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古称金陵，朱元璋创建大明后，故称南京。
古时管首多称为京师，明迁都北京后，北京所在的省份为北直隶，南京的省份为南直隶。满爱新觉罗氏入关后，改南京为江宁，南直隶为江南省，后又把江南一分为二，东半个取江宁、苏州的前一个字，为江苏；西半个取安庆、徽州前一个字，为安徽，因而在清政府的文卷内没有南京一说。由此见出，南京所处地位相当特殊。
北伐军在上海速胜，共产党人周恩来、赵世炎起到一定作用，他们有效地组织了武装起义，在南市高昌庙、闸北、吴淞等地，牵制了毕庶澄部，使其逃入租界，又化装出走青岛。当时，毕庶澄曾有意国民政府委以的四十一军军长职，只是还不相信自己能这么快完蛋，因而拖延时间，最后还没来得及倒戈，大势去矣，再没本钱与革命政府讨价还价。毕庶澄有意接受北伐军的委任，以为无人知晓，可由于其无线电的简陋，电文被张宗昌截获，张便让毕的盟兄弟褚玉璞将其诱骗到济南，秘密杀害了。为保南京，褚玉璞、许琨等部，奉命率一只特别组织的白俄部队开到南京，并部署最坚固的部队在南京马鞍山西南一个叫当涂的小镇。孙传芳把江苏防务督办一职让给了褚玉璞，也非他本意，可是目前孙部多为残兵败将，哪里还有半点战斗力，但褚玉璞这支部队就不同了。
再说北伐军方面，李宗仁第七军为江左军，指向南京附近的浦口、乌衣，第六军程潜部、第二军部分及独立师贺耀组部为江右军。
第六军官兵抵达芜湖时，虽是暮春三月，可长江的气候还是比广东冷很多，部队有很多官兵还穿着草鞋，衣衫不整。官兵因为胜利在望，精神饱满，行走如飞，毫不含糊。当地百姓见了，都说这简直是天兵，那孙传芳哪有不败之理。因陈调元附义，第六军入皖南未放一枪，顺利到达当涂。
自当涂起，便是孙传芳部的势力范围。
先头部队在当涂河遇到守敌，然而双方一交火，敌人便退了。
这时，当地百姓自告奋勇帮助北伐军架了一座浮桥，有一百多米长。原来敌守军是想以一个口袋阵，将北伐军合而围之，不想算盘打错。第六军以猛烈的攻势，仅用了两个小时，就将对岸的敌人打退。
程潜来到前线，自南昌失利后，还没机会打一个漂亮仗。这次会攻南京，他率江右军一路领先，又得力于陈调元附义，兵临南京城下，暗下决心，要第一个冲进南京城区。程潜命第十七师杨杰部，乘胜追击。当部队追出当涂不久，在铜川遇到敌人猛烈的阻击，五十团团长文鸿恩挂花后，杨杰又急命站在身旁的参谋处主任吴道南代理团长指挥。吴上阵不久，也负重伤。杨杰又指命一个营长代替，就是不准后撤一步，他在电话里大声喊说：“你们回来我枪毙你们，阵地丢了以后，程潜再枪毙我。”
由于下达死命令，战斗进行异常残酷，但是部队却没有后退一步。程潜来到前线，见状强忍住内心的痛苦，在刘杰的电话里，不断听到前线告急，可是仍能听到电话里“打，给我打”的声音。由于第十七师过于推进，而二纵队的贺耀组没能及时赶来，十七师的位置十分突出。
程潜从前线部队回来后，将身旁的预备队拉上去，从侧翼包抄，以解除十七师正面对敌的处境。十七师又顽强打了一整天，贺耀组的先头部队才上来。程潜下达总攻击命令，全线出击，向敌守军的第二道防线进攻。敌人退出铜川，向江宁、东山逃去。贺耀组第三旅从1日拂晓向盘踞东善桥一线敌军发起攻击，经过几个拉锯战，三旅占领了东善桥，同时为迎接后续部队，一部向板桥方向追击敌人，一部留守。由于第一纵队未能及时将江宁的守敌消灭，三旅又调出一个团，协助第十七师，将敌围歼后，敌师长王栋向西善桥退去。
江右军向敌发起全面攻击，贺纵队攻击板桥、东山，夺取了第二道防线。
正面进攻的第十七师，也及时推进。
