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居住的县城南面，有一条十华里长的土石堆砌的弧形堤坝。堤坝外，是一条比金沙河宽许多大河，叫辉发河。辉发河由西向东流经县城，它是第二松花江的主要支流之一，在普通中国地图上都标有位子。
记得爷爷曾经说过，这辉发河本应叫辉发江。当年，辉发河的河神，上天请示玉皇大帝封江。玉皇大帝问河神：“你有多少条支流？”河神掐指一算，回禀道：“共有九十九条支流。”玉皇大帝说：“封江需有一百条支流，你的还差一条，只准准叫辉发河。”其实，河神若算自身在内，已经符合江的规模了。可惜，河神忘记算自身了。尽管叫江叫河都无所谓，但人们还是喜欢往大了叫。我家居住的小县城，若干年后就改叫市了。当时邻县的县长前去祝贺，第一句话就是：“我代表我县八十万人民，祝贺贵县四十万人民建市。”话语中流露出明显的不服。我也一直习惯地称它为县城。
辉发河流经县城一带，仅有一座水泥灌筑的公路桥，在城东大城子附近，疏通县城东行的行人、车辆，而城南过往的行人、车辆，就要借助城南一个叫苏密沟渡口的渡船。我再次见到爷爷，就是在渡船的码头上。
我当时已是县一中初一级的学生了。县一中是大哥就读高中的学校，是全县唯一的一所带有两个高中斑的高初中结合的中学。那时的小学生升初中，也初中象升高中一样，要经过严格闭卷考试，合格才被录取。县城内小学毕业生，报考一中的落榜生，又不够郊区二中录取线的学生，就只好屈就镇办中学了。我上初一的第二学期，期末考试刚考过一科，学校就停了课，开始搞*，写大字报，开批斗会。这天，我参加批斗校长大会不久，就被火热的太阳烤得顺脑门淌汗，便朝着正跪在操场上的校长那同样淌汗的秃脑门，吐口淬沫，在一片激昂的呼喊声中，偷偷溜出校门。顺着大十字街往南一路小跑，径直奔上堤坝，把衣裤藏压在一块大石头下，只穿着裤衩，跳进辉发河，甩开双臂奋力向南岸游去。
自从一九六五年七月**畅游长江后，县城各中小学便开始组织学生到辉发河游泳。我早在乡下爷爷家就和狗剩、福根、连生等小伙伴在松花江学会了狗刨，上小学又经常和同学们到辉发河洗澡，学会了仰泳、自由泳、蛙泳、蝶泳、踩水，因此，刚上初中不久，就被体育老师选进校游泳队，经常到大风大浪里锻炼，练就了一身好水性。若不是搞*，游泳队解散，我很有可能进入省游泳队。这是我们体育老师后来说的。
尽管这年雨水较大，河面已拓宽三四百米，我游到对岸依然轻松。但躺在岸边的沙滩上晒会儿太阳，反倒觉得有些疲劳，不愿再游回北岸，只得懒洋洋地朝渡船码头走去。
和同学们时常来游泳，同摆渡的船匠混的都很熟，自然不必担心付船钱，更何况*开始时，中学生十分受宠，上船只要通报一声是“红卫兵”，就可免费。红卫兵是刚刚在一夜之间就遍布全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新生事物，其主帅是**，权利谁都无法估量。反正报纸电台每天都要喊几声“红卫兵小将好！”
正值中午，摆渡的船匠已回半里远的船房子吃午饭，等船人都坐在木板码头上的乘凉席棚内，听一位公社干部模样的中年人读**著作《愚公移山》。那年月很时兴学**著作，公共场合、饭前背**语录，会前唱**语录歌，时间充足就读**的“老三篇”。当代青年会感到不可思议，但那时人们却做的认真、自然、虔诚。只是这“老三篇”之一《愚公移山》，我已能倒背如流，虽然能自觉地坐下来听，眼睛却不安分地追踪着在木板上慢慢爬动的“花大姐”，并能根据生物老师所讲的特征，已分辨出它是一个九星瓢虫，是害虫。但我还是不忍心立即伤害它，害虫也是小生命。何况它还是我消磨时间看物。
