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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不服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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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母亲的野心很大,是与生俱来的。如果没有野心,她就不会从那个穷山沟里闯出来;如果没有野心,她就不会走过一个又一个男人;如果没有野心,她就不会撑起一个家,养活两个孩子,供出一个大学生……

1

再说过年。

我说过,过了腊月二十,年味就浓起来了。

猪肉、蔬菜、馒头、鞭炮、麻糖、元宵、饺子、糖果,这些每家每户过年都少不了。富裕点的还买了鸡鸭鱼,油炸了吃,没了味道。农村人不会做家,除了会煮、炒猪肉,其余的肉炸来吃,十户有八户这样。谁家宰了一头猪,晚上踏着雪大家都要去买,还得排队。妇女们抢着要年后回娘家用的礼条,猪肋连背那块,三五斤不等。一头猪能割五六根礼条。刚过门的小媳妇把猪肝猪心猪肺要了,还得是连在一起,整个的,也是大年初二回娘家用,以感哺育之恩。当娘的还要把这些退回来,意思是女儿的情意娘心领了,东西贵贱就不说了。

麻糖,俗语叫“灶糖”,腊月二十三祭灶王爷的。

腊月二十三晚饭时间,家家户户吃手擀面,汤汤水水一大锅,里面放了菠菜、葱花。第一碗盛出来的放在灶台上,插双筷子,恭恭敬敬地给灶王爷吃。还要摆上一碟花生,一碟麻糖,一碟红枣什么的,家里的男性便开始在燥堂前焚纸叩头,不许女性做这些。叩完头,一挂鞭炮点响在院子里,“噼里啪啦”!一个小时内,全村人都完成了这个仪式。听着那此起彼伏的鞭炮声,看着燥堂前燃得正旺的黄纸,还有一碟碟贡品,很容易让人想起鬼鬼神神。

仪式一完,大家便吃面条,吃麻糖。麻糖粘牙得很,老年人吃不了,但多少要尝一点。灶王爷这天晚上要上天汇报情况,老百姓就用香甜的麻糖粘住他的嘴,要他只讲好话。真应了那句“拿人家手短,吃人家嘴短”。跟凡人一样,神也知道什么叫碍于情面。

腊月二十八,贴对联。

旧的对联撕去,新的用浆糊贴上来。满院子映着红纸黑字、彩色门神画,喜庆得很。这时候,母亲忙着拌饺子馅,父亲就带我和弟弟贴对联。饺子馅儿往往拌一大盆,吃到大年初五,馅儿都酸了,人的胃也吃酸了。

头顿饺子吃在大年三十晚,第一碗仍给灶王爷吃——再一次焚纸叩头。别人家包的是“珍珠饺子”,小得可爱,我们家包得是“包子饺子”,皮儿厚而大,几个一大碗。谁有功夫在那儿绣花一样包啊!母亲说。

她总是忙,觉得来不及,一年到头“没功夫”。

除夕夜,农村人信“坐福”,就是坐着不睡。说是谁坐得久谁就有福气。北方的冬天是带着雪和风来的,村里家家没暖气,围着煤炉子取暖。坐一整夜,人不冻傻也冻僵了。

母亲不信这个,吃过饭看会儿电视就赶我们上床睡觉。

睡觉去!不准给我熬夜,熬得人都变笨了。母亲说着,拔掉了电视插头。不管你有多愤怒,电视也别想再看。

大年三十晚上,我躺在凉冰冰的被窝里,抱个装了开水的玻璃瓶,闭着眼听外面此起彼伏的鞭炮声——十二点了。年年如此。

迷迷糊糊醒来,新的一年就到了,枕边放着一张崭新的十元钱——父亲放的。我都二十一岁了,父亲仍这样做。在他眼里,我永远是个孩子。

一大早,母亲就烧香。

妈,我来磕几个头。我站在母亲面前,郑重其事的说。

母亲眼里泛着喜悦与感动,有些不知所措。我再给你拿张报纸垫着。她说。

母亲带上门出去了。

我直直地站在屋子正中央,面前几根燃着的香,两根同样燃着的红蜡,一堆烧得正旺的纸。我慢慢屈下膝盖,跪在垫了报纸的水泥地上。

忘了自己准备好的心愿,深深磕了一个头,仍想不起来。

我扑在地上,头埋在膝盖上,紧闭者眼睛,过了许久,心里有了一句话:“观音菩萨,保佑我爸妈早点享上清福吧。”

