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对上海的一切均已安排妥，原来蒋介石“清党”之愿望由来已久，到上海后，武装更是不成问题，可总司令要指挥部队，就要给部队粮饷，因而他又得到了江浙财团的大力支持。
所谓江浙财团，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不断发展，最为显著的是银行业，因此较大的资本集团相继出现，而金融业也形成了若干财力雄厚的大银行，使得以上海为主要活动的大企业集团和银行之间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结合。他们套用日本财阀的概念，将其称为“江浙财团”。蒋介石就是从上海起的家，他对这些十分了解，如果说上海是近代中国的经济枢纽，那么江浙财团就是这个枢纽的操纵者。
因此，蒋介石十分重视获取江浙财团的资助和支持。
北伐军一进入上海，江浙财团的财阀就把希望寄托在蒋介石身上，公然表示对工人纠察队的不放心，惟恐工潮影响到切身利益，当得知蒋介石有**之心，他们便不遗余力给予支持。蒋介石进驻上海后，财东们便在经济上一笔又一笔向其提供巨款。
上海的买办虞洽聊、王晓籁，对蒋介石说：“我们这些商人，最担心的便是赤逆，只要总司令有决心讨逆，我们要钱给钱，要粮给粮。”
这些话，也代表了上海财团的心声。
4月1日，上海金融业资本家向蒋介石付了三百万元。
当然，那些资本家本也是希望能从蒋介石那里得到回报，不过，除了极少数江浙财团的头子，被蒋介石安排在政府内供职，江浙资产级阶的大多数人，包括那些具有民族性的上层人士，很快就不得不自食拥蒋**的苦果。他们在蒋介石的统治下，不断接受其硬派下来的公债，江浙资产级阶代表人物中有些人少购、或者无力承担，也很快受到国民党当局的威胁、通缉、甚至遭受企业被没收的厄运。等到四大家族上台后，通过巧取豪夺的手段吞并和攫取的江浙财团资产，更是多不胜数。
蒋介石得到江浙财团的物资支持后，底气就显得十足了。
舆论上，吴稚晖抓住与陈独秀一次谈话中有“二十年内实行共产”为借口，后又有白崇禧指挥手下，在上海各报上发布口号：一曰打倒后方制造混乱的破坏分子；二曰打倒反对三民主义的反革命分子；三曰拥护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四曰加强真正的国民党党权；五曰打倒篡党篡权的阴谋分子；六曰士兵在前线牺牲生命，正直的工人不要在后方制造骚乱，举行罢工。
这些现象，正是对共产党大规模出击的信号。
4月11日晚，帮会的头子杜月笙邀请汪寿华吃饭。
当时局势非常紧张，总工会也已经得到帮会的流氓要来缴械的情报。
总工会负责人之一李泊之曾劝汪寿华不要去赴宴，对他说：“现在情况十分紧张，最好还是不要去，若他们下毒手，事情就不好办了。”
汪寿华说：“不会的，我过去与帮会头子也打过交道，他们虽然狠毒，但还算讲义气，再说我和杜月笙是朋友，在饭桌上也许能把话讲开，尽量争取他们。”
汪寿华哪里能想到，正是这些讲义气的朋友，最终将他杀害。不过当时他还是多个心眼，让李泊之留在门外守候。李泊之见汪寿华进杜公馆后，两个小时还没有出来，知道出事了。
1日凌晨，北伐军总司令部内响起了军号声，上海滩内的炮舰也拉响了汽笛，隐藏在租界内的青洪帮，臂缠“工”字号的袖章，打着工人的旗号，携带枪械，倾巢出动，在闸北、南市、沪西、浦东、吴淞等处袭击中共工会的纠察队。这时，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顾顺章，听到湖州会馆总工会处有枪声，急忙赶到。这时为凌晨四点多，顾顺章进工会看了看，将五点时，他出来探视，即见有六十多便衣军，臂缠袖章，正向工会内放枪。
门前守卫见状，也开始还击，双方开打不过二十分钟，白崇禧命令第二十六军周凤歧部立即出动，以“调解工人内讧”为名，收缴双方枪支，将顾顺章带走，并解除了纠察队的枪械。
此时，上海各处交火，不到两天，在上海的两千七百名配有两千余支步枪及几十挺机关枪的工人纠察队在武装部队的迫使下解除了武装。上海总工会对工人纠察队遭袭击，完全出乎所料。4月1日，总工会为反抗蒋介石的反革命政变，发布了大罢工，并通电将事实真相公布于全国。于是上海丝织、纺织、印刷等行业的工人及电车司机、店员、海员、职员二十余万人举行了大罢工。
