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向张发奎所出示的文件是共产国际给鲍罗廷、罗易一封密电。共产国际为了挽救中国革命，就国共问题电示中共，要求发动农民没收地主土地，改组国民党领导机关，充实工农领袖，动员二万名党员、五万名工农，组成新军，组织以国民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反动军官，指示说：“不这样做，就不能保持不失败。”
显然，这封密电击中武汉政府的要害。这样的密电又是怎么落到汪精卫手里呢？
六月初，鲍罗廷和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印度人)首先收到电文，即史称莫斯科《五月最新指示》。当时，鲍罗廷和陈独秀认为共产国际这个指示不过是个“天方夜谭”，就目前的中国形势，几乎是不可能的。罗易是个热情的革命者，他得到共产国际的指示后，如获至宝，十分激动，认为这下中国共产党可以搞自己的武装了，又得知鲍罗廷及中共领导人对此很消极，心里十分不满，想来想去，就把这个文件的副本拿给汪精卫看了。在罗易眼里，汪精卫一直是一个革命者，他曾与莫斯科有过协定，表示在什么条件下，都要坚定地与共产党合作。可罗易哪里能想到汪精卫毕竟是一名政客，看到莫斯科的指示后，大惧，急忙召集国民党中央领导开会，认定“共产党要暴动”。
事后，汪精卫马上找到鲍罗廷，对其大发雷霆。此文件也成为他分共的口实，亦使其成为他到处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国民党起来**的资本。
此事发生在六月初，只因唐生智的部队还在河南前线，尚不能马上调回来，汪精卫故未过于声张。
7月15日，汪精卫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扩大会，会上他的“和平分共”遭到宋庆龄、何香凝、陈友仁的坚决反对，但此案仍以多数通过。其中《统一本党政策案》规定：“一、凡列名本党之共产党员，在本党各级、各党部、各级政府及国民革命军中有职务者，应即日起声明脱离共产党，否则一律停止职务；二、在国民革命时期内，共产党员不得有碍于国民革命之活动，并不许以本党名义，作共产党之工作；三、本党党员未经本党中央许可，不得加入他党，违反者以叛党论。”
汪精卫的行径，使孙夫人宋庆龄感到事态的严重性，她不顾个人得失，见汪氏“分共”已成定局，革命面临失败，当即写出《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开宗明义宣布：
“本党若干执行委员对孙中山的原则和政策所作的解释，在我看来，是违背孙中山的意思和理想的。因此，对于本党新政策的执行，我将不再参加。”
然而，山雨欲来风满楼，报纸上的文章是不能阻止汪精卫的，他很快就从“和平分共”演变到“武力清党”，杀害了武汉市党部共产党员多人。
了紧接着，湖北省党部改组，大批共产党和革命群众被捕入狱。
大批苏联顾问也被驱逐回国。
鲍罗廷、罗易、加伦回国后，鲍因斯大林拒绝见他，一时无事可做，后因国内局势变化，被流放西伯利亚，并惨死在那里；罗易被共产国际遣送回印度；加伦将军可谓对中国北伐革命有卓越贡献者，归国后，一度任苏俄远东军司令，后因军事问题，被斯大林杀害。蒋介石对加伦素有好感，本意欲乘孙科访苏之际，向斯大林面陈，要加伦做他的私人军事顾问，然事情已晚，此时加伦已死多日。