程潜为了让部队躲开敌人的炮火，决定在夜晚对南京进行突袭。日晚，第一纵队、第二纵队乘夜推进到莫愁湖、汉西口、中华门的雨花台附近。次日拂晓，北伐军向盘踞的敌人发起攻击，双方激战一天一夜，市区内血流成河，躺满了联军和北伐军士兵的尸体，雨花台的战斗最为激烈。4四日，北伐军攻克雨花台，歼灭了守敌大部，残敌沿城外东北方的麒麟门溃逃。程潜已经将指挥部移到城边，命各个纵队各自为战，追击距离自己最近的敌人。这时，第二纵队第六师戴岳部，从皖南之郎溪以急行军的速度，经溧水直趋麒麟门，赶到下关。于是，北逃的敌人，多被包围在城郊下关一带。
此役俘敌一万余，缴获各种枪械七千余支及各类军用物资无计。
第六军第十七师的作战参谋吴宗泰，因传送文件，和部队走失，无意间却目睹一场帝国主义的野蛮暴行。
吴宗泰从指挥部得知武汉方面为了助战，派两只兵舰从上游东下支援会攻南京，为使军舰能了解城内情况，他得令上兵舰联系。吴宗泰从铜川来到当涂，看到兵舰后，因为无法联络，直到4日才在采石矶的东面上船。舰长叫陈绍宽。
吴宗泰对他说：“我已经离开部队一天一夜了，也不知部队现在情况如何，不过，我倒是可以将这两天会攻的情况和作战位置告诉你们，也好炮击敌军。”
陈绍宽得到吴宗泰的报告，很高兴，命兵舰往前行驶。
兵舰行驶不到两个小时，陈舰长从电报中得知，北伐军的部队已经进入南京城内，敌人向南京对岸的浦口溃退，便命舰上炮手向浦口进行炮击，打出十余发炮弹后，停泊在下关江面的英、美、日、法的军舰遂向政府军的军舰打旗语。问这是怎么回事？不等回答，外国军舰十几门重炮突然向南京城内下关一带轰击数百发炮弹，远远看上去，下关火光冲天，百姓哭嚎声充耳可闻。
陈舰长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命令军舰停止进前，并停止射击。
吴宗泰见此，心中很气愤说：“看样子这是列强对我国示威啊。”
陈舰长说：“不会吧，他们是反对军阀的，再说这是我国内政，他们怎么能干涉。”
吴宗泰听到这书呆子话，不好辩驳，就要求上岸。陈舰长将小船放置南京附近，让吴宗泰登岸。吴宗泰上岸后，见路上多是敌人的死尸，而下关那边，仍有零星炮声，他徒步行走，至黄昏才找到第十七师。一打听，才知外国列强的炮击，造成南京居民两千余人死伤。
原来，北伐军第六军和第二军进入南京后，城内一些反动分子，趁秩序混乱，煽动联军的逃兵和流氓进行抢劫，波及到外国的领署和侨民。第六军占领部队也得到了类似情报，正在组织部队对当地的侨属进行保护时，列强竟然下令对下关的百姓进行了疯狂的炮击。
这即是国民瞩目的南京惨案。
案发后，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向英美驻汉领事提出严重抗议。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为南京的事件发表了《告美国民众书》，揭露列强采取武力干涉中国内政，表明美国历次对华宣言并无诚意可言。可对方却对中国方面发出最后通牒，提出惩凶、道歉、赔偿等无理要求，扬言如果不能满足其要求，必要时“将不得不采取适当之手段”。这也是国外势力利用武力胁迫中国资产级阶级的一个信号。
国民军总司令蒋介石，由九江抵安庆，后至上海。
武汉国民取府为了反对蒋介石的军事独裁，在武汉设都还是南昌设都的问题上，曾战胜过蒋介石，并再一次提高党权，推选吴玉章、邓演达、徐谦、孙科、顾孟余五个人组成行动委员会，展开以党权制军权的斗争。此时的武汉国民政府，在国民党左派和中国共产党人共同领导下，深入推行孙中山三大革命政策，依靠人民的力量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顶住了英、美、日、法公使团的外交讹诈和军事威胁，维护了国家主权，使武汉地区呈现出一派生气勃勃的局面。这些，蒋介石当然不愿看到。
