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最后一次来吉林市我家，竟是为了要去台湾见大伯。
这大约是在琪琪读高中二年级的那年春天。准确地说，是那年端午节前一天。记得，当时我家住宅江对面龙潭山，已是一片葱绿。山上的野杏树，花开花落，并结出了圆鼓鼓的小杏。
爷爷这次来我家，事先并没告知我们，这并不希奇。
过去爷爷每次来吉林市，也从不打招呼。这同我上次去西南岔给爷爷过生日不打招呼不一样，爷爷并不是为了给我们惊喜。爷爷无论去谁家，向来就没有打招呼的习惯。先前是爷爷家没电话，不便打招呼。待有了电话，爷爷又说，事先说了，万一路上有啥事给耽搁了，还得让人惦念。上次爷爷去辽源老姑家，老姑夫上夜班，老姑去邻居家打麻将，家中无人，爷爷硬是在门口蹲了一宿。待老姑早晨回到家，发现爷爷蹲在门口睡着了，嘴里还叼着烟袋，口水都顺着烟袋咀流下来。老姑一个劲地埋怨爷爷：“您咋就不提前来个电话呢！”
这次爷爷来我家，令我们一家人惊异的是，居然是和一个日本人一起来的，而且是坐出租小轿车一起来的。这个日本人，我们并不陌生，就是爷爷早些年曾多次提起过的，当年随日本开拓团来中国东北，在西南岔住过的山本和秀子的小儿子，也就是小井村。不过，当年才七八岁的小井村，这时已经变成了六十来岁的小老头。算来，他和父母离开西南岔，几经磨难，被遣送回日本国，已经有五十多年了。五十多年来，那场被定性为日本侵略中国、中国进行抗日的战争，给中日两国人民造成的历史怨痕，虽然还没有被岁月磨平。但两个东方大国不仅建立了外交关系，中国东北的很多城市，都和日本的东京缔结为友好城市关系。各种民间友好团体更是名目繁多，仅吉林市，就有专门接待日本旅游团体的会馆六七家。井村就是随东京的一个日中什么友好代表团，一起来吉林市旅游的。井村来中国前，他那位已经八十多岁父亲老山本，刚去世不久。老三本生前得知井村要去中国的信息，躺在病床上还再三叮嘱井村，去中国一定要设法挤时间去西南岔，探望一下救命恩人爷爷。如果爷爷不在人世，就去爷爷的坟上烧些纸。只是井村的母亲老秀子心有余悸，当年他们一家三口被遣返途中，山本在青石镇遭毒打险些丧命的场面，还历历在目，她怕井村去西南岔途中，会再遇恶人，再遭不测。最后，还是井村极力说服，并列举了一大堆中日友好及中国人文明好客的事例，消除了老秀子的余悸。井村来中国东北吉林市后，尽管认为爷爷不大可能还活在世上，还是抱着试试的心理，跟团长请了两天假，并得到有关部门的许可，花高价打出租车，专程去了趟西南岔，找到了爷爷的老房子所在地，结果还真见到了爷爷。他和出租车司机在爷爷家住了一宿。第二天上午又由爷爷陪着，在他既熟悉又陌生，既给予友谊，又留有耻辱的西南岔，挨家挨户，村内村外地转了大半天。下午才恋恋不舍地告别送行的村民，和爷爷一起坐出租车回到吉林市。
爷爷和井村到我家所住的三楼时，我们一家三口刚吃过晚饭，正坐在小客厅里，边吃山杏，边看电视。那一小碗山杏，是早晨琪琪去龙潭山摘的，只有小手指肚大，涩酸涩酸的。我只吃了一个，就捂着腮帮子喊倒牙。哓红和琪琪却吃得津津有味，眉开眼笑。听到门铃响，是琪琪跑去开的门。门开后，一位穿西服扎领带、两鬓如霜的老者，恭恭敬敬地站在门口，他就是井村。在他身后，还站一位更老的穿中山装的老者，就是爷爷。
我和哓红忙站起身，递过拖鞋，忙不迭地把两位老人迎扶进屋。
