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年1月4日，蒋介石由上海回到南京，筹备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并敦促胡汉民、孙科、冯玉祥、阎锡山到宁。
南京的特委会机关，由谭延闿、陈果夫接收。
蒋事实上已经复职。蒋介石此时有意对汪精卫袒护，对胡汉民要求查办汪一案，故意拖延。胡汉民等人，对汪精卫视同水火，见蒋介石过于诚府，十分反感，自知不能与之共事，拒不参加四中全会，以此要挟其服软，不想蒋仍我行我素。盛怒之下，胡汉民、孙科、伍朝枢三人，以出国考察为由，来个心静，远游欧洲。
胡汉民等人的突然离去，使得四中全会推迟到月日举行。蒋介石以整理党务为名，消弱其他派系，把国民党大权牢牢抓在手里，设常委九人，暂推五人，余额等胡汉民等人回来再补。这五人为蒋介石、谭延闽、戴季陶、丁惟汾、于右任，并推举七十三人为军事委员会委员。蒋介石为军委主席。
复职后的蒋介石，十分明白，从今若想让其部下众心所向，必得有名目。
为了让地方实力派买帐，蒋介石提出第二次北伐。
时值何应钦已经收复江苏全境，张宗昌部退回山东。
蒋介石于月9日在徐州举行军事会议，举行二次北伐誓师大会，将北伐军改编为四个集团军，第一集团军总指挥由蒋介石自兼，第二集团军总指挥为冯玉祥，第三集团军总指挥为阎锡山，第四集团军总指挥为李宗仁，北伐军总司令为蒋介石。
蒋介石辖第一集团军下属四个军团，分别部署在北进的位置上，刘峙为第一军团总指挥，统辖第一军，顾祝同第九军，缪培南第四军，位于台儿庄、韩庄之线，向枣庄、临城、兖州之敌进攻；第二军团总指挥为陈调元，统辖陈焯的第二十六军，范熙绩的第三十七军，位于台儿庄以东，向沂水之敌进攻前进；第三军团总指挥为贺耀组，下辖张克瑶三十三军，贺耀组的四十军，夏斗寅的新编二十七军，驻军沛县、丰县之线，向鱼台、济宁进攻；第四军团总指挥方振武，统辖阮玄武的三十四军，鲍刚的四十一军，马文德的四十二军及一个骑兵旅，位于单县、旧德，向金乡、济宁之敌进攻前进。
冯玉祥第二集团军，总参谋长刘骥，下辖孙良诚的第一方面军，孙连仲的第二方面军，刘镇华第八方面军，鹿钟麟第九方面军，骑兵一军郑大章，铁甲车团刘自珍；阎锡山第三集团军，总参谋长朱绶光，下辖右路军徐永昌，左路军商震及二、三军联军杨爱源，第八军谭庆林；李宗仁指挥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辖四个军及一个师，叶琪的十二军，白崇禧十三军，魏益三的三十军，廖磊的三十六军，刘春荣的第八师，各部若不在编制序列，均由国民政府统一指挥。
对第四集团军总指挥一职，李宗仁说死说活不就任。
蒋介石心里十分明白，李宗仁所以如此，是害怕程潜。当初讨唐生智时，李宗仁曾举杯起誓，誓死不拥蒋介石。这一来，李宗仁非但践言，而且还当上了北伐军集团军总指挥，想那程潜心里哪能平静。
蒋介石正是利用李宗仁这一点，以李若不就职就停止北伐要挟，逼其“就范”。李宗仁最后给自己找个“顾全大局”的台阶，虽说是走马上任，可具体事项仍是以前敌总指挥白崇禧为主，李宗仁只不过担个总指挥的虚名。
徐州召开的军事会议，因为冯玉祥和阎锡山都只派了代表，蒋介石心里便有些不放心，屈驾来到开封。
其实，此时的冯玉祥对蒋介石还是忠城的。冯为了拉蒋反奉，可谓在所不惜，见到总司令屈尊来到自己处，心里甚是激动，遂又陪蒋赴郑州，检阅了西北军。然后，冯玉祥自然是手忙脚乱一番款待，两人谈笑风生，酒席间，蒋介石又把青帮那一套本事拿出来，非要与冯玉祥换兰谱。