当时，群众在青云路广场集会，抗议军事当局的反动行径，要求收回工人武装。会后，群众向二十六军二师司令部请愿，遭到早已得到命令的二十六军的武装镇压。
一片白色恐怖，虎狼成群而出，被拘捕至龙华总指挥部的共产党人有千余人。
在南京的蒋介石，以与汪精卫达成的四月中旬在南京会谈为理由，电促汪精卫、谭延阎、程潜、何应钦、上海的胡汉民、南昌的朱培德等来南京。他也知道武汉方面不可能有人来，但他仍拿出耐心等待，最后到会的只有蒋介石、胡汉民、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何应钦等人。因这些人数不足全体国民党执、监委员的六分之一，改成谈话会。
会上决定：成立南京国民政府；镇压共产党；否认武汉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恢复革命军总司令职权。
次日，蒋介石为了取得合法名义，让胡汉民提议召开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会议接受了蒋介石的提议，加派了萧佛成、蔡元培、李石曾、邓泽如等九人为政治委员外，还决定国民政府于4月18日开始在南京办公。会议推出胡汉民为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国民政府委员会主席，推钮永建任国民党政府秘书长，推吴稚晖、陈铭枢为总政治部正、副主任，推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以中央监察委员资格为国民革命军政治训练指导员。
南京政府文武官员一个个也都粉墨登场，在南京丁家桥举行成立典礼，会后还举行了阅兵式。胡汉民总算有机会东山再起，对蒋介石甚是感恩，他发表演说，自然把蒋介石的丰功伟绩大吹一通，接着开始攻击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左派。蒋介石在4月18日一天之内，发表了《告全国民众书》、《告全国工友书》、《告国民革命军全体将士书》、《在国民政府建都南京阅兵典礼训话》、《在迁都国府纪念大会宴会上之演讲词》、《拥护中央之通电》、《敬告全国国民党同志书》等七篇文章及讲话，大造舆论。
蒋介石在南京黄埔同学会上说：“国民党今后的任务，就是要消灭共产党。”
与会的黄埔同学，多为青年人，见到蒋介石如此恨共产党，倒有些不解，听校长骂人倒也不奇怪，可照目前的战况分析，军阀可要比共产党厉害许多，但是校长的意思显然是把共产党当头号敌人了。
蒋介石得手后，对内发布了一号命令，令称：“我党宗旨将继续‘清党’，**之祸甚于洪水猛兽，图谋倾覆本党，逆迹昭著，查此次逆谋实以鲍罗廷、陈独秀、徐谦、邓演达、吴玉章、林祖涵等为罪魁，以及各地共产党首次要危险分子，均应从严拿办。”
蒋介石这次通缉的共产党、国民党左派和著名活动家共计一百九十七人。
眼下的中国，可谓三足鼎立，北京张作霖小朝廷，武汉的汪精卫，再算上蒋介石建立的南京政府。比较起来，倒是蒋介石的力量更为雄厚。
汪精卫哪里能咽下这口气，他一回到武汉，就见反蒋气氛甚是浓厚，到处有游行和集会，矛头直接对准蒋介石。开始，汪精卫真真假假表示对蒋介石的同情，照他看来，武汉左倾思想浓厚，更多的是共产党从中挑唆，他蒋介石最大的目的就是**，可要敢公然违抗总理遗愿，蒋恐怕还不会。
汪精卫虽然在上海让蒋介石那帮人骂个狗血喷头，他忍气吞声，没和蒋介石等闹翻，自有一番主意，那就是他想利用蒋介石的实力，为自己造就一个新政府。汪精卫在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人物的心目中，此时还是英雄，但他见武汉反蒋势力居多数，有时从墙上还能看到“打倒蒋介石”的标语，态度渐变，似乎有些热血沸腾，在刊物上提写说：“中国革命已到了一个严重的时期，革命的往左边来，不革命的快走开。”这一来，不仅给共产党内一些人鼓了劲，也使与蒋介石处于对立的武汉国民政府受到鼓舞。
因此，汪精卫一到武汉，就成了武汉国民政府公认的党、政、军领袖。
