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人们都说，克克，你妈是个英雄。
从小，我就看到，在母亲的带领下，好多人都富了。
1
母亲背了一个竹篓，里面放了个包袱，包袱里有几件衣服，衣服里面裹着一点钱。她挺着大肚子，一手紧紧牵着我。
这是我第一次坐汽车。车上的售票员扎着两条粗粗黑黑的辫子，提了花色的布袋，吆喝我们买票。我生性胆小，一见生人脸就红。我怯怯地看了看那售票员，紧紧抱着母亲的腿。她在母亲腿间发现了我，微微一笑，伸手替我擦了一把鼻涕。
她真好！
“妈，咱们去哪儿呀？”我问母亲。母亲说我四个月的时候就能一个人在地上爬着玩，一岁时什么都会说了，口齿伶俐。
“去你姥姥家。”母亲回答。
“姥姥家在哪儿啊？”
“很远很远的地方。”
“远很远的地方在哪儿啊？”
“克克别多嘴，让妈歇会儿。”
我一咧嘴，泪就来了。什么都不为，就是想哭。母亲把我抱在怀里，她肩膀一抖一抖的。
小时候，我总是莫名其妙地哭，可能是老天让我替母亲流泪。往往，我一哭，家里就不太平，不是父母吵架就是要出什么事。两个月大时，奶奶把我举着放在墙上坐着。那么大的小孩子的脖子还直不起来。我耷拉着脑袋，眼珠骨碌碌地转，看看父亲，看看母亲。他们都在干活，父亲一抬头望见了我，说：克克眼睛精灵精灵的，将来考上大学了，咱给她演场“骑毛驴”的电影。
“骑毛驴”是指阿凡提，那时正流行。
父亲许下的这个愿，后来实现了。在我即将离家时，父亲花了二百块钱请来了放电影的，我搬了小凳坐在人群里看了一晚。这个年代里，扯布放电影已经过时了。但这电影是为我演的，我仍然深深感激。
我与弟弟两个，父亲爱我最多。我是他心里的一颗明珠。
我跟母亲没回成姥姥家，却又折身回了父亲家。
如果那次真的走了，目的地肯定不是姥姥家。那个家，母亲不会再回了，我想。如果那次真的走了，母亲又会开始流浪，带着孩子……
火车站，没有秩序。人是那样多，母亲把我的手拉得更紧了，我贴着她的腿，惊恐地看着眼前一只只匆乱的脚，一只踩在另一只上了，就有人高声骂。
我好害怕，想回家。
上了站台，可能车还没到，母亲抱起我，站在人群里等着挤火车。我几乎是坐在母亲圆滚滚的肚皮上的。那时，我根本不知道，里面睡着我白胖胖的小弟弟。
小时候的照片上，我眼珠很黑，像两颗熟透了的葡萄。
我在人群中搜索着，一切都那么新奇。忽然，我看到了一个再也熟悉不过的身影，连走带跑冲我们来。
“妈。”我拍拍母亲，说：“他，他来了。”
不知道自己当时为什么不叫“爸爸”，而只叫“他”。
父亲气喘吁吁地来到我们面前，脸白得跟纸一样。他伸过手要来抱我，我“哇——”一声哭了，一个劲儿往母亲衣领里钻。
“你回去吧。”母亲冷冷地对他说。“我把孩子带走，她是我的。”
“华儿，”父亲似乎没在听父母说话，“你要是不回家，我今天就在你面前让火车轧死。”说着，父亲就跳下了站台，站在铁轨上，脸苍白得跟死人一样……
我们回家了。从此，母亲再没走过。她开始挣钱养家了。
母亲爱关注新闻与天气预报。这是多年来养成的习惯。
如今，母亲每晚七点准时看“新闻联播”，看完又看“天气预报”。
无论多忙多累，即使天塌下来，她也要抱着新闻不走。对此，不只父亲，连我与弟弟也发过牢骚：“看新闻也不至于那么入神，什么都不顾了。”她看电视，谁都不许说话，从电视前走过，她就会嚷：“走开！走开！”家里只这么一台彩电，四个人为了它吵了许多架。那次，母亲正在烧水，一看七点了，冲出去就打开电视，端端正正坐在沙发上看，煮沸的水咝咝地冒着白烟，等她再次走进厨房，国里的水已经没了，锅底上留了个大洞。换锅底要十五块，父亲心疼，一气之下，关了电闸，说：让你一天到晚迷到新闻上！又不是当官的命，熊个啥！
