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年以来，北伐革命军内部多有纷争，可大举北进，还是部队的宗旨。
川黔军阀袁祖铭归顺国民政府后，不思谋进，入湘以来，以湘西为大本营，大肆扩张。唐生智见状，一为自身安全，二为北伐军后方巩固，设计诱杀了袁祖铭，其部多为唐收编，只有王天培随大军北上，出鄂西参加了北伐。唐生智所为，惹得上下不满，可川黔局势也始平息。至于滇系地方军阀唐继尧，197后，手下部将龙云政变，推倒其统治，成立了云南省政务委员会。此后，龙云以他多变的手腕在国民政府的名义下，统治云南达十八年之久。
龙云，字志舟，云南昭通人，彝族。龙云彝族名纳吉岬岬，出身于统治阶层的黑彝家庭，幼读私塾，少儿丧父，后拜师习武，成为当地黑彝有名武士，尤以械斗著称乡里。
川、黔、滇局势如此，北伐军本无后顾之忧，倒是宁汉对峙，使一些投机军长坐山观虎斗。阎锡山更是其中的佼佼者。
山西土皇帝阎锡山，先是看到奉系节节后退，丢失了东南五省，中原也保不住，要想元气复苏，实在是太难了。阎锡山与张作霖、西北军冯玉祥、国民政府汪精卫，本都有联系，此时宁汉局势吃紧，他倒是可以打打自己的牌了。
阎锡山一直回旋于各种政治势力之间，只要是有便宜，他便从中捞上一把，一有风吹草动，风头逆转，又缩回山西，踞穴自保。他早年投机于旧民主主义革命，北伐初期不动声色，一看到胜利有望，倒成了革命的中坚分子。
阎锡山先是暗中接受张作霖安国军副总司令一职，进而又接受国民党中央任命的第三集团军司令。可是国民政府几次派人要他出兵配合，他不是虚于委蛇，就是阳奉阴违。此时，他看出政治行情有变，接受了蒋介石“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并于6月日就职，挂起青天白日旗。
武汉政府派孔庚赴太原，见阎后，单刀直入说出武汉政府的意思，那就是希望阎锡山倒向武汉，共同反蒋。
孔庚说：“阎总司令是老前辈了，我只是转达武汉方面的意思，蒋介石完全背叛了总理的遗愿，屠杀无辜，有目共睹，现在正是北伐大举，任务还很艰巨，总司令所在位置至关重要，不知何时才能用兵。”
阎锡山明白武汉政府的意图，是让他率先打过黄河，协同作战。从自己的利益看，他即使想打，也不会把全部兵力用上，只是试探罢了，而且他还曾亲口对张作霖许过愿，说自己将来碍于形势，真要是加入了北伐军，也不会向雨帅为难。
这层意思，阎锡山当然不能讲出口，便说：“我现在身体不好，而且奉系势力还很强，北伐军也没有渡过黄河，我还不敢轻易动兵。”
孔庚来此目的，就是让阎锡山归顺武汉政府，为了急于让他表态，就把武汉那里说个天花乱坠。
阎锡山听得有些不耐烦，他说：“武汉把蒋介石说得一钱不值，可武汉政府全听那个叫鲍罗廷的，那不成了共产党的天下了吗？”
孔庚把国共合作的意义讲了讲，阎锡山根本听不进去，又说：“武汉商人的资本都给没收了，那就是共产，我想是不是共产党看蒋总司令的功劳太高了，找个办法把他搞下去呀。蒋总司令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这个我知道。”他见孔庚面露难色，知道自己无论如何是不能轻易表态的，接着说：“话又说回来了，我早就想打到北京去，实现孙中山的革命愿望，可是现在我也不知道听武汉的还是南京的。”
孔庚还是想说服阎锡山，准备在太原多住几天。
第二天，阎锡山态度就明朗了，他表示要听从南京方面的，而且在山西开始清党。孔庚明知没有办法，却还想再下番功夫，不想却让阎锡山半请半逐“送”出山西。
孔庚从太原来到开封，见到冯玉祥，便说起阎锡山来。
冯玉祥没有表态，因为他现在也在宁汉两方中摇摆。孔庚说出阎锡山的打算，冯玉祥倒显出些不易被人察觉的焦虑。
阎锡山改旗易帜后，穷兵黩武，将晋军整编为北方国民革命军，分三个军团，辖十二个军、十七个师、十二个骑兵师、七个独立旅，号称二十万人马。