汪精卫“分共”成功后，反过身来就把矛头对准了蒋介石。他首先命武汉部队东征讨蒋，何健很快占领了安庆，同时张发奎的部队达九江。汪精卫讨蒋不过是做戏给蒋介石看，他真正的目的是想回广州，重开新局面，以中华民国“正统”政府自居。
张发奎时任第二方面军总指挥，所辖贺龙独立十五师改编的二十军，另有第四军和第十一军，其人马一到九江，便按兵不动。
此时贺龙、叶挺、蔡廷锴等部也驻九江。
经过蒋介石的清党，汪精卫的分共，年轻的中共用鲜血换回一个真理，那就是要有自己的武装。临时中央决定在湘、鄂、赣、粤四省举行秋收暴动，委派周恩来为前敌委员会书记，前往九江策动张发奎部第二方面军起义。
在九江，谭平山、李立三、恽代英、邓中夏等，开了一个起义碰头会。
叶挺、聂荣臻参加了这个会议。
在会上，谭平山说：“张发奎是汪精卫的死党，不可能争取，然而贺龙却不一样，他对共产党很倾心，加之他的部队多是受苦人，本人也是白手起家，而且胆大心细，为人豪爽。我倒可以试探他，若不成，贺龙的为人，也不会把我怎么样。”
谭平山的一席话，说动了与会者。
李立三更是急不可待说：“不能再拖了，只要有一线希望，也比任人宰割要好受些。若贺龙部能响应起义，我们就可以在南昌暴动，应该想办法，让他们尽快在军事上，向南昌集结。”
此时，共产党的活动虽然在非常机密的情况下，汪氏集团也有察觉。谭平山知道贺龙早就与共产党有接触，他通过贺龙最早的政治部主任周逸群了解了一些情况后，大胆向贺龙提出暴动的想法。贺龙的态度虽在情理之中，可还是让谭平山暗中吃惊。
贺龙满口答应，并表示说：“我不是为了升官发财，我是想找一条出路，看来我是找到了。”谭平山大喜，遂告中央。
张发奎对贺龙也有好感，知道他是一名骁将，便与黄琪翔对他百般拉拢。
7月日，贺龙与朱培德吃饭时，朱告诉贺，说是张发奎和汪精卫要他和叶挺明天上庐山开会。贺龙有所警觉，可吃不准汪精卫和张发奎要拿他怎么样。原来，汪、张已经得知贺龙和叶挺私下与共产党接触，请他上山开会是假，软禁起来是真。
这件事，让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得知，秘密下山，在九江甘棠湖一小舟中，将汪、张意图转告贺龙和叶挺。
叶剑英，广东梅县人，少时赴南洋，归国后入云南讲武堂学习，毕业后追随孙中山投身民主革命，后任黄埔军校教授部副主任。北伐开始后，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总预备队指挥部参谋、新编第二师师长等职。叶剑英生性刚直，又与叶挺是好友，大革命以来，共产党的一些主张引起了他很多共鸣，故而冒生命危险相告。
贺龙、叶挺听到这消息，并不感到太吃惊，却也不敢怠慢，请示过中共后，急将部队连夜开到南昌。此时，中共方面的谭平山、恽代英、李立三、周恩来、彭湃、刘伯承、朱德也来到南昌。汪精卫得知贺龙等把部队开到南昌，虽没想到暴动，也预感到事情有些不妙，与张发奎、孙科等人密谈后，特命贺龙、叶挺速将部队带回九江，并命令在部队中全面“清党”。
然而，南昌暴动一切准备就绪，势在必行，中共中央代表张国焘连发两密电，云其暴动不能在他到来之前举行。原来张国焘手里有共产国际的指示，说是若不能争取到张发奎，暴动不能举行。