迁都之争后，蒋介石锐意经营东南，希望攻下上海、南京后，将首都定在南京。武汉当局有所察觉，因而不愿蒋介石有插手上海和南京的机会。随着北伐军攻占上海、南京，左派力量便围绕着上海、南京的控制权展开活动。武汉政府为阻止蒋介石在南京另立中央的阴谋，决定责成第二军、第六军控制南京地区。
南京克复后，武汉政府接受了吴玉章、林祖涵的提议，决定组织“江苏省政务委员会”，委程潜、何应钦、鲁涤平、钮永建、柳亚子、李富春、侯绍裘、张曙时、李隆建、江董琴、顾顺章等十一人为委员，以程潜为主席。
这十一个委员中，李富春以下均为共产党员，柳亚子、程潜倾向中共。
到了上海的蒋介石感到事情不妙，以军事理由召集程潜赴沪，实是商量清党之事，并以军事战略的需要，以总司令的名义，调第二军、第六军部队全部过江。程潜是倾向武汉政府的，他怀里甚至揣着国民政府为防止蒋介石另立中央可“一俟机会可逮捕蒋介石”的秘令。程潜表面答应要完成这个任务，心里却也满是踌躇，不想首当其冲。最终他失去了南京。
不过，对程潜来说，他并不是共产党，只是有些倾向罢了，而且他统辖的第二军、第六军多是湖南人，他们的家属某种程度上受到当地农会的威胁，因而对武汉的左倾是有看法的。再说唐生智管辖着武汉地区，程潜本身也与唐不睦，对蒋介石也没有过多的仇恨，不愿替他人火中取炭，因而也不愿与仍有重兵的蒋介石来硬的。
可谓深谋远虑的蒋介石正是看到这一点，稍一动手脚，程潜便放松了南京的控制。
坐镇上海的蒋介石，表面上满面春风，但看到上海全部落入共产党人手中，深怀忧虑。
李宗仁也从南京来到上海。
时下，白崇禧兼任淞沪卫戍总司令，李宗仁见白崇禧后，第一句话就说：“上海的气氛有些不对，我来的路上，见到很多武装，颇有些全民皆兵的味道。”
白崇禧说：“德邻，你也看出来了，总司令正为此事着急，我也感到有些不妙，到处都是工人的集会、游行，老百姓不像是欢迎北伐军，我看他们对共产党倒满有兴趣。老实说，第一军也不稳。”
李宗仁说：“有取而代之的意图吗？”
两人不知如何是好，讲了半天，没得要领，最后直接去见蒋介石。
入驻上海的第一军，也让蒋介石不放心。其中第一师师长薛岳、二十一师师长严重，都有些左倾，惟有刘峙对蒋介石尚忠诚。此时，何应钦真真假假也要求辞职，说是他的部队完全被共产党**，已经无法领兵。
蒋介石见到李、白二人，遂表示上海情况若不管，便成为第二个武汉，到时情况将更不好收拾，他说：“别的都好办，可是上海若不把握住，北伐将可能受挫。上海是中国经济的枢纽，如果上海和武汉一样落到共产党手中，国民革命恐要断送。”
白崇禧时下也窝了一肚子火，他的部队经常同上海的工人纠察队发生冲突，虽然蒋介石明令地方武装要服从白崇禧的指挥，可纠察队以“纠察队不同于军队性质，完全是工人自己的武装”为由，拒不执行。蒋介石一怒之下，命白崇禧的部队在闸北逮捕了几名共产党。上海的组织即报武汉政府，政府要人吴玉章向国民党委员会提出弹劾案，称蒋介石此举是破坏国共合作，其行动是反革命的。
武汉国民党中央于4月1日作出决议，认为“在本党未组织宪兵维持秩序时，承认纠察队为维持革命秩序之武力，如果政府长官有任意解散者，即为反革命”。
武汉政府作出上述决议，其目的也是对蒋介石的野心加以束缚。
由此更加刺激了蒋介石，鉴于国民党目前的状况，**决心已下，并借此扩大自己的政治势力。一些黄埔军官对蒋介石**不觉意外，但还是想打听出个究竟。总司令反对共产党，总得有个理由吧。
蒋介石在莫里哀路总理遗宅内，对自己和部下、同事解释、剖白，以达到上下一心**的目的。上海的共产党人陈独秀，有些书呆子气，对周恩来、汪寿华、赵世炎的劝阻，表示怀疑，他是不相信蒋介石敢公开叛变革命的，至少现在不大可能。