冯玉祥会意一笑说：“总司令学识渊博，经历非凡，我早有此意，只是觉得有些高攀。”
蒋介石对眼前这位壮汉，并非在意，他所在意的是这位壮汉手下的几十万部队和地盘，便很诚恳说：“焕章为长，小弟有礼了。”
冯玉祥本也是个热血汉子，受不了这些，连声应诺。
两人盟誓结拜，冯玉祥给蒋介石的帖子写：“结盟真义，是为主义，碎尸万段，在所不计。敬奉介石如胞弟惠存。”
蒋介石也写：“安危共仗，甘苦同尝，海枯石烂，死生不渝。敬奉焕章如胞兄惠存。”
如此说来，两人可真是亲密无间，视同生死。谁又能料到，不到一年，二人就如同水火，胞兄胞弟恨不能将其碎尸万段，方能解心头之恨。
蒋介石对阎锡山，却另有一套。
这时的张作霖，自知北京难保，二月间连续召开几次军事会议，以图保住现有地盘，并寻机反攻。他作出部署，想到北伐军强势过人，决定在京汉铁路和津浦线采取守势。奉军因在山西小胜，决计对山西再度急攻。
奉军以张学良的第三、第四方面军协同张作相部攻击山西，以两个方面军其中一部，分头部署在京汉线上，对豫北采取守势，而褚玉璞、孙传芳、张宗昌三部部署在大名、济宁、临沂一带，多采用防御战术。说起来，孙传芳虽然在龙潭大败，又被何应钦追击一阵，可他在鲁南、苏北边境上大肆招兵，因连年灾害，兵祸不断，当地青壮年也想找个出路，而且当兵又能有饭吃，所以孙部很快将在江北损失的四万人马补齐，不久，又得张作霖大批物资装备，雄心再起，遂命令郑彦俊第二军、李宝章第三军，马葆珩第一军等三个军的兵力，由孙传芳亲自统率，云集济宁，向金乡、鱼台推进，与鲁军共守津浦路，拒蒋介石第一集团军。
张宗昌所部，虽然在安国军七个方面军中数量最多，却多为杂牌，有些拉来的壮丁，连枪都不会使，漫无系统，甚至各部都不知自己番号，编制一直未能统一，部队打胜不打败。比起孙传芳的部队，张宗昌部就逊色多了。孙传芳治军严谨，部队一直按北洋军制，军官也多受过战术教育，虽为强弩之末，战斗力仍不可忽视。
蒋介石四个集团军具体部署为，第一集团军沿津浦路北上，攻泰安、济南、沧州，再直下天津；第二集团军攻击京汉路以东、津浦路以西地区之敌，自新乡向彰德、大名、顺德一带北上，右与第一集团军会合，左与第四集团军联络，会攻天津、北京；第三集团军沿正太路，出娘子关，截断京汉线，北上与第四集团军会师北京；第四集团军沿京汉路，出郑州、新乡，向正定、望都集中，直攻保定，合围北京。
部署得当，蒋介石发表北伐方略，下达总攻击令。
第一集团军一、二两个方面军团刘峙、陈调元沿津浦路以东，向兖州迸发，三、四方面军团贺耀组、方振武从微山湖以西，向西直插济宁。贺耀组的进攻路线为迂回徐州，途经沛县、鱼台，再破嘉兴，逼迫济宁；方振武第四军团出苏北，由砀山向单县，正面攻击济宁，与三军团会师。四军团方振武所辖三十四军阮玄武担任先头部队，其目标是金乡的羊集，第四十七军高桂滋所部进攻独山集，而方振武自己亲率鲍刚四十一军作为总预备队。方振武，字叔平，安徽寿县人，他本是张宗昌的旧部，后脱离，率部入冯玉祥部。北伐军整编后，编入蒋介石第一集团军四方面军并任总指挥。此人因在冯部援陕部队，保存实力，惹得冯部上下对此人打仗藏奸的作风深为不满。这次率部打头阵，其目的也是想最先攻入山东，以图地盘。方所辖三十四军阮玄武部进入金乡后，向正面之敌发起猛攻，双方接火后，北伐军小胜。可向前推进不久，孙传芳即调来兵力，由济宁、嘉兴直奔鱼台，冲破沛县贺耀组所部张克瑶三十三军防区，两个师岳相如、袁家声先后退下来，紧接着夏寅新编二十七军也被迫退下来，第三军团全面崩溃，有一部分退至陇海线上。方振武的第四方面军，由于右翼贺耀组的退却，完全暴露在孙传芳部面前，若孙部突破微山湖，向左迂回，必将全部吃掉方部，而此时，攻打方振武左翼巨野方向的冯玉祥第二集团军，战况不详。
