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城内的守军司令刘玉春，正在焦急之时，派出代表回到城内，告之北伐军要守城部队无条件接受改编。听说后，刘玉春有些犹豫。
见状，守军第三师师长吴俊卿说：“这时还有什么好说的，只能听其摆布。城里粮草将尽，每天都在死人，而且部队越来越不好管，我看还是答应南军的条件，守在这座死城内，不如顺应潮流。”
刘玉春说：“吴佩孚知道武昌城的重要，他不会不管的，而且现在孙传芳那边也打起来，如我们再坚持几天，也许能等到援军。”
吴俊卿冷笑说：“你还在做梦，冯玉祥那个老滑头已在五原誓师，加入了国民革命军。你该知道，吴佩孚一生最大的敌人就是冯玉祥，自已的事都忙活不完，他还能顾得了咱们？咱们也算是尽忠尽力了，这是天意，谁也抗拒不了，其实就是吴佩孚来了也没办法。不过，也有一条路，如果你想走也可能。”
刘玉春仿佛见到救命稻草，急忙说：“不妨讲出来听听。”
吴俊卿说：“集体自杀，以谢吴子玉的厚恩。”
听罢，刘玉春瘫坐在椅子上，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形势所迫，刘玉春又召来陈嘉谟，商讨武昌城后事。
经过研究，守军决定同北伐军再次谈判。
适时，武昌城内，弹尽粮绝，一些军官都换上老百姓的衣服，把军装藏了起来，士兵们更是可怜，有的已经一两天未进食，在兵营内躺着等死；另些心黑手毒的兵，便四处抢粮，冒充强盗杀人越货，城内一片慌乱，非常紧急。
刘玉春的代表来到攻城指挥部，答应了总指挥邓演达的要求，为了保证城内居民和士兵的安全，北伐军暂停攻城，城内所有部队于10月10日上午出城，经胜武门、徐家棚到青山集合，系归刘佐龙部十五军收编，收编后即移鄂城附近，北伐军于是日下午入城。并要求刘玉春的代表在10月8日之前给予答复。
代表回到城内后，刘玉春深怕自己没有军队，无法保障自己的安全，遂又提出要求自己的师暂不接受改编。刘玉春的做法，惹得城内大批军官不满，因为由于北伐军民心所向，这些士兵也多是为了钱才为军阀们卖命，而如今连命都保不住了，听到刘玉春出尔反尔，还在同北伐军讲条件，私下就有些议论。
邓演达料到刘玉春要反悔，做了另外的打算。唐生智第八军的作战参谋于进威，来到指挥部，报告邓演达说，城内吴俊卿第三师的团长贺对廷，已经准备输诚，率领一个团的士兵起义，就是没想到武昌城打了这么长时间，现在他已经说服了第三师师长吴俊卿。吴俊卿对这仗早就打腻了，自己手下好些兄弟已战死，而城早晚也是个破，每每想起吴佩孚在贺胜桥手刃退兵时，心里就有些起毛。这种情况下，吴佩孚又在郑州下死令，让武昌守城部队不惜一切代价守住湖北最后的重城。吴俊卿认为两湖已丢，再拿弟兄们的生命作赌，实有些不应该。吴俊卿思想开始动摇时，他手下的团长贺对廷看出师长的心思，便加强心理攻势，说服吴俊卿起义输诚。
吴俊卿说：“可城里还有刘玉春师和陈嘉谟师。这些部队要是打起来，那不是要死更多的人吗。”
贺对廷说：“师长放心，现在城内守军三个师的兵力，但能战斗的唯有我三师，因为吴佩孚过于相信刘玉春和陈嘉谟，因而他们的损失也就最大，很多军官现在都藏匿在老百姓家里，实际上，只要北伐军一进城门，武昌也就算是攻下了。”
吴俊卿经贺对廷这样一说，最后的担心消失了，秘密派贺对廷作为三师的代表，想办法前往北伐军指挥部。适巧刘玉春派出代表提出，在没有接受改编前，先放一部分百姓们出城。邓演达考虑老百姓的困难，决定先放出一批难民，在7、8两日，有万计百姓涌出城外。
吴俊卿的三师负责出城难民的警戒任务，贺对廷借此悄悄跟随难民混出城外，向北伐军接洽投诚，并约定10月10日拂晓前，由三师打开城门。
贺对廷见到邓演达，对其说：“总指挥，我本来没想到武昌会这么难打，私下曾与唐生智总指挥有过接洽，后来情况变了，把我拴在城里出不来。看来这次行动是没问题了，吴俊卿的三师担任中和门、保安门和通湘门，到时这三个城门准开。为保安全，我们城里的部队得有个记号啊。”
邓演达说：“那好办，让三师的兄弟们颈项上缠红布带。”
说到这里，陈可钰说：“你可真是的，他们那里哪能找到红颜色的，那吴佩孚就是‘讨赤’的，你难道忘了不成。”
