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六年初，与我所在的工厂仅一江之隔的吉林市东郊，降落了一场世上罕见的陨石雨，散落范围达二百多平方公里。据广播电台报道，官方已收集到的陨石，有一百多块，总重量在两千六百公斤以上。其中三块大陨石中，最大的一块就有一千七百公斤，号称是世界上最大的石陨石，落到地面时竟砸透冻土层，钻到了六米多深的泥石土里。
也是在这一年，中国发生了一连串的大事。先是鞠躬尽瘁为人民的周恩来总理逝世，继而是德高望重的朱德委员长逝世，接着唐山发生大地震。之后是伟大领袖、导师、舵手*主席逝世。再后来是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粉碎王洪文、*、*、姚文元“四人帮”。紧接着，便是宣布，历时十年的无产阶级*终于结束。
事后的一些诸葛亮们议论说，那块大陨石就是*，两块中等大的陨石，是周恩来和朱德，那些已收集到的一百多块小的陨石，是唐山地震中死亡的官员。还有那些没有找到的千万个更小的陨石，就是唐山地震中死亡的老百姓。再后来，有人以此与在陕西临潼新发现的秦始皇兵马俑相提并论，说中国第一个封建皇帝秦始皇死时，用兵马俑陪葬，*是一代伟人，上苍自然也要安排陪葬的，任何贵重陪葬品，都不如活人贵重。
只是这陪葬的代价太大了，竟达几十多万人。
我掌握的天文知识有限。听到上面的一些议论后，还专门去了趟展览陨石的市博物馆，亲眼目睹了那些天外来客。才知道，这场陨石雨不过是一颗小行星进入地球大气层爆炸所至，和伟人之死无任何关联。但我还是想起了儿时在西南岔爷爷家数星星，爷爷爱说的一句话：“天上多少星，地上多少丁，人人都顶着一颗星星。”记得我当时还问过爷爷：“你顶的是哪颗星星？我顶的是哪颗星星？”爷爷说：“天上的玉皇大帝安排谁顶哪颗星星，谁就得顶那个星星。在咱们地上的人间，只有懂得天象的人，才知道谁顶哪颗星星。三国时的诸葛亮就知道自各顶的星星，当他瞧见自各那颗星星不亮了，就知道自各的阳寿尽了。爷爷不懂天象，不知道自各和你顶哪颗星星。就是知道，也不能乱讲，乱讲就是泄露天机，要受到玉皇大帝惩罚的。”
在我的记忆中，凡是我儿时提出的问题，无论是天文地理，还是人文历史，爷爷都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人顶哪颗星星，是爷爷唯一不知道或不愿泄露天机的一件事。
不知道或不愿泄露天机也就罢了，当事后诸葛亮的也没人追究惩罚。可是，爷爷这会儿却又偏偏要当事前诸葛亮，泄露了不该泄露的天机。早在陨石雨降落的消息从广播里传到西南岔的那天晚上，爷爷给牛棚里的老牛们添加过草料去饲养室，就对在那里打算盘算帐的外国孙说：“天上掉下个大星星，地上就要有真龙天子驾蹦。”
外国孙停住打算盘的手，扶扶眼镜，看着爷爷笑道：“我也听广播了，掉下的是颗小行星。现在中国已经没有皇帝了，哪还有真龙天子？”
爷爷不服气地说：“哪朝那代都得有皇上，只不过现如今不时兴叫皇上，**就是皇上。”
外国孙不敢再和爷爷往下唠了，赶紧低头打算盘。
事隔半年的一天早晨，爷爷去江边起钓鱼撅搭杆，碰到了敲了一晚上铜盆防野猪祸害庄稼的金高丽，又神秘地说：“我昨晚夜观天象看星星，瞧见一颗贼亮的大星星，拖着一条长长尾巴，掉到了西南方向，八成有个大人物阳寿已尽。”
金高丽看着爷爷，问道：“啥叫大人物阳寿已尽？”
爷爷就解释说：“就是有个当大官的人死了。”
金高丽认真地问：“会是谁呢？”
爷爷凑近金高丽，悄悄地说：“我估摸是**。”