谭延闿和汪精卫说到蒋介石时，听到汪精卫仍对蒋介石抱幻想，便说：“蒋介石的野心已经表现出来了，你现在若对他心存其他，最后也必被人咬一口。我对迁都南京并无他意，只是如果仓促行事，南京部队不能控制，最终弄不好要落入蒋中正的圈套。”
汪精卫说：“我看你是多虑了，我们还有自己的部队，而且我发现武汉的军人对蒋报有恶感者甚多。我原以为这些人可能是左倾，后来发现并非如此。我与唐生智谈话，他处处让我留心，那表情真要把蒋吃了似的。”
谭延阉说：“我可不吃惊。兆铭，不知你是真心向善，还是装出来的。迁都之事，不可轻易决定。”
汪精卫说：“我在上海时，与蒋中正有一个备忘录，说到四月中旬议定此事。我们现在最重要的还是把军队控制住，蒋介石巧舌如簧，他哪次行事，还不都是占尽了上风，其最主要的就是他非常明白军队的重要性，事实上也确实如此。”
汪精卫说出这番话来，倒是心里话。这些日子反省他与蒋介石的暗斗，屡屡失手，还不是自己不过问军事。这次东山再起，不想吃这样的亏了。他一到武汉，就奔走于谭延闿、孙科、顾孟余、徐谦、唐生智等人中间。就在这时，传来蒋介石在上海、南京大屠杀的消息，还不等汪精卫醒过来，蒋已经在南京另立中央了。汪精卫这才如梦初醒，当他得到蒋介石邀他到南京开会的电报，当场撕个粉碎，扬了满天。
武汉民众更是风起云涌，掀起一片反蒋浪潮，此时的汪精卫可有些认清蒋介石，认为自己实际上又在这个阴谋家面前失了手。武汉政府成立了国共两党联席会议，国民党方面为汪精卫、谭延闿、孙科、徐谦、顾孟余，共产党方面为陈独秀、谭平山、张国焘组成，决定鉴于目前的非常时期，一切重大问题均由联席会议决定。
4月17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发布免去蒋介石本兼各职令，同时，为惩治蒋介石，向全体党员发出训令，历数了其罪状，令说：
蒋中正屠杀民众，摧残党部，甘心反动，罪恶昭彰，经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开除党籍，免去本兼各职。着全体将士及革命民众团体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
自去年月0日之变，即其公然背叛党国之第一声，威逼政府，造成恐怖，由之党权旁落，一切权力，胥集一身，勾引宵小，把持中央。复历行独裁，将一切政治、外交、财政、司法，一律置之于总司令之下，肆行千涉，发号施令，目无国民政府。出兵以后，骄横专擅，日益加甚，擅发命令，滥委军长，厚结党援，排斥异己。一年以来，只见有蒋中正个人，不见有党。自到南昌以后，一意孤行，日趋反动，南北妥协帝国主义携手之说，喧腾中外，而摧残农工，尤为惨酷。及之上海，反动举动，益加剧烈，屠杀民众，收缴工人纠察队枪支，捣毁市党部，钳制舆论，阻碍市政府成立，拒绝中央任命官吏，以为献媚帝国主义，勾结军阀之礼物。更在上海召集党徒，私开督军团式会议。凡此种种，皆为极端反革命行为，既不能感之以诚，亦不能喻之以理，似以罪大恶极，是已自绝于党，自绝于民众。
同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宣布蒋介石十二大罪状并指出：
盖综合蒋介石之行为，无一非极端之反革命，举张作霖、孙传芳、张宗昌所不敢为，彼皆惶然为之，无所顾忌。是彼已自绝于党，自绝于民众，甘以新军阀自居。吾人日日言打倒军阀，今去一军阀，又来一新军阀，其横暴抑有过之。本党不幸而有此叛徒，若不执行党纪，严加惩治，则以暴易暴，将何词以对国人。所望民众完全明了蒋介石叛党叛国之罪恶，本党不能不严加惩治之颠未，共起声讨，庶几不致再有蒋介石第二发生。
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发表否认南京政府的通电，在武汉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候补执监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汪精卫、谭延闿、孙科、徐谦、顾孟余、谭平山、陈公博、吴玉章等四十人联名发出讨蒋通电，指出说：“凡我民众及我同志，尤其武装同志，如不认革命垂成之功隳于蒋中正之手，惟有依照中央命令，去此总理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蟊贼。”
