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县城两大派红卫兵抢枪武斗，到落实**指示实行无条件联合，这两年间，我仅回过县城两趟，在家中呆的时间不足两个月。其余时间，都是在西南岔当逍遥派，同爷爷一起打发日子的。几年后，当一些同学用自豪的口吻，在一起津津乐道地述说着他们端着大枪冲锋陷阵的光彩历史时，我不敢多言，只有听的份，甚至还为当逍遥派这段历史感到羞耻。直到*结束，开始清理*中的“三种人”，给当年的一些红卫兵骨干带上了帽子，有的甚至判刑入狱，我才突然醒悟：历史是在和我们这一代人开玩笑，我们却当真了。只不过我是万幸的。是爷爷脚下的那片故土，为我擎起了遮风避雨大伞。不仅如此，爷爷脚下的那片沃土，对待她曾经养育过的儿女，都是宽宏大量的：翅膀硬的，想另攀高枝的，她无私的送出；在外不得志的，要回来避风的，她又敞开胸襟，热情地接纳。
爷爷就具有他脚下那片沃土一样的品格。
我当逍遥派再度住进西南岔爷爷家这年腊月二十三，我和爷爷正在给灶王爷烧纸，爸爸、妈妈领着小弟天明来到爷爷家。腊月二十七，大哥也来到爷爷家。这是自奶奶死后，我们一家人再一次在爷爷家过年。
爸爸若不是有难，这个年是绝不会在爷爷家过的。爸爸自被批斗游街到灶王爷升天前一天，一直在“牛棚”里关着，县城的造反派出于革命人道主义考虑，把爸爸从“牛棚”放了出来，准许他在春节期间与家人团聚。我以往看爸爸，总觉高不可攀，让人敬而远之。甚至当爸爸被戴上高帽，双手涂墨，挂着大牌子，随同县委书记和县长站在汽车上全城游斗时，我还疑惑过：爸爸怎么能忍受如此大辱呢？如今再看爸爸，没了往日的威风，跟爷爷和我说话也显得和气多了，跟大哥说话就简直是小心翼翼了。大哥到显得威风凛凛，来爷爷家腰后还挂着两把手枪。
爷爷对爸爸和大哥的变化象是无动于衷，对于我们一家在西南岔过年，表现出了无法掩饰的兴奋，终日忙忙碌碌的张罗着过年的事情，还对我和大哥说：“要是你老姑他们一家子也来西南岔过年，咱这年就是大团圆年了。”
过年得有猪肉吃，爷爷用麻绳套把圈里那头不到一百斤重的小猪套住，拖出来绑了嘴和四蹄，按在院内桌子上，让我杀。我拿起刀，比划了好几下，不忍心下手，只得把刀递给大哥。大哥接过刀，比划了半天，也不忍心下手，只得又把到递给爷爷。爷爷接过刀，让我和大哥按住小猪，口中念叨着：“小猪小猪你莫怪，早晚都是阳间菜！”念罢，就一刀捅进小猪脖子。也就在这一刹那，我和大哥按猪手一哆嗦，爷爷的刀偏离了小猪的心心脏，疼得小猪拼命嚎叫，四蹄乱蹬，绑脚的绳子挣断，踢翻接血的铜盆，一嘴把我拱了个跟头，带着刀满院子跑。大黄狗虎子见壮，追了过去，咬住了小猪脖子上的刀把。小猪一跑，刀被虎子用嘴拔出。它才不情愿的倒地而死。