若不是那位公社干部闲着难受，或者说他若不习惯忠于职守，也就不可能发生下面这桩让人胆战心惊、又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我和爷爷这次码头上相见也就缺少了戏剧性。
待我追踪的九星瓢虫终于爬到木板下面时，几千字的《愚公移山》终于读完了，愚公也终于感动了上帝，派两个神仙把两座大山背走了。那位公社干部小心翼翼地，把《愚公移山》装进绣有“为人民服务”的草绿色军用挎包内，满意地扫视一眼十多位忠实听众，看看腕上的手表，抹一把脸上浸出的汗珠说：“读**的书，要急用先学，活学活用，立竿见影。看来船匠还要等一会儿才能来，大家利用船匠还没来这段时间，讨论讨论学习体会吧。谁先发言？”
公社干部的话音刚落，一个响亮的声音就传来：
“我先唠唠！”
我寻声望去，不禁又惊又喜：那要先发言的人不是别人，竟是我的爷爷。“爷爷！”我刚要喊叫，又忙用手把嘴捂住，心想：真是三日不见当刮目相看，一年不见爷爷，他老人家竟能谈学《愚公移山》的体会？我到要听听爷爷有何高论。
只见爷爷蹲坐在码头板上，不慌不忙地把烟袋锅里的烟灰磕掉，把烟袋别在便服裤腰带上，顺手撸把鼻涕甩在席棚上，在鞋帮上蹭蹭手：“小时晚就听老辈人讲，信神有神在，不信泥拉块，看来这话一点不假。大家伙时才想必也听到了，**都说上帝派神仙下凡把大山背走了，可见这神仙还是有的，就看你信不信，信就有，不信就无。我琢磨那神仙就是扬二郎，二郎担山赶太阳，十三个太阳赶掉十二个，留下一个就是现在的老爷……”
这就是爷爷学习《愚公移山》的体会，而且吐字之清楚，嗓门之洪亮，足以使全席棚内以至全码头的人都可听到。我发现，除了有位年龄比爷爷更大的老者点头赞许外，在场的人都惊得目瞪口呆，屏住呼吸鄙视着爷爷，继而又把目光投向那公社干部。
我不能在保持沉默了，忙起身奔到爷爷面前，抢在那位公社干部开口前，责怪爷爷道：“爷爷，你理解的不正确！”
爷爷先是一愣，随即上下打量着我，接着抓捏我的大腿，眼睛眯缝在满脸的笑纹中：“石头！是你这小兔羔子呀。两年没见着，窜成大小伙子了，爷爷都不敢认了！”
我提醒爷爷言归正题：“您刚才对《愚公移山》的理解不对。”
“有啥错？”爷爷依然微笑着，“瞅你晒得这黑劲！”
我故意大声说：“**说的神仙是指人民大众，不是说真有神仙，更不能用迷信的思想去理解。”
“信就有，不信就没有。”爷爷固执己见。
“信不信都没有！”我几乎是在喊叫。
这时，那公社干部起身走过来，严肃地规劝爷爷：“老同志，你的观点不正确呀！还是你孙子说得对，你得向他学习呀！”他又把脸转向我，“您是红卫兵吧？”见我点点头，他又把嗓音提高八度，“向红卫兵小将学习！”
“对，向红卫兵小将学习！”
席棚内的人都一迭声地附和着，有人还习惯地举举拳头。当他们发现几位船匠打着饱嗝走过来，就都一窝蜂似的涌出席棚，争先恐后地挤上渡船。那公社干部冲爷爷摇摇头，扫视了一眼在船上抢座位的乘客，嘴角挂着鄙夷的嘲笑，在我和爷爷上船后，最后一个跳上渡船。
一场不大不小的**，总算平息下来。
船到北岸，我在大石头下找到衣裤穿好，扶着爷爷走下堤坝。
回家路上，我再三告诫爷爷，现在正在搞*，红卫兵要破四旧、立四新，在县城说话要多加小心，千万别再提鬼神的了。爷爷虽然点头默认，但仍然坚持信神有神在的观念，还说：“**就是神龙转化来世的。”我不敢在马路上和爷爷争执，就岔开话题，把他老人家从神仙那儿引到了现实中来，就问爷爷：“您怎么没坐大客车来呢。”