爷爷和井村进屋后，都坐在沙发上。井村拘谨地端坐在爷爷身旁，双手平放在腿两上，眼睛却好奇地盯在茶几上的那半小碗山里红上。爷爷不慌不忙，掏出烟袋，装上烟点燃，吸了几口，待哓红和琪琪倒上茶水，都坐在椅子上，才用他特有的介绍客人方式，把井村介绍给我们一家：“我给你们引见一下，他就是我时常跟你们唠起的井村，就是在西南岔住过的日本人山本和秀子的儿子，叫井村。”
我忙起身和井村热情地握手说：“欢迎您！井村先生。”
井村也忙站起来，恭敬地点头说：“打搅了。您还是叫我大叔的吧！”
我又感叹道：“井村大叔，真没看出您是日本人！”
井村忙谦和地说：“我说中国话，舌头的硬。”
我又把哓红和琪琪介绍给井村，哓红和琪琪都站起身，哓红冲井村点头致意，琪琪却礼貌地冲井村敬了个低头礼，并叫了声“井村爷爷！”井村好象早就有所准备，从怀里掏出一个小盒子打开，把一条精美的贝壳项链，挂在了琪琪的脖子上。
大家重新落座后，琪琪端起茶几上的小碗，请井村吃山杏。
井村笑着摇摇头：“这东西酸，我吃的不行。”
琪琪又请爷爷吃。
爷爷笑道：“我忘了带假牙，咬不动，别在馋我了，你自各吃吧。”
琪琪就端着小碗回她的小屋写作业去了。
哓红要去给爷爷和井村重新做饭，爷爷忙摆手说：“井村刚才在一个日本饭馆请我吃过日本饭菜，你别再忙活了，大家唠会儿嗑吧。”说着，又把脸转向我，似乎在抑制着激动，有好半天才嘴唇哆嗦着进入主题，“我……我这趟来，是想和你井村大叔先去日本国，随后再从日本国去台湾，看你大伯去，你看行吗？”
爷爷和井村突然来我家，已令我惊奇不已。爷爷道出此行的目的是取道去台湾看大伯，更出我乎意料，甚至感到有些哭笑不得了。爷爷这是怎么了？一年前，老人家说要去看我大伯，我只当是笑谈，现如今却要附注实施。我想起十多年前，我家邻居那对老夫妻吵架时发生的一件事。那对老夫妻都已经退休十多年，无儿无女，只有老太太一个娘家哥哥在广州，尽管多年没有通信来往，老太太还是经常和人念叨她娘家哥哥如何如何。老夫妻俩原本和和睦睦，这天却一点小事吵的不可开交。老太太一气之下，要离家出走，去广州找侄子去。老头就把家中的存折藏了起来，限制老太太出走。但老太太还是带着买菜的十元钱去了火车站。结果，火车票没买到，还迷了路，被站前派出所的民警送回了家。我当时还觉得那老太太的举动不可思议，但眼下爷爷的举动就更让人难以置信了。因此，当爷爷说他要去台湾看大伯，我便愣愣地看着爷爷，不知何应答是好。
井村见我无以应答，就插嘴对我解释说：“你爷爷想日本的去，是我给出的主意，您别见怪。”
原来，昨天晚上，爷爷和井村躺在热炕上，唠了半宿。井村虽然离开中国已经五十多年，但毕竟在中国呆了好几年，回国后上大学，所学专业又是专攻汉语，中国话说的尽管有些生硬，但还算比较流利，和爷爷进行语言交流也算方便。两人先是一起回顾五十前的旧事，接着又唠五十年来各自的经历，越唠越投机，后来就唠到了台湾的大伯。爷爷说他要是在死前不能见上大伯一面，死了都闭不上眼睛。井村说：“台湾不让你儿子回来，你的就去台湾吧！”爷爷说：“听我孙子说，台湾不让**的船开过去。”井村就说：“台湾我的去过，你的可以先来我们来日本国，再坐日本船台湾的去。”爷爷担心地问：“那要很多钱吧？”井村算了算说：“有一万元人民币就大大地够了。”爷爷感叹道：“得这么多钱哪？”井村就说：“钱的你不用急，到了日本，去台湾的钱我的给你拿。”爷爷忙说：“哪能用你的钱，我有钱。”说着，还起身从奶奶留下的炕柜里，掏出了造来福桥剩余的三万块钱存折，给井村看。井村就鼓励爷爷：“看儿子是最最大的事情，明天就跟我走吧。”爷爷终于被井村说活了心，决定随井村去日本，取道去台湾看大伯第二天，就和井村一起，坐进了出租车。