总司令阎锡山，军团总指挥杨爱源，第一军团指挥商震，第二军团指挥徐永昌，第三军团指挥杨爱源兼；第一军军长商震兼，第二军军长杨爱源兼，第三军军长杨效欧，第四军军长傅存怀，第五军军长李先达，第六军军长丰玉玺，第七军军长张荫梧，第八军军长谭庆林，第九军为骑兵军，第十军军长李维新，第十一军军长王懋公，第十二军军长徐永昌兼，直辖第四师师长傅作义，另有正在进行编制部队若干。
阎锡山治军也算有方，其人马调动布防，行动极为诡秘。
此时，阎锡山在北京还设有办事处，与北京政府常有来往，而那张作霖也在太原设有办事处。
阎锡山附义后，又将部队重新整编，并开始向蒋介石示好，疯狂剿杀山西的共产党，登报通缉在晋的共产党主要负责人王瀛、邓国栋、薄一波等人。阎对山西以外的事，暂不理会，继续采取观望策略。
阎锡山的态度，南京政府不停叫好，武汉政府可有些吃不住劲了。
中原即克，汪精卫等武汉政府要人急急来到徐州，其目的就是放弃阎锡山，拉冯玉祥共同反蒋。
鉴于形势多变，冯玉祥并不急于加入宁汉之争，表现出一副宽容为怀的样子，要宁汉合流，共同对付奉系和直鲁联军。
因此，汪精卫和冯玉祥在郑州的会谈，就分外引人注目。6月4日，汪精卫、谭延闿、徐谦、孙科、顾孟余、唐生智，在郑州省署，欢迎冯玉祥。
汪精卫致过一番颂词后，直接就把问题提出来说：“蒋介石的态度十分明朗。我希望焕章能统率中原，与武汉政府保持一致。”
冯玉祥不急于表态，只是把话题岔开说：“我在西安时，唐生智就有代表与我说起蒋介石的行为，认为他是个新军阀，比张作霖、吴佩孚等还要过之，我并不同意这种说法，因为现在革命正在半途中，不能自己先跟自己打起来。”
唐生智脸有些挂不住说：“蒋介石就是一个新军阀，你可知道，旧军阀实在腐败，不堪一击，可蒋介石就不同了。”
汪精卫更是十分激动，把话都说明，就是让冯玉祥统率中原，然后又说：“我对共产党也有自己的看法，可是我多次说明，现在就在党内大开杀戒，十分不妥，民众反过来会怎样看待我们的党，我想焕章也该有同感吧。”
话说到这份上，冯玉祥亦不表态，现在他也难心，投靠汪精卫，自己什么也得不到，至于汪所答应的河南地盘，现在本来就在自己手里，而他也不可能将重兵压在这里，再说两广的局势也很微妙。谭延闿公开表示，武汉政府将陕甘豫党政军大权交给冯玉祥，并在各省设政治分会，唐生智率四个方面军全部撤回武汉，以巩固后方。
对武汉这个军事行动，冯玉祥自然表示欢迎。
郑州会议上，武汉政府实际上并没有和冯玉祥达成共识，惟一的协议却是“驱逐共产党，赶走鲍罗廷”。
汪精卫真会把中原全部交给冯玉祥吗？武汉政府也有自己的打算，那就是拉住冯玉祥，共同反蒋，并希望他沿陇海路东进，而武汉部队则沿长江东下，吃掉东南。
武汉政府这一意图，当然瞒不住老谋深算的冯玉祥，他一生尽同阴谋家打交道，从不干吃亏的，如果让他按兵不动，得些好处，也就罢了，可要是让他出兵，那就得好好想想了。冯玉祥看透武汉政府的用意，心里也就打定了主意，认定现在还是南京更为强大些。郑州会议正在进行时，冯玉祥虽然接受了武汉政府的任命，言语之间还是希望宁汉和好。
冯玉祥这样做，明知是不可能，所以要不可为而为之，其目的也是对武汉政府的应付。
发生一件事，汪精卫便坐不住了。
武汉的陈友仁发来密电，电中道，冯玉祥与蒋介石早有勾结，这次可能要在郑州会议上动手，蒋要冯玉祥将汪精卫等人扣留住。
汪精卫见电报后，大吃一惊，急急起身回武汉。
不知内情的冯玉祥，越是挽留，汪精卫越是焦急，一行人又回到武汉。
此刻，汪精卫分共已得要领，回武汉后，与谭延阉、孙科等人商量具体对策，并再三密嘱唐生智、张发奎部，在军队中注意共产党的活动，加以防范，中央方面随时都可能有命令。江西的朱培德更是等得不耐烦，将共产党“礼送”出境。
冯玉祥真要把汪氏等武汉要人扣留起来吗？也不是，可冯玉祥与蒋介石通款倒是千真万确的。六月中旬，蒋介石得知汪精卫和冯玉祥在郑州会谈后，即决定在徐州召开军事会议，先命李宗仁、白崇禧、王天培到徐州来，再电邀冯玉祥。