我不是当官的命，我孩子是，我孙子是！母亲气呼呼地，走上去又把电闸开了。
父亲不敢再关第二次。我们姐弟俩都长成人了，站在那儿比他们还高，这个高度对父亲母亲来说，确实起到了威慑作用。
母亲没多少文化，她却有知识，心里装着张世界地图。
她对我说，大学毕业我支持你去支援西部，新疆西藏都行，去那里为穷人们做点事。
不行，我走了，谁照顾你？我说。
我不用人照顾，家里有地，能种粮食，你爸我俩就守着这个家了。你每年给我寄点零花钱就行了。要学会舍小家为大家，趁年轻，你多为穷人做点事，多积点德，妈心里就高兴，这就是妈一辈子指望的。
天下就是有这么狠心的娘，养大了孩子就扔出去。
小时候，家里有台小型的收音机，是母亲在自行车厂当电工时得的奖品——业绩突出。来到林家，摸清了家底后，母亲便开始收听收音机上帮农民致富的节目，每天一大早，一边做饭一边听。等我小学毕业仍天天如此。
很显然，母亲在寻找赚钱的门路。
一天，母亲听到了一则消息——广播电台要举办一个养猪函授班。那时，在农村，养猪并没有一套科学的方法，往往，一头猪靠剩菜、剩饭，烂菜叶子，青草从年头长到年尾，才勉强长到二百斤。这样养猪自然赚不到钱。人们叫猪“畜牲”，从没有人想到把它当作“摇钱树”。
这一天，母亲想到了。
吃过早饭，母亲把我和弟弟交给隔壁那家人，偷拿了父亲十元钱，去了电台。
父亲一家一家地找母亲，没人知道她去了哪儿。回来我一定打断她的腿，想上天啦！父亲抱着弟弟，对我说。我没有告诉父亲母亲去哪儿了——我也不知道。对母亲的离开，父亲一点也不担心。她会回来，她最割舍不下的就是孩子。即使出走，她也要把孩子绑在身上。父亲抓住了母亲的弱点，每次打她，都要事先把我藏起来。因此，他究竟打母亲了多少次，我不知道。母亲的话是，平均两天一次轻的，三天一次重的。后来，母亲养猪，对猪说父亲是“畜牲”。
几天后，母亲回来了，神采奕奕的样子，拎个布包，里面装的鼓囔囔的。父亲一见母亲就来气：“你咋不死在外面啊！到外面野够了又回来，不要脸！”
母亲没理睬他，到厨房端了碗玉米糊糊就唏哩哗啦地灌下去。父亲抢过母亲的包，一把扔到院子里——几本书呼呼啦啦地飞了出去。我跑上去，拣起一本，一闻到那沁人的香味就哭了起来。至今，我仍记得那种特殊的香味，令我兴奋、感动，说不出的神圣使我禁不住痛苦不已。那是我第一次接触书，第一次接触它就伤了我的心，狠狠触痛了我的灵魂。我痛得哭了。或许，正是从那时起，我与它结下了不解之缘。
父亲又骂了：“识几个字啊，还看书！我让你看！看个够！”
父亲走上来要拣书，我抢在了他前面。
我紧紧把三本小书抱在怀里，用下巴顶着，惟恐父亲抢走。一只大手伸过来了，几根粗大的手指头直直地插进我的胸脯——那只手几乎跟我胸脯一样大！我大叫起来：“滚！滚！”父亲不理，依然要抢书。我急了，看准那根看起来最有力的指头，一口扑了上去……
我软软的乳牙咬到了父亲那根风吹日晒，长了一层老茧的手指，显得很无力。我还是使劲咬着不松口，眼泪在眼里打转转，憋得我鼻孔张得好大。
“哎哟！”父亲叫了一声。疼痛使他忘了我还只是个不到三岁的孩子。他抽出另外一只手，一巴掌把我盖了下去。我倒了，怀里死死抱着那些书，没感到疼。
母亲已经扔下碗跑出来了。她抓起我，把我抱在怀里，我这才委屈绝顶地“嘤嘤”哭起来。
那天，父亲也许意识到了自己犯下了错——他没打母亲，自己摔上门“呼呼”地睡了，母亲搂着我们姐弟俩到邻居家挤了一晚。那晚，母亲躺在黑暗里，哗啦啦地翻书。在书页清脆的响声和散发出的幽幽香味中，我睡着了。梦里，漫山遍野的花。