周恩来一听，勃然大怒，对其说：“我与贺龙军长已有密约在先，我们定于8月1日暴动，不可能更改。再说贺龙已经得到手下各师长的同意，如果事情出在我们党内，怎么交代呢？”
张国焘说：“这是共产国际的指示，我们流的血太多了，不能再轻易流血了。”
贺龙的态度更为坚决，他说：“如果让张发奎参加，我就不参加，我不是想拆共产党的台。张发奎是个什么人，你们应该知道，我不能眼看着失败，还要硬往里冲。你们决定吧。”
至此，张国焘见南昌的形势严峻，只好以保留意见的态度，放弃己见。
8月1日凌晨二时左右，以贺龙为首的部队，在周恩来的指挥下，在南昌打响了反独裁、反封建的第一枪。经过一夜的激战，南昌城被起义部队所控制。
值得一提的是后来成为红军总司令的朱德，时为教导团团长，这位曾随蔡锷护法，投身孙中山革命的军人，关键时刻，识破南昌守军的阴谋，及时将情报传到暴动指挥部周恩来那里，使得暴动的部队及时调整了起义时间。
8月1日清晨，南昌的《民国日报》，刊登了国民党第二届中央委员会中十五名共产党员和七名国民党左派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发表的《中央委员宣言》，其由谭平山、邓演达、宋庆龄、毛泽东、林伯渠、董必武等二十二人署名发表，提出七项纲领性主张，要求召开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第二天，起义军召开了庆祝大会，部队仍以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番号，贺龙代理总指挥，叶挺代理前敌总指挥，刘伯承任参谋长，辖三个军，第二十军贺龙兼任军长，党代表廖乾五；第十军军长由叶挺兼，党代表聂荣臻；第九军军长由朱德担任，党代表朱克清。这三个军计三万余人。
汪精卫听闻南昌起义，甚是不安，遂调集大军，欲围攻南昌。
南昌乃四边可攻之地，无任何屏障，易攻难守，暴动部队不能久留。
时下两湖农**动如火如荼，可是中共为了能得到苏俄的援助，南下潮州，想到那是一个海口。暴动部队撤离南昌后，仅几天时间，人马丢失无数。蔡廷锴更为胆怯，率一个师公然逃离，宣布不与共产党继续合作，当部队行至江西进贤时，径自进入福建，重建第十一军，请回陈铭枢任军长，蒋光鼐任副军长。
时张发奎已得武汉政府令，急急挺进，欲穷追起义军。
参谋长叶剑英见状，进言张发奎说：“若死追，两方交上火，双方多有死伤，若我们放贺龙、叶挺一把，让他们打广州，反而对我们有利。”
张发奎说：“我看贺龙和叶挺是公然叛变，从公从私，均无可谅解。”
叶剑英说：“向华公，依我之见，还是不追为好，我们开往广东，实现总理遗训，重新北伐，目前正是时机。再说我们去广东，李济深必然不愿意，若放贺龙、叶挺去打，他们还很有可能让我们去相助，我们以援师的名义直驱广州，实在比追着贺、叶的屁股打更有意义。别说追不上，就是追上了，我们徒耗兵力，将来还谈何北伐。”
张发奎一听，觉得有理，原本召集黄琪翔部沿赣江东岸南下，这回他只命黄琪翔追了一程，便改主意，只是让其代理他指挥，率师向广东南雄挺进。
正是叶剑英这一“妙计”，使得贺龙免了尾追之苦，没让部队全军覆没。
蒋介石看到汪精卫口口声声东征讨蒋，却也开始部署讨汪，哪里还有心思对付军阀。
孙传芳和张宗昌看到蒋、汪翻脸，趁机率部沿津浦线疯狂反攻，陷滕县后，又占临城。