陈独秀仍希望团结和忍让，而他唯一要做的事就是想办法请蒋介石把问题放到桌面上来谈。
此时的蒋介石已经说服李宗仁、白崇禧，他说：“对共产党是不能留任何情面的，你给他一尺，他就会向你要一丈，只有快刀斩乱麻，才能保住上海。”
李宗仁说：“这就要总司令下决心了。”
蒋介石说：“我的决心早就下了，只是第一军已经靠不住。如果这件事情办不好的话，第一军出现意外，时局就不是你我兄弟能扳回的了。”
李宗仁说：“这样吧，我看还是把第七军调到上海，监视第一师的不稳定分子，使其不敢轻举妄动，另两个师调到沪宁线上。”
蒋介石说：“这还不够，刘峙是没有问题的，再把周凤歧的第二十六军调来，让他们干。这些部队没有脑子，共产党还没来得及钻进去。”
白崇禧说：“二十六军是孙传芳倒戈的部队，他们名声不太好，若把这件事惹大了，会怎样呢？”
蒋介石说：“越大越好。这是另一种斗争，如果顺利的话，不会用太长时间的。”
蒋介石部署完毕，各将领得令返回驻地。
共产党方面得知蒋介石要将第一师薛岳部调离吴淞口，接防的是第二师刘峙部，便向白崇禧表示要挽留第一师。白崇禧说他是警备司令，没有调兵的权力，而部署兵力该是总司令，他只能执行。再说都是国民革命军，不该分彼此的。他只能传达，无权过问总司令的作战意图。
蒋介石这个动作，并未能引起陈独秀的注意。
蒋介石**苗头初露端倪时，陈独秀得到另一个国民党领袖的保证，此人就是悄悄回国的汪精卫。原来随着革命进一步的发展，蒋介石在军内有独裁倾向，引起国民党左派势力的不满，因而全国响起一片“迎汪复职”呼声。陈独秀对蒋介石是了解的，他自认对汪精卫也是了解的，因而把“宝”就押在这位海外归来的汪主席身上。
蒋介石下决心和武汉政府摊牌时，采取以攻为守策略，让心腹李石曾劝汪精卫回国，并发出电报说：“请汪同志尽快销假，赶紧回来，共维大局。现在国内有许多人故意放出一种空气，使得他不能出来销假。”
汪精卫毕竟了解蒋某其人，自出国后，表面不问他事，是由于一直郁郁不得志，此时，蒋介石请他出山，对他来说是东山再起的最好时机，因而他一定要抓住。对于回国是去武汉还是上海，汪精卫自有打算。汪精卫决意归国后，经德国、波兰至莫斯科，会见了斯大林，然后乘火车到海参崴，再乘苏联邮轮回国。
汪精卫一到上海，从武汉来沪总理江浙财政和税收的宋子文，前往迎接，并劝汪精卫在上海住几天。
蒋介石马上拜会汪精卫，对他说：“兆铭兄，弟有一话想对你讲，不知对否。”
汪精卫刚从国外归来，所知国内之事多是报上报道，政府内争之事，全然不晓，见蒋介石这般一说，急忙说：“望中正弟有言倾矣，兄一直身居海外，身体也多有不适，对国内的事，我太想了解了。我到上海后，马上给武汉政府复电，要求工作，弟有何见教，快快讲来。”
蒋介石心里一怔，不经意说：“你切不要急于到武汉去，那里情况甚是糟糕，全是共产党势力，显然有把我党吞并之势。”
汪精卫说：“能有那么严重，据我所知，两党一直合作，就是咱们这座上海城，不也是周恩来那些共产党协助攻下的吗？”
蒋介石说：“那是两回事。还是等共产党势力被扼制，我有些话才能讲出来。”
汪精卫不得要领，现在刚刚落下脚，听到蒋介石的意图，心里吃惊不小，便留个心眼，暂时没有表态。
不过，蒋介石为了表示他对汪精卫的诚意，通电国民党各级将领，电文曰：
汪主席病假逾年，不特全国民众渴望仰慕，党国政要亦蒙受重大影响。中正曾迭电促驾，今幸翩然出山，恍若大旱之获甘霖，莫名欣慰。
汪主席为本党最忠实同志，亦中正平日最敬爱之师友。关于党国大计，业与恳谈。中正深信汪主席复职后，必能贯彻意旨，巩固党基，集中党权，完成革命，以竟总理遗志。
凡我将士，自今以往，所有军政、民政、财政、外交诸端，皆须在汪主席指导之下，完全统一中央，中正唯有统率各军，一致服从。
