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军龙潭大胜后，南京政府军委会李烈钧才得以问及李宗仁此去庐山成果如何。
李宗仁说：“不提也罢，此行多有不快，唐生智心存二意，龙潭大捷，也可能使他今后从事要小心些。”
李烈钧说：“难道唐生智还有谋反之心不成？”
李宗仁说：“唐生智野心很大，征兆铭又没有兵权，一切只能听从唐生智。依我之见，他们早晚起事。宁汉合流不过是暂时的，武汉方面一旦羽翼丰满，南京可不在汪、唐之话下。”
李烈钧本意与李宗仁商量继续北伐，听到这话，心里有了底，摇摇头说：“看来我们的部队还不能轻易打过江去，唐生智重兵就驻在芜湖一带，他真要在我们身后放一把火，可是够受的。”
李宗仁说：“就目前的局势他还不会，武汉方面的要人还在南京，而且现在孙传芳势力还没有消灭，奉张又大举进犯，他要是想动兵，也不会挑在这个时刻。”
二李交谈至深，最后达成决定，还是以北伐大业为重，挥兵北上，不能给孙传芳喘息之机，要尽快与山西阎锡山联系，让他与奉张开战，而南京方面分两路渡江反攻，早日拿下徐州。
李烈钧、李宗仁、白崇禧及何应钦等将领，经过研究，以军委会的名义，兵分分两路渡江反攻。
命令一下，南京政府部队的右路军经泰州、扬州、高邮、宝应、淮阴等地，孙部无力抵抗，兵败如山倒，北伐大军连克涟水、泗阳；左路军经和县、浦州，占滁州进入安徽境内。
右路军以第十七军为先锋，占涟水后，传闻孙传芳、张宗昌企图诱北伐军入东海，以控制陇海铁路的有利条件进行内线作战，并要在铁路两侧将北伐军全部消灭。据报，孙传芳为达此目的，在东海、徐州这两个盘踞点部署重兵，集结部队，将嫡系段承泽、李宝章部和从龙潭败下阵来的郑俊彦部，统统布防在海州一带，以段承泽为海州地区的总指挥官。
后来，才得知这是敌守军施放的烟雾，东海虽然有不少敌人，但这些残敌已毫无斗志。
前敌总指挥何应钦命右路军分两路，一路往东海，一路经宿迁，直逼徐州。南京方面部队，大举反攻，苏北已大都在北伐军的控制之中。孙传芳在徐州至东海，拉开一条战线，因为他也知道这是山东的最后屏障。
阎锡山对奉张宣战后，开始与南京政府部门频频往来。南京政府必须在冯玉祥与阎锡山之间摆平，因而也不得不听命于此。最后双方达成协议，由阎锡山牵制奉军。
阎锡山所处山西，对直隶虎视已久，此时，他可不想让冯玉祥在他身上沾半点便宜，因而直言冯玉祥，凡是石家庄以北的事，不要西北军插手。冯玉祥焉能不晓阎锡山之狡猾心术，但他也知道此时豫境内靳云鹗残部先是投靠西北军，现在又偷偷接受武汉政府的任命，决定先除掉靳部再说其他。
冯玉祥命孙连仲率部进驻确山京汉铁路，命其对南防备武汉，对北肃清残敌。
孙连仲到确山后，将部队驻守在驻马店、遂平，监视漯河靳云鹗部，同时又部署新接受改编的阎得胜部驻守信阳以南地区，以观察武汉方面的行动。孙连仲，字仿鲁，河北雄县人，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后，一直跟随冯玉祥，他也是冯心腹爱将。
孙连仲得知靳云鹗部秦德纯军心不稳，为分化靳的实力，即请冯玉祥派来与秦关系密切的甄纪印，让其说服秦德纯，并许以二十三军军长一职。
几经协商，秦同意反靳，接受二十三军军长职，但仍保留田中玉为师长，赵璞为旅长，所部归孙连仲指挥。这样一来，孙连仲与北路军攻击漯河，解决了靳云鹗。
此时，大军北进，无暇南顾，靳云鹗手下两个师长乘机率部逃走，投向了张作霖。