李宗仁率第七军、第十一军进入临城后，直鲁联军许琨退往兖州，所部精锐马玉仁师全部被擒。李部数日进邹县，大军压入山东，就目前战局来看克复山东近在眼前。可正当李宗仁部推进之时，武汉政府从河南抽回唐生智，做东征讨蒋气势，蒋介石急令李宗仁部于临城中止北进，立刻返南京商议进攻武汉。
与此同时，蒋介石把津浦线的兵力调入京沪线。
蒋介石在南京一见到李宗仁就哭丧着脸说：“德邻，现在的情况你也看出来了，汪兆铭是要消灭南京政府，武汉方面陈兵九江，并向长江下游移动，若不加以防范，情况会更加恶劣，我们就有受到夹击的危险。”
李宗仁说：“武汉方面倾巢而来，我们必须阻之，将部队调回安庆、芜湖之间迎头堵截。可是我们一旦如此，北方之敌必来犯我，现在第七军深入鲁南，抗击北方之敌的精锐部队，照你的想法，也只能把第七军从北伐前线拉回来了。不过，我军回师后，敌人不会坐失战机。我的意思，不如把徐州放弃，将主力部队拉回，固守淮河天险，等把武汉问题解决，再挥师北伐，也不能算晚。”
蒋介石听后，连连摇头说：“部队抽回一些，但徐州不能放弃，此乃战略要地，如果让直鲁联军钻了这个空子，后果不好收拾，我们只要有徐州，可与中原拉开一条战线，冯玉祥也可支援我们。”
李宗仁说：“徐州是四攻之地，无险可守，我们死守徐州几乎是不可能的。”
蒋介石虽然同意李宗仁退过淮河的战略，但不同意放弃徐州。李宗仁也没办法，只得回去按蒋介石的命令部署，调第七军到芜湖布防。津浦线前线军事则交给第三路前敌指挥王天培，命其回守徐州城。
七月间，果然如李宗仁所料到的，张宗昌与孙传芳大举反攻，占临城后，兵逼徐州城。王天培在徐州固守，命其弟第二十八师师长王天锡坚守城南，但寡不敌众。王见援军无望，与直鲁联军激敌两天两夜，弹尽粮绝，实难再守，不得已放弃徐州，扼守夹沟要隘。
南京的蒋介石听到徐州失守，甚为恼怒，亲率陈诚的教导师及夏斗寅部来到前线。蒋介石让陈诚换下王天培，去攻打皖境边上的萧县。此镇距徐州百余里。可这张王牌打出不到四个小时，就被张宗昌部打得落荒而逃。陈诚部虽是蒋的嫡系部队，但这回算是丢盔抛甲，溃不成军，给老蒋丢尽脸面。
蒋介石对王天培丢失徐州耿耿于怀，自己又没能把徐州夺回来，心里甚是不快，意欲寻找一个发泄的机会。
王天培还不知蒋介石已对他暗藏杀机，还主动请缨，要率部夺回夹沟。
蒋介石甩开王天培，反而问其弟王天锡，问此仗有没有把握。王天锡想为哥哥找回面子，信誓旦旦，保证夺回夹沟，另道弟兄们的士气需要鼓励一下，要蒋介石拿出一些钱和子弹。蒋介石连夜让人急送来两万块钱和五十万发子弹。
王天锡将款和子弹发了下去，次日清晨，率二十八师向夹沟挺进，旋即攻克了夹沟。夹沟克复后，蒋介石却任命陈诚和夏斗寅驻守，并命令王天培攻打萧县，第十军打下萧县后，趁势挺进徐州近郊。
张宗昌部凭借卧牛山、云龙山顽抗，战斗十分激烈。王天培亲自到卧牛山上督战，双方相持两天。
张宗昌部又沿津浦路进攻夹沟，陈诚、夏斗寅节节败退，夹沟再度失守。
这时，总司令部传来消息，命王天培去南京开会。
王天培临行前，将总指挥权交给了弟弟王天锡。王天培去南京后，王天锡率部由萧县转入凤阳关。