糊棚贴对联那天，爷爷让爸爸写对联，爸爸谦虚地让大哥写。大哥说：“我那两笔字拿不出手，还是您写吧。”爸爸没听出大哥话中有话，就不在谦虚了，提笔写起来。当写到春条时，爷爷又把我儿时在爷爷家过春节爷爷常写那两幅念叨出来，一条是：“春天春日春景和，春人路上唱春歌，春天学生写春字，春女房中绣春箩。”还有一条是：“春游春草地，夏逛禾花池，秋饮ju花酒，冬作腊梅诗。”爸爸在牛棚呆了小半年爸爸无产阶级思想更加坚定，听过这后一条摇头说：“不好，游手好闲的资产阶级情调！”说着，又看着大哥征询意见，“我看这两条就都别要了吧？”大哥说：“用原来的韵脚改改吧！”爸爸思索片刻，一条改作：“春天春日春景多，春人播种唱春歌，春天学生舞春字，春女田中绣春箩。”另一条则改作“春开春草地，夏临禾苗池，秋饮丰收酒，冬作幸福诗。”我和大哥，都禁不住地赞叹爸爸改诗手笔高超。爸爸得意地笑了。现在细细品味，总不如原作。
年三十晚上，我们一家人包饺子，将六枚一分硬币分别包进六个饺子里。爷爷说谁吃出的钱多，谁今年的钱就多。接过财神吃饺子，爷爷吃第一个饺子，就从掉光了牙齿的瘪嘴里吐出一枚硬币。爸爸和妈妈也紧跟着各吃出一枚，就连四岁的小第天明，也从小嘴里吐出一枚。我和大哥都着了急，一口一个地紧吃，差点把我俩肚皮撑破，谁也没能吃出一分钱。初一早晨，我在狗窝里意外地发现两枚硬币，那是昨晚虎子吃了爷爷给它的两个过年饺子后，吐出来的。大哥诙谐地说：“今年虎子最有钱哪！”爷爷说：“虎子今年一准会多往家里多叼野鸡、野兔。”
正月初五送神烧纸，我把棉袄的前大襟烧个窟窿，非常懊丧。爷爷却说：“这是火烧旺运，红红火又一年！”妈妈洗碗时，把一个和爷爷年龄相仿的蓝瓷花碗打碎，非常可惜。爷爷又说：“这叫碎碎（岁岁）平安。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不丢筷子，不打碗，算不得过日子。”
只要爷爷在身边，坏事总能变成好事。
只要在爷爷身边，故事就会成出不穷。
这年过了正月初五，爸爸妈妈和大哥带着小弟天明回了县城。爸爸回县城还要继续蹲牛棚。管理牛棚的造反派，给他们走资派放的棚外过年假，是到出七，爸爸提前回县城两天，还想看看他的几位老领导。妈妈和小弟是注定要跟回去的，妈妈要上班，还要去托儿所接送小弟。大哥急着回县城，是有大事要做，他所在的那派红卫兵团总部，确定初六开常委会议，要研究部署下一步对付另一派红卫兵的策略和战略战术。
爸爸临走时对妈妈说：“这个年过得最消停，来年不蹲牛棚了，咱们争取还来西南岔过个消停年。”
大哥却说：“来年革命形势会有很大变化，在哪过年也说不准。”
一家人就我一个闲人，要继续留在爷爷家。不过，留在爷爷家也有留在爷爷家的乐趣。正月十五和爷爷去西南山给我家祖坟送灯。二月二和爷爷啃猪头、猪蹄。特别是清明节后，我们同老鼠展开的那场旷日持久的鏖战，至今想起来还觉得好笑有趣。
清明节那天，我和爷爷带着虎子，从西南山给奶奶填坟回来。拉开房门，不禁被眼前的场面惊的目瞪口呆：在外屋墙角处，新出现一个锅台高的大土堆，土堆上蹲坐着两只老鼠，足有半岁猫那么大，它们抽动着红红的小鼻孔，转动着圆圆的小眼睛，挑战似的审视着我们。我顺手抓过竖在门旁的掏灰耙，还没等投掷出去，它们便灵巧地退下土堆，不带一点声响地钻进它们的洞穴中。我唤来虎子，想让它发挥猫的功能。虎子摇头摆尾地跑进屋，把嘴插进鼠洞口，抽动几下鼻子，闷声闷气地“喔喔”两声，就用两只前爪扒起鼠洞来，石土顺着两条后腿中间飞扬开来，溅落到锅盖上和水缸里。待虎子把鼠洞扒到能容下它半个身子时，爷爷忙把干劲正足的虎子喝住，摇头对我说：“这样不行，虎子会把房三墙扒坏，快舀瓢凉水来，灌这两个杂种！”