孙连仲因战功显赫，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于九月初，配合漯河以北的吉鸿昌部对漯河形成三面包围。
9月8日清晨，时值中秋，天空无云，北伐军攻击部队开始行动，但见刹时间，漯河城内，火光冲天，枪炮声不断。
最先与靳云鹗接火的是孙良城部下吉鸿昌部。此时吉部已由原来的旅扩编为师。
靳云鹗自知大势去矣，稍加抵抗，便放火烧城，部队也开始溃败，他先失漯河，又逃到上蔡、项城，路遇孙连仲阻截，迂回逃到艾亭，不料遭石友三追堵，所乘汽车陷入泥潭中，不得已乘马南遁，由皖北逃入上海，才算是保了一条命。
由山东境内涌来奉系徐源泉部，作垂死反攻。
吉鸿昌师奉令东下，在孟郊集附近，与徐源泉部展开激战。徐源泉，字克成，湖北黄冈人。他早年毕业于南洋讲武学堂，在校时加入了同盟会，后任南京陆军第四中学教员，又至上海从军，任光复骑兵团团长、陆军第六混成旅营长、暂编陆军第一师二团团长等职，194年随奉军入关，遂升至第六军军长职。徐部南下以来，还没遇到硬仗，此时斗志正旺，先头部队在兰封以北孟郊集撕开吉鸿昌部汤传声阵地，吼叫着冲向吉鸿昌正面阵地。
吉鸿昌见两个旅长负伤倒下，部队有些动摇，大叫一声，三把两把脱去军衣，手持战刀，督率手枪队痛击，并抢先率部冲了出去，夺回汤传声阵地。
这时第三军韩复榘于商丘附近击退褚玉璞军之后，挥师西指，由野鸡岗向徐源泉部侧翼猛烈攻击，敌终不支，向陇海铁路以北方向退去。吉鸿昌师归韩复榘指挥，在禹县和陕县分别击退了李振亚和高青云等小股匪徒。
至此，河南境边守敌全部肃清。
阎锡山也开始向奉军大举进兵，他除布防京汉、京绥铁路外，命李服膺第十四师向青白口，又命傅作义第四师奔袭涿州，从晋北取小路突进。
不料，阎锡山聪明反被聪明误，除李服膺和傅作义两股小部队外，另两路大军全在奉军预料之中。
奉军获悉晋军的意图，从河北撤军，在京汉铁路及保定地区集结了张学良第三、第四两方面军团，沿唐河到完县、方顺桥间，筑构阵地，并用小股部队诱晋军主力部队深入，并放弃了京绥线上的张家口、宣化，同时暗中调来吉林和黑龙江的大批部队和骑兵，由张作相指挥，迅速集结于怀来，并调热河汤玉麟军绕向张家口，进行反击。
阎锡山在两线兵力上都少于奉军，虽然出师主动，但包围的兵力分散，反而让奉军更容易击破。商震第一路军行至张家口后，急命郭凤山骑兵师向深井堡、涿鹿前进，以稳定右翼。第一军在张家口集中后，立即展开，让李培基师沿宣化铁道线以北和长城线之间地区梯次行动于赵川堡、常峪口，以联系左翼的王靖国师，意图从北面围击奉军于怀来。奉军汤玉麟从热河率步骑兵万余，刚到赤城、龙关，适被第一军三师阻截，两军相持，伤亡不多，却形成僵持局面。北路奉军从侧面反击晋军不能达到目的，转而以攻为守。
奉军这些部队统归张作相指挥，数量虽然多于晋军，可其斗志远不如后者，双方相持多日，都不见进展。前面说到潜进的李服膺第十四师到达斋堂，占领了永定河西岸的抓鸡山，直接威胁京西门头沟，而傅作义第四师更是直逼涿州城。
支援李、傅突进的陈长捷独立第十五师赶上了李服膺师，同时加入了左路军序列，即将渡过青白口，直扑南口、昌平。由于秋雨连绵，山洪四涨，永定河水流湍急，不能急渡，因而部队耽误了时机。这两股部队，却是张作霖没有想到的。张作霖焦急万分，急调北京的于芷山、王琦等直鲁宪兵增援南京。晋军左路拟等水势稍缓，趁有利地形，向奉军发起攻击，意图击破奉军于怀来与居庸关之间。