爷爷说：“还说哪，大客车路上出了毛病。”
爷爷这次进城，是应我妈妈的邀请而来。
自从我老姑调到老姑父工作所在地辽源后，爷爷便常年独自一人生活在乡下。已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了，且有儿有女，长此以往会让人笑话。妈妈就同爸爸商量，动员爷爷把房子卖掉，搬进县城来住在一起。暑假期间，大哥去西南岔接爷爷，爷爷还是那句老话：“城里人多，闹得慌。”前几天老姑回去时劝说，爷爷才勉强同意进城住个个月期程，看看再说。本来，爷爷是昨天下午坐大客车来县城的，不料客车开到小城子就坏了，爷爷见天色已晚，就在小城子大队部住了一宿，今早抄近路赶到苏密沟渡口，已是晌午。
这天晚上，在我家小屋内，爷爷接中午的话题，给我讲了个至今也闹不清是从哪儿弄来的神话故事。这故事的梗概是：*和蒋介石的前世都是神龙，毛是白龙，蒋是青龙。它们和睦相处在一个龙潭之中，情同手足，谊如兄弟。天旱时，一起飞上天空，吐祥云，降瑞雨，造福百姓。地涝时，一同卧在潭内，驱妖风，吸浊浪，救灾为民。老百姓每年都要向龙潭敬献一些供品，酬谢犒劳它们。这年，供品被住在龙潭边小山上的一只猴子偷吃，白龙误认为是青龙独吞，青龙误认为是白龙自享。两龙由此嫉恨、分生，时常在水中、云里争斗，相互撕咬得遍体鳞伤。那偷吃供品的猴子坐山观龙斗，幸灾乐祸，还出面调停，劝它们找玉皇大帝评判。两龙就飞上天宫去找席棚内，席棚内说：“你俩本是同宗兄弟，由误解生嫉恨，由嫉恨生恶斗，暂且各让一步，风平浪静，海阔天空，再住同一龙潭若干年，就可转世为人。不过，要等到隔山能说话，女人没有篆，点灯不用油，抽烟不用杆时，你们还终将决一雌雄。”青龙性情急燥，听完这番话即飞出天宫。白龙性情稳健，问席棚内有何指教。玉皇大帝便向白龙如此这般地密授重要机关，白龙跪谢后，才飞离天宫。事隔若干年，电话有了，女人也不梳篆了，抽烟也有了烟卷。*和蒋介石果真又打了起来。蒋介石到底没打过*，败到台湾去了。爷爷说，蒋介石败给*的缘由，是*有玉皇大帝密授重密授重要机关。
听了这个故事，我还想往《愚公移山》上引导爷爷，就说：“那玉皇大帝是指人民大众吧？*能打败蒋介石，是发动了人民战争。”
“不是。”爷爷根本不解我的用意，边摇头边说，“玉皇大帝就王母娘娘的男人，他掌管天宫，世间万物在前世时，他就知道下世的命运了。”
作为一名中学生，又是红卫兵，我当然不同意爷爷这种宿命论的解释，尤其是本能地反对爷爷把**和蒋介石相提并论，但我又喜欢听爷爷讲这类故事。因而，在希望能够多听些这类故事的同时，我又不得不时刻警惕着，莫让爷爷的迷信观念侵蚀心灵。不过，我最担心的还是爷爷说话太随便，万一在县城惹出事来，后果不堪设想。
我家居住的县城，当时是个仅有五六万人口的小县城，东西长不过五华里，南北宽不足两华里。爷爷来后两天，就以大十字街为轴心，东西南北丈量一遍，余下来就到县城最热闹的地方转悠。
爷爷不仅腿闲不住，嘴更闲不住，这祸也就难免不从口出。
当时，正值*初期，“破四旧”之风，以催古拉朽之势从吉长两市刮来，很快席卷整个县城。天主教堂上那曾经令耶稣受难和自豪十字架，被红卫兵用铁锤捣毁。教主和两名修女被戴上尖尖的高帽，游街示众。剧院里，唱戏穿的古装衣服被撕破，刀枪剑戢斧岳钩叉均被折断，并投入革命烈火中焚烧。就连猪八戒那从火焰山抗过来的九齿钉耙，也没有经受得住革命烈火考验，顷刻便化为灰烬。一双漂亮的女式高跟鞋，正要丢进火中，有位青年女教师看着有些心疼，就就灵机一动说“留着演反面人物”，才免遭厄运。饭馆里的花盘花碗，被当成“封资修”敲碎。摊床上的红色竹筷，要涂上黑墨才能出售。这些新鲜事，层出不穷，令爷爷百思不解，耐不住上前询问：“好好的筷子干啥要涂黑卖呢？”