心里念了三次,磕了三个响头。二零零五年的大年初一,我克服了对香火的恐惧。

大年初一,垃圾不扫出门。香灰纸灰堆在墙角,黑糊糊一块。中午的团员饭由家里的男人做,女人围着灶台转了一年,放一天假。通常,这天的午饭父亲一个人做,为了省事,就拌几个凉菜,蒸几块炸好的肉丸子,热几个馒头,一顿饭就好了。母亲难得一天清闲,烧完香就钻到街上的女人堆里了。中午回来,前脚一跨进门,就扯开嗓门:“饭好了没?”

“好了!”父亲满口自信。

菜摆在饭桌上,开了一瓶白酒,四个人,一人一小杯,各自干了。饭桌上话不多,说的尽是父亲做的菜难以下咽之类。母亲却笑眯眯的,吃得挺香,喝得半醉。

母亲已是过五十的人了。如今,父亲为她做一丁点事都会让她很满足。

华儿,以后咱们老了,你就在家给我做饭洗衣服,我出去收破烂儿挣钱养你,天天给你买肉吃。

母亲说,父亲跟她说这些话的时候,她心软了。父亲知道疼她了。岁月和父亲对她的热情慢慢磨掉了她的野心,也许有一天,她会原谅父亲。我是这么想的。

母亲的野心很大,是与生俱来的。如果没有野心,她就不会从那个穷山沟里闯出来;如果没有野心,她就不会走过一个又一个男人;如果没有野心,她就不会撑起一个家,养活两个孩子,供出一个大学生……

上世纪五十年代,母亲出生在四川省最穷的一个县,出生地是那里最穷的一个山沟,在那里,男婚女嫁都由父母包办,到了新婚夜才知道对方什么样子。命断山崖的年轻人一个接一个,没人收尸,任狼、狗扒了啃掉。地方穷,人也穷,没办法节育,孩子不断地怀上,女人爬山路,搬石头,背稻子,一切重活干尽仍弄不下胎,便无奈地生下,养着。山沟小,每家都穷,门槛上挤着一群大大小小吊着鼻涕的孩子。生下一个,想送出去都没地方送。少一个好一个,孩子生死都是命。

母亲姊妹三个,一哥一姐,她最小。姥姥家算是孩子最少的人家了。母亲说,姥姥间或吃一种草药,避孕打胎的,药吃下去人就大出血,折腾得死去活来。母亲小时侯住的是石头砌成的房子,四面墙透光,不隔风不挡雨,连山洞都不如。全家五口挤在一张床上,只有一条露着团团絮絮的被子。姥爷在母亲八岁时死了,床上只剩四个人,松散了一些。床头永远放着一个大圆木桶,当厕所用。全家人都在那儿方便,桶满了,几个孩子就抬出去将粪便倒掉,再放回原位。直到我弟弟一岁了,父亲陪母亲回四川老家,这种境况仍没改变。

若不是免费读小学,母亲这辈子恐怕就完了。那四年小学对母亲的启发很大,也对她以后的生活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

在学校里,母亲学会了唱歌、跳舞、写字,讲卫生——用食盐刷牙。提起读书的日子,母亲总是很憧憬的样子。

我们那女老师可好了,什么都教我们。她让我领大家唱歌,到乡里参加比赛,还说我将来完全可以读大学,当个歌唱家。母亲告诉我说。

也许,母亲的自信就是在那时奠定了基础。

那次,母亲她们要去乡里参加歌唱比赛,她跟姥姥说要给她做双新布鞋,外婆答应了。平日里,母亲没穿过鞋,总是打赤脚,放了学要上山采草药、采蘑菇,拿到集市上卖了钱买铅笔作业本。母亲说从五岁起她就知道赚钱了。这么多年来,她正是用天生的商业头脑致富我们这个家的。