我从水缸中舀出满满一水瓢凉水，灌进鼠洞。谁料这对老鼠比人还聪明，那洞象电影《地道战》中打鬼子的地道一样，是防水的。半瓢水灌进去，水就漫上洞口。再灌，水就往外淌。我觉得老鼠也不知躲在那里嘲笑我们呢。
爷爷冲我摆摆手说：“别灌了，这两个杂种洞打到墙上了。把一缸水都灌进去也无济于事。妈拉巴子的，等晚上用压拍子揍它们。”
爷爷所说的压拍子，是捕捉老鼠的一种土设备，又名叫“新媳妇上车”。就是把吃饭的炕桌翻放在老鼠经常出没的地方，上面压上大石头或其它重物，再用自制的装置把桌子的一端支起，并在那装置上安上形状很象小车的机关，放些用油炸过的瓜子作诱饵。老鼠夜间出洞，爬上小车，偷吃瓜子，触犯机关，炕桌支起的一端就会落下，压住老鼠。
这晚，我和爷爷支好压拍子，躺在炕上静等“新媳妇上车”，爷爷还借题发挥地讲了一段“耗子精”故事，就发出香甜的鼾声。而我却兴奋得无法入睡，侧耳静听外屋“新媳妇上车”的动静，直到柜子上的老座钟敲响十二下，也没听到老鼠触犯机关的声音。后来，终因耐性不如老鼠，不自觉地进入了梦乡。
一觉醒来，天已放亮。我急不可耐地穿衣到外屋查看，惊喜地发现支桌子的装置机关已被触犯，桌子平压在地。我搬开压桌子的石头，小心翼翼地掀起桌子，顿时呆楞住：被桌子压扁的老鼠，竟有一身黄毛，还有一条比身子还长的尾巴？再定睛仔细一瞧，原来是只黄鼠狼子。我跑进里屋推醒爷爷：“快看哪，压拍子压住了一只黄鼠狼子！”
爷爷虽然半信半疑，但还是连外衣都没顾上穿，就来到外屋，拎起那替死鬼笑道：“真是一只黄皮子！它可比耗子值钱，光这张皮就能换一头小猪。”
我用舌头舔着嘴唇说：“黄鼠狼子的皮剥下买了，去买头小猪。黄鼠狼子肉咱们炖吃了吧！”
爷爷说：“黄皮子的肉有臊味，不能吃，让虎子开开荤吧。等打住了耗子，再用火烤着吃，喷香！”
当天上午，爷爷就把黄鼠狼子的皮剥了下来，吊到了仓房的房梁下。过了几天，爷爷跟马老板子去了趟青石镇，拉回来一头小猪，放到了猪圈里，养了起来。至于那剥光皮了的黄鼠狼子**，被虎子叼进狗窝里，用两只前爪捂着，细嚼慢咽地美餐了一顿。
我和爷爷睡觉的里屋，是用报纸糊的棚。自从那黄鼠狼子充当老鼠的替死鬼后，爷爷每天晚上都把压拍子支起来，而且那诱饵也变换得越来越香甜可口。怎奈那两个鼠杂种似乎吸取了黄大哥嘴馋教训，不但不愿当“新媳妇”，而且还把里屋的纸棚当作竞技场，每晚老座钟敲响十二下，它们便准时登场献技。先是“哗啦哗啦”地由北往南、由南往北跑几趟，然后再“哗啦哗啦”地由东往西、由西往东跑几趟，最后是东西南北饶圈跑，时而还发出“吱吱”的怪叫声。一连好多天都是这样，扰得我和爷爷睡不好觉。有时气的我踢开被子，拿爷爷的烟袋敲打棚纸，它们才消停片刻。等再躺下，它们又出来闹腾。我到青石镇供销社卖黄鼠狼子皮，买回两包鼠药，用小米饭拌好，在鼠洞口、墙角处等都放了些，也无济于事。爷爷用钢筋磨制了两根长长的锥子，我们每晚都轮番对准那“哗啦哗啦”的地方猛扎，直到把纸棚扎成蜂窝眼，也没伤着老鼠一根毫毛。渐渐地，我失去了信心，不管那老鼠如何闹腾，躺在被窝里不愿再起来。只有爷爷还在继续战斗，并满怀信心地说：“总有一天会扎住这两个畜生的！”