方振武求胜心切，一心想先入山东，攻打济宁，便与第三十四军军长阮玄武商量。
方振武说：“此时情况非常危急，贺耀组全线溃退，若我们再退，即使冯玉祥进军顺利，拿下济宁也是不可能的。”
阮玄武说：“那怎么办？看来为了保证第一集团军的顺利，只有死守。”
方振武道；“反正不退，退则死，不如死拼一下。我再向冯玉祥求救，告诉部队要坚持，没有命令，后退者杀。”
方振武本是军人出身，遂下了一道死命令。阮玄武得令后，回部队部署。
说起来，方振武为了抢头功，实为不管不顾之打法，所幸的是，冯玉祥闻之，急调所部石友三第五军总预备队，猛烈攻打，一路不停。石友三打起仗来，有拼命三郎之称，甚是勇猛，他带着队伍，率先打到沛县，为第一集团军两个方面军解了燃眉之急。
孙传芳守驻沛县的部队是师长梁鸿恩，绰号梁迷糊，自以为贺耀组部总退却，胜券稳操，布防松懈，当石友三打进沛县时，他正在热水池中泡澡，谓之迷糊一点也不过，得知石友三打进来，裹着浴巾出逃，狼狈之极。
石友三打下沛县，又连占鱼台，时河南防务空虚，冯玉祥又急急将其调回河南剿匪。
石友三撤回河南后，第二集团军孙良诚部又打下巨野，进占嘉祥，切断济宁后路。孙良诚所指挥部队，在巨野一仗，激战了四天四夜，牺牲较大。孙传芳利用北伐军连续作战，疲惫不堪之机，以重兵冲开孙良诚围攻部队一个口子，仓促北窜。孙传芳大部队从鱼台北退，反攻孙良诚时，其阻滞在金乡、羊集的敌人还负隅顽抗。
适时，津浦线的张宗昌部队，更是强弩之未，在第一、第二两个集团军进攻下，纷纷溃退。北伐军不给敌人喘息之机，乘胜追击，攻占了兖州。陈调元部最后的目标便直指胶济线。
济宁克下，蒋介石闻之大喜，遂派熊式辉前去组织召开了第一集团军、第二集团军的军事会议，具体问题就是会攻山东省城济南。
方振武本是张宗昌的旧部，所辖部队多是直鲁联军的老底子，对山东比较熟，而蒋介石对第四方面军期望也较高。军事会议上决定，部队北上，第三方面军向泰安，第四方面军从汶上、宁阳向北，一路上，只遇小股阻敌，未成战事。北伐军进兵迅速，很快来到济南附近。
方振武多年以来，四处漂泊，多是寄人篱下，此次会攻济南，本想捞个山东省主席，图一块地盘，成为自己的立足之地。济南城下，贺耀组四十军、鲍刚的第四十一军、缪培南的第四军首先入城，其他部队得蒋介石令，只留守城边，后来阮玄武的三十四军也得令入城。
蒋介石等也随后来到济南，召开了军长以上军事会议。各部军长先已到达，等蒋介石步入原张宗昌办公的珍珠泉大厅时，各军长起立，致以敬意。蒋介石满面春风，面带微笑，与军长们握手，各军长自然是一副讨好的表情。
可到方振武那，没等蒋介石开口，方却说：“介石同志，幸苦了！”
蒋介石闻之，立刻变颜，刘峙、熊式辉等人也由惊讶变成怒目而视。方振武说后，不觉蒋介石现在已经是中国头号人物，依然谈笑风生，自以为无事。
蒋介石在会上说：“此次作战，各军长辛苦了，有一件事要提一提，那就是在苏鲁边境上，新二十一军被敌人打出沛县，三十三军也溃败时，三十四军仍坚持作战，未受牵动。当时要是三十四军也动摇的话，后果不堪设想。”
本来，这是方振武和阮玄武的功劳，但蒋介石连方的名字也未提。这样做，显然因为方振武对他不恭。
事后，阮玄武军长问及方振武说：“人家都称蒋为主席，不称主席，也该称总司令，你为何只称‘介石同志’？那样，他哪里会愿意听。”
方振武不以为然说：“我以为同志称呼最为亲切，故而如此。”