汪精卫对蒋介石这态度，甚是受用，可是他也忘不了蒋介石也正是用类似的甜言蜜语把他踢出海外的。有来不往非礼也，汪精卫马上发一个比较冷静的电文：
“愿以党员身份，为党工作，推崇过甚，万不敢当。”
汪精卫有其自己的**主张，对蒋介石急于下手的主张他并不赞成，他看到革命势力还很大，害怕将国民党陷于不利的境地。另外他最担心的还是蒋介石利用军人政治，对自己不利，因此表示如“马上分共，我宁自杀”的主张。
四月初，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李石曾、吴稚晖等人，与汪精卫就“清党”问题会晤。
吴稚晖最为激烈，他说：“我搞出一个弹劾**的呈文，要采用非常之手段，不能有一点马虎。”
蒋介石等人也都表示了“清党”的决心，轮到汪精卫，他说：“我从理论上，与诸位有同感，共产党很明显就是要在中国搞列宁式的共产主义，共产党最终也要消灭国民党的，莫斯科的政策也是如此。苏联现在对我们表示了友好，不过是拿国民党当工具，国民党与共产党不容继续相安，联俄容共的政策，为应付时代的变化，也应随之变化，只有这样才能解决党事纠纷。”
吴稚晖动情地站了起来，他说：“兆铭讲得好，就是这样了。”
汪精卫接着说：“可是现在共产党力量非同小可，若采取非常手段，反而对我党不利，党纲非一成不易之物，如党纲有不适应之处，也决非不可更改，然而若以武力迫成，事情就会向相反的方向变化。”
汪精卫的话一落，大家纷纷指责他，以为书生气，最为动容者，乃元老吴稚晖，他不由分说，请求汪精卫改变主张，与蒋介石保持一致。汪精卫并不为之所动，仍然坚持自己的主张。
吴稚晖突然跪在地上，面露悲切说：“我党将亡，你若不同意，我就不起来。”
汪精卫吓了一跳，急忙退至门口说：“稚老，你可是我党老前辈，你这样做，我可受不了，我真受不了。”
吴稚晖此刻真的假的都有，在座人为之大笑，把汪精卫弄得十分狼狈。
最终，汪精卫在蒋介石的“恳求”下，经过协商，决定由汪精卫负责疏通武汉，于四月中旬到南京参加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讨论“清党”，并对当前危急的途径和办法，取得了几点谅解：
一、由汪精卫通知陈独秀，“暂停”国民党政府统治下的各地共产党员的一切活动，听候开会处理；
二、武汉政府所发命令，如有认为妨害党国前途者，得拒绝接受；
三、责令党政军各机关团体的最高级长官及主要负责人，取缔、制裁阴谋捣乱者；
四、凡工会纠察队等武装团体，应归总司令部指挥。
这样一来，蒋介石拉拢汪精卫的目的看来是达到了。
对于所谓召开国民党四中全会，不过是打个旗号罢了，并不是蒋介石所期望的东西。
事情往后发展，就有些走样。
这是汪精卫考虑到蒋介石的为人，并为自己前途着想的一步棋，他私下与中共最高领导者陈独秀联合发表了一个公报，其曰《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内容美妙动听，无非是为国民党开脱，其按语说：“近来外间有种种谣言，挑拨国民党与共产党之合作关系，企图破坏中国国民革命，故中国国民党领袖与中国共产党领袖，乃发表联合宣言，以释革命同志之疑。”
公报数千言，载报后，国民党上海、南京方面的大大小小人物一片哗然。
吴稚晖、李宗仁、白崇禧等人，来到汪精卫住所，拿着联合公报，指鼻子置问汪精卫说：“兆铭，你这是什么意思？这不是公然为共产党叫好吗？陈独秀以共产党党魁自居，我们的党何时也出来一个党魁？”
汪精卫见状，知道这些人一心一意想除掉共产党，根本就不考虑后果，他说：“我也是**的，可是现在时间还不到，你们这样一来，会把事情搞糟的。”