金高丽先是一愣，接着很认真地问“**岁数有多大？”
爷爷说：“早些年听我大儿子说，蒋介石是属马的，**是属鸡的，算起来，比我还大七八岁呢！”
金高丽一直是最崇拜爷爷的，他回村时，就把爷爷这话告诉了赶牛车往青石镇粉坊送土豆的马老板子。马老板子赶车到青石镇粉坊，就在各村送土豆的老板子中间传扬开来。结果，当天不知被谁告发到青石镇公社王书记那里，说有人咒骂**。王书记立即派张秘书去粉坊找老板子们调查此事，其结果，查来查去，自然最后查到马老板子头上。马老板子说是金高丽听爷爷说的，若不信就坐他的牛车去西南岔找金高丽核实。张秘书没急着坐马老板子的牛车去西南岔，回公社把调查结果同王书记作了汇报。王书记当即把镇派出所的所长找来，要他和张秘书一同坐警车去西南岔深入调查此事，若情况属实，就把爷爷带来，送进县公安局拘留所。爷爷终于闯下了大祸。好在张秘书和派出所所长坐的是破吉普警车，驶到金沙河边，由于河水较大，被阻隔在北岸。待他俩步行刚进西南岔村口，小学校的广播里就响起了哀乐，接着，播音员用沉痛的声调，播报了**于前一天逝世的讣告。爷爷的话即已被证实，自然就算不得咒骂了。何况张秘书和派出所所长也被广播里这惊人的消息震惊了，站在村口伸长脖子，一直把讣告听完。他俩没有找金高丽，在饲养室见到爷爷，用惊奇的目光打量了爷爷半天，谁都一句话没说，相互交换了一下眼神，就匆忙走了。
此事总算不了了之。不过，爷爷会观天象的神话，着实被传了好一阵子。甚至张秘书后来为给他病重的老妈看阳寿，又专程来找过爷爷，被爷爷以天机不可泄露为由，推辞了。
这事，我是听外国孙说的。他说事后他曾问过爷爷：“您真象诸葛亮那样会观天象？”爷爷说：“会观个**吧！我只跟你一个人说，我是大清早在戏匣子里偷听老毛子电台讲的。”
爷爷所说的“老毛子电台讲的”，就是苏联电台对华广播。那时，苏联还没有解体，中苏关系正处于敌对状态，苏联电台对华广播台和**一样，都被列为敌台，偷听敌台是犯法的。西北岔的一位民兵连长，经常在半夜里偷听**，在他和老婆吵架并打了她一记耳光后，老婆到青石镇告发了他。公社王书记立马免去了他的民兵连长职务。还有县城医院的那位在苏联留过学，并娶了苏联老婆尤拉的院长，晚上总喜欢和尤拉总偷听苏联电台的俄语广播，他们以为别人听不懂，也就没太在意。不想，我家的邻居老王太太晚上去他家给老伴请假，在门口听见了收音机里传出她听不懂的卷舌头打嘟噜话语，就怀疑他家在偷听苏联电台，报告了公安局。公安局派警察去他家，收音机早已关闭。有经验警察打开收音机开关，没调换频道，里面立刻传出苏联播音员的卷舌头打嘟噜的声音。结果，院长被降到了医务主任，尤拉也由医务主任降到了普通医师。
爷爷偷听苏联电台的对华广播，提前得知了**逝世的信息，自然不敢跟金高丽明说，不说又憋不住，就打出了“夜观天象”的幌子。可他老人家竟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诅咒**，要比偷听敌台性质严重的多。
好在**逝世的讣告发布的及时，爷爷才躲过一劫。
这年毕竟是多事之年，不仅中央所在地北京多事，一直处在政治斗争的旋涡中，而且远离北京的偏僻边远山村西南岔也多事。受着北京政治斗争的影响，在现代宣传工具和通讯设备的控制下，西南岔的政治则要直接受控于中央的领导之下。就连不懂政治的爷爷，也偏偏要见天参与政治活动。上午，爷爷和社员们在小学校的操场上同孩子们一起列队，收听完北京**的追悼会的实况。下午，狗剩队长的开会通知，又从挂在老榆树上的广播喇叭中传出，他要求全体社员晚上都到小学校一年级的教室内开批判会。他说这是党中央的统一部署，**虽然逝世了，但阶级斗争并没有逝世，现在的首要任务要继续批判*，反击右倾翻案风。他还说公社王书记过些天还要亲自来西南岔检查，必须引起全体社员的重视。晚上凡参加会会议者，每人加十分工。凡未参加会议者，每人扣十分工。
