秘书处）拜访张学良，听取前方的情况。他骨瘦如柴，病容满面，精神颓丧。他把热河及山海关方面的情况告诉我们，那时听他的口气，对战局好像还有把握。座谈久了，他就要到里面去打吗啡针。这是我第一次和这位“少帅”见面的情形。我们每日下午都得到那里商谈，我心里想：这样的情况怎能长久相处下去。闲了没事，也和一些北平上层人士接触，都为这位“少帅”的精神体力和指挥威望担忧，恐怕要误了国家大事。
北来的国民政府中的军政大员，完全蒙蔽了张学良的政治视野，他天真地以为蒋介石接受了“九·一八”事变的教训，全力支持他御侮抗战。他一扫昔日的颓唐之气，公然支持北平的爱国人士朱庆澜、熊希龄以及东北流亡在平的杜重远、王化一等人组织东北热河后援协进会。二月十六日下午假东城外交大楼举行成立大会，他和宋子文等人亲临致词，并通过章程和决议：（一）通电全国人民报告热河后援会成立，要求全国一致起来援助；（二）通电全国军政，请一致团结御侮，并推定朱庆澜等数人为常务理事，又决定朱庆澜等人次日同宋子文等去热河察看情形，进行援助。
张学良虽有与毒品为伴的病弱之躯，但基于一腔复仇的沸腾热血，当众声明带兵亲征，在长城一线和日军决一雌雄。是日夜晚八时，张学良在顺承王府官邸召集有关将领会议，分配防务，做去热河的准备。就在他点将布防的时候，西北军将领宋哲元等拒不服从，并当众嘲弄东北军的何柱国是败军之将，一时搞得气氛十分紧张。最后，张学良强忍着火气，又经和宋子文、杨杰等人协商，决定发表张作相为保卫热河的统帅，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汤玉麟任副司令。正如一位与会者追忆的那样：“张作相也是不学无术，既无威以制人，也无智以服人，无信心，无决心，也毫无准备。在热河危急的当头，被临时‘拉夫’上台，统帅腐朽的封建军阀雇佣兵，去抵御日本帝国主义训练出来的法西斯强盗，胜败之数已注定了。”然而张学良又是如何与宋子文、杨杰等人出塞亲征的呢？请看他的英文秘书王卓然的亲历记吧：
“二月十七日晨四时许，宋子文与张学良、杨杰偕同随员卫兵数十人，分乘汽车、卡车三十余辆为一路，朱庆澜、黄炎培等乘车十余辆为一路，浩浩荡荡向热河进发。据说事先汤玉麟闻讯，怕对他不利，大骂说：‘小六子（张学良小名）是不是勾结宋子文等来打我的主意！’经左右人说：‘宋子文是代表中央，张汉卿是华北直接指挥的长官，因热河防务吃紧，前来观察，阁帅（汤玉麟字阁臣）可趁机向他们要些钱，要些东西是有利的，应当表示欢迎。’汤这才无话，于十七日下午率文武官员数十人至郊外二十里处广仁岭迎接。宋、张、朱等于当日下午五时到达承德，分别宿于都统公署和地方机关。张学良这时因有烈性毒品瘾，去热河的路上每走三十里，停车一次，必注射毒品针，到热河已疲劳不堪。当晚只与汤玉麟稍谈，定次日举行会议。
“承德是满清皇帝行宫之所在，有避暑山庄，风景美丽，有里八景、外八景之称（即行宫内外各有八处地方，景色宜人）。十八日晨，宋子文偕秘书侍从等，先看内外风景，中午是汤玉麟同地方各界预备的欢迎午宴，计主客共六十余人。主客当然是宋子文、张学良、张作相、杨杰和后援会的朱庆澜、黄炎培、穆藕初、杜重远等，还有一个天主教法国人敏士铎也参加。宋子文首先讲话，表示南京与全国皆非常关怀热河的安危，要大家保国卫土，所需饷械，他当负责，并与张学良随时接头办理。他说的是广东调的官话，在座的人多有听不明白的，于是由杜重远起为翻译说明一遍。张学良接着致词，勉励大家誓守热河，准备反攻，以雪‘九·一八’之耻。继由汤玉麟起来答词，表示‘决心’与日寇周旋。这样这个礼节上的欢迎会历时两小时完毕。按理张学良、张作相应带一些高级参谋人员与汤玉麟举行一次详细会议，就抵御日寇做一些知己知彼的估计，和攻击防守上的安排。但这样的会没有开，就把由北平带来的两电稿由承德发出。一个是由宋子文、张学良署名，致日内瓦中国驻国际联盟代表团，大意说中国政府和人民决心抵抗日寇的侵略，现集中兵力，保卫热河，请向国联和全世界声明；另一电由张学良、张作相、汤玉麟、万福麟、宋哲元等二十七名守卫热河有责的将领，向南京及全国通电，表示决心抗战，呼吁全国一致支援。张作相听说发出这样一个通电，叹气说：‘一点没有准备，发出这样一个通电，岂不是惹祸吗？’他的意思是说日本人看见这样一个通电，会恼火起来，加速进攻热河。宋、张于下午三时带领全部随员离开承德，夜宿古北口，于十九日下午一时许返抵北平。