邓演达拍了拍头说：“对对，系上白围巾，以示区别，至于攻城的口令，我想这次攻击武昌城内的敌守军，不仅是消灭两湖最后的顽敌，而且也是为北伐军统一全中国扫清了道路，这天又是国庆节，口令也得选一个有意义的。我看，就叫‘贺团长’吧。贺团长可是给我们攻城立了一大功，而且这个口令又很隐蔽，你们看怎么样。”
贺对廷激动得流出眼泪，他说：“我只是个无名的旧军人，而且又做过对不起革命的事，邓指挥和陈军长如此抬爱，真是让我三生有幸，想来我这个‘贺团长’真没准流芳千古了。”
三人都大笑起来。贺对廷当夜返回城内，部署投诚的具体计划。
10月10日拂晓，邓演达、陈可钰将第四军主要兵力布置在吴俊卿第三师担任警戒的保安门、中和门、通湘门，并对攻城部队作了战地动员，为了防止走露消息，在城内部队打开城门的前夕，才将城内守军的口令及识别标志告诉大家。
天还没有亮，独立团攻城部队听得中和门城门有异响，叶挺急命部队跟上，打开城门后，对方悄声说：“口令”。
攻城部队回答：“贺团长”。
于是，城门大开，叶挺率部冲在前边。
第十师也从通湘门进入城区，十师在保安门也顺利通过。各部队按计划分头出击，向市中心靠拢。战事比邓演达预想的要容易，由于敌人被围困多日，大部分守军丧失战斗力，只是在巷内遭遇到刘玉春的警卫团，打得不可开交。叶挺命身旁的政治委员进行喊话，告诉他们抵抗是没有用的，而且三师已经投诚。经过喊话，守军提出要求生命得到保障的条件得到同意后，开始放下武器。守军三师在城内都系着白围巾，其他两个师听说后，也马上系上白围巾，以求保命。
战斗从早晨至午时，守军全面投降，枪声渐渐停了下来。
由于有很多守城指挥官都化装成老百姓逃匿掉，被北伐军缴械的多是下级军官和士兵。
再说刘玉春，听到枪声大作，急命警卫队抗击，自己慌不择路，逃到一个棺材店，趁人不备躲在里面。因城里死伤者甚多，店主几乎一刻也离不开。刘玉春无法出来，后来实在太难受了，只好冒险从里面出来。店主不知是怎么回事，吓得半晌讲不出话来，适巧店内也有北伐军正交涉事宜，忙把人叫来。
两个北伐军的士兵，一看是个当官的，用枪一比，刘玉春忙低下头，用手比划着脖子上的白围巾，蒙混过去。刘五春来到大街上，见武昌城全部落入北伐军手中，出城是不可能了，而且北军官兵也都认识他，便趁乱逃进外国人设立的文华学校内的教堂，但很快被学校的老校工认出，密告于北伐军，当晚就被活擒。武昌城内吴佩孚另一位大将陈嘉谟比刘玉春算是幸运几天，逃出城后不久，也被第八军活捉。
邓演达来到武昌城，表彰了第四军及独立团的将士。这次战役共俘敌军官七百余人，士兵九千余人，缴山炮十门，机枪—百多挺，步枪两万余支。武昌之战，为江西战场的胜利奠定了基础，但北伐将士们也付出惨重的代价，仅通湘门外，为北伐将士们设立有名有姓的坟墓就有两千余座。
二十九岁的邓演达，在全军面前总结武昌战役时，讲到激动处，不免热泪盈眶。
北伐军攻克武昌后，国民政府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兼武汉行营主任、湖北省政务委员会主席。邓演达，字择生，广东惠阳人，出身农民家庭，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后经粤军参谋长邓铿之邀来到福建漳州统率宪兵。邓演达是孙中山忠实的追随者，黄埔军校成立后，任训练部主任兼学生部主席，因受蒋介石排挤，辞职去了欧洲，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并结识了当时在德国的中国共产党人朱德。
10月10日，邓演达在武昌宣誓就任湖北省政务委员会主席一职。
两湖境内大股顽敌多被消灭，鄂西战事虽进入尾声，但硝烟还未散尽。
辗转鄂西的革命军，多是附义部队，虽打着北伐军的大旗，但对战事多是观望，唯有一人例外，其革命性也最为坚决，他即是后来成为共产党重要领导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人之一的贺龙，他原名文常，字云卿，湖南桑植县人，出身在一个贫苦的家庭，幼时只读过几年私塾，在家种过地，学过裁缝；十多岁时便到四川、湖北、贵州一带做生意，贩卖盐巴、茶和骡马，后来看到没有出路，参加了中华革命党，率领二十多个农民，拿着菜刀和棍棒，袭击了当地盐局，缴获枪支十余条，在家乡打出了讨袁护国军的旗帜，自任民军总指挥。起义失败后，贺龙到长沙投当时的湖南督军谭延闿，任督军府咨议，并又开始在湘西组织地方武装，部队很快发展到二百多人，参加了反对北洋军阀的援鄂战争，此后历任湖南靖国军军长许德轩部下的营长、团长等职。