爷爷当然不愿意被扣工分了。更何况老人家还喜欢凑热闹，即使不加工分也要参加的。上午参加**追悼会，就很热闹，看了好几出好戏。在操场上排队时，狗剩队长要求孩子们站一边，大人们站一边。周小脚和宋不忙，是最后一个走进小学校的，直接站到了孩子队伍的旁边。宋不忙自从那年生产队批判*，他没有发上言后，回家就得了脑血栓。经虽然经住院治疗已经康复，还是留下后遗症，走路时一侧手脚不利索。狗剩队长招呼他俩站到大人队伍的前面，他俩就一前一后地往大人这边走，步调滑稽，当即引起了一阵极不严肃的哄场大笑。狗剩差点喊哑了嗓子，大家才算安静下来。广播里低沉的哀乐响起后，满操场一片抽泣声，站在爷爷身旁的老洋炮，更是鼻涕一把泪一把，其中有一把老长鼻涕，竟甩到了她前面郑大嘴的后腿上。爷爷看得真切，心里在笑，但没敢笑出声。追悼会开完后，大人们先退场，站在前排的周小脚和宋不忙不敢先走了，他俩最后离开操场时，又引起了孩子们一片哄笑。本来应该很严肃的事情，却闹出了不少笑话。爷爷很想看看，晚上批判*“三株大毒草”，会不会再闹出笑话。即使没有笑话，爷爷也象看看，这批判会能胜得过那年由他主持的批判*的大会。那次批判会可是上广播受表扬过的。
事实上，这晚西南岔生产队批判*“三株大毒草”社员大会，从当时需要的形式上看，较上次爷爷主持的批判*大会要隆重的多，全村男女老少近百人参加并在教室就坐，或在屋地上靠墙站立。参加大会年龄最大的依然是爷爷、毯子匠和金高丽，都已年过古稀。年龄最小的是狗剩和素萍的儿子铁蛋，刚孕育几个月，还在他妈妈素萍的肚子里。参加大会学历最高的仍然是会计外国孙，他是大学本科毕业生，曾在省城一所大学当过讲师。学历最低的，当然还是以赶车马老板子为代表的二十多位文盲，他们都一天学没上，斗大字不识一筐，进城上厕所依然分不出男女。
这次大会由时任生产队长狗剩主持，他说：“今天的批判*三棵大毒草的大会，是按党中央统一部署召开的，公社王书记说了，咱开好了，公社还能广播表扬咱。大家一定还不知道三棵大毒草是个什么东西，下午我去西北岔开会，大队赵书记给了我一本小册子，我给了孙会计，让他先看看。今晚的批判的会，就先请孙会计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小册子的内容，然后大家再批*。我要给大家提个醒，可不能象前年老队长领咱骂*那样骂*。*跟*可不一样，他干了很多好事，连**都说他人才难得，现在播子里还叫他同志，他还是个党员。如此说来，批判*同志，不能骂*同志，要讲究文明礼貌。啥祖宗，奶奶的话，就别说了。马老板子大叔你先别笑，你一定得注意。福根、连生、英子、素萍、丫头、大小，你们都有文化，今晚要多发言，就别写大字报了，还浪费纸。我接替老队长后，大家补批判孔老二的课，广写大字报的纸，就用了一牛车，造成极大的浪费。**说过，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我们大家就用嘴批判，嘴皮子也不怕磨，磨坏了还能张好。我先罗嗦这些。下面首就先请孙会计介绍一下三株大毒草的主要内容，并带头批判。”