“是红卫兵让涂的，筷子不能是红色的。”卖筷子的说。
“筷子不能是红色的？”爷爷不解，又问，“红卫兵的袖标不也是红色的吗，咋就不涂黑呢？”
卖筷子的有些惊慌失措，忙左右看看，不耐烦地想快些结束这危险的对话：“红卫兵让咋做就有咋做的道理，你老要是闲着难受，快回家哄孙子去吧，别竟扯些没用的！”
“我孙子都是红卫兵，用不着哄！”
爷爷讨个没趣，嘟哝着，继续在大街上转悠。
来到老市场，爷爷突然感到街上熙熙攘攘的行人有些异样，心里犯嘀咕：“这男男女女咋都中了邪似的？大热的天，穿着鞋走路都烫脚板，他们个个却拎着鞋，光着脚丫子走路？”想寻人问个明白，又怕再讨人嫌。吃一堑，长一智，外国孙能入乡随俗，爷爷当然也能进城学雅。爷爷忙把白奶奶生前给做的厚底布鞋脱下，拎在手上，随着光脚大军，毫无目的地往前走着。当走到曾开过劳模会的电影院门前，没穿袜子的脚板有些吃不消，就耐不住问身边的一位中年妇女：“大热天，咋要脱鞋走路呢？”中年妇女扬起手中鞋说：“红卫兵发现，朔料底鞋和胶底鞋上有‘毛’字和‘共’字，踩在脚下反动。”爷爷忙翻看自己的鞋底，那中年妇女笑道：“您老是布鞋，没字，快穿上吧。”爷爷如梦方醒，坐到路旁穿上鞋，轻声骂道：“这些红卫兵兔羔子，真能折腾人，叫我白脱了一回鞋！”骂完，起身朝地方戏院子走去。
爷爷以往来县城，只要有时间，必到地方戏院子看二人转，一看就好几场。如今，地方戏院院门紧闭，唱二人转的一对男女名角，脖子上各挂一双破鞋，低头在院门口站立反省，汗水滴在破鞋上。爷爷不忍再看，拐路来到评剧院门前，只见那刚刚烧过封资修的火堆余烟未尽，围观的人早已散去，只有那位曾扮演过孙猴子的名角，蹲在火堆旁抓耳挠腮。再看天主教堂屋顶，十字架被捣下，也没了往日的灵气。爷爷自觉再逛无趣，便顺原路返回，来到进我家院门前，又和老王太太狭路相逢，遭她一顿白眼，挨她一口吐沫。晚上与我和妈妈学这一天的见闻，爷爷还对红卫兵骂骂咧咧不停。我曾以红卫兵的身份警告爷爷，不能再说红卫兵的坏话。妈妈也劝说爷爷，在这段时间还是少上街为好，免得招惹麻烦或遇到不愉快的事。这当然有些强爷爷所难，他老人家是闲不住的，且喜动不喜静，只在家哄了几天小弟天明，就又到街上闲逛，有时还领着天明，回来照例骂骂咧咧。
渐渐地，爷爷的骂声少了，对街上时常发生的一些怪事也许已习以为常，而且还试图参与其间，去充当一个角色。不然，他老人家就不会因没能学会一段忠字舞而耿耿入怀了。但不久却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一下子把爷爷学忠字舞的兴致扫尽。
这事是由我爸爸引起的。
当时我已随大哥去北京串联。所谓串联，就是各地的红卫兵相互你来我往地走动，把*的火种播遍大江南北，撒满长城内外。北京是*的中心，各地的红卫兵当然都要往那里集聚，接受**的检阅。我和大哥接受**检阅回来后，还没来得及象妈妈炫耀串联的见闻，就听妈妈说，爷爷出事了，是因为我爸爸。
*刚开始那阵子，爸爸就作为县委工作组的组长，住进我和大哥所就读的县一中。在我和大哥去北京串联动身那天，爸爸和他的工作组就被红卫兵驱出校门，过错是“阻碍学生运动”。红卫兵做事讲究“宜将胜勇追穷寇”，不仅撵到县委和县政府大院贴爸爸的大字报，还把大字块贴到我家木板院墙上。