武汉反蒋浪潮，日甚一日。不过各人的动机却不尽相同，那谭延闿早为日后**埋下伏笔，虽然他也签名通电反蒋，却是一种勉强的行为，在此之前，他早以同胡汉民通款，要胡在蒋介石而前多说好话，尽量调解“宁汉争执”，同时致电南京政府，劝双方不要争吵。表面上采取一种息事宁人的手段，实际也是为自己留条后路。汪精卫发出通电后，虽然在电文中斥责蒋介石，但他用更多的文字是解释自己在上海向蒋提出“开会以谋解决国共关系”的建议，其用意也很明显。
汪精卫也有他的难处，因为蒋介石成立南京政府后，对武汉采取了军事包围的态势，而且川、黔军阀不断对两湖地区进行骚扰。蒋特任四川刘湘为国民革命军第五路总指挥，命其出兵武汉。
面对四面楚歌的局势，汪精卫等人认为只有主动出机，方能转危为安。
武汉现在的处境，无论从兵力、财源上，都不允许在东、北两线上同时与蒋介石和张作霖开战，于是，在宁汉对立下如何采取军事行动成了一个相当困难的问题。
在汪精卫召开如何对付目前局势的军事会议上，出现了两种意见。
唐生智历来与蒋介石不睦，他说：“蒋介石狼子野心，昭然若揭，诸公若再姑息，后患无穷，他的威胁，比张作霖更大些。应倾兵而动，东征讨蒋。而且我认为，蒋介石手下的军队，并不像他所认为那样效忠自己，武汉政府是名正言顺的，他如此做法，众心难服，即使现在他能统率部队，可真要打起来，谁胜谁败，也是难说的。”
张发奎也同意唐生智的意见，主张东征讨蒋。
汪精卫并不同意这种做法，他现在恨不得生啖蒋氏其人，但他仍想以大局为重，并不想就此与蒋介石矛盾激化。而且他对唐生智和张发奎的主张，也有自己的想法，他深知唐、张二人把地盘看得比什么都重，他们主张讨蒋，更多的是想把地盘从蒋介石手中夺出来。汪精卫本希望谭延闿出来表表态，把目前的形势做一番分析，可这个滑头，以不懂军事为由，总摆出息事宁人的态度。
这时，徐谦说话了。徐谦，字季龙，安徽歙县人，生于江西南昌，早年曾中举人、进士，任翰林院编修、法律参事，后任京师地方审判厅厅长、高等审判厅检察长。辛亥革命后辞职，呼吁清廷退位。民国后，徐谦曾在唐绍仪内阁任司法次长，还以非官方观察员身份出席了巴黎和会，反对在和约上签字。他一度又任王宠惠“好人内阁”的司法总长，后来受孙中山之邀派去上海与汪精卫、胡汉民筹备和平统一中国事宜，不久，回广州岭南大学教授中国文学。北京政变后，受冯玉祥之聘，任北京俄文法政专门学校校长。次年在冯玉祥国民军内部成立政治部，并任国民党北京分部主任。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因受通缉，随冯玉祥、于右任、顾孟余赴苏考察，途中介绍冯玉祥加入中国国民党。
徐谦也是蒋介石通缉之人，因为他同冯玉祥有过交情，便把希望放在西北军身上，他说：“我认为现在大规模讨蒋，只能把北伐革命断送，最终让张作霖钻了空子。”
汪精卫说：“那季龙的意思是向蒋介石妥协吗？”
徐谦说：“不能这么说，只是暂时而已，现在我们不如开发河西走廊，与西北军协力，先将中原拿到手。”
汪精卫赞同徐谦的主张，他说：“对，只有这样，帝国主义才对我们奈何不了。要尽快在西北打开一条通道，只有这条路打通了，才可能向蒋介石打出王牌，与冯玉祥会师后，再说其他。”
唐生智说：“冯玉祥老奸巨滑，他进西安后，国民政府多次促他出潼关，可他总以陕境不安而磨磨蹭蹭。这次谁知道他会不会坐在我们的板凳上。”
汪精卫说：“现在咱们四面受敌，恐怕也没有别的选择了。”
就在武汉政府为此事争论不休时，共产党内部也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周恩来因为经历了上海的大屠杀，对蒋介石的反革命行为有更多的认识，他认为汪精卫等人的主张是在谋求与蒋介石妥协，他们对蒋介石的行为也只限于口诛笔伐。周恩来、赵世炎、罗亦农、陈延年、李立三等人在致中共中央意见书上，提议武汉政府迅速东征讨蒋，意见书说：“蒋介石叛逆如此，苟在犹豫，图谋和缓或预备长期斗争，则蒋之东南政权将益固，与帝国主义关系将益深。为计全局，政治不宜在缓和妥协。上海暴动后，已曾铸此大错，再不前进，则彼进我退，我方亦将为所动摇，政权领导将归之右派，此不仅使左派灰心，整个革命必根本失败无疑。”
谭平山、张国焘主张挥师南下，恢复广东革命根据地。