弄明白爷爷要去台湾的起因，我连连摇头，对说爷爷：“去日本需要办出国护照，没有充足的理由，出国护照是办不下来的。”
爷爷不服气地说：“我去台湾看儿子还不是理由？”
我对爷爷解释说：“您就是理由再充足，都超过九十岁了，海关也不会给办出国护照了。听说出国护照限定在八十岁以内。”
哓红也劝说爷爷：“就算护照能办下来，您随井村大叔到了日本，还得办去台湾的护照，就是办了去台湾的护照。您坐船到台湾后，台湾也不一定让您上岸的。我看您还是别去了。”
爷爷越发不服气了：“外国人去得台湾，咱中国人咋就去不得呢？”
我笑道：“这您就要问台湾的**了。”
爷爷问：“姓李的在台湾当啥官？”
我告诉爷爷：“**是台湾总统，要不是他阻拦，我们就可以和台湾直接通航，您就可以从大连坐船去台湾看大伯了。”
爷爷骂道：“妈拉八子的，这姓李的真不是块好饼！”骂着，又叹气道，“看来，我是看不到你们大伯啦！”
哓红忙劝慰爷爷：“说不准那天大伯会突然回来看您呢！”
爷爷苦笑道：“我恐怕等不到那一天喽！”
井村似乎已感觉到爷爷去不成日本、台湾了，再坐下去也有些尴尬，就又和大家闲唠了几句，便起身告辞了。考虑到他是爷爷客人，又是日本来的客人，我随他下了楼，叫过一辆出租车，一直送他到所下榻中日友好会馆门前，才又坐车返回家。
我送井村到中日友好会馆回来，见爷爷还显得闷闷不乐，就和哓红劝慰爷爷半天，爷爷尽管嘴里说，“不去也罢！”可那脸上依然挂满了遗憾。临睡前爷爷还在嘟哝：“我老头子去不得也就罢了，连外国人都能随便来中国了，你大伯咋就不能回来看看我呢？”
这晚，爷爷还给我讲起了大伯小时侯的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其中大伯和两头黑猪建立的深厚感情故事，还有大伯和爷爷打猎的故事，听起来都十分感人。
爷爷说，我大伯从七岁起，就主动帮家里大人干活了。烧火，刷碗，扫地，擦箱子，是大伯抽空干的零活。大伯常年承包的整活，就是放两头黑猪，一头叫黑七，一头黑八。这两头黑猪，是爷爷用一只狍子在青石镇集市上换的。当时正是寒冬腊月天，爷爷怕冻坏它们，就用大皮袄从青石镇裹回西南岔。用盘子秤一称，黑七才七斤重，黑八才八金斤重。它们进家的第一顿饱餐，是大伯给做的，剩高粱米饭泡剩萝卜汤。大伯还根据它们各自的重量，分别给它们起了名，七斤重的叫黑七，八斤重的叫黑八。打那那以后，黑七和黑八的每顿用餐，都是由大伯来完成。当时大伯才八岁。
黑七和黑八长到三十多斤重时，春天来了，江边青草发芽了，大伯就领着它们去江边吃青草。黑七和黑八这时在大伯跟前特别乖，无论大伯走到那里，只要吹一声口哨，它们都会跟上去。在江边的草地里，待它们吃饱了，大伯就躺在草地上，黑七和黑八会一边一个爬下，和大伯一起美美地睡上一觉。黑七和黑八长到六十多斤时，夏天到了，天热起来，大伯脱guang衣服，就和它们一起到一个泥坑里滚着“打泥”。打完泥，再一起去江里洗。黑七和黑八长到九十斤时，秋天到了，地里的庄稼被收走了，大伯就领着它们。去地里顺垄沟拣落下的豆子和苞米吃，直到黑七和黑八的肚子溜溜圆，才领回家。黑七和黑八长到一百二十多斤时，冬天到了，下雪了。大伯别出心裁，在黑七和黑八的脖子上，各套上一个毛驴拉磨用的“套包”，栓上绳子，让它们拉雪爬犁，拉着大伯村里村外地转悠，逗若的一大帮孩子跟在雪爬犁后面跑。黑七和黑八长到一百五十多斤，过年了。爷爷在一个早晨把黑七绑起来，用牛爬犁拉到青石镇卖掉了，回来虽然给大伯买了一个狐狸皮棉帽子，大伯也没有心思戴。然而，最让大伯难受的还是黑八。它虽然免去了被卖离家的厄运，却难逃杀身之祸。当它终于被绑在了桌子上，等待行刑的时候，大伯藏起了杀猪匠的杀猪刀。一家人屋里屋外地找了半个时辰，也没找到。爷爷虎着脸逼迫大伯交出杀刀，大伯无奈，只得从烟筒脖子下面把杀猪刀掏了出来，扔给给了杀猪匠，就哭着跑开了。