张宗昌以两个军的兵力分三路向前挺进，国民革命军独立一师马祥斌部在蒙城、涡阳战败，全军覆没。敌右翼部队由含山取巢县，左翼已至凤阳关，中路约两个师的兵力。王天锡自知不敌，率军退守合肥。张宗昌进皖的两个师，自以为可以来个瓮中捉鳖，不想他集结部队到合肥后，王天锡等部凭藉城垣，与攻城部队展开防御战，炮火声声，昼夜不息。原来合肥城垣坚固，城外有宽至三百公尺的壕沟，水深丈余，攻城联军拆毁城外百姓民房扎成木筏，强渡十余次；终未能得逞。
王天培到南京后，哪里是开什么会，一到那里就让蒋介石给抓起来。
王天培不得要领，要面见蒋介石陈述。
蒋不见，遂命将其押至杭州。
王天培自知蒋要下毒手，后悔不迭。想当初武汉来人，要他倒蒋，可他以大局为重，以为北伐还没有结果，如此倒戈，实在不义，那里想到蒋介石自己犯的错误，却要拉上一个替罪羊。
王天培押杭州后，遂致信夫人吴德华，信说：“德华如晤：吾为党国革命，急欲北伐成功，尽国民一份子职责。不料青天白日之下尚有秦桧之人。牺牲我五千子弟！今日我得随之见岳王，此吾平生以岳王自勉，亦以勉部属，感应所致欤？生寄也，死归也，死后总有公理在焉，又足以**。汝须宽怀，保汝怀身为重，并以慰老幼，是所至嘱。”王天培留下这封信后，即在杭州城外洪宸桥遭杀害，时年三十九岁。王天培遇害消息，被几家报纸发表出来，并加以评论，谓之蒋介石、何应钦等不加审讯，只是宣布“王天培克扣军饷，临阵退缩”实为“莫须有”，怎能服天下？
王天培赴难时，给其弟王天锡手书一封，其云：“我今了此一生，部队要好好掌握，尤其我们贵州青年，都是革命结晶，你要好好待他们。我的仇一定要报，蒋介石、何应钦、谷正伦你都可以反，但决不能反三民主义。”
这封信落在王天培的副官之手，此时，王天锡正率二十八师驻守合肥。这位副官出于好心，生怕累及王天锡，将其悄悄销毁。
说起来，蒋介石枪杀王天培，也没什么理由，只为了给其他将领一个下马威。王天培本是附义部队，蒋也对他多有疑心，加之武汉方面也派人拉过王天培，便出此下策。王天培的罪名是“克扣军饷”，可他遇害后，家中无任何财产，家属生活十困难，次子王永征在街头卖报糊口，其妻吴德华受不了这种打击，一病不起，儿子又去做童工，后多亏其旧部资助，勉强度日过活。
蒋介石枪毙王天培，虽然解了他一时之恨，但对其部下，影响深远，尽管何应钦在王天培的问题上，没起什么好作用，可他与王本是同乡，想到蒋介石如此手段毒辣，不免也有些兔死狐悲之感，再想到春天，蒋介石企图诱捕国民党元老程潜，程虽然侥幸逃往武汉，蒋介石又设下圈套把程潜第六军强行檄械改编，不由就与李宗仁、白崇禧发起牢骚。
几个人一说，都颇有同感，认为不定什么时候，王天培的命运就会落在自己身上，便串通一气，寻机对蒋介石发难。
武汉当局命程潜为东征军江右军总指挥，当其部队开到芜湖以西时，李宗仁与程潜取得联系，相约互不敌视，以北伐大举为重，并暗示向蒋“逼宫”。
时值唐生智发表讨蒋通电，电文说：“生智奉中央命令率师讨罪。谨将讨蒋讨共产主义为海内同胞陈之，自北伐以来，蒋中正于南京自立政府，擅开会议，屠杀异己，猥日**，投降帝国主义，实为后军阀，使三民主义早成得鱼之筌，民主集权，惟见独裁之制，此长江各省痛苦皆中正所造成。惟共乱之根源，共产党徒之作乱，皆蒋中正之暗示。”
说起来可笑，唐生智为何把一顶红帽子扣到蒋介石头上呢？原来，他也明白，要想把蒋介石放在对立面上，罪大恶极莫过于“通共”，而要抬高自己，最妙的办法莫过于**。于是乎，南京方面有反蒋者，也就有说辞了，都是**的，何必要分流呐。
蒋介石本意把李宗仁、白崇禧拉回南京，其目的是对付武汉，可他没想到，当南京周围驻满了桂系部队，就该有人向他摊牌了。