冯玉祥急急赴邀，从徐州城外一个小车站下车后，见蒋介石亲率文武官员迎接，心中十分高兴，他没想到蒋介石能亲自驱车前往这个小站来迎，又见其文雅谦下，说话得体，礼数尽人，顿生出一番好感。
蒋、冯二人同车赴徐州，边说边谈，仿佛都有相见恨晚之意。
次日，冯玉祥与南京方面要人会谈，率先表明态度，表示决不打自己人，他说：“北伐未果，我们自己和自己打起来，哪里像话，那样做是对不起孙中山先生的。我只是希望宁汉和解，共同完成北伐大业。”
冯玉祥一番话，惹得南京政府意欲请他出兵武汉的要员，也就不好张口了。
蒋介石深知冯玉祥是个吃软不吃硬的军人，也只好出来抹稀泥说：“先不说这些，今天南北军事领袖能在此商谈国家大计，意义是很重要的，不用说，那将成为我党历史中光辉的一页。”
冯玉祥说：“旧军阀称我为北赤，蒋公为南赤，今天南赤和北赤在这里集会，就是要流尽赤血，救我中华子民。”
一旁的吴稚晖，听到冯玉祥说出一个“旧”字，便有不悦之意，阴阳怪气说：“焕章适才说出一个‘旧军阀’，言下之意，就是有‘新军阀’之说了。”
冯玉祥也是顺口而至，想不到却有人从中挑梗，索性把话挑明说：“是啊，现在亦有人称咱们蒋总司令是新军阀，我不同意。这是对蒋总司令的诽谤，什么叫新军阀，只有那些把枪口对准自己兄弟的人才是新军阀，这种人，迟早会跳出来的，有人让我出兵打自己人，那就是新军阀的作风。蒋总司令，你说是不是这样？”
蒋介石也只能苦笑说：“那是，那是，革命军人，当务之急，是消灭与革命为敌的一切旧制度。”
吴稚晖随声附和说：“对，我们的赤，是三民主义的赤，和共产党的赤，可是两回事啊！”
宴会上，这些手握大权的人物，高谈阔论；宴会下，就得来些实际的了。
蒋介石知道让冯玉祥去打武汉是不可能了，可现在西北军有几十万人马，至少要把他拉到自己的战线上来。他当下决定，立即馈赠五十万元硬币与冯玉祥，而且从七月始，每月由南京政府接济冯玉祥部军饷二百五十万元。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冯玉祥在宁汉双方的天秤上，权衡再三，最终还是靠在蒋介石这一方。冯玉祥倒也不能算是个见钱眼开之人，现下的情况，为了保住自己多年苦心经营的部队，这似乎是他唯一的选择。武汉政府现在内外交困，危机四伏，不过是一个朝不保夕的穷亲戚，而南京政府占据着东南五省，有钱有势，再加上自己的近邻阎锡山也通电服从南京，自己若错走一步，必将引火烧身。
当时的冯玉祥，还谈不上什么信仰，经过认真考虑，决定还是同南京合流。这样既可以摆脱国民党右派和张作霖的夹击，又可以图个人及西北军的生存和发展。
在宁汉问题上，冯玉祥抱着“我不打自己的人，我也不吃亏”的原则。
接受南京政府的巨额军饷后，冯玉祥仍唱着宁汉和解的高调。
冯玉祥回到河南后，为了表示对蒋介石的忠诚，开始在西北军大规模清党，并下令，若在军中从事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员，可出党，出党后仍可担任顾问，不愿当顾问的可资遣出境。
冯玉祥首先解除了苏联顾问，将军中二百余中共党员召集在一起，对他们说：“你们到我这里来，给我帮了忙，可是要让我反对蒋介石，那我不能干，我要和蒋介石共同反对张作霖，你们要反蒋，那就愿意到哪就到哪去吧。”
而后，冯玉祥给每人发了路费，用铁皮车将这些共产党员送到武胜关。
西北军投靠南京政府后，汪精卫为之恼怒自不待言。
张作霖的军师杨宇霆，听后也颇为痛惜。
张作霖对其说：“我都把冯玉祥老子的坟给扬了，与那家伙誓不两立，现在他好像是占了上风，对他投南京，有什么奇怪的。”
杨宇霆说：“大帅，我原本以为冯玉祥是个左派，最终会投到汪精卫那里。现在国内出现了三个政府，宁汉对立，对我们十分有利，阎锡山也是个看风使舵的人，与那国民党中的左派不一样。那些人似乎是有些信仰的。”
张作霖连吃败仗，心情也不好，就说：“难道我们现在就没有能力反攻了吗？”
杨宇霆说：“也不能这样说，冯玉祥的位置很特殊啊，这倒也说明，他也是个有奶便是娘的人。”