“在二月二十二日，距宋、张热河之行仅四日，日军即大举攻热，由日本关东军司令率领约三个日本师团，以锦州为大本营，分兵三路：一路由绥中攻凌源，一路由锦州攻朝阳，一路由通辽攻开鲁，并配有张海鹏和于藏山的伪军。防守主将张作相原计划配备的兵力有一半以上尚未到达防地，根本未构成一个防御体系；又加士气低落，真是将无决心，兵乏斗志。日本人用飞机扔了几个炸弹，用机枪扫射了几下，又出动几部坦克车。就这样，开鲁一线，汤部的崔兴武旅即首先投降，万福麟的第四军团守凌源一线，闻风溃退，朝阳亦即不守，三条阵线同时溃败。复有平时受日军收买的汉奸作为向导，因此日军如入无人之境。汤玉麟于三月四日晨先撤出热河，日军于四日午后一时以一百二十八人先行，由承德商界代表迎接入城。汤玉麟带领他的文武官员及家属退走时，从未看见过一个日本兵，更不用说有什么抵抗了。这样，压在当地人民头上的封建军阀大山倒了，换上了日本帝国主义大山。中国人民是不甘心的。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为代表的新生力量和以民族资产阶级为后盾的热河后援会，此时在唤起民众支援抗战上，曾起了很大作用。例如张学良曾接受他们的建议，决定把汤玉麟捉住正法，以振士气，而励人心。但汤玉麟畏罪逃往察哈尔，竟得幸免。”
热河失陷以后，全国舆论哗然，同声谴责南京国民政府的军事和外交。张学良更为国人攻击得体无完肤，遂于三月七日致电南京辞职，略谓“……自东北沦陷之后，效命行间，妄冀戴罪图功，勉求自赎。讵料热河之变，未逾旬日，失地千里。……要皆学良一人诚信未孚，指挥不当，以致负政府督责之殷，及国民付托之重。戾愆丛集，百喙莫辞。……应恳迅赐命令，准免各职，以示惩儆；一面迅派大员接替，用伸国纪。转圜之机，在此一举。”……
此刻，蒋介石的日子也非常不好过。他偕宋美龄坐镇南昌，亲自指挥对中央红军的第四次“围剿”。正当所部五十二师、五十九师被歼，师长李明、陈树骥被俘之际，他收到了热河失守、张学良引咎辞职的报告。他笑着问宋美龄：“夫人，这两件事对我而言是吉星高照，还是祸星临头呢？”
“当然是祸星临头了！”宋美龄转身取来一沓外电文稿，“你看吧，我们的好心朋友说，蒋委员长又到了一个关键的历史关头。”
“不妨说得明白些，这些话的真意是什么呢？”蒋介石冷然作笑地问。
“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嘛。”宋美龄简单地摘译了一些有关的电稿以后，沉重地说，“时下，这位少帅只不过是一只可怜的替罪羊，全国舆论攻击的主要焦点还是你蒋委员长。美国朋友善意地说：当心‘九·一八’事变的教训重演！”
“哈哈……”蒋介石得意地大声笑了，“峰回路转，物换星移，我岂能容忍历史的悲剧重演！”
“那，你的意思是……”
“趁此良机，把这位少帅从我的船上推下去，做一名真正的替罪羊！”
“你能做得到吗？”
“不信，你就走着瞧！”
“他手下的东北军将领答应吗？”
“我不仅让他们欣然答应，而且还要把东北军，以及他统辖的地盘全部端过来。”
宋美龄虽说还不知道蒋介石欲达此目的的具体手段，但她望着踌躇满志的蒋介石那得意的样子，完全感到了成功在即，只是在等着这一天的到来。也只有在这时，她才知道自己陪伴的达令一面指挥南方的“剿共”，一面又在北方运筹这件大事，不禁地暗自敬服地说：“真是一位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但是，失败的教训又渐渐地使她失去了自信，不放心地问；
“了结长城抗战的腹案想周全了吗？”
蒋介石甚是自负地点了点头。
“接替张学良的人选也有了吗？”
蒋介石微笑着点了点头。
“是谁？”
“军事方面由何应钦出任，政府方面由我的老朋友黄郛主持。”
宋美龄清楚何应钦和黄郛的历史，更是知道他们二人是国民政府中出了名的亲日派，由他们二人出掌华北大权的本身，就是给日本人做了一个亲善的姿态。自然，未来中日在华北的结局也可想而知了。她作为美国利益在华的代言人，对此决定是很不悦的。但形势紧迫，又没有更好的方案取而代之，也就只好如此了。她于矛盾之中首次明白了这样一件事：蒋介石洗礼入教只是个形式，他的灵魂依然是属于自己的。这和她把自己的一切都给了美国人，是有着何等大的差异啊！少顷，她又想到了张学良的下场，一种妇人所有的同情心油然生起，小声地问：
“你打算如何处置这位少帅呢？”
“我先让他在大海中多喝几口水，然后再抛给他一只救生圈。必要的时候，我再亲自动手把他拉上船来。”蒋介石突然把脸色一变，“一句话，要让这位少帅明白：只有跟着我蒋某人才有出路！”
宋美龄自知在这方面没有蒋介石高明，因而她就像是很会藏拙的艺术家那样，有意不深究蒋介石有关这方面的谋略，淡然一笑，故作多情的样子说：“看来，你我又要暂时分开几天了？”
“是的。”蒋介石微微地点了点头，“请夫人回金陵等着我奏凯而归吧！”
蒋介石乘专机飞抵汉口，旋即改乘火车北来石家庄。何应钦和黄绍竑接到电报以后，先行到达石家庄。同行的还有阎锡山的代表徐永昌。蒋介石驶抵石家庄以后，在专车上召见了何应钦、黄绍竑和徐永昌，简单地听取了有关热河失守的报告以后，遂开门见山地问：
“汉卿给我打来了引咎辞职的电报，对此，你们有什么意见吗？”
“我赞成汉卿辞职，否则全国舆论会殃及委员长。”何应钦打量了一下蒋介石的表情，又直率地说，“同时，北方的军队，尤其是晋军和西北军，以及商震、孙殿英的部队都会不服。今后，我们就指望这些部队继续抗战，没有一个孚众望的统帅怎么行呢？”