连日来睡眠不足，加之对纸棚上的闹腾已习以为常，这晚我没听完爷爷讲的一个故事，就迷迷糊糊地沉睡过去。大约下半夜一点多钟，猛听得爷爷一叠声地叫我：
“石头，快起来，扎住啦！扎住啦！”
我急忙一轱辘爬起来，找火柴点亮煤油灯。只见爷爷站在墙角处，双手紧握的钢锥，已刺进纸棚大半截，并随着“吱吱”的叫声颤抖着。再看爷爷的脸，就象顽皮的孩子拽住猫尾巴，开心地笑着。
我找来剪刀，把纸棚剪开个洞。
爷爷把穿着老鼠的钢锥子举下来递给我说：“快把这畜生摔死！”
我借昏暗的煤油灯光，观赏着这只足有一斤重的俘虏：尖尖的嘴巴痛苦地扭歪着，红红的小眼睛象要鼓出来，小小的爪子乱踢乱蹬，一副可恶又可怜相。我一咬牙，将它狠狠地摔在屋地上，只见它的小腿一伸，就放挺了。
天亮后，爷爷把老鼠的皮剥下，帖到外屋的墙壁上。我遵照爷爷的旨意，用钢锥子把白条老鼠穿起来，洒些盐面，放在炭火上烤熟，第一次品尝了老鼠肉的美味。
那另一只老鼠，也许是怕遭其同伴的可悲下场，从此也销声匿迹。一场持续半月有余的人鼠大战闹剧，最终以我和爷爷的胜利落下帷幕。
就是从吃过鼠肉这天起，我对爷爷有了朦朦胧胧的新认识，而且时间越久，这种新认识越来越明晰：如果说爷爷有时爱言过其实，那也仅限于对过去的事。对于未来的事，即使是明天的事，绝不夸海口，只要他老人家说要做的事，就定能坚持不懈地做到底。爷爷可以夸张地把他过去做过的小事说成大事，把过去想做而没能做成的事说成事实，甚至连他自己都相信这是真的。但对于未来做不到的事，从不说能做。这就是爷爷的所谓吹牛同某些人的吹牛的根本区别。
在农村，到了爷爷这把年纪，西南岔生产队已不再强求出工参加集体劳动。爷爷也没必要出工劳动，妈妈和老姑每月都分别寄十元钱来，这在当时一元钱能买五斤大米的低物价年代，是一笔让社员们羡慕的收入，足以维持村中的小康生活水准。但爷爷身子骨还很硬实，闲不住，还主动为生产队干些力所能及的活计，尽管每个劳动日的工分仅值几角钱，但挣够买口粮的工分还富富有余。前些年爷爷放牛喂牛，近两年腿脚有些迟缓，跟不上牛，就干些剥苞米、剥线麻、看场院等季节性的农活，日常自由支配的时间充足。爷爷在自由支配的时间里，三分之一用在自留地里，三分之一用在打鱼摸虾，另外的三分之一机动使用。受爷爷这个时间表的影响，我有时帮爷爷干生产队的农活，有时陪爷爷侍弄自留地，有时陪爷爷打鱼摸虾。余下的时间想找狗剩、振明这些年龄和我相仿的伙伴玩耍，但他们都要下地干农活，除了夏天中午在松花江中洗澡时想聚外，白天我很少见到他们，只好一人躲在家中看书。