第二天就要比赛了。这天晚上,母亲问姥姥鞋子做好了没有。姥姥正在气头上——村里的会计一心想占这个寡妇的便宜,她不干,会计恼了,就不给她计工分。家里三个孩子还小,一家人的命就指望她那几个工分了——她拽起母亲的头发就往墙上撞,墙是石头砌的,一头撞上去就是一个大包。母亲大叫着求饶,姥姥不休,一边骂着“我要你给我念书,撞死你!”一边又把女儿往被子里捂,母亲差点被捂死在那床破棉絮里。

饥荒的年代,到处是贫穷、愤怒。穷困让人丧失了理智,丧失了感情,丧失了良知。母女之间,兄弟姐妹之间,除了那令人绝望的食欲外,一无所有。到处都在演绎悲剧,到处都在挥洒残暴。姥姥打母亲的时候,不一定仅仅出于对母亲的讨厌。更多的是恨,我想。她把母亲假想成了自己的丈夫或是那个会计。她恨丈夫,他什么都不管,一撒手走了,留下年轻的寡妇拉扯三个无能的孩子,房子连个锁都没有,木板门隔开了狗狼隔不了恶人。她恨那个会计,居心不良,生就一副狼狗样,见了女人就露相。她这样恨着,无奈而绝望,把所有的气全泄在了母亲身上。

打累了,骂够了,姥姥才住手。母亲昏了好长时间才慢慢清醒,醒来记起的第一件事就是第二天的比赛——这个执著的人啊!她不顾疼痛,找来了破布、针线,擦亮了油灯,坐在下面,一针一线地缝了一个晚上,一双鞋做成了。第二天,一夜未睡的母亲穿着自己做的鞋子去参加了歌唱比赛。

那年,母亲十岁。

从做第一双鞋起,母亲做鞋的本事就练就成了。来到我们这个村子,母亲是做鞋做得最好的女人。很多妇女来到家里向母亲讨鞋样,母亲都会细心地在纸上剪下,递给人家。父亲穿母亲做的鞋穿了十几年,穿了几十双,如今,对当年母亲给他做的布鞋,他仍很怀念。但母亲眼力不行了,手劲也不行了,不能再做了。我跟弟弟也是从小穿布鞋,直到初中毕业。“千层底”穿起来柔软舒适又吸脚汗,是最有益于人身健康的鞋子。

母亲十二岁那年就彻底地告别了学校,原因是结婚。

不敢想象,一个十二岁的孩子竟会与这个词纠缠上!这是发生在上世纪中叶穷困山沟里的事实,或许,那时,整个中国的贫困地区都在重复这种悲剧。

姥姥不肯再养母亲了,私下里将母亲订婚,男方比她大十岁。始终不明白为什么姥姥打发的不是我的大姨——母亲的姐姐,而是她。对此,母亲不愿解释。总之,这就是命。一天,一帮山窝里的男人汉拿着草绳浩浩荡荡地闯进了学校,女老师面色大变,停止讲课,瘦弱的身体堵在门口,问:你们要干什么?

干什么?找人!来人轻轻一推,女老师就踉跄着倒在了地上。

母亲一看那些人的眼神就知道大祸临头了,抓起书就翻了窗户,撒腿就向外逃。几个男人甩着绳子,堵上去,捉兔子一样把他捉住了。她挣扎,撕咬,踢打,无济于事。他们把她“抢”走了。被抢出校门的那一刻,她回过头,一眼看穿了女老师怜悯而愤怒的眼神,那眼神深深地印进了她的脑子里,在此后的日子里,给了她生的希望。

母亲被抢走的当天晚上,一个青年男子跳崖了。人们问都没问什么,谁都知道年轻人不为了爱不会去寻死。母亲不认识那男的,但隐约觉得自己跟他有着共同的忧伤。

母亲说:我这辈子的坎坎坷可比电视上演得还复杂。你以后一定得帮我写下来。

我说我记下了。

母亲便一边做着针线,一边跟我讲她的点点滴滴。她的声音很好听,清脆,不含杂质,能唱很高的音。高兴时,母亲总是唱歌给我们听,我小时侯会唱的歌都是她教的,一支支电影插曲。