吴稚晖说：“你跑到上海来指手划脚，是什么意思？我们党的同志浴血奋战，打下来江山，不能让共产党人得到。”
汪精卫一时冲动，顶撞说：“共产党人不是也参加北伐战争了吗？如果清党，这不是理由。我说过，我是反对共产主义的，你们怎么就不能冷静一些呐。”
蒋介石虽没有到场，可是他比谁都更为激动，他毕竟是个领袖人物，因而在上海的寓所内思谋出路。在场人虽然都对汪精卫的行为不满，还不能太过火。吴稚晖就不管这一套了，他不再听汪精卫解释，公然骂说：“你真是一条狗，给我混蛋，愿意去哪就去哪里好了。”
李宗仁见事情发展到如此局面，知道还是得想个办法，急将吴稚晖拉走了。
几个人从汪精卫那里出来，又去了蒋介石处。
蒋介石看到汪精卫如此，知道拉他不容易，但他与陈独秀这个联合公报，对他大规模清党，也不见得是件坏事，至少，现在很多共产党人及工人纠察队对这些信以为真了。
李宗仁等人来到蒋介石处，把汪精卫的表现如此说来，最后说：“我看总司令如果下决心的话，最好把汪精卫扣起来，他如果回到武汉，那里的情景你也知道，会是什么样子。”
蒋介石一直想联合武汉，共同对付共产党，只要手里军权还在，他才能对此无所顾忌。北伐军从开始的八个军，到现在连改编和投诚的各部，已达四十个军，看来，本钱是有的。
正在蒋介石犹豫时，白崇禧说：“总司令如不当机立断，放虎归山，后患无穷。”
蒋介石镇静地说：“你们认为汪精卫是一只老虎吗？唉，他虽然是个书呆子，可却也算是个有主见的人，当初我也知道，留他不住。”
就在蒋介石等人在讨论如何对待汪精卫时，从武汉来的宋子文得知此消息，惟恐对武汉政府无法交代，连夜将汪精卫送上日本邮轮江丸号，直接去了武汉。
汪精卫赴武汉的同时，北京传来消息，奉军张作霖命令京师警察厅、宪兵、特务，违反国际法，包围袭击了苏联大使馆，逮捕了共产党北方的领袖李大钊等共产党人三十五名。
血腥袭来，阴云开始笼罩中华大地。
陈独秀正要离开上海赴汉口主持中共“五大”，闻知自己的好同志、好朋友大钊身陷魔爪，悲伤不已。
很快，张作霖下令，立时将李大钊等三十几个共产党人判刑的判刑，绞杀的绞杀。李大钊是第一个上绞架的，因为绞架发生故障，用了近四十分钟才将其绞死。李大钊临刑，笑指行刑的刽子手说：“你们不过是一群热锅里的游鱼，到此来想演丑剧，不能因为你们绞死了我，就绞死了共产主义。”
李大钊牺牲时，年仅三十八岁。后来张作霖等刽子手又绞死了十九位革命志士。
斗争越来越残酷，政党之间变得你死我活。蒋介石下令上海全部戒严，并下令解散东路军两个政治部。
白崇禧派兵将北伐军总政治部驻沪办事处查封，并严禁各报登截来自武汉的消息。在上海的共产党也从蒋介石内部得到消息。周恩来、汪寿华等中共领导人积极组织工人纠察队，以应付万一。
蒋介石将上海的任务部署完毕，决计前往南京。
此时，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成员张静江、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等人联名通电，发出“护党救国”的口号。上海情况如此危急，那蒋介石为何要去南京？原来武汉方面通过一个《为应付目前严重时局，将中央党部及国民党政府迁往南京》的提案。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和中共要以迁都，控制沪宁。蒋介石深知南京的重要性，不想将这块地盘让武汉方面夺去，故而才匆匆赴往南京。
蒋介石到南京后，将南京三个师内的中共党员全部清出，迫使第六军政治部主任林祖涵趁夜出走，逃往九江。（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