这个局面，倒把阎锡山乐坏了，当看到商震的左路军占领张家口，直下宣化，其进度甚是惊人，便以为形势大好，直隶似乎唾手可得，大脑冲动起来，电傅作义部说：“限四日内进出京汉线，在涿州、良乡一带截断京汉铁路交通，迟则以军法从事。”
傅作义收悉阎锡山命令后，当即召开了旅团长的军事会议，部署任务。傅的先头部队进抵涿州以西二十里的张坊镇，并得悉涿州城内守敌仅有两个营和一个重炮连。因京西紧张，北军大部移防门头沟一带。傅作义闻之大喜，他命全师于10月11日开始攻击，先派了一个营的搜索队，趁午时缴了守门部队的枪械，主力部队即分由西北门突入城内，从房上和街道向敌指挥部进袭。
情报非常可靠，涿州守城部队仅两个营，见晋军攻势凶猛，仓促迎战，从早晨激战到夜间，守城敌军全部被傅作义部用火力压制，困在城东南隅，大部分缴械，少数守敌乘黑夜夺得南门，且战且退。
涿州城外围驻防部队，见晋军攻城部队甚多，慌乱向城内打了几发重炮，也逃走了。
1日拂晓，傅作义部队全部占领了涿州，继而又攻克车站，按照阎锡山的命令，断绝了京汉线的交通。只可惜，傅作义还没来得及高兴，奉军于当夜调来大批部队，将涿州城死死围住。傅作义见况不妙，急电阎长官，请求火速增援。
阎锡山得知涿州即下，切断了京汉线的奉军交通，便命傅部固守待援。阎锡山错误地以为胜利在望，亲率右路大军，出娘子关，进石家庄，北赴定县，自恃有铁甲车护卫，来到清风店前线，而且把自己的卫队师也拉到前线，督战各部，向北大举推进。
阎锡山这回失了算，他哪里想到这正是张学良的计谋，鼓励晋军躁进，当阎部推进到预设地点，即以强烈炮火猛摧，突起反攻，转瞬之间，奉军沿唐河直驱定县，正抄到阎锡山的总部。
奉军何柱国骑兵团，又抄袭了清风店。
晋军无论从实力和火炮的力量，都逊于奉军，更没想到奉军反攻如此迅速，阎锡山哪还有还手之力，只得求助冯玉祥部，要求发兵，援助京汉线。冯玉祥想到阎锡山曾说过不让他管石家庄以北的事，便命部下说：“阎总指挥自有安排，他不让西北军管石家庄以北的事，咱们就不管好了。”阎锡山闻之，恶狠狠骂冯玉祥见死不救，但他也只能用嘴出口恶气，回天乏术，急令左路军总指挥商震、张悟荫全线撤退，他自己经阜平跑上龙泉关，又令右路军指挥徐永昌、杨爱源将大军转向正面，向阜平、平山退防，在龙泉关、黑山关、娘子关的驻地部署防守。
商震依照退兵命令，把第一军撤至张家口，第七军撤至怀安，并让郭凤山骑兵师于尉县驻营，接应李服膺师和陈长捷旅。阎锡山此时才想起固守涿州城的傅作义部，再命令其撤出已经已经来不及了。傅作义的第四师固守涿州，现已被奉军死死围住，成为囊中之物。
此时的阎锡山，可谓偷鸡不成反蚀米。
蒋介石已经下野，国民政府一片混乱，而冯玉祥退兵河南，各想自己的事。
张作霖对阎锡山恨之入骨，因为阎本来接受了安国军副总司令一职，可看到北伐军势气逼人，又掉头投了蒋介石。
阎锡山现在最担心的也是奉军乘机解决掉晋军，感到自己力量还不能与奉军抗衡，急令商震放弃绥远，丢开雁北，集结兵力，退保山西老巢。
被阎锡山丢开不顾的傅作义第四师，困过涿州，其惨烈状比起杨虎城死过西安过之而无不及。奉军围困涿州共计九十二天，先用火攻、炸药及地道各种招数，最后认为强攻为下策，认定傅作义插翅难飞，由强攻改为围堵。连日来，涿州城内无粮，每日饿死数人，适逢北京政府来人要求谈判断，傅作义提出几个条件，如奉军答应，可能接受谈判，否则宁可战死，条件为“不缴械，不投降，编为国军，不参加内战，先发三个月兵饷，对涿州城百姓进行抚恤。”张作霖见状，哈哈笑过说：“输城便是投降，不过是文官的游戏。转告傅将军，他的条件我答应。”
傅作义见状，答应输城。
