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娥，写什么呢？是不是在写情书？”我逗趣地问。
“是你呀，我当是谁呢。我在写家信，来这里几天了，写封信给家里报报平安，安安我爸妈的心。你写了没有？”水娥放下笔问我。
“准备好了笔、信纸、信封、邮票，但还没有写信，明天写吧。你如果写好了，明天和我的一起寄出去。”
“好的，你明天中午前交给我吧。我打听到可以把信交给老门卫，请他代劳，等每天都会来送信、报刊、杂志、包裹的邮递员来的时候老门卫把信交给邮递员就可以了。”
“好哇，那省得跑到邮局寄。——水娥，你去不去看电影？我们有好几个人去呢。”
“电影票很贵吧？”
“不会贵到哪里。我一年多没到过电影院看过电影，我想去看看富安县城的电影院是怎样的。难得有伴去看电影。”
“我还要把这封信写完咧。以后你再带我出去吧。”水娥朝我笑笑，指了指才写了几个字的信说。
“那好吧，我走了。”我有忙走出寝室的门，找到杨文琴她们。
我们下了楼，离开了宿舍楼，走在去大门的水泥道上。
“杨文琴，你刚才说王芳去学舞蹈，到底是为了什么？”我急切地问。
“还不是为了去当舞女？”杨文琴直截了当地说，“听人说，当舞女的没几个是清白的，一年下来钱是能挣到好几万，但干那种事是多么危险，多么可耻呀！”
我听了杨文琴这样一些话，犹如拨云见日，使我恍然大悟。王芳呀王芳，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你家又不是很缺钱用，就算很缺钱用也不必用一个姑娘娘家的青春和尊严去换一笔钱啊！
“等王芳回来，我劝一劝她。我自言自语地说。作为王芳的好朋友，我有责任劝告她，提醒她，不能无动于衷地看着她往火坑里跳。
“你劝她也没有用。我和她是同来金利皮鞋厂，而且和她同寝室，算得上一个朋友。最近我劝了她好几次了，她满不在乎，不以为然，我也就不再劝她了。”
我们来到厂大门口，杨文琴跑到大门旁值班室。值班室里有一位矍铄的老大爷。“张大爷，我们几个去外面看电影，请晚点睡觉，我们可能要11点来，好不好？”杨文琴问。“好吧，我就多看一下电视，等你们回来。小姑娘，就你一个人去吗？”“哪敢吶，我约了好几个伴，她们在外面等呢。”杨文琴微笑地扭头向门外指了指我们。
“外面的流氓多，不太安全。上个月我们县城就发生了一起进屋抢劫杀人案，把一家三口，一个妻子，一个丈夫，一个孩子都用匕首刺死了，血流得满屋都是，女的还被那几个杀人犯轮奸了，真是惨不忍睹。公安局正在侦破，哪有那么容易哟。四月五号我们县城又出了一起流氓打架斗殴的案件。听说是两派流氓为了争一个歌女而引起的。这些够公安局头痛的了。所以你们这些女孩子即使是结伙去，也还是少去外面为好，特别是晚上。”头发花白的老大爷慈祥的脸上露出担忧的神色。
“不像我们厂的男工常常出去看录像，我们女孩子晚上很少去外面看电影，最多是隔三岔五晚饭后在厂附近散散步，您是知道的。再见了，张大爷，我们会小心的。”杨文琴朝张大爷挥挥手，就离开了。
“这位张大爷人挺好。上个月我到他这里寄信，掉了个钱包，好容易才找到我这位失主。钱包里的二百多元钱一分也不少。”杨文琴眨巴着小眼睛笑着对我说，一边和我们走出了厂大门，来到街道上。
“张大爷做的好事还多着呢。像他义务为我们方便邮寄；厂里收到的信、包裹，不论是厂里的，还是个人的，也不论是经理的，还是普通女工的，他都一视同仁地及时送上门或者让同寝室的同事捎带。在当今的社会里，特别是像钱庄这样的地方，是很难找得到这样的好人。”同寝室的矮墩墩的、一笑起来露出两个小酒窝的小红姑娘这样评价这位张大爷。我们听了，不约而同地点着头。随后我们被钱庄的夜景吸引住了，大家都东张西望，指指点点地说着什么。
钱庄的夜景真美呀。街道两边的红红绿绿的霓虹灯在闪烁，变换着千变万化的图案和文字。街道两旁的路灯像两串耀眼的珍珠在我前方延伸，最后消融在一片灯海之中。时而有流行音乐旋律从林立的商店、发廊、舞厅里迸射出来，和街道上车辆发出的各种噪音互相混杂，使人真有点头晕目眩。空气也似乎被这些嚣张的东西加热了。人行道上的行人特别是卿卿我我、搂搂抱抱的青年男女因为都刻意地打扮了自己，香水味不时掺入在呛人的车辆废气中，既使人舒服又使人难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