会计外国孙从衣袋里掏出狗剩从西北岔带回的那本小册子，往头上举了举说：“这就是*同志的三株大毒草的合钉本，是中央为批判方便特意印制的，我已经看了三遍。这是*同志搞的三个文件，其中包括：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和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广播里已经发表的一些批判文章说，论总纲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宣言，因为它提出以**三项指示为纲，不讲阶级斗争。若干问题是加快复辟资本主义的管理条例。几个问题是在科技战线推行三项指示为纲的产物。这三株大毒草表面看，讲的都是如何治国的方略，因此具有很大的欺骗性。下面，我再具体介绍一下。”
外国孙翻开小册子，简要介绍了三株大毒草的主要内容，他最后强调说：“从表面上看，三株大毒草讲的是为国家为人民办好事，很容易得到人民的拥护，所以欺骗性就大，必须批判。至于批判什么？我建议大家就根据自己的感受看着批吧。”
外国孙发言结束后，教室内有些骚动，大家开始议论纷。
以马老板子、吴打头的、宋不忙和张格路为代表的中年人在小声嘀咕。马老板子说：“*三棵大毒草竟讲些国家大事，咱是鸭子听雷，不明白咋回事。要批也是上边当官的事，跟咱们老百姓有个**屁关系。”吴打头的说：“你想批就胡诌几句，不想批就装哑巴呗。”宋不忙说：“我原打算今个早些发言，补上批判*那会欠的发言账，现如今看来，我的手脚也不利索，还是先不着忙，等会儿再说吧。”张格路笑宋不忙：“搞批判发言，用的是嘴，和你手脚利索不利索有啥关系。”
有文化的小青年们大发议论，意见基本一致。福根说：“我看不出大毒草毒在哪里？没啥可批的。”英子说：“最好请公社王书记来给咱做个示范批判。”连生说：“我到是想批，就是干鼓腮帮子，没法鼓出声来。”振远说：“我看那广播表扬，咱就别要了！”
年过古稀长者们则是乱放厥词，思想很不统一。毯子匠揉着大腿说：“*也不冤屈，他乱发指示干啥？他发指示那会儿，**在世，还抡不到他发指示。现如今，千军万马齐上阵，批判他，一点都不冤，不冤屈。”金高丽撅着下巴说：“听说*个子小，个子小的怕什么，还省布票，咱高丽人多给的布票，就是*省的。”
就在大家议论的混乱不堪的时候，狗剩发话了：“大家就不要吵吵嚷嚷的了，我看还是请咱们的周老队长说一说吧。”
会场内立时静了下来，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爷爷身上。
批判会开始后，爷爷一直蹲坐在小学生的凳子上，边抽烟边用心地听，并没有想说啥的想法，甚至还想看看笑话。这会儿听狗剩请他说一说，而且语气中还略带有求教的意思，就有些感动，一感动就想说话了。但爷爷毕竟当过二年多的生产队长，还传说会观天象，说出的话就该比一般社员有分量，
也不能象平时那样随意。于是，爷爷又重新装了一袋烟，抽了一口，声调平和地说道：
“狗剩队长让我说说，我就说说。这三株大毒草是啥东西，时才孙会计讲了，我也没太弄明白，就不说了。可这*早些年就听说过，还当国家副总理，是**一伙的。既是**一伙的，**打倒了，他咋不倒呢？就是说他和**不一样，**是个人才。他这个人才犯了点毛病，乱发**的指示，不搞斗争，搞资本主义。可他是想把国家弄好，不象**，当了叛徒，当了内奸和工贼啥的。大家伙记得，当初上边让咱批**，咱没批他，没骂他，不等于说他没毛病，咱是有比批他更要紧的事要做。现在*的毛病是不是毛病，咱也没看出来。没看出来，咋个批法。就好比中医号脉，号了半天，不知道得的是啥病，咋开药方。时才狗剩队长也说了，批判*要治病救人，不知道得的啥病，乱开药方，咋救人。大家伙还一准记得咱们批判*吧，*是秃脑袋虱子，明摆着，他要害**。*和他咋能一样呢？要我说，这*同咱老百姓批不了。既然批又不了，骂又不文明，何苦在这点灯熬油浪费电的。咱们庄稼人都知道，三春不如一秋忙，眼下正是开镰秋收大忙时节，地里那么多活等着咱，咱们也没那么多闲工夫在这坐着，这*还如就先放一放，让大家伙回家睡觉去，也好别误了明早上工。我就说这些。该咋办？是接着批，还是先放一放，等弄明白了再批？还是狗剩队长拿注意吧。”