冯玉祥投蒋，对国民党左派是一种压力，对奉张也是一种很实际的威胁。
杨宇霆遂又对张作霖说：“大帅，小六子(张学良的乳名)可是够有主意的，张宗昌把他给告了，我一直没敢和你说。”
张作霖说：“小六子怎么啦，你别吞吞吐吐的，有话就说。”
杨宇霆说：“小六子在前方吃了败仗不说，还和蒋介石求和，张宗昌在电话里说‘我们在前方打仗，大帅的儿子却在暗中给蒋介石打电报讲和’，口气可有些不恭啊，说是要拿着证据来北京找大帅问个清楚呐。”
张作霖愣了愣，显出不在意说：“小六子年轻，思路多，他那是缓兵之计。你告诉张宗昌，别瞎想。”
事后，张作霖越想越不对劲，在北京召开军事会议，把各路将军都叫到北京。张作霖心里也明镜似的，知道儿子张学良对这次战争不满，可那也不能像个软骨头，会议之前，先把张学良臭骂一通，出了一口气。
原来，张学良和韩麟春私下交换过意见，当奉军撤至新乡时，他让刘鸣九以他名义草拟了三封电报给蒋介石，希望能罢战言和，共商国事。张学良在奉、段、孙三角结盟时，曾与孙科换过兰谱，结为兄弟，为此，他早有此意，不想把这仗再打下去。离开郑州前，他保存了军火库，也没炸黄河大桥，并留下一封十分恳切的信给北伐军，告诉他们他对革命军的俘虏是优待的，并希望北伐军对奉军的俘虏也加以优待，并说中国的事很难说，大家将来还是要见面的。这封信就是留给北伐军名将刘兴的。
由此说来，张学良对国民政府没有采取势不两立的态度。可是他给蒋介石的电报，却让张宗昌截获了。这才有张作霖对其爱子大发雷霆那出戏。
张作霖打个马虎眼，把儿子“通赤”之事给压下，可在北京召开的军事会议上，与会者却吵成一锅粥。会上，张作相、吴俊升主张奉军撤出山海关，保境安民，留下实力。
孙传芳说：“不能撤出，这北京要是丢了，可谓全局皆输，我建议大帅坐镇北京，再动员兵力，乘着蒋介石忙于**反汪精卫时，全线进攻。”
张宗昌说：“只有鱼死网破之战，息兵出关，等于拱手出让地盘，不可为之。”
杨宇霆主张与南京和解，维持现状，他说：“我们若提出这个建议，蒋介石是可能接受的，他现在有些顾不上北伐，而我们可能伺机而动，时间对我们来说是有利的。北京政府是正统的，但是现在大帅须考虑搞一个军人政权，只有这样，才能使各地服从中央。”
张学良说：“那不是军事管制吗？”
杨宇霆说：“有什么不好，现在政府又能干些什么？还不是天天找大帅来要钱，既然如此，我们自己来不是更好吗？”
张学良和韩麟春心里有与北伐军求和之愿，可在这军事会议上，除了张作相有撤兵之举，其意也不过是另起炉灶，各诸侯都有与蒋介石见个高低的意思，张、韩心里话哪里还敢讲出，面对这样一个军事会议，也只有听的份了。
杨宇霆的话，撩起了张作霖的野心，成立一个军人政府，说起来比皇上好听些，实际还不就是北京一太上皇吗？杨宇霆的提议，也非他一人所思，当张作霖任安国军司令时，奉系中坚人物就有这个念头。
让张作霖更为高兴的是，孙传芳和张宗昌也有此意。
于是，在奉军顽固分子的倡议下，张作霖准备袍笏登场了。
张作霖、孙传芳、张宗昌、杨宇霆、张作相等人准备与北伐革命军决一死战的同时，拥推张作霖为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
张作霖终于圆了统治中国的美梦，登上了北京政府的宝座，他声称“赤逆一日不清，即作霖与在事诸人之责一日未尽”，并以此来表示反动决心，同时公布了《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令》七条：
第一条：陆海军大元帅统率中华民国陆海军；
第二条：大元帅于军政时期代表中华民国行使行政权，保障全国人民法律上应享有之权利；
第三条：军政府置国务员辅佐大元帅执行政务；
第四条：国务员之员数如下，国务总理、外交总长、军事总长、内务总长、财政总长、司法总长、教育总长、实业总长、农工总长、交通总长；
第五条；大元帅之命令，国务总理须副署之，其关于各主管部务者，各部总长须连带副署，惟任免国务员不在此例；