“是啊！是啊……”蒋介石明白何应钦的话意，心照不宣地点了点头，“对此，汉卿会作何感想呢？”
“他如果是一个明智的人，就会顺坡而下的。”早已明晰蒋介石北来用意的黄绍竑说，“他虽有亲率东北军收复热河，并与鬼子拼到底的表示，但以他的精神和体力是做不到的，而且拖下去也不会有好的结果。”
“是的，是的……”蒋介石遂又习惯地蹙起眉头，显得有些沉重地问，“东北军会因此而滋事吗？”
“我看不会的！”徐永昌作为阎锡山的代表，立场鲜明地说，“即使汉卿真的辞职下野，东北军也不会有其他的念头。再说，东北军全体将士是爱国的，一定会服从收复失地、打回东北老家去的将领的指挥的。”
徐永昌说这番话的意思是：张学良下台，阎锡山上台。对此，蒋介石早就防范于先了。他没有说什么，只是与何应钦会意地交换了个眼色，有意转移话题：“汉卿知道你们来石家庄吗？”
“知道！他很希望和你晤谈一次。”何应钦答道。
“那很好嘛！立即给汉卿发电，明天在保定车站相见。”蒋介石命令似的说。
三月八日晚十二时，张学良轻车简从，偕顾问端纳、汤国桢、王卓然等由西便门登上早备好的一列专车，并对王卓然说：“我与蒋先生约好在保定见面，我要与他商讨反攻热河。主要条件是必须补充枪炮弹药。我想要求补充一两千挺轻重机枪和二三百门迫击炮。再就是要充足的弹药，能加些高射炮更好。若是中央有决心抗日，应向日本宣战，动员全国力量与日本一拼。我是有决心亲临前线的，**了比活着受全国人唾骂好得多，人反正有一死，你晓得我是不怕死的，就怕南京假抵抗，真谋和，那我就没办法了。你看我想的是不是？听说南京有一些亲日和恐日派，正同日本人拉拢讲交情。我已于今日发出辞职电，南京可能牺牲我，以平息国人愤怒。同时外交上，因为国联靠不住，要与日本谋和。你看我想得对不对？”王卓然等随从闻之无言，只有相对唏嘘。
关于这次蒋、张会见的全过程，王卓然事后做了追记：
次早（三月九日）五时到达保定。蒋、宋等原约定同时到达，此时尚未到来，车站上也无消息。张学良亲到站长室向石家庄要电话，宋子文接电话说：“蒋先生有一项重要意见，要我先来保定与你商谈。因为太重要，电话中不便谈。我即来，见面再详细商量。”张放下电话回到车上，面色阴沉。端纳忙问：替·未（T.V，宋子文英文名简称）怎说的？他们怎还不来？张说：“我的预料果然不差，替·未先来传达蒋先生重要意见，这里大有文章。我估计绝不是共谋反攻热河，更谈不到全面向日本宣战了。老王（王卓然）你好好译给端纳听。”于是大家猜测纷纷，并共劝张上床休息，静观事变。
约十时，宋子文的专车到保定。张立时登车与他接谈，约二三十分钟，张匆匆下车，神情紧张，我与端纳趋前急问，他说：“蒋先生认为热河失守之后，我守土有责，受到全国人的攻击。中央政府更是责无旁贷，他首当其冲。正如同两人乘一只小船，本应同舟共济，但是目前风浪太大，如先下去一人，以避浪潮，可免同遭沉没；将来风平浪静，下船的人仍可上船。若是互守不舍，势必同归于尽，对自己对国家皆没有好处。我已干脆告诉了宋子文，当然我先下去，正好趁机会休息休息，要他急告蒋先生不必烦心。”张与我们谈话时，宋子文已去车站向石家庄打电话给蒋。大意说：“汉卿态度很好，一切服从委员长的命令和安排，请委员长速来见面。”下午四点蒋的专车到保定，进入张的专车站台另一边。张的卫兵吹接官号。张学良戎装立正，行军礼恭迎。车停后，张与宋子文立刻登上蒋的专车进行商谈。蒋不待张言，首先很庄严地向张说：“我接到你的辞职电报，很知道你的诚意。现在全国舆论沸腾，攻击我们两人。我与你同舟共命，若不先下去一人，以息全国愤怒的浪潮，难免同遭灭顶。所以我决定同意你辞职，待机会再起。子文传达你慷慨同意，这是好的，好的。一切善后问题，可按照你的意见办理。有什么问题与子文商量，他可以代表我。”张唯唯说：“我感谢委员长的苦心。我身体不好，精神萎靡，东北丢失，我早就想引咎辞职。这次热河之变，我更是责无旁贷。免去我的本兼各职，正所以伸张纪律，振奋人心。我想日军必很快进攻华北，以遂其并合整个中国的阴谋。国联列强各怀心事，决不可靠。我看委员长应考虑动员全国与日本宣战。目前应急调中央劲旅与东北军配合反攻热河，以阻止日军前进。”蒋闻张语连说“是的是的”。这样相谈不过十几分钟，张看蒋似不愿多谈，即行退出。张退回自己的专车约有五分钟，蒋偕宋来到张的专车回拜，无非用好言安慰张，并劝他次日（即十日）即飞上海，免部下夜长梦多，并说到上海后赶快出洋治病，出洋名义和手续，当妥为安排。约有十来分钟，蒋即出来。张随下车，送蒋上了他的专车立于车门之外。蒋连说：“汉卿，再见吧，再见吧。”并且目视宋子文说：“子文你留在后面，多与汉卿谈谈。”话说完，蒋车即向石家庄开行。
蒋去后，宋来到张的专车。张吩咐预备晚饭，即与宋商谈善后。大致是将东北军编组为四个军，由于学忠、万福麟、何柱国、王以哲四个人分别统率，北平军分会由何应钦任代理委员长，原参谋长鲍文樾调为办公厅主任，并调中央军第二师黄杰和第二十五师关麟征开赴古北口，以抗击日军的前进。至于张建议动员全国全面开战，以关系太大，留待中央从长计议。宋的专车和张的专车挂在一起。到夜十时半抵长辛店，宋车与张车分开。宋辞回自己专车，连说：“汉卿，一两天内上海再见。”他也就开回石家庄向蒋会面报告。