涿州城交接后，傅作义由万福麟陪同，赴北京见张作霖。张见其人，想到不小小涿州城，就是这位将军在奉军强大的攻略下，竟然支撑了九十多天，最后也算没有投降。心生爱意，不忍逐之，对傅作义赞不绝口，说：“你们好样的，我的部下如能都像你，也用不着打这么久的仗了。你有什么要求，就去保定找小六子去吧，让万军长陪你去。”
傅作义也能赴保定，不想一去就被软禁在此，不过，在此期间，他却同张学良交上朋友。傅作义在此，一直等到张作霖命丧皇姑屯，才得以脱身，化装入津，就任天津警备司令。
阎锡山几乎被奉军打得落流水，惊魂未定，只得急撤山西，借著五台山有利地形，寻机再图。他的近邻冯玉祥和日子也不好过，陇海线上，冯玉祥与直鲁联军进行拉锯战，各有胜负，自出潼关以来，西北军小有胜绩，先后收编了刘镇华等残部，号称三十万大军，可是些杂牌军只求保存实力，暗藏鬼胎，不肯为冯出力，有的暗中与张作霖秋波频示，有的与唐生智私下通款，随时另择高枝，所以，西北军入河南以来，战事进展缓慢，内部还出现不稳征兆。
冯玉祥眼看着阎锡山被奉军打回山西，不明白的是，阎锡山为何就敢说让他不要管石家庄以北的事？蒋介石在徐州和冯玉祥会晤时，曾亲口应让他尽快入兵直隶，怎么现在阎锡山却如此张目？冯玉祥心里猜测，又不好明说，其实，蒋介石对冯、阎心理，了如指掌，为了尽快统一，做出一种蒋介石所认为的政治平衡。
当时，蒋介石在台上，现在他下野了，宁汉刚刚合流，复杂的局面造成国民军火并的苗头。这种情况下，冯玉祥的道德底线已经触底，以大局为重，致电阎锡山，道出他有意请蒋介石出山，收拾“残局”。阎锡山撤回山西后，与奉张彻底决裂，可靠他自己的能力，打败奉系是不可能的，因而一听到冯玉祥这个倡仪，马上回应，称冯玉祥为“大公无私”之贤人。
冯、阎二人心照不宣，即解铃还须系铃人。
然而桂系代表李宗仁、白崇禧可不这么看。
龙潭会战后，北伐军本可以直逼山东，阻截直鲁联军，可李宗仁与武汉虚于委蛇，实际也是想把自己立为正统，而且他最为担心的是武汉的唐生智。
李宗仁现在把谭延闿、孙科拉了过来，于是由孙科出面，为汪精卫设下一个圈套，即由孙提出在南京设立一个中央特别委员会。这实际是一个偷梁换柱的办法，其用意是把国民党大权转到桂系手中。为了让汪精卫和唐生智都没有反对的余地，在南京的国民党要人还出示了一个由宁、汉及西山派主要人物都在内的名单。
特委会很仓促地召开会议，会议通过了一个三十二人的名单，推谭延闿为国民政府主席，拟定了宁、汉合作宣言，并吁请蒋介石、胡汉民、汪精卫到南京就职。
奇怪的是，特委会三个巨头蒋介石、胡汉民和汪精卫都没到会。
事情发生后，汪精卫才感到自己失了策，明白让人玩弄了，把他领袖的合法地位糊糊涂涂给剥夺了。
所谓的特委会，实是桂系和西山派的果实。
汪精卫不甘心，急急返回汉口，找到武汉方面实力派人物唐生智，对其说：“孟潇，这下咱们让李德邻给耍了。这样也好，既然不能公开闹翻，根据武汉中央迁南京的决定，武汉改设政治分会。”
唐生智说：“我早就看出桂系的野心，当初是让蒋介石给压着，无法施展。我可不能让他们这样轻易得手。”
汪精卫说：“李宗仁会不会动兵呢？”
唐生智说：“可能，不过若论实力，我们也可以对付他们的。”
汪精卫说：“只可惜让第四军去了广州。”
至此，汪精卫回到武汉后，成立了政治分会，推唐生智、顾孟余、陈公博为常任委员，管辖两湖和江西。
南京方面一听武汉此举，立刻要求武汉取消政治分会。
汪精卫不加理会，上庐山休养。
唐生智更是拥兵自割，积极备战，命刘兴的三十六军进当涂，还与李宗仁的前哨部队发生枪战。