蒋介石开始动脑筋了，一面向冯玉祥拍电报说，就他本人来说，非常赞成与武汉合作，共同北伐，党务纠纷之事，留待四中全会解决，另外他找来白崇禧，让其部署兵力进攻武汉。
这回蒋介石算盘打错了，白崇禧说：“如果武汉方面反对共产党，那么我们再回兵打武汉有什么意义呢？”
一句话，把蒋介石问个愣，他说：“你不打他，他就会来吃掉我们的。”
白崇禧说：“我看现在不如等等。”
白崇禧公开顶撞蒋介石，还是头一次。蒋又问李宗仁说：“德邻，那你的意思呢？”
李宗仁说：“健生也有道理。”
蒋介石这才明白事态的严重，明白这是桂系的“逼宫”，便气急败坏以辞职相威胁。
此举急坏了吴稚晖、胡汉民等人，他们马上出面召开南京会议，讨论目前局势，在会上，力劝蒋介石留任。
白崇禧、何应钦在会上一言不发，李宗仁也只勉强说了几句奉承话。
蒋介石见状，来个先发制人说：“鉴于宁汉双方的局面，我要是休息一下，也许对时局有好处。”
蒋介石本以为会有有挽留，不料白崇禧率先表示同意，跟着李宗仁也点头，李烈钧亦表示说：“总司令暂时休息一下也好，很多事情比较复杂，我们最重要的问题不是宁汉方面的，而是北伐方面的。如果总司令暂退下来，也可躲开武汉的锋芒。”
至此，蒋介石眼看大局已定，自己成为众矢之的，只好宣布下野。
支持蒋介石的胡汉民、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蔡元培也宣布辞职，先后赴上海。
蒋介石本是十里洋场磨练出来的，自身有些习气，为了网罗党羽，集污秽于一身，收编的北洋旧部甚多，腐败堕落之况日甚，军纪又坏，内部裂痕也不断加大，**后取消了部队的政治部，使军队丧失战斗力，到处是怨声载道，下野也是他以退为进的惟一办法。
8月1日，蒋介石赴上海，白崇禧等同行。在上海，他发表了下野宣言，此是由他新近物色的文胆陈布雷事前拟好，字里行间，文辞恳切，真假难辨，下野宣言称：
余自受命党国，出师北伐，已兹一年。不顾四周情况，党国呈分裂之兆。人民穷困，国民之大业，荏苒不见发展。推其原因，实共产党阴谋所致。然武汉同志等不查真因，诽谤集余一人。余之存在既非党之利益，故余毫不踌躇，即刻下野。
共产党与鲍罗廷危害国民党，妨害国民革命之阴谋行动，不追枚举。故余一向即极力主张驱逐鲍罗廷及与共产党分离。此次余所主张，已在武汉实行。且此为国民党生存之必须条件，已有证明，不胜欢喜。闻武汉同志不克来京，系因余在南京之故。余既为吾党不惜生命，更何恋此区区地位。惟值此下野之际，为完成北伐与建国二使命起见，谨提下列三条要求，作为最后之希望：
一、武汉同志速来京，共筹党国大计；
二、分驻湖南、湖北、江西各地之武装同志与津浦沿线军队互为呼应，继续北伐；
三、在两湖江西地方，彻底实行肃清共产党。
上列事项被实现时，共产党之捣乱，军阀之跋扈，帝国主义之横行，均将绝迹，全国统一将易于实现。
蒋介石此举，引得国民党内部更为复杂。
胡汉民等人本与蒋氏共沉浮，群起聒噪，为蒋喊冤，要求蒋介石尽快复职。
冯玉祥因蒋介石下野，抱怨宁汉双方，而李、白之桂系，根本调动不了全局，一时间，南京政府陷于瘫痪。冯玉祥为完成北伐大业，主动提议，要宁汉双方召开二届四中全会，但遭到亲蒋派的胡汉民、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蔡元培五人联名反对，认为宁汉根本无法合流。此时南京方面李烈钧，也感到事态严重，态度骤变，要求蒋介石尽快复职。