宋子文走后，我们的专车即向北平进发。我在客厅，正与端纳闲话，忽然副官谭海跑来说：“王老师，副司令大哭，你快与端纳过去劝劝。”我急同端纳进张的卧室，见他正伏枕大哭，非常沉痛。端纳说：“……要做一个大丈夫，勇敢与坚强。”我说：“副司令，你还记得老子的话吧，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你正好借机休息，恢复健康。若是真要责成你反攻热河，你的身体精神皆不胜任，那时失败，不如这时痛痛快快一走，把病治好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无柴烧。”我与端纳正待他的反应，他突然一跃而起，仰天狂笑，急拉端纳和我坐在他的床上。此时汤国桢与谭海皆在旁呆立。他说：“我是闹着玩，吓你们呢！我刚才听替·未说蒋先生对日本仍以外交为主，并想用黄郛到北平来主持政务，专办对日外交。这使我想起一个笑话，让我们开开心。话说有一个财主，土匪夜里来抢，持刀要杀人。财主跪地求饶，边叩头边说要什么都行，就请饶他一命。土匪一眼看见财主的老婆还好，说：‘这样办吧，我玩你的老婆，罚你跪在旁边叩头，头叩得好就饶你的命。’财主连声答应。及土匪尽兴席卷而去，财主老婆起身整衣骂财主说：‘哪有你这样无耻的人！我被贼作践，你应拼命救我，怎么还在旁边跪着叩头？’财主说：‘你别哭，你哪知我们还占了他便宜呢！’妇人大哭说：‘老婆被贼奸污，你有什么便宜好占？’财主说：‘当你们最紧张的时候，他顾不得看我，我少叩了很多头，岂不是占了便宜！’”张说完对我说：“老王！你好好翻译给端纳听，问他若有这样便宜交涉，他干不干？我看这位财主最好当外交部长，好与黄郛唱双簧。”端纳很仔细地听我翻译后，他说了一个讽刺故事，他们彼此一笑。这时谭副官进来报告说：已到西便门车站，请副司令下车。于是我伴张学良驱车回顺承王府，到达时已午夜十二时。张学良在下汽车时，我问他：“蒋要副司令马上飞上海，你想想我可帮你做些什么准备工作。”他沉思一下说：“老王，你看我放弃兵权和地盘，像丢掉破鞋一样。别的军人能办得到吗？但是中日问题，蒋先生以和为主，还不知演变到什么地步。人骂我不抵抗，我也不辩。但是下野后，天知道我这不抵抗的罪名要背到哪天呢！我记得仿佛林肯有几句话，说人民是欺骗不了的，你替我查查原文，最好能马上译出送给我。”我进屋翻参考书，查出原文是这三句话，译文是：“你可欺骗全体人民于一时，或欺骗部分人民于永久，但不能欺骗全体人民于永久。”我送交他时，已是午夜二时，他还在阅读文件。……
又是一个不眠的春寒之夜。正式发出下野通电的张学良没有一点力气，任凭多注射一针吗啡，依然提不起精神来。他倚在舒适的沙发上，微闭着双眼，思忖着有关出国考察的问题。有意思的是蒋介石的形象总是伫立在他的面前，一次又一次地扰乱了他的思路。夫人于凤至和赵一荻倚傍在两侧，虽说心如火燎，但又不知该说些什么才好，使得客厅中的氛围显得格外的悲凉了。有顷，谭海悄然走进，小声地报告：
“端纳顾问求见。”
“请！有请……”张学良睁开了惺忪的双眼。
端纳反对何应钦和黄郛接替张学良掌华北军政大权，但他面对蒋介石这样一位难以对付的敌手又无力而为，因此他也有着失败者所具有的痛苦；另外，他和张学良有着良好的私交，面对这悲惨的结局，也有着常人所具有的同情心，所以毅然下定决心，陪伴张学良出国考察。他望着颓唐的张学良，激动地说：
“能伸能屈者为大丈夫！你如果有越王勾践东山再起的雄心壮志，我自愿陪你出国考察，也愿意帮着你戒毒！”
患难见人心啊！张学良激动得热泪涌出，用力地握着端纳的双手，近似啜泣地说：
“我谢谢你！我张学良如无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决心，今生今世誓不为人！”
“于夫人，赵小姐，你们也陪同汉卿出国考察吗？”端纳深情地问。
“嗯！……”于凤至和赵一荻凄楚地答说。
天将放明，张学良偕夫人于凤至、赵一荻，以及顾问端纳登上南行的飞机。他透过舷窗，看见东方升起了一轮火红的太阳，把神州大地染得一片通红。猝然之间，这红彤彤的阳光化作了烽火，化作了狼烟，他情不由己地想起了沦丧的故乡，想起了长城抗战……但是，当蒋介石的形象再次出现在脑海屏幕上的时候，他又想起了这几句话：“你可欺骗全体人民于一时，或欺骗部分人民于永久，但不能欺骗全体人民于永久！”
第三部捉蒋放蒋
二十
张学良被迫下野出国考察不久，所谓的长城抗战就以彻底失败而告终了！蒋介石为了推行对日妥协、对内坚决“剿共”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于五月三日成立“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任命自己的老友——亲日派头子黄郛为委员长，负责对日交涉事宜。