一时间，宁汉战云又见端倪。
已上庐山的汪精卫，想前想后，知道武汉不是久留之地，若唐生智打得赢，他还好下台阶；若是打输了，他将无立足之地，再想那武汉本是四战之也，无险可守。正巧张发奎第四军，在广东已经站住了脚，来人请他赴粤。汪精卫连想也不要想，偕爱妻陈璧君去了广东，开始他的另一番打算……
唐生智此举，算是打乱李宗仁等桂系的扩张算盘，为此急于要拔掉唐这个钉子，也好打通两湖与武汉的道路。李宗仁、白崇禧深知谭延闿对唐生智素无好感，便极力纵恿这位新的国民政府主席讨伐唐生智。
原来，谭延闿任第二军军长时，将军务全部交给副军长鲁涤平，而自己专一从事政治活动。第二军后来进入两湖驻防，唐生智急于在两湖称王，对鲁涤平也极力排斥，因而谭、鲁对唐也算是宿怨已久。
谭延闿得悉李宗仁有意讨唐，正中下怀，对李说：“唐生智野心极大，不加以束缚，将来后患无穷。保险起见，我还可以说服程潜反唐，如是那样，事情就好办多了。”
李宗仁说：“程潜对蒋介石甚为痛恨，若策动他讨唐，怕要出题目的。”
不出李宗仁所料，程潜抱定反唐必反蒋的态度，否则不参加这次行动。
最后，由李宗仁、白崇禧两次出面，说服程潜。
李宗仁开门见山，抓住程潜的要害之处，直言说：“颂云，你最大的愿望就是回到湖南，我可以向你保证，倒唐之后，大举北伐。可湖南之事，就交给你了，而且对蒋介石的态度，南京政府也很明确，你就放心好了。”
李宗仁为何提出让程潜回到湖南呢？原来，春天程潜回到武汉后，意图组建第六军时，唐生智多方阻挠，希望其组建失败。第六军建成后，唐生智又借故将六军从湖南移驻江西。讨蒋时，唐生智利用程潜与蒋介石的矛盾，让其离开两湖，虽然命程为江右军总指挥，可程潜对此事一直怀恨在心。程潜新建第六军全部是湖南人，他也迫切希望率部返回武汉，再图湖南，以固根基。
李宗仁对程潜以湘省主政许诺，也算是对症下药。
谭延闿得知程潜讨唐决心后，为进一步拉拢，在他的石板桥寓所设宴请客。
席间，宾主为国家利益唱过一番高调，便由谭延闿切入正题，他说：“颂云，倒唐之时，就在眼前，同时也为你主政湖南，咱们先干上一杯。”
程潜本不胜酒力，可还是高兴地干了这杯酒，可人醉心不醉，对在座说：“我与蒋介石私仇不提，从国家利益上来说，他必是一个祸国殃民的新军阀，比起我们要讨伐的唐生智，有过之而无不及。唐孟潇，不过是个小心眼的家伙，而蒋介石可是一代枭雄，你们真要是抬举他，最后都要毁在他手里。”
李宗仁说：“怎么，颂云公，你本是前辈之人，对我还不放心？倒唐后，我若拥蒋，天地不容。”
一旁的白崇禧，笑而不语，只是赞许地频频点头。
桂系这一番表演，深深打动了程潜。
李宗仁确实非等闲之辈，他又说服程潜通过关系，打通了何键、江西的朱培德、及第八军一师师长张国威，相约暗中起事，作为内应。
南京政府军委会通过决议讨唐，任命程潜为四路军总指挥，统率江左军，沿南岸进兵；李宗仁任第三路军总指挥，由江北入安徽西进；朱培德秘密在江西策应，寻时夹击唐军；何应钦率第一路军、白崇禧第二路军在津浦线上对奉鲁军进行监视，掩护西征。
南京政府讨唐的命令，得到冯玉祥和两广的支持。
唐生智嫡系部队，大都信佛，战斗力不强。这个集团军多是杂牌部队并凑起来的，当程潜第六军与刘兴的部队在驻湾址开火后，朱培德已经公开投靠南京。李宗仁第七军也进入皖北，唐生智面临被夹击的危险。他急命部队后撤，退守武汉。
此时谁也不曾料到，唐生智在暗中得到了蒋介石的关照。
蒋介石一刻也没离开过中国政坛，他眼看桂系力量不断扩大，似有如鲠在喉的感觉，派蒋百里和黄郛两人前去游说，让唐生智能打就打，打不了就按兵不动，保存实力，至于经济上，蒋介石可以设法支持。