阮玄武不知方振武是真是假，遂笑而不语。
方振武自以为山东省主席非他莫属，将部队也开进济南城。
南京的任命下来后，却是让孙良诚任主席，方振武为济南卫戍司令。
蒋介石无时不在玩政治平衡，有意托人传过话来，谓第二集团军要孙良诚担任主席，所以只能让方屈就卫戍司令。蒋介石一句没提冯玉祥，可话里话外，暗示这是二集团军冯玉祥的意思。不过，说起来也是实事，冯玉祥也是寸土必争，想把山东拿到手，也非一天半天。
方振武本来就对冯玉祥不满，因主席未能当上，对冯更是恨之入骨。
北伐军进驻济南，本是合情合理，三军将士还陶醉在喜悦之中，筹谋下一步北伐，以图攻克北洋军阀最后堡垒。
不料，日本人公然出兵，进侵济南城。
部队进城后，三十四军长阮玄武应四十一军军长鲍刚之邀，正要前往，突听有枪声，不知何事。士兵向他报告，说是日本铁甲车开到驻军大门前。阮玄武军部设在济南大新庄营房内。这本是张宗昌手下军长方永昌自建私宅，格式像个大祠堂，看上去艳俗华丽，俗不可耐，可却十分坚固，楼房又高又大。时阮军长手下仅有一个工兵连和一个手枪连。
阮闻之，十分焦急，日本军对探头的士兵连连开枪，所幸电话未被切断，刚知道此举是日本军部进行的军事侵略。阮玄武正设法组织抵抗，电话传来上级的命令，说蒋介石下死令，不准向日本军开枪，违者军法惩治。
原来，当北伐军进驻济南的同时，日本第六师团也开始进攻济南。
以福田彦助为首的日军，驻扎在日本侨民居住的商业中心，东洋兵很快与中国军队发生冲突。蒋介石急派熊式辉前去谈判。
哪想到日本却提出一个侮辱性的要求：任何中国人不准出现在新商业区街道；任何军队不得使用胶济和津浦铁路；所有中国军队必须撤离济南二十华里。熊式辉不能做主，请示政府。蒋介石又命精通日语的黄郛动身前往济南。黄得令后，只身前往，不想下车就让日军围住，并把他押到福田那里，接受一份文件，并要他签字。
黄郛看过文件，说：“这哪里是谈判，文件的内容纯属荒唐。”
福田怒目圆睁，对其说：“你来了，只是代表蒋介石签字的，要是不签，就要你的命。”
黄郛也是见过世面的人，开始强硬起来，最终被日军指挥部关押十八小时之久，直到他签了“已阅’才将其放行。
日军得逞后，更加嚣张，先将前去交涉的总司令部战地外交主任兼山东特派员蔡公时等十七人枪杀后，又给蒋介石新的压力，缴了国民革命军几千人的武器。蒋介石无奈，命部队绕道山东，继续北伐。日本人仍不依不饶，向国民政府发出最后通牒：
一、严惩北伐军高级官员；二、对抗日军之军队须在日军阵地前解除武装；三、严禁一切反日宣传；四、北伐军撤退济南及胶济铁路沿线二十华里以外；五、开放辛庄及张庄营房，限十二小时以内答复。
蒋介石又命熊式辉前去，除了第二条，其余全部答应，但日军又以回答超过最后期限为由，下令重炮轰城，并公然占领了济南，打死打伤六千余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
当时，蒋介石在党家庄召开军事会议时，冯玉祥也特地赶来参加，主张开战。
蒋介石却抱定主张，对日妥协到底，他对冯玉祥道；“别以为我不想打，你们要知道，日本人的目的是阻止北伐军前进，对张作霖进行支援。日本人一直将东北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若北伐军继续北进，英美的力量也就伸向华北，如果我们一时冲动，与日本人开战，就将坏了北伐大举。”
蒋介石一番话后，其心腹刘峙也随声附和，而主战的冯玉祥、方振武、贺耀组等，则只能闷声不响。冷场后，蒋介石知道这样做，无疑冷了诸位将军的爱国之心，便又无奈说：“我们再研究研究，好好考虑考虑。”