黄郛克日率领一批亲日分子北上就职，积极地和日本订立卖国的城下之盟。旋即又命军政委员熊斌也和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在塘沽会谈，并于五月三十一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根据这个协定，中国军队立即撤退至延庆、昌平、顺义、通州、香河、宝坻、芦台一线，不许进行“一切挑衅或扰乱之行动”。这在事实上承认了日本占领东北、热河的合法化，加之协议规定长城以南的察北、冀东二十三县划为不设防地区，使整个华北门户洞开，平津处在了日本的威慑之中。对此，蒋介石却连声称道：“好，好！你们处理得对。”
与此� �时，蒋介石于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一日设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聘请希特勒的得力军事将领塞克特等人为顾问，策划更大规模的第五次“围剿”。正当他纠集一百万军队，配备二百架飞机，于十月十六日向中央苏区发动罪恶进剿的时候，具有光荣的抗日传统的十九路军在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的领导下，发动了“福建事变”，成立了抗日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蒋介石闻之十分惊恐，自任所谓的“讨逆军”总司令，调集十余万军队向十九路军发动进剿。
与此同时，蒋介石故伎重演，借平叛抗日反蒋的“福建事变”，消灭地方实力派，命令东北军开赴福建，镇压福建人民政府，并进行“剿共”内战。令他惊愕的是东北军一一二师师长张廷枢、骑兵二师师长黄显声拒不受命，使他再次明白了这样一个现实：东北军只听命于张学良。待到他的情报机构获悉十九路军——乃至于两广反蒋实力派胡汉民、李宗仁等秘密策动东北军起而反蒋以后，他只好改变初衷，急忙电令远在欧洲的张学良回国。
张学良于长城抗战失败以后，受着忠君体国思想的驱使，违愿地代蒋受过，背负着不抵抗将军的骂名告别了北平，乘机南下上海，在等待办出国手续的日子里，宋子文劝他戒除嗜好，养好身体，未来生活才幸福，事业才有前途，何况这次又要出国，宋说：“你出国代表着国家，一个青年将军吸毒有碍国家观瞻，有损国体。”这最后一句话，深深地打动了张学良，他暗自说：“出国考察是代表国家，我怎能给国家丢脸，怎能让洋人笑我中华大国呢？”
这时，张学良又想起了一位大教育家——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先生，在偶然一次相识的机会，张伯苓先生严厉地批评他吸毒，并指出一个靠毒品维持生命的将军，如何率部打仗？如何能抗日、雪耻，救民于水火呢？张学良将军敬服于这位教育家直言指责，他当即拜张伯苓先生为师，并许诺坚决戒毒。由于国难迭起，军务繁忙，戒毒的许诺一直未付之行动。今天，他听了宋子文劝诫戒除此嗜好以后，当即挥拳狠狠地砸在自己的大腿上，发誓似的说：
“从现在起戒毒！”
关于张学良戒毒经过有着各种传说，现摘引先为张作霖大元帅府教书先生，后为张作霖、张学良秘书的汪国藩先生的回忆如下：
十二日，张氏偕随行人员到了上海，住在法租界高乃依路一号。宋子文给张请了一位德国有名的医生、上海疗养院主治医生米勒博士。这位博士对张学良将军闻名已久，一见面便说：“要消除嗜好，必须从根本做起，脱胎换骨，五脏六腑都要翻滚起来，这是非常痛苦的，将军能忍受吗？”
张学良知道这位洋博士有顾虑，马上说：“米勒博士请放心吧！我已下必死的决心，尽你的力量去做吧。”张又告诉赵妮说：“我在戒除嗜好时，把门锁好，我在室内无论怎样痛苦，也不许任何人进入。你必须和卫兵在门外守住，这是命令，不许任何人进入。”
就这样，张学良熬过了可以说是“死里逃生”的七天七夜。事后医生说：“当时为了防止张将军忍受不了苦痛把身体抓伤，把他的手和脚都捆在了椅子上，张在苦痛中挣扎，只能带着椅子翻滚。”他吼叫，翻滚，晕过去，也无人敢闯进去解救他。如果不是宋子文先生的劝告，不是米勒博士的医术高明，不是张学良将军的坚强意志和决心，嗜好是不容易戒除的。
张学良在北平任陆海空军副司令时，曾认识了一个意大利朋友加莱阿佐·齐亚诺伯爵。他是意大利驻华公使，是意大利法西斯头子墨索里尼女儿爱达的丈夫，是众议院议长、海军上将、意大利法西斯党重要人物老齐亚诺的儿子。一个是法西斯首相的女婿、将门之子，一个是军阀的儿子、年轻的将军，两个人在外交场合相识后一见如故，他们情趣相投、嗜好一致，常在一起跳舞、游泳、打高尔夫球，往来频繁。