这样一来，唐生智也仿佛打了一针强心剂，可当他得知手下部队不稳，尤其当他发现身边的师长张国威暗通程潜后，心里就没多大底了。
唐生智退守武汉后，鲁涤平也宣布投靠南京。
唐生智见状，心生一计，他急急召集部下，在武汉私宅召开了军事会议。
此时的武汉，已是四面楚歌，桂系入主似是时间早晚的事。
与会者看到的唐生智，脸上毫无悲伤之意，只听他说：“各位，为了保存我军的实力，再说兄实不忍相互残杀，决计通电下野。这样一来，南京方面也就没有靶子了，只望各位兄弟好自为之，把手里的部队带好，以图东山再起。”各位将领，面露难色，但就目前的情况，似乎也无他途。唐生智见大家情绪不高，装出笑意说：“大家别说什么了，这也是我最好的选择。我决心已下，以后大家可见机行事。”
说到此，会议就算是散了。最后，唐生智叫住张国威，请他到后屋一叙。张国威自知事泄，正要拔枪，可为时已晚，唐生智的胞弟唐生明用绳子将其死死勒住，不容言声，一命呜呼。
唐生智处理完身边事宜，通电宣布下野。
此也是效仿蒋介石以退为进之举，他从蒋介石对他的态度上断定，蒋复出是时间的问题，而蒋桂之间，必有一场大战，他前进一步，可能送死；后退一步，很可能坐收其利。
唐生智下野遂去了日本。
南京方面利用军事压力和政治收买，将唐旧部何键、刘兴、李品仙部改编，撤武汉政治分会，设湘鄂临时政务委员会，以程潜为主席。
程潜对桂系的信用还没来得及感动，李宗仁早把两湖的军政实权抢到手。程潜看出眉目，为争地盘要与桂系决一雌雄时，李宗仁先下手为强，以程跋扈不法为由，将其扣留。不久，国民党中央批准了李宗仁的请求，停止了程潜中央执行委员的职权。可怜程颂云，本意是重回两湖，再整河山。哪里能想到让李宗仁一关就是三年，只到九.一八事变，才算是重见天日。
桂系把持南京、武汉后，两广又出事了。
原来汪精卫来到广东，另有其目的。
蒋介石看到桂系力量越来越大时，心里甚是不安，他让宋子文来到广东，与汪精卫密谋驱逐李济深及黄绍竑等桂系势力，并有意让汪精卫夺得广东大权，再建中央。蒋介石从日本归来，躲在暗处，于宁、沪间煽动反对特委会，一时间主持党务的西山派许崇智、张继、居正等人成了攻击目标。汪精卫得到蒋介石的鼓励，遂与张发奎计谋，要黄琪翔来一次军事行动，把李济深、黄绍竑驱出广州。
黄琪翔不得要领，汪精卫说：“由我提议，去上海开四中全会预备会，我将李济深带走，再想办法让黄绍竑留在广州。你可见机行事。为了挽救党不至于毁在桂系手里，也只能出此下策。”
汪精卫适时同在香港的张发奎也取得了联系。
11月16日，汪精卫与李济深一同乘船北上，又假李济深的名义给黄绍竑打电话，将其从郊外骗回广州。是日深夜，黄琪翔会同第五军军长李福林、新编二师师长薛岳，率部队包围了黄绍竑的住宅，勒令驻广州桂系部队缴械。可在黄宅扑了个空。
原来黄绍竑回到广州，吃过晚饭，突见广州财政厅厅长冯祝万来了，悄声对他说：“你还挺美，要出大事了。张发奎要起事，拿桂系的人开刀。”
黄绍竑有些吃惊，不敢深信。可对方言之凿凿，不容置疑，想来想去，还是先躲为上策。就这样，黄绍竑算是躲过了一场囚禁之灾。
张发奎于次日从香港返回广州，代理广州军委会主席，任命顾孟余为广州政治分会主席，陈公博代理省主席。汪派算是掌握了广东的军政大权。一时间，广州城内街头贴满了“打倒黄绍竑！”，“欢送李济深”，“反对特委会”，“拥护汪精卫”等标语口号。
广州兵变，李济深到了上海才知道，对汪精卫说：“张发奎实在是伪君子，如此这样做，简直是欺人太甚。”