这天，爷爷又到街上看忠字舞，边看还边不由自主地伸胳臂比划，被一个红卫兵发现，非拉爷爷进跳舞的队伍一起跳。爷爷无奈就跟着胡乱跳了几下，逗惹的围观的人群中发出阵阵哄笑。当爷爷醒悟到是在出丑后，才赶紧溜出跳舞的队伍，回家来。刚到在我家院门前，有看到院墙上的大字块，就高声朗读起来：“打倒阻碍学生运动的罪魁祸首吉周……”当爷爷弄明白大字块上的内容是要打倒我爸爸，脸色突变，上前就扯下两张，骂道：
“这是哪个兔羔子贴的？”
骂声惊动了几个正蹲在地上弹玻璃球的小学生，他们都站起来，其中一个大点的手中捏着没弹出的玻璃球，瞪着圆圆的小眼睛审视着爷爷，严厉地质问：“你这老头啥成成分？为什么撕大字报？”
爷爷见是几个刚缝起开裆裤的毛孩子，而且同自己一样，连大字报、大字块都分不清，就嘟哝一句，“贴在我家院墙上就不行！”便不再理睬他们，继续往下扯。
其实，这些毛孩子小瞧不得，他们都是红小兵，大起来和红卫兵一样。他们对红卫兵大哥哥、大姐姐贴的大字报、大字块有本能的保护职责。其中最小的一个见爷爷不听劝阻，便一针见血地指出：“红卫兵贴大字报是革命的行动，谁撕谁就是反革命！”那个大一点的冲同伴把小手一挥：“别跟这老头罗嗦。走，我们找红卫兵去！”
爷爷手没停，眼没抬，却随口冒出一句让人听而生畏的话：
“红卫兵多个**？我家还有两三个哪！”
这话可惹来麻烦。那几个本打算去找红卫兵的孩子，听见爷爷骂他们的崇拜者，立即都折转身，迅速从衣兜里掏出红小兵袖章，套在各自的胳臂上，然后又一窝蜂样叮过来扯衣服拽裤子，搂胳臂抱大腿，把爷爷按坐在地上。有两个跳皮筋的小女孩也前来助战，拣起爷爷撕下的大字块，灵巧地做成一个尖尖的高帽，用老王太太跑着送来的浆糊粘好，七手八脚地扣在爷爷头上，举着小拳头高喊：“打倒反革命老头！”
老王太太也跟着喊，围观的人越来越多。若不是有两个孩子的家长赶来解围，若不是过路的几个红卫兵正忙着准备进北京串联，若不是老王太太怕自家的饭锅烧干，事态的发展将会更加严峻。轻则爷爷也得挨斗游街，重则坐牢也是完全可能的。那个时代就那样，撕**的画像就可能被判刑十年，骂一句**就可能成为反革命被枪毙。爷爷不仅撕了**最宠爱的红卫兵的大字报，还骂“红卫兵多个**”，其后果可想而知。
晚上，爸爸来家，没容分说，对爷爷又是一顿严厉的批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是**给红卫兵的权利，连我的办公都贴满了大字报，谁敢撕？你以后还是别再给我惹事了！”
此后，爷爷一连好几天没出屋。
在我和大哥去北京串联回来前，爷爷不顾妈妈的再三挽留，借口大黄狗虎子没人喂，返回西南岔。如此同时，爸爸被戴上高帽，双手涂墨，脖子上挂着“破坏*的罪魁祸首”的大牌子，随同那位曾经给爷爷夹过菜的县委书记兼县长，站在汽车上，全城游斗，并于当天关进“牛棚”。
我和大哥从北京回来后，县城内几所中学的红卫兵，在打保县委书记、县长和我爸爸的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分歧，形成了对立的两大派。之后，又随着全国形势的发展，一派抢了县武装部的枪，另一派抢了住军部队的枪，拉开“文攻武卫”的架势。我和大哥同属一个红卫兵团，也配一杆大枪。但不久由于我受一个比我大两个年几级的红卫兵的唆使，用火柴点着了另一派教室里的大字报，多亏救的及时，才避免了一场火灾。但没避免我蹲了一个星期的拘留所。经我所在的红卫兵团用大广播喇叭的不间断的抗议，才把我放了出来，又接过了大枪。大哥说我年纪小，还没枪高，便以一派红卫兵总部负责人的身份，缴了我的枪，命令我别再回学校，到西南岔爷爷家呆一段时间再说。妈妈也认为这样好，还建议大哥也去爷爷家。大哥说他不能不参加*，把我送上客车，他就回了学校。