因为齐亚诺的关系，张出国考察选定先去意大利，但他并不是为了欣赏威尼斯美丽的风光，而是想通过齐亚诺到意大利去取墨索里尼法西斯主义的经。他当时认为墨索里尼发动法西斯运动，使意大利走上复兴的道路，他也想以法西斯主义为资本来复兴中国，准备将来回国东山再起。张学良错误地认为法西斯主义能挽救中国。
一九三三年四月十日，张学良偕夫人于凤至、长子张闾琪、次子张闾玕、三子张闾珣、女儿张娴美、秘书赵四小姐、外交秘书沈祖同夫妇，登上意大利邮船康脱罗素伯爵号出海，意大利公使齐亚诺夫妇也随行。一路上张心情舒畅，谈笑风生。
张学良在欧洲考察期间，继续恢复因戒毒愈加消瘦的病躯。可是他一时一刻也没忘记危厄的祖国，以及沦亡中的东北父老乡亲。当他获悉蒋介石捎来的口信：“希望你在欧洲多考察一段时间，现在回国也没有你的适当职位，安心等待时机吧！”他去国怀乡，怅然无限，经常对眷属、随员发牢骚：
“我几时才能回国重整军威，共赴时艰呢！”
对此，汪国藩先生做了如下记述：
于是，张决心收拢散落在东北的武装力量，在国外继续发动抗日救亡运动，准备早日收复失地。在八月间电邀东北抗日名将马占山、苏炳文、李杜三人赴罗马，交换意见。当张学良知道《塘沽协定》签订的内容后心情十分沉重，料到华北危亡也在旦夕，预感到民族危机的日益严重。他决心要在东北继续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可这样必须得到苏联的支持，不然会造成极大的困难。
张氏准备访问苏联，他请他的好友、驻法大使顾维钧与苏联驻法大使联系，苏联当局怕影响日苏关系会引起外交上的麻烦，谢绝张氏访苏，张学良深为不满。是不是因为一九二九年中东路事件，苏联认为张学良是反苏人物，一直耿耿于怀呢？还是因为“九·一八”事变，张背着“不抵抗”将军的罪名而拒绝张氏访苏呢？恐怕最主要是怕得罪日本人，对苏联不利。由于苏联的谢绝，张氏在旅途中一直情绪不佳。
到英国之后，安排孩子们上学，暂时定居，自己又会英语，生活上很方便。
是年，圣诞节刚过，张学良正准备去德、法、美等国继续考察，突然收到蒋介石的急电，要他立即回国。
张学良收到蒋的电报以后，心情是异常复杂的，诚如他自己所说：“我在欧洲的时候，对于回国问题实在非常踌躇，有两个问题经常在脑海里萦绕：一是东北问题在我张学良身上背负着，一是东北军的改善当然也要我来切实改善。我究竟有没有这个决心与能力？尤其是我能不能约束自己？对这两点迟疑不决。后来闽变发生了，如果不赶快回来，深恐发生什么问题，那就太对不起国家和长官了，于是毅然决然地回来。”
张学良西游归来回到香港，“福建事变”已经接近尾声。粤系领袖胡汉民和陈济棠为造成南北揭竿讨蒋的新局面，匆忙联袂赶到香港，希望张学良赴广州去谋反蒋大事。张学良断然拒绝胡汉民和陈济棠的反蒋动议，很快启碇北来上海，等候蒋介石的召见。
然而，业已解决了“福建事变”的蒋介石，似已忘记了归国的张学良，他又马不停蹄地挥师入赣，继续向中央苏区发起残酷的“围剿”。
就在这时，南京发来了密电，报告张学良西渡归来，在上海等候委员长的召见。蒋介石阅罢电文稍许沉吟，看着微笑的宋美龄问：“夫人！对会见这位少帅有何高见？”
“先不忙于召见他。”宋美龄成竹在胸地说，“我意先请他的顾问端纳先生来南昌。”
“首先从旁了解这位少帅考察欧洲的情况，是吗？”
“是的，但不完全。”宋美龄有意停顿了片刻，以商量的口吻说，“我想劝说端纳先生辞去这位少帅的顾问之职，一心辅佐你创建大业。”
“他会同意吗？”
宋美龄淡然一笑，遂又微微地点了点头。
是日夜，蒋介石忙于听取“进剿”红军的战况以及部署新的战役，南昌行营客室就剩下宋美龄一人，她拧开收音机，听了一会儿英、美诸国对华政策广播，接着又欣赏了一阵儿西方古典名曲。并信手翻开刚刚送来的迟到的报纸，“张学良回国后发表书面谈话”的标题跳入眼帘，她先是一怔，遂又匆忙俯首，认真地读了起来。
不知何时，蒋介石走进了客室，他一看宋美龄那专心看报的情态，忍不住地微微一笑，他稍许沉吟，有意大声地说：
“夫人！你一定是在读汉卿的书面谈话。”
宋美龄闻声愕然，她抬起头再一看蒋介石那得意的样儿，有些茫然地问：
“你怎么会知道？”
“他张汉卿是说给我蒋某人听的，夫人当然要认真地研读了。”
“你读过了？”
蒋介石微微地点了点头。
“汉卿这篇书面谈话说得真好，我看对东北军的影响——乃至于对全国的政局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噢，有这么大的作用吗？”
“有！你听听这篇书面谈话的第一段。”宋美龄说罢展开报纸，颇有几分激情地读了起来：“各国民众皆能热烈拥护其领袖，俾得放手做事。意、德于大战残破之后，皆能转否为泰。而为领袖者亦忠诚无私，努力奋斗。返顾国内争做领袖者太多，猜忌斗争，阻人成功。遂至演成既不能令又不受命之亡国病症，宁受外侮，而不许自己兄弟来统治。全国人若不愿为亡国奴，必大彻大悟容许一个领袖，有试验机会，发展效能。”她读后抬头，一手击报，啪的一声，激动异常地说，“听到了没有？他是在号召全国军民拥戴你为领袖呢！”