蒋介石以退为进的赌注算是赢了。可他故作姿态，复电南京方面说：“中正自愧谫陋，无补时艰，清夜扪心，益滋惶惑，伏恳请辞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权，并请重治中正之罪。”
这一来，南京政府为稳定局势，召开会议，确定了临时领导体制，会议期间，反蒋同盟变成了拥蒋同盟。
李烈钧说：“要想让局势稳定，只能请蒋介石、胡汉民复职，没有别的办法。”
李宗仁说：“我们也许错估了形势，现在白健生在上海任卫戍司令，上海的局势基本稳定了，武汉的态度也比较明朗，不会作难于宁方，为北伐尽快结束，政局维持现状，军事上仍由蒋介石为指挥。”
南京方面达成三项协议，第一决定从十六日起，每周开中央执监党部各机关委员联席会，以决定大计，政务事统归国民政府办理，蒋介石的总司令职务由军事委员会代行；第二要求汪精卫下野；第三派代表分别赴奉化、上海请蒋、胡回南京主持工作。
宁汉闹成一团时，奉系张作霖认为，蒋介石下野后，南方无人能负起领导地位，时局将会有很大变化，便与杨宇霆主张应乘机调整北方，联合下野的蒋介石，采取稳扎稳打的战略。张作霖这番苦心没有得到孙传芳的认可。孙认为这是个大好时机，若不乘此争夺地盘，恐怕以后就没有机会了。孙传芳不征得张作霖同意，遂陈兵江北，准备渡江南作战。直鲁联军两路南犯，分别占宝应、滁州，后又连克和县、含山、六合、扬州、泰兴，8月17日，其先头部队直抵浦口。
另外，直鲁军段承泽三个师从望江亭、划子口、大渡河口渡长江，虎视南京附近的栖霞山、龙潭车站。
沪宁交通面临断绝。
孙传芳对南京的大举用兵，使得宁方为了摆脱困境，急于同武汉求和。
为了表示同武汉求和诚意，宁方放弃了汪精卫下野的主张，并派胡宗铎前去武汉，请汪精卫、谭延闿来南京办公。武汉也做出反应，唐生智停止东进，汪精卫、谭延闿、唐生智、孙科、程潜、顾孟余在庐山开会，电请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胡宗铎前去。南京明知这样一来，武汉此举，正是以正统地位自居，可为了与汉方合流，也只得委屈前往。
宁方以李宗仁为代表赴九江。
冯玉祥也派代表刘骥参加会议。
会上决定，武汉政府于9月日迁往南京，与宁方合并，武汉设政治分会。谭延闿、孙科先期赴宁，部署工作；武汉东征军，以程潜的第六军开往南京以西，协助第七军作战，第十二军陈嘉佑师由江西进入安徽；刘兴的三十六军，何键的三十五军向安徽北部出击，协助宁方肃清津浦线南部之敌。
宁汉算是达成和解，李宗仁乘兵舰前往南京，部署部队，谭延闿、孙科也随同前往。
张宗昌看到孙传芳的战果不断扩大，便急急跑回北京，面陈张作霖，要他不要维持现状，并以孙传芳在南方的胜利加以诱惑。张作霖暂时未动兵，是静观时局，此时看到一块块肥肉落入孙传芳口中，再也按捺不住，召开了军事会议，决定在北、中、南三方面同时行动，在河北，威逼阎锡山；在河南，进攻冯玉祥，其津浦路沿线，全权交给孙传芳，并命孙部奋勇急进。同时，张作霖令渤海舰队南下，助攻吴淞口。
孙传芳得令后，率部分部队由浦口、扬州、江阴三处渡江成功。
此刻，孙传芳大军逼迫南京，情况万分危急。（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