爷爷给我讲的大伯小时侯的第二个故事是大伯和爷爷打猎的故事。
那是大伯十六岁退学那年冬天，跟着爷爷踏着厚厚的积雪进山打猎，他们首选猎获目标是想打狍子，可进山不久却遇上一只梅花鹿。梅花鹿遍身是宝，不仅鹿茸是东北的“三宝”之一，而且鹿肉是餐桌上的佳肴，鹿皮可制革，鹿尾、鹿胎、鹿鞭等，也都是名贵的药材。爷爷和遇到的是一只栗棕色满身浅暗白斑点老公鹿，头上已骨化的鹿角有很多分叉，象一把撑开的雨伞，鹿岭少说也杂十**年以上。爷爷说梅花鹿夏天皮毛是红棕色的，身上的梅花白斑点也明显，到了冬季就换了一身栗棕色的厚毛，身上的白斑点也就不显眼了。梅花鹿和傻袍子一样，两只大眼睛是摆设，看不多远，可鼻子和耳朵特别管用，能闻到好几里远的气味，能听到好几里外的声音。
爷爷说，尽管梅花鹿尽管视觉较差，但凭借着灵敏的听觉和发达的听觉，他们们刚发现它的一刹那，就机灵的抽动几下耳朵，敏捷轻快地跑远了。待大伯和爷爷码着雪地上的踪迹追赶并发现它的身影后，它又蹦跳着跑远了，而且始终在爷爷的双筒猎枪射程之外。就这样，只要爷爷追，它就跑，爷爷他们停，它也停，有时还挑衅似的转过身子等爷爷和大伯。从上午一直追到下午，从下午一直追到天黑，天空飘起了大雪，梅花鹿终于在爷爷和大伯的视野里消失了。由于离家已有四、五十里远的路程，这晚，爷爷和大伯不得不露宿在深山林老里。尽管是冰天雪地，但由于下起了大雪反倒不觉得怎么寒冷。爷爷和大伯选中了一个可能是野狼住过小山洞，在洞口拢起一堆篝火，以防山牲口的偷袭。他们还在身下铺着从家中备带来的狍皮，盖着羊皮大衣，依然香甜地睡了一宿。
早晨醒来，雪停留了。爷爷想那梅花鹿这一宿定会跑的无影无踪。却不料，在爷爷和大伯吃火烤玉米饼子，收拾好行李准备顺原路返家时，它又出现在距他们二百多米远的一个山头上，还不时地踢蹬着四蹄，象是等他们等的不耐烦，甚至还仰天嘶鸣，象是对他们表示嘲笑。
爷爷对大伯说：“这老鹿太机灵，再追下去会被它拖累倒，得想个法子对付它。”说着，爷爷把他的狐狸皮棉帽挂在一棵小树上，又脱下羊皮大衣围在小树上，让大伯站在树旁别动，他自己则握着猎枪往梅花鹿的侧翼迂回运动。
时间在一分一秒的过去，梅花鹿还在高傲地站在那儿，它并不知道危险在慢慢向它逼近。大伯呆呆地站在围挂爷爷衣帽的小树旁，不知哦为啥，就在爷爷举枪的一刹那，大伯终于声嘶力竭朝梅花鹿高喊：
“快跑开——梅花鹿！”
但如此同时，爷爷的猎枪响了，梅花鹿一头栽倒在雪地里。
大伯飞快地跑过去，替梅花鹿抚闭上还流泪的眼睛。
爷爷被大伯的举动先是惊呆了，接着边心里一阵抽搐，拄着猎枪蹲跪在雪地上，也已经老泪横流了。
爷爷说，他和大伯回家的路上，大伯用两根绑在一起的小树杆当爬犁，拖着梅花鹿，一声不吭地走。爷爷自己，不仅没有一点收获的喜悦，而且还增添失去了什么宝贵东西，感到空荡荡的。从此，爷爷打猎时，即或是和梅花鹿走个顶头碰，也没有朝梅花鹿开过一枪。
这晚，爷爷还给我讲了最后一次和大伯时的情景。
爷爷说，大伯离家的那天晚上，天特冷，还飘着青雪。大伯穿一身便装，棉袄棉裤都开了花，打扮的象个要饭的。爷爷要把大伯孝敬的军大氅给他穿上，大伯说啥也不肯穿。说穿了军大氅太显眼，容易被人注意。大伯走时，爷爷陪他到青石镇，当时已经半夜。爷爷还要继续陪他走，大伯劝爷爷回去，说爷爷不回去，他就不走了，等着解放军来抓他。爷爷依从了大伯，把身上所有的钱都掏给了大伯，就连夜赶回了西南岔。