对此，蒋介石报之淡然一笑，他微微地摇了摇头，不冷不热地说：
“夫人，你再读一读汉卿书面谈话的第三段，好吗？”
宋美龄的热情猝然降温。六年的共同生活使她明白：每逢遇到这种情况，蒋介石准有比她高明之处。但是今天她沉思良久，仍猜不出蒋介石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故只好又双手展开报纸，毫无情绪地念起来：
“西方备战空气浓厚，厌恶战争到万分。各国猜忌及备战之急亦到万分。国人应速准备，泯除恩仇，否则唯有亡国。”
“明白了吧？”蒋介石看了看依然不解其故的宋美龄，“汉卿号召全国军民拥护我做领袖的终极目的，是为了救亡抗日。”
“这又有什么不对的呢？”
“这和我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是相悖逆的！”蒋介石说罢猝然变色，异常严厉地，“而今我所需要的，是一心一意带领东北军帮我剿共的张汉卿，懂吗？”
“懂！”宋美龄始有所悟，遂又问道，“你何时召见他的顾问端纳呢？”
蒋介石果断地说：“越快越好。”
端纳应邀赶到了南昌，向蒋介石介绍了张学良赴欧考察的情况。当他讲到张学良在欧洲曾有过失足的沉沦表现时，蒋介石喜不自禁地问：“他是被西方的金发女郎迷住了？还是又加重了吸毒的恶习？”
“一言难尽！”端纳不无感慨地叹了口气，“不过，他很快就迷途知返了。”
蒋介石失望地摇了摇头。
宋美龄了解蒋介石这一特殊的心理，为了打破这沉寂的气氛，她打趣地问：“这位少帅变成回头的浪子，是你的功劳，还是那位赵四小姐赐爱的奇效？”
“兼而有之！”端纳操着敬佩的口吻，“这位赵四小姐聪明贤惠，她不但给失意的汉卿以爱的慰藉，而且坚定地支持汉卿下大气力戒毒；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为了使汉卿保持愉快的心情，每当汉卿要从事任何西方的娱乐活动，她便很快地学会，陪伴汉卿一起娱乐！”
“这位少帅戒毒了吗？”宋美龄问。
端纳郑重地点了点头。
“他的身体恢复得怎样？”宋美龄有些惊讶地问。
“完全地康复如初了。”端纳答道。
这太出宋美龄所料了。在她的记忆中，大凡有吸毒嗜好的人，是难以在意志消沉的时期戒毒的；一旦步入西方的花花世界，就一定会在吞云吐雾中毁掉自己。然而这位嗜毒成性的少帅，竟然在短短的四个月中戒毒获得成功，并康复如初，这需要付出何等的精神代价啊！她怀着极其复杂的情感叹了口气。
“汉卿的思想有何变化吗？”蒋介石怅然不已，小声地询问。
“他的思想嘛，和他的身体一样，判若两人喽！”端纳望着猝然蹙眉的蒋介石，忙又笑着解释，“请放心，他变得越来越和委员长的思想接近了。”
“果真如此？”蒋介石惊愕地问。
端纳坦然地笑了。
“我谢谢你！”蒋介石一步跨到端纳的面前，紧紧握住这位匆忙起身的老者的双手，充满着感激之情地说，“你是一位很好的医生，怎么样？做我的顾问吧！”
端纳十分喜欢宋美龄，因为她坚定地走英美路线，和自己肩负的战略使命是吻合的；端纳不喜欢蒋介石，因为这位委员长的思想是根植于中国的，承袭了几千年封建王朝治国安邦的一切谋略和手段，这和他的思想体系是风牛马不相及的。但是，作为一名战略谍报人员，他清楚应遵循的好恶标准：放弃个人的情趣爱好，把对手纳入到自己的轨道上来。同时，他还清楚宋美龄的能量，靠她一人单枪匹马相伴这位新军阀，是难以改变其立场的；假如再加上他这一份力量，蒋介石在对日、对英美的态度方面或许会发生变化。因此，他是愿意充任蒋介石的顾问的。但是，他又十分懂得中国人最讲的一个“义”字，在这当口，是不能做出对不起张学良的事来的。他极其聪明地说：“如果汉卿真心听命于委员长，我是愿意留在委员长和夫人身边的。”
张学良的思想变化实在是太大了！东北军中的不少高级将领，以及流亡在沪的东北的社会贤达，均不同意张学良的主张，明确提出要张学良带领东北军打回老家去。对此，张学良回答说：
“目前，我们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回北平，掌握起自己的军队，整顿训练，待机而动。一条是拥护蒋介石，完全听他的。前一条路，必须得到日本人的谅解，受他们的摆布，不然，在华北是待不下去的。我张学良绝不能屈膝事仇，甘做汉奸，这条路绝不能走。要想抗日复仇，打回老家去，单靠我们几十万军队，是无法对日本作战的，即使加上中央军，也未必于事有济，必须全国统一，再得到世界上同情我们的国家的援助，才能对日本作战……中国必须真正统一，拥护一个强有力者做领袖，像德、意两国那样，先把国内搞好，然后才能对外抗战，现在只有蒋先生有资格做这样的领袖，因此，我决心拥护他做领袖。”
张学良除去坚定地拥护蒋介石做领袖外，也曾表示坚决贯彻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换言之，他曾一度主张“剿共”。请看他回国后讲过的这段很有代表性的话：