我当时看的书只有两本，除了那本《呐喊》，还有一本就是当时最畅销的红宝书《**语录》。我看这两本书时，记了一本厚厚的心得笔记，其中有“爷爷象阿Q，又不是阿Q”；“我象早晨**点中的太阳，又不是太阳”。为啥记这些东西，我现在也记不清楚。令我记忆犹新的是和爷爷在自留地里的一些趣事。
爷爷虽然不是地道的庄稼人，却经常讲地道的庄稼人话。在自留地锄草时，爷爷爱说：“人勤地不懒，斩草要除根。你糊弄地一时，地糊弄你一年。”锄完一块地，爷爷又说：“眼是赖蛋，手是好汉。这么大一块地，眼睛看着发愁，经手这么一干，半天就完活。”我用的锄板，在锄一墩树英子时刨掉，回家后爷爷替我修安好。我接过来在地上试锄两下，感觉锄板明显地歪扭着，就建议爷爷打掉重新安。爷爷说：“勾镰舌斧，歪锄刹土。”第二天铲地时，地里钻出一只长尾巴的小松鼠，我追着打，把锄杠折断，回家后我自己换上根新的，足有三米长。我得意地对爷爷说：“这可能是全世界最长的锄头了，铲地一锄顶两锄。”爷爷笑道：“用它铲地，累死人都不知道咋死的。”拿锯子给锯掉半截，还说，“锄杠过顶，一天累个挺。”
有时，爷爷也免不了说几句不可强信的话：“我象你这般大时，跟你祖太爷铲地，用的锄杠是檀香木做的，大热天汗手撸锄杠，香味不断。”
我说：“咱也上山找檀香木做锄杠呗。”
爷爷说：“檀香木东北没有，南方才有。你太爷当年用的檀香木锄杠是一个南方蛮子送的。”见我面露失望表情，爷爷又说，“咱这西南山上，有一种稀少松树，叫蹦松，用它做锄杠，铲地时照样香味不断，还爽手凉快，一点不比檀香木差，只是夏天砍树不应时节，等立秋后上山找一棵，给你做锄杠。”立秋后，爷爷真的兑现了他对我许下的诺言，在西南山红石砬子上，砍回一棵手腕粗的蹦松，用了一整天工夫，才给我做成了一根一米多长的锄杠。尽管这锄杠不象爷爷说的那样香味不断、爽手凉快，但我还是爱不释手，一直用到回县城复课闹革命。后来我下乡来爷爷家插队，又接着用它。再后来，我被招工进城，把它留给了爷爷。
爷爷的自留地不多，种植的农作物却很齐全，苞米、黄豆、高粱、谷子，土豆、地瓜、黄烟、花生，应有尽有。爷爷最偏爱的是黄烟，春天撒烟籽、踩格子，夏天栽烟苗、打烟叉，上秋下霜前要割烟、捂烟、搭烟架、上烟、做烟苫盖苫烟，一年用在侍弄烟地的时间最多。
中秋节那天，我和爷爷割完烟，用蒿草把烟捂起来后，又在烟地里用木头搭好晒烟架，开始用黄草做烟苫子。这时，外国孙的女儿孙晓红抱着一捆稻草来割黄豆，她同爷爷打过招呼，瞟我一眼，抿嘴一笑，就到自家黄豆地里猫腰割起来。
外国孙家的黄豆地，挨着爷爷家的烟地，晓红忙碌的身影，吸引着我的眼睛不由自主地往她那边瞅，爷爷也絮絮叨叨地对我夸奖起她来，说这姑娘如何勤快能干，还孝敬父母，又有文化，谁能娶上这样的媳妇，是谁的福分。我嘴上责怪爷爷：“您总说她干啥。”心里却十分愿意听爷爷夸她。
农历八月的天变幻莫测，时才还晴空烈日，转眼就乌云密布。我和爷爷用已打好的烟苫子刚搭起马架窝棚，豆大的雨点已开始散落。再看晓红，已把割好的几捆豆子堆放在一起，正背靠豆堆，头顶捆豆子剩下的半捆稻草，象只可怜的小鸡蹲缩在那根本经不住大风雨的掩体内。爷爷让我喊晓红过来避雨，我张张嘴却没喊出声，爷爷就骂我一句：“兔羔子，还封建思想呢！”骂完，把身子探出窝棚，大声喊道：