蒋介石在无意中流露出谋大事，忍大辱情绪，最后做出决定，还是向日本人妥协，避免与日军交战，绕道黄河，继续北伐。
济南惨案发生后，诸多人已看透蒋介石，威信日下。这其中也包括很多北伐军高级将领，为不久的新军阀混战留下了契机。
党家庄军事会议后，蒋介石确定了继续北伐的方略，各军团分路北上。然而蒋分石的嫡系部队大都没过黄河，参加北进的部队多为杂牌部队，陈调元的二方面军，从济阳一带渡河；方振武的第四方面军大部分从齐河上面渡过黄河；一部分骑兵、炮兵则在泺口通过黄河大桥。渡河后，铁路以东归陈调元，铁路以西归方振武，阮玄武的三十四军和范熙绩的三十七军联合进军，经过禹城、平原向德州进攻。
直鲁联军已经完全失去抵抗能力，方振武部未遇到太大的阻碍。
蒋介石不将自己的嫡系放在先锋，亦有打算，他已经与奉系张作霖暗中通款。张作霖有意退出北京，目前只是作双方实力最后的较量。蒋介石知道，华北可得，只是时间早晚的事，但后方要是不放自己的部队，真要是与奉张在北京激战时，后院烧上一把火，将断送北伐大举。再者，冯玉祥、阎锡山、还有桂系，都想为自己找些好处，而那些杂牌部队，也不愿寄人篱下，最好让他们自己去争好了。
蒋介石关键时，到底技高一筹。
这时阎锡山也欲出娘子关，他小心谨慎，等冯玉祥进到宁晋、衡水线，进出正定、新乐，才让五台山第四、第五方面军攻打龙泉、黑山关，进出于阜平、灵寿，与沿京汉线北进的第二方面军、第一方面军呼应。当沙河奉军李振唐部退出平型关时，阎部李服膺追至灵丘。
见此，阎锡山自以为反攻长城唾手可得，不想奉军仍以有生力量顽强固守，扼阻晋军向完县进出。
阎部第六军丰玉玺几度进攻，均被奉军击退。龙泉关军事被阻，则右路军主力纵然到达京汉线，也是孤立无援，而且有遭到奉军反扑的危险。阎锡山分析战况，采取了一个比较明智的举措，他将左路军合并于右路军，命全力对付京汉线的奉军。
左路军总指挥挥商震得令后，部署左路军为三路，一路以李培基率第一军、王靖国的一个师进逼龙泉，以王师为先锋部队，对长城岭进行攻击；第二路为张荫梧所率第七军、陈长捷的第九师，策应李服膺师追循奉军出灵丘，然后以李生达第十五师和陈长捷第九师压迫雁门正面之奉军张作相部、汤玉麟部于浑源、应县以北，完成任务后，立刻改变进军方向，经灵丘向易县进出；第三路军以第四军军长傅存怀率张会诏第七师和张诚德、郭凤山两个师出雁门、灵武关，随第七军向大同、张家口挺进。
商震部署完毕，便同第一军亲临长城岭督战，命炮兵副司令辜仁发集中两个团的炮火，猛击奉军要害据点，同时命王靖国、卢丰年两个师协力抢攻。经过一天一夜的苦战，卢丰年师启杰团长，率一个营占领高峰据点。此时奉军开始动摇，卢、王两个师追出龙泉关以东四十余里时，第五军、第一军相继入阜平。此时，奉军北路军已北撤京绥线，断断续续向张家口方向退去，不再威胁晋军北翼。张荫梧到涞源后，以一部警戒紫荆关，主力出浮图峪，配合第一军进攻保定。
右路军徐永昌发动向新乐、行唐进兵的命令，左右两路军会合于定县曲阳线上，对奉军主力展开了大会战。
阎锡山三个集团军约十五万人，由商震为两路军总司令，率全军越过唐河，进攻方顺桥。
与此同时，发生了“济南惨案”。
冯玉祥部韩复榘猛进到蠡县，在黄河沿岸徘徊。
冯玉祥为保实力，见眼前孙传芳、张宗昌等直鲁联军残部集结在沧州、泊头之间，便命韩部为免受侧翼受袭，向后退却，等待蒋介石的第一集团军过河，再联系北上。阎锡山闻之，大骂冯玉祥不仁，急命徐永昌、杨爱源防止奉军反击，迂回包围，做好向太行山退避的准备。
阎锡山这样一来，晋军军心有所动摇。