我一生下来就营养不良，黄瘦黄瘦，但精神却出奇地好，哭起来搅得四面八方的邻居都心烦。我力气很大，爆发力很强，到现在都是，两岁多时，父亲从我怀里抢书竟没得逞。弟弟不一样。母亲怀上弟弟时，家已经分了——母亲吃上了白面馍馍。所以，弟弟一生下来就白白胖胖的，很乖顺，大家都喜欢他。弟弟叫“林宇”，父亲跟别人一样，叫他“宇儿”；我叫他“弟弟”，吵架时叫“林宇”；母亲高兴时叫他“小狗狗”，严肃时叫他“宇儿”，从不叫“林宇”。
父亲总是打母亲，又骂母亲，用最狠毒、最伤人心的话。奶奶“喜欢”当着母亲的面说：“你一辈子找不到个男人！”父亲有时也这么说，糟蹋母亲的同时，他在糟蹋自己。他们根本想不到，母亲曾经是多么勇敢，多么争气，他们也根本想不到，母亲将是多么勇敢，多么争气！
糟蹋别人的人，到头来，糟蹋的是自己。
在农村，男人这样糟蹋着女人，女人也这样报复男人。因此，农村的沟沟窝窝里，荒坡野地里，滋生着永远赶不绝的风流野欢。
第二天，母亲在父亲如雷的鼾声中悄悄拿走了家里可怜的一点积蓄，几个小时后，她提了两个小猪仔回来了，一手一个。小猪仔哼哼叽叽地，四下扑腾，稀稀的猪屎沾了母亲两腿。
母亲小心地把猪仔放进猪圈，愣愣地望了一会儿，才转身，回屋叫父亲起床。
父亲赌起气来，谁都没办法。他会躺在床上谁几天，鼾声如雷，饭端到床头，坐起来吃了接着睡。不论是农闲还是农忙，为了赌气，他一个劲儿的睡，睡个饱。农忙时，焦黄的麦子急待人收，母亲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忙不过来，赶早贪黑，麦子烂在了地里，该下力的人还在忙着睡觉。因为他的倔强，别人都说他是硬着脖子活人的。知情的人，像我们家的人，都心知肚明——父亲的脖子从来硬不起来，除了欺负母亲的时候。
父亲没文化，又没见过世面，平生到过的最远的地方是母亲的老家——一个贫穷的小山沟。那个地方给他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是面条论两卖，一块钱一两，麻而辣，吃不了。
每天，他要想到的，所想到的，即将想到的，是怎样种好庄稼，不受人笑话；怎样赚俩小钱，买柴米油盐。
也就是说，父亲想的、做的都是眼前的看得到的事情，相反，母亲想的、做的都是将来的看不到的事情——他们的配合应该很完美，尽管角色颠倒了。其实不然。
父亲对母亲的干扰太多。太过分了。
“该起床了。跟你商量点事。”母亲坐在床边，对躺着的父亲说。
“滚！”父亲闷闷地骂一句。一直赖在床上的人其实睡不着。
母亲没“滚”。尽管父亲打她、骂她，她却从来没怕过父亲，在她心里，父亲只是个猪狗不如的东西，畜生。只要父亲不整死她，她就有足够的勇气鄙视他、诅咒他。她知道，父亲不是有种的人，不会杀人。母亲心狠，诅咒起人来直往死里去，只是对父亲。但是，在生活上，母亲从未亏待过父亲，每天弄鸡蛋给父亲吃，煮、打、煎、炒，不断变花样，自己都舍不得吃。一边骂一边心里想着他。这是怎样一种矛盾的心理？父亲一生不吃肉，只吃蛋，从没厌过。问他为什么不吃肉，是不是小时候吃多了，厌了。他却说从来不喜欢吃。我真的不相信，又找不到理由。
“我买了两只猪娃子，想试验一下。”母亲说。
“想上天就上吧，别用老子的钱就行。”父亲接上了话。
“钱我会还你。五个月后卖了猪就还。”说完，母亲站起来出去了。
就这样，两只猪仔平安无事了。
这是母亲成功的开端，阴差阳错地错过了父亲。不敢想象，如果这次父亲像往常一样闹腾，将猪仔摔断了腿或提出去卖掉，母亲从此会是什么样子。一起可能是上天的安排吧。