爷爷的话说完了，教室里鸦雀无声，人们的目光都集中在狗剩的身上。
狗剩先看外国孙表情，外国孙点点头。狗剩又看福根眼色，福根也点点头。狗剩就一咬嘴唇，大声宣布：“散会！”
批判会就这样草草结束了。
这回外国孙不禁有些替狗剩担心了。走出饲养室他对狗剩说：“就这么散会了，是不是太草率了？”
狗剩说：“你不是点头暗示我了吗。”
外国孙说：“我冲你点头的意思是，还应该接着批判为好。”
狗剩说：“我还以为你主张散会呢。”说着，狗剩又问福根：“你也是孙会计的意思？”
福根说：“不是，我主张散会。”
外国孙提醒狗剩道：“批判会开得半途而废，公社和大队怪罪下来，恐怕不好交代？是否可以考虑明天写几篇大字报，应付一下？”
狗剩不以为然地说：“写大字报还浪费纸，也写不出个子午卯酉来，就别写了。也没啥大不了的，顶多也把我这队长也撤换了。我看上边也是摆摆样子，没有谁愿意真批*。”
爷爷和狗剩他们几个一起走，这会儿听到狗剩同外国孙及福根的对话，不禁对他刮目相看了。老人家突然觉得狗剩有些象自己，特别是说“写大字报浪费纸，也写不出个子午卯酉”的话，更象从自己嘴里说出的。爷爷认为自己的队长撤的值，就冲狗剩竖起大母指：“好样的，是条汉子，比你爹姜大牙还有胆识！”
狗剩谦虚地笑道：“这是跟您老队长学的呀！”
爷爷很满足地笑了。
外国孙则无可奈何地摇要头。
结果，外国孙的担心被证实并非多余。几天后，公社王书记在大队赵书记的陪同下，来西南岔检查工作，对狗剩的工作给予了严厉的批评，还说要不赶快补课，就要严肃处理。王书记还指责大队赵书记领导不利，要追究他的领导责任。
狗剩只管笑咪咪地听王书记说，赵书记就知道一个劲地点头。
不久，从广播里传出了北京粉碎“四人帮”的消息，狗剩也同时接到了大队赵书记的电话，说根据公社王书记的的指示，明天大队要出五十人，带上锣鼓到青石镇参加庆祝游行。赵书记要求西南岔出十个人，还特别提出让连生也参加，带上唢呐。至于王书记是否还严肃处理狗剩，赵书记没提。
外国孙显的异常兴奋，主动报名要求参加游行。
爷爷不解地问外国孙：“我从来也没见你这么积极过，这回为啥？”
外国孙诡秘地说：“您老等着瞧吧，好戏还在后面呢。”
狗剩带领游行的队伍从青石镇回来的当晚，就在小学校里召开了全体社员大会。由外国孙主讲了游行的盛况，狗剩传达了公社王书记的讲话。还说王书记亲自找他谈了话，今后要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
爷爷私下里对外国孙说“我总觉得这王书记和四人帮是一伙的，先前他批判*积极，这会儿四人帮倒台了，他咋还不倒呢？我琢磨你得留个心眼，别让王书记他妈拉巴子的给算计了。”
外国孙说：“王书记事事都和中央保持一致，您老就放心吧。他不会算计人的。”
爷爷说：“他要是不会算计人，就没谁会算计人了。大队民兵连长不是他算计的？派出所来抓我，不是他支使的？”
外国孙说：“那是他的职责。现在他又要抓批判四人帮了，这也是他的职责。将来还有啥政治斗争，他还要行使他的职责。”