后来呢?你是怎样逃出来的?我问。

母亲叹了一口气,怔怔地说:后来啊……

母亲只说她爬到树上躲了一夜,第二天逃出了山。即便不说,我也能想象那需要多大的胆量与勇气。母亲跑了,除了身上那件旧衣服,她一无所有。对那个生她养她的地方,她没有丝毫留恋。理想破灭了,梦一般支离破碎,为了生存,为了希望,为了主宰自己的命运,一个十二岁的小姑娘勇敢无畏地从山窝里走了出来。那里,曾是祖祖辈辈的整个世界。

母亲啥苦都能受,从小在山上觅食,采草药野果,抓黄鳝泥鳅,样样精通。饥饿的日子里,姥姥在山崖上的空墓穴里发现了一种石头,莹白莹白,她刨回去,捣碎,做成馍饼吃了,大人孩子都没事。母亲说,那时因为姥姥信神,常烧香,神便在危急时就人一命。

人常言: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穷人的孩子,过早担起了糊口养家的责任。这点,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

母亲永远觉得自己活得很窝囊。

跟母亲讲话,我变得越发小心翼翼,惟恐触到了哪根“导火线”。不敢提从前,对以前,母亲抓住了就不放,同样的话,从她嘴里吐出了第一百次,第一千次,她依然要讲。别人不敢阻止,动辄她就发脾气,急了骂人。她的情绪永远不稳定,易冲动。我们全家都怕她。

这天,我忙着给她织件毛衣,旧毛衣拆了洗了,再织。过几天就过年了,争取年前织完。母亲一个人在洗衣服,洗衣机已经转了一个多钟头了。

我搬了小凳子坐在走廊里,有点太阳,母亲站在院子里。

母亲走上来,拿过毛衣,翻了几下,说:“这钱是越来越不好赚了。老子到了这把年纪还得穿旧毛衣啊!在农村,家家都赚不到钱,也不知道钱都钻到哪个男人的裤裆里啦!”

母亲这些天脾气越来越坏了,讲脏话不分场合,不分对象。

听到这些话,我直觉得不舒服,一口驳了回去:“妈!你咋老骂人呢!农村人赚不到钱又咋啦?没文化不就是穷点辛苦点嘛,日子还不是一样过!”

话一出口就收不回来了。“没文化”——说出这三个字的一刹那,我就意识到了自己该犯下如何严重的错误。我触到了母亲最脆弱的那根神经!

她今天饶不了我!

“啥?你说啥?嫌我没文化?好哇——不得了啦你!老子辛辛苦苦,一把屎一把尿把你背在背上养大,你缺心眼,坏良心啊你!瞧不起老子是不是——”

“没有!我没说你没文化!”

只一两句,两个火暴的人便交上了火。

“当年老子不是没读几天书嘛!你读上了大学有啥了不起,还不是花老子的钱!我要是读得了书,绝对比你强!”

如果说我的聪明是她培养的,那么,我的火暴脾气也是她的功劳。

“读不了书你怎么不自学啊!”不管三七二十一,我顶一句是一句。

“自学?你龟儿子别去学校了,回家给我自学!”

“回家?”我“哼”了一声。母亲现在这个样子,只会让我鄙视,跟当年一样。印象中,二十岁以前,我从没想象过母亲慈爱起来会是什么样子。那时侯,我每天祈求的,是母亲成一个大字不识,做做饭,唠唠家常的女人,跟其他女人一样。她的不同,使幼小的我受到太多创伤,永远无法弥补。

当年,我恨她。

如今,当我开始慢慢解读她的时候,同情她。对她的爱,永远抵消不了恨。爱她,是因为她开始专注地爱我了。

“你这个样子,谁都会被气出家门!“我又补充一句。

“有本事,滚出去!”母亲一手叉腰,一手指着大门口,指头很僵硬。

我看了她一眼,我的目光里充满了蔑视。

母亲也在瞪我,眼神都在诅咒,脸上的肌肉凝固了一样。这是她一贯凶狠的表情。

“铁石心肠!”我心里这么想。

我晕乎乎地冲进屋,一把将毛线团扔到床角。我以为自己够坚强了,不会哭。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哭,泪还没干。也许,在同龄人中,没人比我哭的更多。我一生下来就在哭,童年时哭,少年时哭,过了二十岁还得哭——因为母亲,因为我的家。我不该来到这个世界上,一开始就哭着在拒绝。没人懂得我的语言。