母亲下定决心要做一番事了。
她一遍遍翻那三本书——养猪的知识手册，又从函授站买了几箱添加剂，自己拿秤秤了配料，一两不许多，一两不许少。父亲对此不管不问，她就自己干——她从未指望过父亲什么。猪仔一天吃几顿，长到多少斤要吃多少饲料，她都熟记于心，每次的猪食都是她亲自配了、拌了，提个桶去喂。现在，母亲整天唠叨胳膊疼，就是当年提猪食提的，一桶重三十几斤，一天提五次，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怎不累出毛病？
母亲总是对着猪说话，跟猪说话。那些猪也很争气，长得很快，很少生病。每次猪生病，母亲总自己买了药，又亲自给猪打针。家里有几副大小不一的针管，都是给猪打针用的。打针时，母亲事先要细细煮了针管、针头，打完，再煮一次，避免感染。后来母亲名气越来越大了，方圆几十里的百姓，遇到猪生病，都要来找母亲。母亲很乐意地去了，分文不取，有时还贴上药钱。所以，每次我看到家里那些古董一样的针管，心里就有种很复杂的感情——它们带来了太多太多的故事。
4
五个月后，那两头猪果然长成了。母亲非常高兴，叫来了买猪的人，过了秤，付了钱，拉走了。一阵手忙脚乱后，母亲心里塌实了。一沓崭新的钞票握在手里，沾了唾液，一遍遍数来数去，母亲嘴角露出了少有的微笑。买猪的走后，父亲走上前，说：“让我数数。”
“轮不到你。”母亲说着，把钱交给了父亲。
父亲开心的时候笑起来样子很傻，因为从小很少开心地笑过。
母亲说，当时你爸拿着一千块钱手都在抖。
可以想象，父亲是多么激动不安。此前，他从未见过这么多钱，一旦这一天来了，他真的是招架不住。
“这么多钱咋办呢？放哪儿？别让人家偷走啦。咱家也没地方藏……”
“活脱脱一傻子！你就不知道存银行啊！”
“咋往银行存？”
“这个你别管，我来！”
“你***别逞能，钱丢了才跟你算帐！”
“老子保证钱不但一分少不了，还会变多！”
父亲没什么说了。三十多岁的人了，连银行大门朝哪儿他都不知道。父亲的世界里，有的只是一年四季收种的田地，老实巴交的农民和村里唯一一个能买到香烟的小卖铺。那时侯，男人们大多抽八分钱一包的烟，“雪虎”牌的。帮父亲买烟，总能得一分两分跑腿钱，我就买玉米糖吃，一分钱一块。塑料纸包着，很硬，粘牙得很。男人们谁要是抽上了两毛钱一盒的“松”牌烟，大家伙儿就会对他刮目相看。这种一般是年轻人，虚荣得很，不过也是猎取姑娘芳心的好办法。
父亲抽的，永远是八分钱。没人对他刮目相看过。
“存银行两百，剩下的买猪仔，饲料，给克克、宇儿买点营养的东西补补，还要走亲戚。”母亲重复着。
农村里，赚钱地方太少，花钱的地方太多。父亲在母亲的帮助下，批发了水果沿街卖，因为嘴笨，不会说话，水果水分都快没了还是卖不出去。母亲见状，支开了他，两天就处理完了，好歹保了本钱。这个不行，母亲又让他去收废品，这活儿脏，却不累，又自由，挣得了钱。况且，废品不娇气，放不坏，任你看行情，决定卖或不卖。母亲的决策是对的，这一行，父亲一干上就没放手了，直至现在。
养猪让母亲赚了第一笔钱，性情暴戾的父亲对她产生了几分敬畏，也使村里人对这个外地人刮目相看——母亲的威信树立起来了。
第二次，母亲养了五头猪。
开始有人来向母亲讨教经验了，母亲一开口先介绍了从培训班买来的添加剂。农村人没见过那玩意，一听是什么科学配方，更觉神奇，又摸又看又闻，懵懵懂懂被灌输了一番科学知识后，转身跑回家跟媳妇商量去了。