正是危急之时，商震第一军到达完县，不同意锡阎山的决定，坚持以第一军攻击完县奉军侧翼，并与之进行决战。由于张荫梧第七军已达紫荆关、浮图峪一带，商震命张部以主力向保定以西的满城进兵，抄袭完县后方，牵制奉军。商震亲率第一军，与正面奉军拉开决战架式，激战三天，双方虽然各有损伤，但进展不大。
这时，第七军抄袭到满城，一部南占抱阳山，张荫梧动用全军炮火，猛烈攻击完县后方。晋军用兵迅速，使得坐镇保定的张学良大出意外，他为了确保保定以西，加之两个方面军的兵力用尽，无可增援，命刘多荃以汽车运送卫队两个营到满城东北的一个叫一亩泉的小村落，以监视晋军动向，同时从东翼大城方面急调于学忠一个师增援满城。
第七军军长张荫梧，字桐轩，河北博野人，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对此地比较熟悉。张荫梧急急找来了占领抱阳山的陈长捷，对其说：“弄不好这是最后一个硬仗，保定以西有个叫一亩泉的小村，若将其拿下，保定不战自退，而张学良也是用兵的能人，是不会轻易放弃的。惟恐还要调兵，你尽快组织部队，进行夜袭，方可获胜。”
陈长捷自觉有理，急急组织部队，准备对一亩泉实行偷袭。
张荫梧又命第十五师李生达部攻击完县后方。
陈长捷部袭击非常顺利，包围了刘多荃两个营，刘只身逃掉，其余全部缴械。夜袭的兴奋劲还没有过去，张学良所调的于学忠师赶到增援，临行前，张学良给于下了道死命令：人在阵地在。
陈长捷仅有两个团坚守一亩泉。
一亩泉之役，是决定双方前途命运的决战，各不相让，战斗至烈。奉军死命攻击，在前沿阵地丢下几百具尸体，所幸是陈长捷袭击一亩泉时，带有一个机枪连，发挥了效力。张荫梧也知陈长捷部，实属孤军作战，急调来所部工兵营、执法队前来助战。
攻打完县后方的战斗也在激烈进行，由于阎锡山将两路军合并而用，也使奉军有机可乘，使之不用胆心两翼。阎锡山为防止奉军大举进攻，急电冯玉祥出兵相救。冯玉祥托辞石家庄以北不归属自己，故而仍按兵不动。
实际上，冯玉祥对阎锡山一直耿耿于怀，想当初西北军南口战败时，就是这个老滑头阎锡山暗助吴佩孚、张作霖，陈兵晋北，腰击西北军。阎锡山也自知冯的用意，正是无计可施之时，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率十二军叶琪部赶到。
白崇禧认为京、津可得，遂率随员由汉口北上，其中何干里陪冯玉祥代表马福祥、何其巩同乘一车。马福祥为回族元老，谦逊寡言，何其巩为冯玉祥得力助手，能写一手漂亮的桐城派文章，且善辞令，车到郑州，冯玉祥正在此，他对白也是多于应付，只是希望早日率军北上，共同担纲北伐。
不久，白崇禧又乘车到顺德(邢台)，见到冯玉祥部下鹿钟麟，他对白崇禧说：“白总指挥，你来得正好，那晋军也太不像话了，专门抢地盘，已是阎锡山一贯作风，别人打仗，他们得实惠。”
白崇禧深知冯、阎素有瓜葛，笑而不语，不多时，又乘车前往，来到石家庄。
阎锡山亲自来接白崇禧等人，并设宴款待。
两人说起前方战况，阎锡山对其说：“健生，你来得正是时候，我们受到奉军重大压力，如果再不来兵，我就有些支持不住了。”说到此，阎锡山见马福祥、何其巩在坐，似有难言之虞，遂将白崇禧叫出去又说：“我见有冯玉祥的人在场，不好讲话，那冯玉祥素没信用，他见我四处受敌，反而将韩复榘部调回，以保实力，我们当着蒋总司令的面讲好，冯打右，我打左。可到时他按兵不动，使晋军伤亡太大。”
白崇禧心里一乐，不动声色说：“这情况我知道，你放心好了，我马上派兵来援。”
至此，才有叶琪部出兵，来援晋军。