我一看到桌上那只旅行袋泪就来了,一股一股向外涌,淹没了我的头脑。我哽咽着,尽量不发出声。母亲的骂声似乎很远,很飘渺——我的耳朵里,有火车的声音。

该走了,伙计。

那只旅行袋陪我坐火车走了上万里路,现在,在我眼里,它才是最理解我的。我抓起它,抱在胸前,头埋在上面,左右两下,把泪擦了。深吸一口气,对自己说:“走吧,不能再回来了,不能再回来了!”

我踢开门,“大摇大摆”出去了,没人阻拦。我是多希望有人拦下我,让我痛痛快快哭一场啊!几分钟前,一切还是好好的;几分钟后,我就哭着走了。只知道走,来不及弄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

出了门,我才发现自己多么无助与沮丧。

这是我第三次“滚出去”了。原因都是与母亲吵架。

第一次发生在十岁那年,夏天清朗的夜里,我一个人跑到村子东头的大河边,躲在几个大石头中间,抱着一个石头嘤嘤地哭了,哭着哭着就睡着了。直到看井的男人起夜,摇摇摆摆站在河边,冲着深深的水撒尿,我才醒了。我瞪着眼睛,盯着他那叉开的双腿和护在腿间的两只胳膊,心里毫无怕意。那人一边吹口哨,一边把那条细细的水柱甩得老高。那一刻,我看得入神了,想走出去,走近他。如果我真的走出去了,受到惊吓的肯定不是我。

每年夏天那条河里的水鬼都要拉一个人替命,自己投胎。在那里洗澡的男人多,总是洗着洗着人就少了一个。村里人都神神秘秘地这么说。

夏天的夜很清朗,很宁静,月亮很圆,满天繁星。河面有五十多米宽,水很深,在月光下呈暗蓝色,平静的水面淡淡地漾着波晕。河岸上长着参差不齐的杨柳,洒下深黛的长影,抛向水面,远处的瓦房,有一个角在树丛中,若隐若现。我听到,隐隐约约地,谁家的狗叫了两声。

我屈着膝盖,坐在石头中间,月亮就在头顶。我望着几米远处的河水,如游在梦中。

“克——克——”“克——克——”

有人喊我!

声音越来越近了,是父亲!

“我在这儿!”我喊着,一骨碌从地上爬起来,向路上跑去。

我忘了自己是赌气出来的,也忘了当时已是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一口气跑到父亲身边,“吭哧”“吭哧”地喘起来。父亲深深看了我一眼,提起两条胳膊就把我甩在了肩上。我的胳膊又细又软,父亲的肩又宽又结实。

那次父亲把我驮了回去。

第二次干脆就是想寻死了。那时我读高二。我坐车到城里,一边哭一边走,走在自行车道上,没人理我。城里人的脸上都一色地刻着冷漠。我挡住了他们的路,有的绕道走了,有的骂句“疯子”!还故意撞我一下;有的冲撇撇嘴角,一副轻蔑的神情……

忘了自己是什么时候回家的,记忆最深的就是城里人那副令人恶心的嘴脸。在他们瞧不起我的同时,我也在深深地厌恶着他们。

班车在乡村路上飞快地跑着。我把脸贴在车窗冰凉的玻璃上,望着外面一排排急速后退的光秃秃的白杨,和望不到边的平整的麦田,心中有种快感,同时,还有种浓重的忧愁。

我要去哪里?我要去哪里?我要去哪里?

从小,我就想有个属于自己的家。父母之间没有爱,没有温暖,那个家从来都笼罩着黑暗。我害怕回那个家。我不得不回那个家。我别无选择。

车子进了那个喧闹的市区。我闭上眼睛,耳朵边各种音调的喇叭声却怎么也赶不走。让我安静一会儿吧!