“晓红姑娘，快来窝棚里避雨！”
晓红好象就等这句话，毫不迟疑地站起身，扯掉头上的稻草，兔子似的朝我们跑来，跑到窝棚前，钻进来，冲我点点头。我抱歉地往里挪挪，她却小心翼翼地靠爷爷身旁坐下，用手指输理一下被雨水淋湿的头发，就低头抚弄衣衿。
窝棚外豆大的雨点已连成一片。
其实，晓红是我在西南岔唯一的同学，我俩在县城同一所中学同一年级读书，她在一斑住宿，我在二斑通校。学校停课闹革命不久，她就背着行李回家来。小时侯，我和晓红及白奶奶的孙女小白兰曾一起玩过家门，我当爸爸，晓红当妈妈，小白兰当孩子，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她还说过：“长大以后我给你当真媳妇。”谁料，当我们真的大起来后，反而变的分生了，见面话少，或干脆无话。这是从我们成为同学开始的。记得开学时我见到她，用力抓住她的胳臂，激动地说：“真没想到，我们能在一个学校？太好了！”她红着脸挣脱我的手，嗔怪道：“看你，都这么大了，还动手动脚！”从此，我俩便分生了。
眼下，爷爷借助这场大雨，把我俩之间的距离又重新拉近，以至雨停之后，那分生感也被渐渐散开的乌云带走，留下的是稍带拘谨的言笑。走出窝棚时，我俩竟不约而同地感叹着：“这雨停的真快！”之后，又不约而同的红了脸。
雨后的天空格外晴朗，爷爷也显的格外高兴，脸上的沟沟辘辘都填满笑，老人家手搭凉棚望望晴空对我说：“雨后打烟苫子草湿，割豆子不杂扎手，你帮晓红割豆子去吧。”说着，把习惯随身携带的镰刀递给我，他自己哼着不知名的小曲走了。
这天下半晌，我和晓红的劳动热情极旺，效率极高，不仅割完她家的黄豆，还把爷爷的烟苫子打完。第二天上午，我俩把她家的黄豆背运回她家。下午，帮爷爷把黄烟绑挂在烟架上，便开始转向其它战地。不到半月，两家自留地里的收获就全部运回家中。接下来是经常一起上山采山里红，摘圆枣子。阴天下雨就躲在她家或爷爷家看书。
晓红爸爸有很多书，有《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全传》、《西游记》等古典名著，有《家》、《春》、《秋》等近代小说，还有《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烈火金刚》、《红岩》等当代文学经精品。晓红说她妈妈说，她爸爸当过大学讲师，从省城下放来西南岔时拉了一汽车东西，其中有半车是书，*开始不久，就烧了两大葙，现在留存的仅是一小部分。晓红说她爸爸那天烧书被爷爷看见了，爷爷说她爸爸是秦始皇“焚书”，对圣人不恭敬。她爸爸说“不焚书就会坑儒”，他可不想被活埋了。
晓红还偷偷告诉我，她爸爸烧书时，她还偷偷藏起了一本老书，叫《西厢记》。不过，她没敢看。她爸爸烧书前，整理柜，那本书被归到了被烧的书堆里。她当时拿了起来，只翻了一页，她爸爸就让她放下，说那本书是黄书，不适合女孩子看。烧书时，她趁他爸爸不注意，就偷偷捡了出来，藏在她家只有她能找到的地方。