第六条：国务员及各部官制另定之；
第七条：中华民国十六年六月十七日以前之法律命令不相抵触得适用。
张作霖此举，得到全国各地的声讨。
张学良给蒋介石的电报，却也起到些作用。
蒋介石一心一意清党排挤武汉政府，得到张学良电报，急派心腹去北京，由张学良牵线，与杨宇霆进行谈判。杨宇霆认为南方形势比较复杂，对奉军的实力还抱有信心，提出要与蒋介石、阎锡山共同围剿冯玉祥、汪精卫。蒋介石哪里能接受，心想你奉军不过是釜底游鱼，因而这个协议也没有达成。
北方的张作霖蠢蠢欲动。
南方蒋介石**日甚一日。
汪精卫也开始在武汉摊牌。
武汉政府付出了一万四千余人死亡的代价换回的“中原会师”，一转眼就到了冯玉祥的手中，更准确说差不多有一半落入了蒋介石手里，那汪精卫心里也别提多窝火了，不过，在郑州达成的**协议却没有失效，他一回到武汉，就将鲍罗廷免职。汪精卫解除了鲍罗廷的职务，共产党人陈独秀明白北伐成功之日，也是国民党解决共产党之时。可是他仍对汪精卫抱有幻想，意图拉住他和唐生智东征讨蒋，因而中央方面不得不做出最大的让步。
当时由于共产党对时局的幼稚看法，致使对汪精卫的“分共”意图没有一点应变措施。
不久，陈独秀向中央提出消极的辞职，他的理由是“共产国际一面要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许我们退出国民党，实在没有出路”。陈独秀不再工作后，中共中央改组，新的常委为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这五个常委没有明确以谁为首。
此时为197年7月1日。
几经沉浮的汪精卫，非常明白，军队是不可少的。他急于把唐生智调回武汉，用意也是如此。
三十五军军长何健心领神会，公开发表**声明，一股浊流，激荡着武汉三镇。
下决心动手的汪精卫，听说张发奎心有余悸，怕控制不了局面，便找到他，对其说：“向华，你怕什么？现在就是和敌人打交道，你一向善战，这回可不要手软啊。”
张发奎说：“这回情况不一样，我的部队共产党最多，一旦出了问题，后果怎么得了。”
汪精卫说：“共产党要消灭国民党，要把军权抓到手，和他们无法合作下去了，那就只有分开。”他说着，把手里的文件拿出来，递给张发奎。
张发奎经汪精卫这么一说，动了心，而政界要人谭延闿、孙科、宋子文、顾孟余等，**之心早已有之。
这样一来，汪精卫“分共”的遂告完成，也为“分共”找到了口实，他说：“我们所以叫‘分共’是区别于南京方面的‘清党’，我们与共产党的时间也不短了，国共合作就好比是大家坐得一条船，由香港到上海，只是到上海后，有人要到天津，有人要到日本。看起来，这条船由香港到上海这段航程是不会出问题的。可是到了上海以后，就有分歧了。怎么办呢？”
谭延闿说：“分开走吧，自己走自己的路。”
汪精卫说：“我看那还不够，这条船怎办？现在是争舵的时候了，我们要有自己的航程，他们要把国民革命带往共产主义那条路上去，就得将国民党变成共产党，否则也只有消灭国民党了。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样，我们要把国民革命带往三民主义那条路上去，不能不将共产党变为国民党，否则就只有消灭共产党。一条船，两个看舵的，那就只有除去一个看舵的。共产党在这方面，也决不会手软的。宁可错杀三千，也决不能放走一个共产党。”
7月14日晚上，汪精卫召开了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议，他做了报告，也就是后来的《容共政策之最近经过》。
张发奎的第四军打仗最勇敢，战斗力最强，而其中共产党人也最多，是汪精卫“分共”的主要障碍。张发奎对“分共”原本也有些动摇，可汪精卫向他出示了一个文件，他便默认了。那文件为何有如此魔力呢？（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