“这王书记真是个尖尖腚的扳不倒，让人琢磨不透肚子里都装了些啥？”爷爷说着，想起了外国孙游行前说的话，就问，“你不是说好戏还在后面吗？到底是啥好戏呀？”
外国孙还是那句话：“您老别着急，大家都有好戏，就等着瞧吧！”
一直等到转过年，爷爷也没等来好戏。只是听收音机里说，*结束了，四人帮和*是一个集团的。爷爷得意地对外国孙说：“我早就看出他们是一伙的了！”外国孙笑道：“您还说公社王书记和四人帮是一伙的呢。他怎么还照样当他的书记呢？”爷爷晃晃脑袋：“可不，王书记还照样当他的书记呢？”
再转过年端午节前，外国孙真的等来了好戏，他戴了二十多年的右派帽子，终于被摘掉了。据说，国家对他还将进一步落实政策，他很快就会离开西南岔的。爷爷很为他高兴，也很遗憾，遗憾是西南岔留不住人。
这天晚上，爷爷把外国孙请来。爷爷特意让我煮了几个咸鹅蛋，从柜子里拿出老姑父来看他时带来的一瓶辽源曲酒，和外国孙坐在热炕上边喝，边唠着心里话。爷爷说：“在西南岔，我最敬重的是你孙会计。我当队长那暂，遇到拿不准主意的事，都愿意跟你商量，你给我出的主意都管用。这回，你就要走了，我还有些舍不得，总觉得咱爷俩没处够似的。”
外国孙说：“我也有同感，我很敬重您。特别是您在处世中，固执和灵活兼用，相得益彰，恰到好处，很值得我学习。”
爷爷并没有完全听懂外国孙的话，只听明白了外国孙说“敬重”、“学习”就谦虚地说：“我有啥可学习的。”
外国孙认真地说：“有。比如说，在一些原则的事情是坚持自己的观念，不必要的事情上放弃自己的固执，。我过去在大学教书时，就喜欢在一些无关紧要的争论中坚持自己的看法，实际是固执。结果吃了大亏，被打成了右派，教训太大了。要是现在就不那样处理问题了。我也搞不清自己是进步了，还是倒退了。”
爷爷说：“人哪，应该有自己的主见，人活着没有主见要糊涂。也不能啥事都他妈拉巴子叫真，啥事都叫真，人就活得累。”
外国孙说：“我看您老爷子就活的潇洒，活的自在，从来没见过您有愁眉苦脸的时候。还记得吗？那年我挂牌子挨批斗，您叫我心理想‘是哄孙子玩呢’。现在想起来还觉得有意思。人要搞好自我调节，少想些不愉快的事，烦恼就少了。再换一种活法，就快乐了。”
爷爷说：“你这话说到点子上了。我年轻时为父母活着，老了后又为儿女活着，可儿女们都离我飞走了。自打石头来了，又想守着孙子，为孙子活着。石头走了以后，我才开始为自己活着。”
这晚，爷爷和外国孙一直唠到深夜。
这一年，尽管爷爷等来的是外国孙的好戏，但他自己也没白等，他等去了我大哥。这年国庆节前，参军十年没见面的大哥，来西南岔看爷爷了。过去一直认为大哥不会有出息的爷爷，见到大哥后，欢喜的终日合不笼嘴。老人家在村内走动，很愿意穿军装的大哥跟在身边，而且逢人便说：“看我大孙子有出息吧，都当营长了。我大孙子天生一副穿军衣的骨架，和他大伯就象一个模子脱出来的。”
也是在这一年，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我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复习备考，加之得益于在宣传部这几年坚持业余自学，及参加工厂高中文化课补习奠定的基础，终于以超出最低录取线十分的成绩，考取了坐落在省城长春市的吉林大学中文系，带着每月四十多元工资的学习，圆了我的大学梦。
入学前，我见到了爷爷和大哥。
爷爷和大哥都分别给我讲了西南岔批判三株大毒草的事。
爷爷同我讲这事，有炫耀自己的嫌疑。
大哥同我讲这事，是当笑话讲的。
大哥说，他是听外国孙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