爷爷在给我讲大伯的故事时，一直在抽着烟，借着爷爷抽烟时一刹那的光亮，我注意到，有好几次爷爷都在擦拭眼角的泪水。
我理解爷爷。思念大伯，是爷爷晚年最重要的心理活动，是爷爷晚年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想和大伯见上最后一面，是爷爷晚年的最大愿望。遗憾的是，直到爷爷死，这个愿望也没能实现。
爷爷来我家的第二天，就是中秋节，也是双休日的星期六。
天刚亮，爷爷就起床穿好了衣服，还唤醒了我。老人家睡了一宿觉，好象已经把昨天去台湾的事忘得一干二净，只顾今天要做的事了。这不，他兴致勃勃地让我陪他采艾蒿去。我只得揉着眼睛，很不情愿地爬起床，穿好衣服，去小屋和哓红打声招呼，就陪爷爷出门了。
依爷爷家乡西南岔的风俗，每年端午节这天清晨，各家各户的大人孩子，是必定要早起上山采艾蒿的，在太阳出来前采回家，才开始吃早饭。我儿时在爷爷家，每年过端午节，都被爷爷从被窝里薅起来，跟他去西南山下采艾蒿。艾蒿是一种多年生草本菊科植物，揉之有香气，具有很高的医药价值，可散寒止痛、温经止血。但乡下人采集艾蒿，只不过是一种重在参与的风俗习惯，很少考虑它的医药价值。艾蒿采回来，就用小麻绳捆了，吊在屋檐下，顶多在冬季里用它泡水洗洗冻脚，或在夏季点燃熏赶蚊厂虫。这些年，随着生活水准的不断提高，城市居民开始讲究复古，乡下的这种参与采艾蒿的风俗，也传到了城市。每到端午节，很多市民都起早去郊外野地里采艾蒿。有经济头脑的人，还用汽车到郊外收购艾蒿，拉到早市上兜售给小贩，再由小贩零售给市民。因此，大多数市民这天拿回家的艾蒿，都是在早市上卖的，很少有直接去野地里采的。
我和爷爷出家门后，我就建议爷爷去早市买艾蒿。爷爷说，卖的艾蒿有假，而且多半都是头一天采好的，只有当天现采的艾蒿，才有用。我拗不过爷爷，就陪他上了龙潭山。到了山上才知道，满山遍野都是人，采艾蒿的人比艾蒿还多，凡是有蒿草的地方，几乎都有人践踏过。我好不容易发现了一小片完整蒿地，忙喊爷爷过来，爷爷却不屑一顾地走开了，说那不过是到处都有的普通蒿草。再看看那些采到艾蒿的人，手里拿的也多半是普通的蒿草，他们只不过当艾蒿采罢了。我和爷爷跟他们相遇时，也没有点破他们。在我看来，是不是艾蒿并不重要，重在参与吗。但对爷爷来说，普通蒿草是不能替代艾蒿的。他不想手拿普通蒿草让内行的人耻笑。无奈，我和爷爷空手下了山，去了早市。
在早市上，往天的摊位，几乎都有艾蒿，就连卖茶蛋的老太太的蛋盆前，也放了一小捆艾蒿。整个街道里，弥漫艾蒿一种特有的香气。我和爷爷走了大半条街，几乎把所有的摊位都光顾了一遍，爷爷也没相中他想要的艾蒿。最后，我们来到了卖茶蛋的老太太的蛋盆前。爷爷翻看着那捆艾蒿，又拽出一棵，贴在鼻间，自语道：
“这才是真艾蒿哪！”
老太太见爷爷这样说，赶忙达话：“看来您老人家很识货，这是今早刚从山上采回来的。”说着，又左右看看，用手捂着嘴巴，压低了桑音，“他们那些货多半都是昨天采的，还有不少假货。”
“我知道。”爷爷似乎觉得老太太在班门弄斧，也不愿听她背地里说别人的坏话，就直截了当地问：“多少钱卖？”
老太太斜了爷爷一眼说：“反正是我孙子采的，七块钱您拿走。”
爷爷伸出张开的五指：“就五块钱，你要是买就拿着，不买就拉倒。”
老太太面露难色，一咬牙：“看您老是个买主，五块就五块。”