我下了车。候车室人来人往,嘈杂的很。年轻的姑娘挽着年轻的大男孩,女的穿的时髦,化了彩妆,男的穿着牛仔裤,旅游鞋,又帅又酷。

在光线最暗的一个角落里,我找到了自己的位置。长椅上,谁留下了一团黑乎乎的口香糖,看样子有些时日了。

快过年了,车站很是忙碌。情侣们、夫妻们、老伴儿们,成双成对,来来往往。陪伴我的,是比我更沉默的一个旅行包。

我拿出手机,写下一条一条短信,又一个一个地删除。在我蜷缩在汽车站的长椅上时,他在哪里?曾经那么多的山盟海誓,甜言蜜语,多么美丽,故事里的童话一样。此时此刻,他在哪里?

毫不怨他。我不愿使他卷入我这个复杂的家庭,不愿对他提及我以前的生活。两种生活,他的是他的,我的是我的。

他总是问我,你为什么不与我分享你的从前?

我无言以对,无言以对。

似乎,我的痛楚与快乐上整个儿的,像一个汤圆,一口就吞下去了,个中滋味,只有自己知道。对他,一个缺口我都不愿打,一个小口就会使里面的馅儿全部都流出来——一切都暴露了。

我是不是很孤僻。我问自己。

一个个问题撞击着我的脑子……

“克克!”谁在叫我。

我回过神来,见一个昔日的高中同学笑眯眯地向我走来。

“克克,你在这儿干啥?刚下车?”他问。

“噢……对啊。刚下车,好累。”我有气无力地冲他一笑,一句一个谎言。

他没坐下,可能看到了那团黑乎乎的口香糖。

“你在等人吧?”他问。

我向前探了一下身子,不冷不热地回答:“是啊,等人接,我妈。”

他留下句“保重”就走了,走了十几米远我才看见一个靓丽的女孩满脸嗔怒地站在那儿,等他。那会儿,我觉得自己很胜利,所以得意地笑了。

陷入孤独无助中的人,变得很坏。

他走后,我开始无聊地咀嚼刚才我们的对话。我猛然醒悟:为什么说妈要来接我?我不是在恨她吗?为什么脱口而出的是她而不是其他人?

我的心渐渐软了:母亲明显老了,皱纹、白发一打把,身体也不行了,肩肘炎一直拖着没去医,她心疼花钱,钱都用来供我读书了。母亲这一辈子,摸爬滚打,啥日子都熬过来了,到了五十多岁还没享成清福,发点牢骚也不该吗?无论她怎样凶,怎样骂,到头来还不是为了我们姐弟俩……

母亲把我找到了。一脸焦急、无奈、痛苦——无法形容的表情。她站在我面前。

我还是故意赌气——不轻易屈服。一见到她,我就准备站起来离开。试了一下,才发现腿脚都冻麻木了,站不起来。“克克。”母亲蹲在我面前,我把头扭在一边。她没发火,声音变得很温柔:“克克,回家吧。是妈不对,妈给你赔不是。有时候你也得体谅妈一下,妈年纪大了,心里替你们姐弟俩着急,你们一天不安置下来,我这心就一天到晚老悬着。妈没能力了,赚不来钱,心里就窝火,老想跟人吵一架。你要多体谅体谅妈,妈再怎么样也是为了你们啊!克克,你性子太烈了,跟妈一个样,以后要改。性子烈的女人日子不好过。妈真为你担心啊!以后为人处世,你一定要多忍让,不要动辄发火,跟妈一样。”

“来,妈给你搓搓腿,一会儿带你吃东西去,啊?”母亲说着,就伸出手要给我揉冻得麻木了的双腿。

“不。折我寿。”我轻轻地说。

母亲向我屈服了。真的屈服了?还是我自己在安慰自己?她跟我说话的时候像在哄一个孩子——她不会屈服的。她在哄自己赌气的孩子。

我性子很烈,跟妈一样。

偷偷找人算了命,算命的说,你命里只服人不服于人。

这话有一定道理。

从小到大,最令我感到胆怯的人就是母亲,她骂我、打我,我也只是嚎一场,嘴里求饶,心里从不认错。

我比弟弟大两岁,许多事情,我比弟弟想得更多,所以,记忆得也特别深刻。有段日子,我成心打搅母亲,前后屁股跟着她,使她不能全身心投入她认为的那种幸福。那段日子,母亲恨透了我,只想干掉我。