一传十，十传百，几十里远的人都蹬着“二八”车赶来了，气喘吁吁地说：听说你很会养猪，五个月就长成了，我来买几包你用的东西。
来家的人络绎不绝。对每个人，母亲都笑吟吟地给他们倒水让茶，详尽地讲解饲养方法，饲料配量，以及什么时候给猪打虫等等。来人心满意足地走了，母亲赚了钱又落了好名声。
母亲出去购买饲料的次数越来越多了。饲料太重，她背不动，便对父亲说一起去。父亲坚决地摇摇头，说不敢，找不到门。对这样的丈夫，母亲最多骂句“没用”。
那一次，母亲把弟弟带去了，回来时，弟弟怀里抱了个绿色的小皮球。母亲说是电台里的人给的。那一刻，我好羡慕弟弟，好崇拜电台里的人。每天跟着母亲一起听收音机，听她们的声音，在我的想象中，她们每天都在玩皮球，吃玉米糖，穿花裙子。
小皮球是我的第一件玩具，本以为只有城里的孩子才玩的。
养猪，卖饲料使母亲富了起来，在两三年内，母亲就暴富了。第一次尝到甜头后，母亲的野心变大了，猪的头数每次都在增加，母亲也不只卖添加剂了。她在外面跑得多，认识了做各种生意的人，就弄来了豆饼、鱼干之类的东西，猪吃了猛长，她又开始卖这些东西，着实赚了一大笔。在外面，母亲东奔西跑，为人家的猪看病打针，分文不收，赚了个好口碑。农民们心眼好，出于感激，便自发地帮母亲搞宣传，拉“客户“，这样一来，本地的猪肉市场在几年内便膨胀起来了。
人们都说，克克，你妈是个英雄。
从小，我就看到，在母亲的带领下，好多人都富了。
5
我跟弟弟是母亲的希望，没我俩碍手碍脚，她早离开这个一点也不可爱的地方了。
我在母亲肚子里饿坏了，缺血缺肉，不生病不可能。为了给我补血，母亲三天两头往孵化站跑，去买毛蛋——没孵出小鸡的蛋。母亲说，这东西大补。她吃，我也吃。
毛蛋在锅里煮熟后，散发出一种浓香，夹带点腥味儿，很诱人。
天完全黑下来后，母亲就不许我跑出去玩了。两个矮凳，摆在窄窄的土胡同里。我乖乖坐在凳子上，手里拿根小树枝，在地上胡乱画，天很黑，啥都看不到，抬头，一片黑漆漆，墙头不见了。为了不让我跑，母亲叫来了我的小伙伴——一个黄瘦黄瘦的小女孩，跟我一样，贫血。
母亲给我们剥毛蛋吃，一口一口喂下去，我以为在吃鸡蛋。
后来，小女孩的母亲拿柳条把她抽了一顿，说再吃那脏东西就把你扔到野沟里去。小女孩拉着我母亲的衣角，抹着眼泪说：我还想吃“好东西”。
我问；我吃的是啥；母亲说；是“好东西”。
小女孩不听话，她母亲就不让跟我玩了。每个很黑很黑的夜晚，我就一个人拿着小树枝，一边在地上乱画，一边一口一口地吞下母亲喂进来的“好东西”。
一口气吃了几年的“好东西”，我的胃里不知道装进了多少从来没搞明白的东西，可是，我的身体好起来了。
直到有一天，母亲又煮毛蛋，剥来吃，被我看到了：有的整个小鸡都包在蛋壳里，头、身子、腿、羽毛，还有小小的爪子，清清楚楚；有的只有一半身子，没有头，剩下半个蛋；有的是整个蛋，只是蛋清、蛋黄混在一起，变了颜色。我这才明白，“好东西”究竟是什么。但我从未吃到过这个生命的任何部位。
当年抹着泪对母亲说想吃“好东西”的小女孩已长大成人，书没念多少就辍学了，几年后嫁人、生子，成了一个标准的农妇。母亲说她依然黄瘦黄瘦的，贫血。我不敢见她，心中有种遥远的创伤。
有些人，很骄傲地叫母亲“蛮子”，虽然只在背后。“蛮子”意思就是野蛮人。这些人，自以为很文明。他们说：她就是“蛮子”！说话软得把老子逑上的劲都抽走了，还弄那些肮脏的东西吃，人看了就恶心，也不知道他咋吃下啦！
那年头，毛蛋没人要，都一筐一筐地丢在野沟里，母亲不怕人笑话，提着口袋直接在孵小鸡的暖房里捡。
今天，毛蛋在市场上卖，一块钱一个。农村人知道了外面大酒店里连老鼠都卖，谁吃上了这个定会神气得不得了，但他们连老鼠都吃不起。