白崇禧此举自有打算，他深知这样一来，华北就可能完全掌握在阎锡山手里，而桂系要想在华北立住脚，指望冯玉祥是不可能的，故而出兵援晋甚是爽快。
奉军张作霖闻知北伐军第四集团军白崇禧前来助战，立刻改变计划，重新估计战局，自知再从山西打破缺口可能性不大，加之东北元老为保实力，主张退入关外，其对晋攻势立刻渐弱。
阎锡山部得以喘息，决计倾巢出动，抗击奉军。
奉系于学忠部在一亩泉受阻，援完县已经不可能，而且保定空虚，进出紫荆关的李服膺部也步步逼近涿州。
于是，张学良不得不下令，方顺桥、完县奉军全面撤退。
奉军这一退，便是兵败如山倒，晋军倾全军追击奉军主力于京汉线上。
商震第一军攻占保定后，张荫梧第七军继续追击。其先头部队到达琉璃河时，一直观战的冯玉祥可有些着急了，为了在北京占有一席之地，又令韩复榘急进，以图战果，但此时已落后过甚。
自从蒋介石于5月18日下达继续北伐的总攻击令后，北京的张作霖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最终做出退守关外的决定，纵观历史，奉军每次扩张，若战事不利，都是缩回关外，盘踞三省，养精蓄锐，以图再战，已成惯例，此次亦不能例外。奉军二号人物杨宇霆，自韩麟春半身不遂后，任三、四方面军军团长，与张学良共事，此二人对南北息争，意见一致，虽然张学良目的是不忍相残，杨宇霆目的是保存实力，但由于南北息争利益共同，遂派人与国民政府讲和，要求北伐军不要紧逼。适时，张、杨将奉军主力由保定撤至滦东。这一计划有摆脱北伐军包围，也有为停战作出的表示。
日本的政策是：对北伐战争不干预；日本作必要的自卫；东三省特殊。
济南惨案发生后，由于英美的利益，日本人不敢妄动。
蒋介石为转移各方视线，躲开日本人的锋芒，授意上海商会通电，主张南北息争。
张作霖对南北息争一直不甘心，在五月下旬召开的北京军事会议上，张学良、杨宇霆、张作相连日开会，讨论局势。
最后，张学良公开对张作霖说：“父帅，蒋介石是不是中国人？”
张作霖说：“那还用说。”
张学良又说：“那阎锡山、冯玉祥是不是中国人？”
张作霖说：“当然，都是中国人。”
张学良说：“既然都是中国人，哪一个来北京管中国人不都是一样吗？可我们要是把东三省丢给了日本人，那可成了千古罪人。”
张作霖听罢，半天不言声。
杨宇霆遂说：“大帅，张宗昌、孙传芳不保，京汉线告急，息兵退出关外，是我们保实力惟一出路，到时无兵无钱，那可真成了孤家寡人了。”
东北军几个老将军也随声附和，在众人的压力下，张作霖不得不低头，遂命张学良以个人名义给上海商会发出“南北息争”通电，以呼应蒋介石。
张作霖下达奉军总撤退的命令后，秘密由北京返回沈阳。
6月4日凌晨，张作霖所乘列车行至皇姑屯时被炸毁，其身受重伤，送回奉天后，不治身亡。此是日本关东军所为，起因为张作霖拒绝承认郭松龄反奉时他与日本达成的卖国条约。
皇姑屯事件发生后，噩耗密报张学良，到底是少帅，自有过人之处，处变不惊，在自己生日晚宴上神色依然。
奉军总撤退命令已经执行，所部暂守高碑店、琉璃河一线，留鲍毓麟旅维持北京市区治安，并指定孙传芳、张宗昌、褚玉璞部集中军粮城、唐山一带。其国民政府派孔繁蔚为代表来京，与张学良接洽和平接交事宜。张学良处理好各种事务，于5日去滦州，与杨宇霆共同主持军务，同时欲将奉军全部撤出关外，并与杨讨论了处置直鲁军残部事宜，直到17日才悄悄潜回奉天。
张作霖的死，为北洋军阀统治时代的告终。（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