无论如何,她是我的母亲。

不管我有多倔强,多可恶,她还是一天天煎熬着把我养大。

母亲从来不让人给我看手相算命,却给弟弟算。

十根指头,没一根指纹成圆形状。这是我的手。农村人认为,十个指头肚上的圆圈个数越多,人越有福气。我一个都没有。

他们胡说!指纹没一个是圆圈的人不是一般的人。母亲的解释跟别人不一样。

邻村一个女人,手纹跟我一样,没一个圆圈,一辈子很风光,人们说她不是凡人。

我巴不得别人给我算命。我想知道自己的未来,哪怕几年后的情形。读小学时,这个愿望异常强烈。

母亲命令我说,不准别人给你算卦!林家没一个好人,让他们知道了会把你害了!

我站在身材显得很高大的母亲面前,心惊胆战地点了点头。我不记得那个年龄。

林家没一个好人。

不能这么说。父亲不坏,我跟弟弟——父亲的两个孩子,也不坏。

在农村,婆媳不和,拌嘴打架的,并不少,但一般都是婆婆鬼撞见了恶媳妇。在林家,媳妇鬼撞见了恶婆婆。

生活中总少不了这样一些人:欺软怕硬。受欺的人,第一忍了,便很容易遭第二次。别人认为忍气吞声的是傻子。一句话讲得好:人活一口气。真能体会到这句话精髓的人,不知道有多少。

母亲刚过门时,一个同村的女人当着面叫她“蛮子”,母亲操着软软的川音响亮地回了句:“蛮子操你啦!”只一句话,母亲就在林家的门前站稳了脚。那女人挨了骂,再不敢叫母亲“蛮子”了。

只准看别人的优点,不准看别人的缺点;只准别人对不起自己,不准自己对不起别人。母亲订的家训。

有一天,这个被我一个老师知道了,他用巴掌重重地拍着桌子,痛心疾首地教育我:你妈说的这些根本就是有问题的,在现代社会中,揣着这个信条,你根本活不下去!什么乱七八糟“不准”、“不准”啊!

如果他不是老师,我当场就会把椅子砸到那个脑袋上。

现代社会,现代人。一天到晚,人们在讲商品经济,讲机会成本。人,逐渐沦为了商品,没有信条可揣。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享受着现代社会的种种优越的时候,理直气壮的批判我的母亲!

我的性格注定自己永远不听话,对母亲的话,不会遵守。到了今天,当我感受到生活的压力时,才恍然大悟:母亲的话是送给女儿的多好的一份礼物!

母亲订的家训,自己一定要做榜样。

父亲说,你妈是傻子!我说,你是傻子!

母亲说,你爸是纯粹的傻瓜!我就说,你是纯粹的傻瓜!

他们都不傻,都把对方看成了傻子。

家里有个傻子,是我。骂了爹又骂娘。

母亲总在积德。只要她能做到的都尽力去做,不管父亲怎样骂得鸡犬不宁。有个叫花子老人,每年村里唱大戏的时候,他都会端了碗,讨到我家门口。农村唱大戏,家家户户要招待亲戚朋友,做很多好吃的。这时,母亲就会用自家的碗,肉、菜盛一大碗,又拿出两个馒头,叫我端出去,送给老人吃。母亲说,大爷,进家吃吧。那老人摇摇头,说,你男人见了要跟你生气,我出去吃。老人把菜倒在自己碗里,前谢万谢地离开了。

印象中,那老人留了山羊胡子,面相慈祥,衣服打了补丁,却不邋遢。说话走路都不像叫花子。这几年,不知道老人云游到何方了。

妈,你为啥总说要积德?我问。

为你们。母亲回答。

我不相信,也不否认。有一些怀疑。母亲积德有她自己的理由,不仅仅为了我们。有些原因,在她心里柔软处,她不愿说出口。母亲也是凡人,没有太高尚的风格。像菩萨,只想着怎样普渡众生,我想,母亲不是这样的人。

母亲从小就没有丧失过追求幸福生活的希望。

无论怎样,好死不如赖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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