就在爷爷和老太太讲好价，我准备付钱时，爷爷突然拉住我的胳膊说：“先别给钱，我得打开看看里面有没有参假。”
老太太冲撇撇嘴：“您尽管看！”说着还帮爷爷解捆艾蒿的麻绳。
爷爷只翻看了一眼，就从中拽出了好几棵黄蒿，并扔给老太太说：“这是艾蒿吗？”
“这……”老太太有些语无伦次了，“您老这可是鸡蛋里挑骨头了。这么一大捆艾蒿，带几棵黄蒿也是难免的。”
“啥几棵？”爷爷说着，又挑出了四五棵，“你得给减钱。”
“就依您。”老太太自知理亏，手一摆说，“四块钱您拿走吧！”
我赶紧把五元钱递给老太太，她很不情愿地给我找回了一元。我在哈腰拿那捆艾蒿时，趁爷爷不注意，又把那一元钱塞到了她的手里。老太太冲爷爷的后背怒怒嘴，又冲我点点头，会意地笑了。
回家的路上，我对爷爷说：“为一元钱和那老太太争执，不值得。我又把那一元钱给她了，您可别怪我装好人哪！”
爷爷笑道：“我早就想到你那小把戏了，我压根就没想让你少给她钱。只不过是想让她记住，做买卖要货真价实，不能坑崩拐骗。”
“嗷！”我惊鄂的无话可说了。
爷爷在八月十六的早晨，就张罗要回西南岔，是琪琪硬把老人家多留了一个星期天，并陪爷爷先后去了龙潭山公园、北山公园。
其实，琪琪留爷爷有她的小心眼。她们学校的植物老师给学生留了课外作业，要求采集一百种树叶做标本，并标名树叶所出自树种的名字。琪琪是想让爷爷帮她采集树叶标本，她知道爷爷能认出各种树叶。结果，由于龙潭山和北山树种少，琪琪和爷爷仅采集了二十多种树叶。琪琪还要爷爷多住几天，还要陪爷爷去丰满松花湖，爷爷说啥也不肯了。见琪琪小嘴撅得老高，爷爷就安慰琪琪，说回西南岔后，给琪琪把所有的树叶都采集齐全。爷爷并没有哄弄琪琪，两年后，我们一家人再去西南岔爷爷家，爷爷果然给琪琪采集了一百多种树叶。
爷爷离开我家回西南岔的前一天天晚上，突然提出了一个我本该想到的要求，要去地方戏院看二人转。我当即答应了爷爷的要求，当晚就和哓红陪爷爷去车站附近的地方戏院。本来琪琪也想去的，哓红听人说二人转竟唠些浑嗑、黄嗑，琪琪不易听。我也是第一次听二人转，一男一女站在台上，唱正戏前先唱小帽，唠的何止是浑嗑、黄嗑，还配合一些不堪入目的动作。不过那正戏“哭坟”唱得还是很有滋味的，把哓红都唱哭了。爷爷不管是正戏还是小帽，都听看得津津有味，见别人鼓掌，也跟着鼓。听别人喝彩，也想跟着喊，只不过没喊出声。
散戏回家的路上，爷爷还沉浸在二人转的兴奋中，说：“我年轻那会儿，没少去青石镇听二人转，一听就是小半天。其实就是图乐和，笑一笑。人经常笑，少生病。你们奶奶说二人转粉，从来不听二人转，也不乐意笑，经常生病，所以她死得早。话说回来，二人转唱了这多年，还有这多人乐意听，足见是好东西。听说电视里演老太太的那个本山，前些年还唱地方戏呐。”
听爷爷这样一说，我对二人转也有了新的看法。二人转的确有些俗气，可那也是一种文化，是一种俗文化。这种被很多雅仕瞧不起的文化，也总比那些只穿三点式跳舞，还坐在人腿上磨蹭钱的所谓雅文化，耐看耐听的多。爷爷喜欢俗文化，这一辈子也在创造俗文化。
就这样，爷爷虽然没有去成台湾看大伯，但在我家住了一个多星期，在早市买茶蛋的老太太讨价还价，辉煌地过了九十五岁的生日，还在地方戏院看一场二人转。直到井村回国的那天，才带着他一生中的最大的遗憾和满足，回到了西南岔。
从此，直到爷爷去世，爷爷只是在西南岔的老房子里出出进进，或村里村外地转，再也没有离开过他脚下的那片故土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