李济深说着，两眼木木瞅着汪精卫，一句话不说。
汪精卫说：“任潮，你这是什么意思？”
李济深往地上吐口痰，说：“我什么意思都没有。”
汪精卫由惊转怒说：“我们一同离开广州，出了事，你怎么能这样。”
汪精卫不愧是个出色的演员，他声色不动地分析广州事变的原由，他说：“据我猜想，张、黄之举，是因为特委会要黄绍竑出兵讨伐唐生智，两位将军反对这样，才如此的。”
广州兵变，汪精卫心中暗喜，正待图谋下步计划，共产党人苏兆征、叶挺、叶剑英、张太雷等人，见张发奎、黄琪翔将兵力调往广西，乘机在城内暴动。
这即是中共史上有名的“广州暴动”。
这一来，可是打破了张发奎、汪精卫的计划，他们哪里能想到共产党在后院适时放了把火。张发奎急调兵回城，对共产党进行了疯狂的报复，逢人便杀，将苏俄驻广州办事处捣毁。参加暴动的共产党员，自知不敌，有计划撤出城处。
共产党这把火，算是把汪精卫彻底打垮了。
反汪势力声称，这是汪精卫和张发奎与共产党上演的一出双簧，而且煞有介事出示许多所谓“通共”的罪证。此时的汪精卫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无法开脱自己。
有人哭就有人笑，那就是暗中的蒋介石，他看到如此混乱的局面，心想此时此刻该需要一个铁腕人物出来收场了。铁腕人物何许人也？当然非他蒋介石莫属。
蒋介石见汪精卫没有还手之力，躲进医院，还公布了广州起义前后与张发奎、陈公博、黄琪翔、朱晖日等人的来往书电，以示清白。蒋介石见此，做出一副袒护的样子，先是致电张发奎、李济深协力**，又前往汪精卫那里，向他透露了一个惊人的“阴谋”。
汪精卫不听则已，一听脸色煞白。
说来蒋介石道的也是实情，那就是白崇禧欲收买黄金荣，要取汪的人头。
李、白等桂系，对汪精卫恨之入骨，称为小诸葛的白崇禧意欲借青帮之手，除掉汪精卫，只因为黄金荣认为事关重大，不敢应允，一是汪精卫影响太大，二是不知蒋介石持何种态度，三又不想得罪桂系，推说这事最好由租界方面共同完成，舆论关也好过。白崇禧一听也在理，去找法国租界商量。可租界方面权衡一番，不予合作，此事只好做罢。
蒋介石从黄金荣那里晓得桂系的打算，说与汪精卫，最后说：“我看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他们说你是共产党，可我不信，说起来，这顶红帽子，也有人给我戴过，兆铭兄，你相信吗？”
汪精卫麻木地摇摇头，其实心里也明白，当时他就给蒋介石戴过。这回真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啊。此时的汪精卫，心力交瘁，一面是白崇禧的武力相逼，一面是蒋介石的好言相劝，想来自己在上海是无立足之地了，遂于1月16日秘密离沪，到香港后，偕黄琪翔赴欧。
广州方面，南京政府授李济深全权攻粤，由陈铭枢为总指挥。
蒋介石资助李济深三十万元，用来攻打第四军。李济深回师广州后，率部征讨。黄琪翔走后，第四军由缪培南率领，可他势单力孤，败退江西，就在李穷追不舍，要将其消灭之时，蒋介石以北伐大业为名，将第四军保护起来，从而第四军成为蒋介石的嫡系。
蒋介石纵横捭阖，声色不露，左突右进，平息事端，吓跑政敌，现在就剩下胡汉民了，认为复职时机已到，便在冯玉祥、阎锡山、贺耀组及各军团将领联名通电促请下，慨然登场。（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