天打了一个滚，母亲翻了一个身。
母亲被称作“蛮子”，她似乎不在乎。在乎的是父亲，他嫌丢人，就揍母亲，说以后不许给老子吃乱七八糟的东西，不许软绵绵的说话，装熊啊！
母亲一直在学我父亲的口音，二十年来，她的川音几乎消失了，送我来成都读大学时，她才发现自己已经遗忘了家乡的语音，一听别人软软的口音，她就哭了。
口音变了，心没变。她依然吃“乱七八糟”的东西，不只自己吃，还给我们姐弟俩吃——黄鳝、螃蟹、海螺、鸭血、鸡爪子、猪肠子……我从小吃遍了其他孩子也许一生都没机会吃的东西。空闲时，母亲就带我去河边捡海螺、捉黄鳝，惹得旁人既嫉妒又气愤，骂“有蛮子娘就有蛮子闺女”。只要被我听见，我就会还回去：“**！”无论对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我都这样骂，只这么一句，很管用。我恨骂母亲的人，包括父亲。
忌妒我们的人，和我们抢食，弄回去却不会做，沾了一锅腥，被男人或女人臭骂一顿，才解了气。
母亲说：这些人真傻，好坏吃的都分不清。
有一年，村里一个大姑娘自杀了，喝了半瓶农药。她才十八岁。
那姑娘跟哥哥吵架，吵凶了便威胁说：我喝药死了，不活了！她哥成全了她，从墙角抓起一个药瓶递上来，不轻不重地说：给，喝吧。她气炸了，抢过瓶子，拧开盖，“咕咚、咕咚”喝了个净光。药性上来了，她栽在地上，口吐白沫，四肢抽搐，打着滚。她哥急了，马上叫人，几个男人把她按在牛板车上，拉着就往乡医院跑。跑到时，乡医院医生把她浑身剥了个精光，她已不省人事了。几个男医生扳开她的嘴，端了一大盆肥皂水，正准备灌，一个老医生走过来，看了一眼，说：人早死透了。
她哥捶胸顿足，扯条棉被把她一丝不挂的身体裹了个严严实实，拉着回家了，一路走一路哭：我不是故意拦你，那男的三十几了，在外混了那么多年，会是好人吗！你才十八岁，死了心要跟他走，不知中了什么邪啊！爸妈都快被你气死了，我当哥的还没说几句，你就来真的呀！我早知道就不管你了……
没出嫁的姑娘死了，不能往祖坟里埋，这是习俗。她被葬在深沟边，沟下是那大河，河水很清，对岸树木葱郁。她的坟很小，像个小孩子的坟，没发育好一样。坟头上栽了几可黄蒿，她母亲亲手栽的，为的是逢年过节给女儿烧纸钱时能辨认出来——它太小了。
女孩所有的衣服都被扔了出来，堆在路边。人们从旁边经过，避邪一样绕过去，心里却痒得很：那么多好衣服，一件上百块呢，那男的真舍得花钱，看衣服崭新崭新的，恐怕还没穿过呢！
死人的东西，似乎附上了那人的鬼魂，人一见只觉瘆的慌。关于野鬼的故事，一个又一个，掉完了牙的老人讲给孩子们听，没完没了。孩子吓哭了，老人笑了。我看每个掉完了牙的老人都觉得像鬼。
“克克，跟妈出去捡几件衣服去。”母亲叫我。
我一听就开始哆嗦，上牙打下牙：“我不敢。”
“有啥不敢？那些大人都是迷信，人死了衣服又带不走。没事，走吧。”
母亲拽上我，拖着去了。我心里在发毛。或许，母亲一个人也不敢去，拉我壮胆。她不怕死鬼，只怕人。人见了要戳她脊梁骨。我虽小，别人却不敢惹我学着大人的样子骂人，急了扑上去就咬。从没人骂我有病，他们却说这孩子有种，以后不得了。
远远看见那堆鲜艳的东西，我腿就软了。
“妈，我不去，你自己去。”我哀求着，想挣脱母亲。
母亲把我拽得更紧了。
虽然母亲不说，我明白她的心思。最终，我硬是壮着胆走过去，站在一旁，母亲扔来一件，我抱一件。有只手在掐我的心。
心里越怕，手里抓得越紧。
幸好，没人看见我们。不然，在别人眼里，我也是鬼。
“你给我扔出去！别晦气！”父亲一见那些衣服，脸就青了。