后来，晓红把《西厢记》拿了出来，我俩在爷爷家偷着翻了几页，全是文言文，看不懂，感觉没意思，就不看了。那天正巧白兰来爷爷家借东西，看到了那本书，就向晓红借。晓红就借给了她，还叮嘱她不准给第二个人看。白兰说，给第二个人看了就是小狗。
尽管晓红家的书剩的没有烧的多，但也足够我们看几年的。我们有时看书看得我们废寝忘食，晓红的妈妈经常留我在她家吃饭，但晓红从不在爷爷家吃饭。
我和晓红一时的频繁接触，爷爷看在眼里，喜在脸上。终于有一天，爷爷躺在被窝里小声问我：“石头，你跟晓红自由对象了吧？”
我大吃一惊，**着脸矢口否认：“您乱猜啥呀！我俩是同学，才多大点就搞对象？”
爷爷很失望，不服气地说：“同学咋就不能搞对象呢？你老姑和你老姑父就是同学，他俩搞对象那暂，比你俩大不了多少。你爸爸和你妈过小礼定亲那暂才十八岁，你妈妈有你大哥那年，就象晓红这么大……”
我不敢再听爷爷的话，忙用被子捂上脑袋。
不可否认，在我和晓红纯清的友情中，可能掺杂着蒙蒙胧胧的恋情，但这同爷爷的想象及意愿还相差甚远。爷爷是想尽快再看一辈人，他不止一次地说过：“我有了重孙子再死，眼睛就闭实了。”老人家最初把希望寄托在我大哥身上，当听说大哥声明要等三十岁再结婚后，就把注意力转移到我身上，并似乎在我和晓红之间看到了一线希望，竟不顾我俩才是十六七岁的孩子的现实。可怜天下爷爷心哪！
假如**不发出最新指示，假如县城两大派红卫兵组织推迟联合几年，假如后来我下乡插队不被招工，爷爷的希望则有可能提前实现。其主要依据是，来年春暖花开，我和晓红的确有了青年男女那种爱的举动：在一棵开满洁白花朵的老梨树下，我乘晓红仰脸瞧看蜜蜂采蜜之机，在她那圆圆的苹果脸上，偷偷地亲了一下。就是这一下爱的举动，她回报我三个字：“不害羞！”吓得我兔子似的跑掉，一连三天不敢见她面。她借故来爷爷家找我，我还没有勇气直视她的眼睛，直到她悄悄对我说：“我不怪你！”我俩才又和好如初。
不久，当我把从广播听到的复课闹革命的消息告诉晓红，她却流着眼泪说：“我也听到了，可我爸爸不让我上学了，让我到生产队劳动挣工分。”
我惊鄂得说不出话来。
爷爷在一旁插嘴说：“这外国孙，咋就没老先糊涂呢？亏他还是个有学问的人，也不怕将来落儿女埋怨！”见晓红已哭出声来，爷爷又劝道，“别哭，我去说说你爸爸。”
爷爷走后，我和晓红对坐无言，焦急地等待着，也不知道爷爷会带来啥消息。直到院子里重新响起脚步声，我俩急不可耐地迎出去，眼巴巴地看着爷爷。爷爷轻松地对晓红说：“你爸爸吓唬你玩呢！快回家收拾收拾，准备上学吧。”晓红顿时破涕为笑，竟不顾爷爷在身边，拉着我的手蹦了几个高，就欢天喜地的跑走了。
回县城那天，爷爷和外国孙还有大黄狗虎子，送我和晓红一直到村口。站在那两排枝蘩叶貌的白桦树下，爷爷一再叮嘱我：“石头，你是男孩子，在学堂多照顾晓红点，想着常回来看看爷爷。”见我们真的走了，他又对外国孙嘟哝道：
“这**，也不知见天想些啥，几天就一个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