可是中央多数决策者赞成武汉政府继续北伐的政策，认为北伐可以接应冯玉祥的国民军会师河南，然后北进北京、天津，既可以打通西北、外蒙而接近苏俄，又可利用冯玉祥部实力合围南京。可东征会与帝国主义过早发生冲突，而且蒋介石在群众中影响很深，他也高喊着北伐，若东下打蒋，惟恐张作霖乘虚而入，进攻武汉。
武汉的国共双方，基本达成共识时，南京方面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原来李宗仁得知武汉有东征讨蒋之意，便与蒋介石商量，得要领后，遂派参谋长王应榆前往武汉，游说政府各要人。
王应榆由谭延闽领到汪精卫处，将李宗仁的意思转达。汪精卫心里也不想直接与蒋介石兵戎相见，可是既然对方来人游说，也就摆出架子，他说：“共同北伐，乃是我民众的心愿，可是最终总要有个解决，难道等打下了北京，宁汉再动手吗？”
王应榆本是个参谋长，也是传达上司的意见，连坐都没敢坐下，站立着说：“汪主席，这也是李宗仁的意思，他认为大家最好能承认这个事实，双方分头北伐，待会师北京后，再坐下来讨论也不迟。”
汪精卫阴阳怪气说：“他是这样说的，那也好，你可以回去，告诉德邻，我只看在民众的面上，不希望革命人打革命人。”
王应榆听到后，心头一怔，听汪讲出“革命人打革命人”一词，心里也就明白了八九分，说明宁汉政府还没到你死我活的份上，急回去复命。李宗仁还是有些不放心，生怕宁汉火并，后果严重。原来此时江西朱培德反蒋态度仍很坚决。北伐后，朱培德任国民军第三军军长，自恃功高，三月间，由武汉政府将亲蒋的李烈钧由江西省省主席的宝座上给撤下来，换上朱培德，他更是得意非凡。上任后，朱遂将亲蒋分子从政府要害一一摈除。南京立政府后，朱培德写长信给好友何应钦，信中历数蒋氏不仁，力劝何应钦参加反蒋行列。何应钦现在多得蒋氏信任，但他又不想借此出卖朋友，谁知将来天下是姓汪还是姓蒋，于是将这封长信让李宗仁看了。
李宗仁不看便也罢了，一看心中吃惊不小，他深知朱培德人马多驻九江、湖口，武汉若东征讨蒋，必以朱为先锋，那情况可就遭了。宁汉开战，只有对张作霖有利，北伐为此将断送。李宗仁决定无论如何也要同朱培德见上一面，陈述利害，遂亲赴湖口，邀朱培德会晤。
两人见面后，朱培德仍当着李宗仁面大骂蒋介石。消气后，李宗仁备薄宴与朱培德小叙，对其说：“益之，蒋公不仁，咱们也不可不义，发兵打仗，只该有一个目的，就是为民为国。若失去这个意义，你我当这个军人，又有何意思。你千万不可一时冲动，不做多想，现宁汉分裂，已成事实，谁也无法改变。可如双方火并，情况必然逆转，国家将向何处去，谁也不敢说啊。”
朱培德听罢后，点头称是说：“我也不想如此，只是蒋介石也太让人失望了。这还没胜利，就作小人之举。他真有一天登上金銮殿，不要说是我，就是德邻老兄能否有立足之地，我也怀疑。”
李宗仁笑说：“真要到了那天，我就回家读书务农去了，对此纷争我早就厌倦了。”
朱培德说：“德邻，你真能有如此雅量吗？”
李宗仁说：“现在说了也没有用，到时再看吧！不过，我这次来，还是想让你说服武汉政府，不要东征，你现在的位置举足轻重，若你不表态，汪精卫也不会轻易动兵的。南京政府已经成立，你我都不过是两盘棋上的卒子，可我们也要为国家着想，现在的情况根本不是辨是非的时候，我们得解决问题。双方北上讨伐军阀为首要。若要是非，宁汉将同归于尽。”
李宗仁一席恳谈，使得朱培德点头称是，遂将其意，报给武汉政府，使宁汉的冲突得以缓冲。
再说武汉政府再三斟酌，经国共两党联席会议商讨，决定与南京政府共同北伐。
4月19日，在武昌南湖举行了第二次北伐河南誓师大会，以唐生智为北伐军总指挥，张发奎、刘兴分任第一、二纵队司令官，另以新收编的河南部队魏益三、田维勤、梁寿恺等组成第三纵队。同时，任命阎锡山为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
阎锡山任命为第三集团军总司令，第一、第二哪里去了？说起来，这也成了一锅糊涂粥。蒋介石叛变革命的前夕，武汉政府曾任命蒋介石为北伐军总司令，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现在既然两个政府共同北伐，也只能将阎锡山往下排了。
武汉动作，南京的蒋介石也开始向北调兵谴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