“咋啦？我没偷没抢，光明正大！”母亲理直气壮。
父亲在哆嗦。我突然想笑，走上去抱起衣服，塞进了母亲的木箱，装衣服用的。父亲指着我，又气又怕：“克克，中邪啦你？”
“你从没给我妈买过新衣裳，现在有这么多，省钱了，有啥不好。”我咕哝着说。
母亲说，她从未想到，一个三岁的孩子会说出这些话。
我中邪了。
第二天，我就不敢看那个箱子了，总想起死人。
母亲从未穿过那些衣服。我读初中时，她翻出给我穿，我心里美滋滋的，还问：“妈，你啥时候给我买的？挺好看的。”
“你小时候我就买好了。”母亲淡淡地说。
我彻底忘了，忘了关于鬼的一切。穿着死人生前的衣服，我甚至有几分炫耀。
女孩死后，她母亲终日面容憔悴，逢人便说：我闺女一到晚上就站在房顶，没穿衣服，光着身子在那儿哭，不停喊冷。
她一说，旁人无论如何也要借故离开。
老人们说，你用纸叠些衣服上坟烧了就好了。
她遵照着做了，在女孩坟头哀求：闺女，叫娘安生一天吧。从此，女孩不再烦扰了。
6
我童年的记忆里，人与人之间充满了怨恨，永远解不开，活人向活人讨债，死人也向活人讨债。吵架、喝药、投河、上吊，哪种死法都有。死个人，大家端着饭碗，蹲在门槛上，关注地议论一番，隔一夜，都忘了。大人忘了，小孩忘不了。死亡，对于孩子，既陌生又可怕，带来了太多幻想，太多噩梦，驱赶不走。小时候，死亡填满了我强烈的好奇心。
大人之间，男女之间，令小孩子不可理解。
母亲念叨得最多的，是“报仇”。我仰着脸，腿软软地听见她吐出这两个字。她的目光里充满了杀气，冷得我手脚冰凉。“报仇”，我尚未理解完它的时候，就从母亲眼里感觉到了凶兆。
家里有了电视后，我就迷上了武打片。电视里，江湖之人，恩恩怨怨，师傅临死前对徒弟讲的话一概是：“替师父报仇！”徒弟两手抱拳，“咕咚”“咕咚”把一碗生鸡血喝个底朝天，当众发誓：“替师父报仇。”
小孩子心里毫无英雄概念，只觉得当徒弟的出尽了风头，潇洒得很。无论是否真的替师父报了仇，面子挣足了，落得后人的佳话。
只要电视能收到的武打片，我都一部一部地看下去。后来，才明白，“报仇”就是杀人，杀的尽是坏人。每部片子里，只有好人才发誓“为师父报仇”，结果都是好人活着，坏人死了。
我常想，有一把剑、有位武功高强的师兄，我也死而无憾了。武侠片看多了，人就变得痴痴的。那次，跟几个小孩子一起在别人家玩，我提议扮“大侠”，便抽了人家的床单，披在身上，从窗台上往下“飞”，嘴里吆喝着：“我来也！”话音未落，“呼啦”一声，大家呆住了。我“落”在了地上，摔下来的。满满一地玻璃渣，亮闪闪的。
我吓得差点断了气。断断续续记起是用力太大，屁股竟把玻璃顶掉了。那时候，玻璃可是稀罕物，没几家窗户上装玻璃的。闯祸了！
我灰溜溜的走回家的时候，那家大人已经在屋里坐着了。见状，我转身想溜——“站住！”母亲喝了一声。我站在原地不动了，低着头，咬着嘴唇，心想：打吧，我不怕。
那人走出来了，从我身旁经过。我直盯着他的脚后跟，一翻眼皮，他正在看我，很讨厌我的样子。
“你放心，明天我就去买块玻璃给你装上。克克太淘气了，下次见她再这样你就帮我多多管教……”母亲追着人家的屁股赔不是。
送走人，母亲转身上了大门。我还在原地站着，故意撇着腿。“站好！”母亲吼道。
听到这话，我不得不端端正正站好。这顿打是少不了了。
母亲叉着腰，弯下身子，冲着我的鼻子说：“想飞？长大当个空军，开飞机去。胆子不小。床单给人家挂烂没？”
“没。”我说。
母亲“扑哧”一声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