当县城武斗的枪声终于打响时，以我敢烧大字报的个性，若身在其中，说不定也能象大哥那样，创造出惊人的故事。遗憾的是，我却当了“逍遥派”，躲在乡下爷爷家，和爷爷一起过着平淡的日子。好在我现在讲述的是爷爷的故事，又不是我自己的故事，尽管日子平淡，但由于在爷爷身边，便为由表及里地了解他老人家，获得了更多的时机。
这年我虚岁十五，爷爷虚岁六十七，已顺利地度过“六十六不死掉块肉”这个坎。爷爷为自己能轻松度过这个坎，已心满意足。自爷爷而上，一直追溯到爷爷的爷爷，没有哪一位祖太爷能活过这个坎。在爷爷的同辈人中，哥兄弟七个，去世的六人中，就属爷爷的同胞哥哥我六爷高寿。他也仅活了六十六岁。爷爷说，他是我们周氏家族的活祖宗，下一个坎是七十三岁。
在我的记忆中，爷爷从来就没有生过病，连头疼脑热也没有过，这也许同老人家那乐观的情绪有关。就连在县城受了那么大的辱，回到西南岔在家睡一大觉，早晨起来就消了气。甚至还觉得那高帽戴得值：“韩信当年能受胯下之辱，带一顶高帽又算什么？连县太爷都戴得，能赏我这老头子一顶，受抬举了不是。”爷爷这样一想，先是有些骄傲，接着又有些后悔，“戴高帽时咋就忘了笑？咋就忘了当面谢谢那些红卫兵兔羔子们？”
当我得知爷爷这番见解后，是何等惊叹：这不就是“阿Q”的精神胜利法最现实、最灵活的运用吗！我来西南岔前，从学校图书馆“借”了一本鲁迅的小说集《呐喊》，其中有中篇小说《阿Q正传》，在爷爷家闲着没事就读它，还建议爷爷读，了解了解精神胜利法。但爷爷对阿Q不感兴趣，还说：“管它球法、**法的，遇啥事也别生闷气，是最好的法子！”转过年，西南岔生产队会计外国孙挨社员批斗，爷爷提前把“最好的法子”秘授于他。外国孙体验后，爷爷同他进行了如下对话：
“管用吧？”
“管用，管用，很管用！”
“谢过了吗？”
“我说：‘谢谢革命社员！’”
“这就对了，生气是跟自己过不去。”
“对，生气是拿别人的错误折磨自己。”
“他妈拉巴子的，啥时也别犯傻！”
“是，啥时也不能犯傻，他妈拉巴子的！”
可惜西南岔山高皇帝远，*初期最大的政治运动，就是给外国孙挂上纸牌子，在村街上来回游斗两趟，而那纸牌子上“崇洋媚外分子”六个大字，还是出自他本人手笔。公社和大队曾指示西南岔，要从地主老财和土改中挨过斗的人中，再挖几个阶级敌人批斗一下。姜大牙和贫下中农坐在饲养室的大炕上，苦心琢磨了好几个晚上，也没找出合适人选。姜大牙只好向上级报告：地主刘大斗和他老婆早已死去，其子孙是可教育对象。姚财主家空有虚名，土改时就成了贫农。中农周老疙瘩，有个当国民党营长的儿子，但已经死了多年了，他虽然土改中挨过斗，但那是错斗，还退赔过两麻袋辣椒。尽管他还是那位“破坏*罪魁祸首”副县长的老爹，可他敢在县城撕大字报，敢骂红卫兵“多个**”，据说是他那位有当一派红卫兵总部负责人，又垮双抢的孙子撑腰。且目前还家中还有一个受**接见过的红卫兵孙子保驾，这老头批斗不得。西南岔其他社员，都是贫下中农，根红苗正，实在难找新的批斗人选。公社和大队得知这一情况，也就作罢，指示姜大牙要多注意阶级敌人新动向。
这样，爷爷的那套阿Q式的“最好的法子”，并没有得到推广普及。外国孙却说，早在鲁迅先生写《阿Q正传》前，类似爷爷的那种自我精神疗法，就已经在国民中得到普及和推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