“现在我们的国家的确到了很危急的地步，外有强敌入侵，内有共产党捣乱，可以说，内忧外患，交至迭来，万分危险。我们当然要抗日复仇，收复失地，打回老家去，但日寇是强大的，单凭二十万东北军能行吗？即使加上中央军也不见得有把握，何况国内还有捣乱的共产党。因此，必须全国真正统一，集中力量，再加上世界上同情我们的国家人民大力支援，才能谈到对日抗战取得胜利。这就是说，要求中国真正抗日，必须先求中国真正统一；要求中国真正统一，就必须先消灭共产党，才能实现。而安定国内，消灭共产党，集中国力，抵抗外敌，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心和领袖是办不到的。为今之计，唯有拥护一个强有力的领袖，先把国内搞好，然后再对外抗敌。蒋委员长的资望和能力足以做中国的领袖，委员长的‘攘外必先安内’是正确的国策。现在我们唯有拥护委员长，贯彻‘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使国家达到真正统一，然后全国一致，对外抗战，才能达到收复东北，挽救国家危亡，进而复兴国家之目的。”
蒋介石在用人方面是有着自己的经验的，他不仅笃信“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这句俗话，而且他还要通过各种手段考查其思想和品行。越是受到重用的经国干才，越是要亲自谈话、验证，他望着精神焕发、身体强健的张学良，直觉反应是：“他的精神和思想也有如此大的变化该有多好啊！”他亲切而又随便地问：
“汉卿！听说你到了英国，对你影响最深的是什么呢？”
“是民主！”接着，张学良说他在英国参观国会辩论，那真是发言自由，态度和蔼，有民主作风。最后，他慨叹不已地说，“我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民主政治，以及民主政治的好处。”
蒋介石听后为之一惊，待张学良的情绪平静以后，又不露声色地问：“英国的民主政治固然好，可在我们中国能行得通吗？”
“绝对行不通！”
“为什么呢？”
“道理是简单的，因为英国实行的是资本主义，经过长期的实践，民主作风深入民间。我们是半殖民地的国家，尚未产生一代开明的资本家，所以政党政治很难稳定下来。我们是军人，要想领导民主政治更是南辕北辙。”
“说得在理，说下去，继续说下去！”蒋介石有些难以控制自己了，喜不自禁地说。
“中国的政治要安定，非使用开明的集权政治不可。就说国家的建设吧，要想迎头赶上去，亦只有此路可通。”
“好，好！再说得明确一点。”
“我认为，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两条路可走：一为法西斯蒂路线，一为共产主义路线。”
“共产主义这条路线在我国是行不通的！”
“我赞成委员长的意见，因为你考察过苏联。那么，剩下的只有法西斯蒂一条路了。换言之，我们只能仿效德国、意大利的治国之路，方能迅速地复兴中国。”
蒋介石露出了满意的微笑，而且还看得出是由衷的，是发自内心的。
“我赞成墨索里尼的这句话：工作是大家的，讨论是少数人的，决定是一个人的。”旋即，张学良又介绍了德国、意大利的资本家不许工人罢工、彻底执行法令等等。最后，他坚定地说，“我们中国如果采取这样坚定的做法，一定会很快复兴！”
蒋介石再也忍不住了，他突然放声地大笑起来，他望着愕然的张学良，满意地说：
“汉卿！你说得句句在理，但时下行不通，也许五年以后，我可以考虑你的建议。”
蒋介石圆满地结束了这场有趣的考试，接下来又以商量的口吻征询张学良对工作的安排。对此，张学良事后回忆：
良由国外归来，拟为将来抗日作预伏之工作。……到沪之后，本希冀为侍从室主任。其原因，良自思，从未做过任何人部下，未有过任何长官（先大夫父子关系，不可同论）。愿在蒋公左右学习学习，亦可加深彼此之认识，又可同中央诸同志多有接触，以便将来对日作战时易于共处。似先在杭澄庐时，良曾向蒋公道及，愿任侍从室主任之意，不幸之甚，此一志愿，未能达到。……归国当时之志愿：（一）本想为一超脱军人，不再统率东北军为私情所累，与他们仅保持超然关系，以备将来抗日也。（二）不希望参与任何内战。但其结果，事与愿违。
蒋介石为什么不同意张学良的请求呢？因为尚有二十余万东北军驻扎华北，而且不听从他蒋某人的调遣。他当即宣布任命张学良为鄂豫皖三省“剿共”副总司令，实是一石二鸟之效，一、防止东北军因急切想打回老家去的心理，被力主抗日的实力派拉过去，重演新的“福建事变”；二、借张学良出任豫鄂皖“剿共”副总司令之职，把东北军自华北南调，在所谓“剿共”的战场上逐渐削弱东北军的实力。
对此，张学良不仅没有觉察蒋介石所包藏的祸心，而且还认为蒋介石要他带兵是不食前言。所以，他怀着感激之情接受任命，遂走马上任，驻节武昌。（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