19年，贺龙率部入川，在涪陵地区与四川军阀杨森作战，翌年被讨贼联军熊克武任命为四川陆军第九混成旅旅长。后来，孙中山命熊克武部为建国联军取道湘西北伐，贺龙以建国军先遣队的名义，由贵州铜仁入湘，进驻常德地区。195年月，贺龙被广州大元帅孙中山任命为建国川军第一师师长，同时进驻澧州，被当时的自治省省长赵恒惕任命为澧州镇守使，后来又被赵恒惕赶到贵州铜仁。不久，唐生智与赵恒惕发生矛盾，贺龙趁机进兵湘西，进驻沅陵，一路上又收编了不少地方武装，扩充人马万余，并派代表前往广东，要求加入北伐行列。贺龙部遂被国民政府编为第八军第六师，贺龙为六师师长兼湘西镇守使。
贺龙在此，与共产党人周逸群的结识，对他今后走上革命道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贺龙接到唐生智和李宗仁的电报时，彭汉章也率部附义，贺龙又在常德就任第九军第一师师长，归彭汉章指挥，所部隶属国民革命军左翼军。
左翼军总指挥袁祖铭，下辖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九军彭汉章部、第十军王天培部。
还在右翼军攻打汀泗桥时的八月下旬，贺龙趁势攻打羊毛摊，很快击溃了军阀卢金山部，乘胜占领了澧州，进驻澧州后。
贺龙部进入湖北，攻占了公安县城南平。
彭汉章第九军第二师杨其昌首先向据黄金口一带的卢金山部进攻，与敌人连日激战，伤亡惨重，一个师打得只剩下几百个人，不得已，退回公安县城。第二师受重创，贺龙率一师从南平出发，向黄金口进攻。贺龙命第一团担任前锋，为配合大部队的进攻，并要求一团在当天要到达前沿阵地麻雀嘴宿营。这时，长江上游涨大水，大多数道路被淹，部队只能在堤上走，而且公安县河道多，走不了多久就要渡河，几十里的路竟然走到半夜，部队来到麻雀嘴稍事休息后，又开始急行军，第三天中午来到离阧湖堤约两华里的一个村子。
部队开始休息，同时派出侦察部队了解敌情，等候大部队的到来。一团团长贺锦斋，是贺龙手下一员战将，观察过地形，又听取了侦察员的情报，在大部队到来后，向贺龙提出兵分三路进攻阧湖堤。
那阧湖堤街有百多米长，与长江大堤相接，呈“丁”字形，正街多为木架瓦屋，都是商号店铺，江边也有许多穷人住的矛草屋。一师的三个团分为左中右路，一团为中路，其他两个团进攻方向分为上游和下游，策应中路军，以防敌人从江上逃跑。阧湖堤驻防了北军一个营。
第一师发起总攻时，由于突然，商店还做着生意，只是一个冲锋就把敌人赶到江边，由于武器装备太差，不要说没有好枪，好些士兵还挥舞着大刀长矛，上游的围剿没能阻止住敌人，大多数北洋军从革命军眼底下逃走了。
北岸的北洋军，有好几个团，他们恃长江阻隔，革命军武器不好，又没有军舰，而他们可攻可守，又有重炮，见到阧湖堤失守，开始用重炮向江南猛轰。两个小时后，北洋军沙市的援兵乘舰赶到，激战两个小时，又将阧湖堤从第一师手里夺了回去。不过，这次北洋军没有追击，只是占领了江堤。
部队撤下来后，团长贺锦斋对一位挂彩的营长大发雷霆说：“这是怎么回事，不是让你们把阵地守住吗？”
那营长说：“敌人火力太猛，把我们压得喘不上气来。团长，咱们的武器太差了，上去也是送死。”
贺锦斋一听更为生气，当即就把这位营长给撤了职，亲自点将组成一个冲锋队，挑选一百多号人，重新配置了武器，他说：“你们都是好样的，凡是这次参加冲锋队的，每人发二十块大洋。”
话音一落，从队列里走出一位士兵说：“团长，我们出来当兵打仗，你最好给我们现钱，真要是牺牲了，也省了长官逐家去送。”
士兵的话讲完，冲锋队有的人忍不住笑了起来。贺锦斋挺喜欢这个说实话的小伙子，便命军需官清点兵饷，然后每人发了二十块大洋。贺锦斋亲自带队，两眼充血，谁也拉不下来他。当时间到下午五点多钟时，部队开始组织了第二次进攻，冲锋队一声不响地冲进正街，部队快到江边街口时，敌人警戒的哨兵发现了北伐军，大声叫喊。冲锋队配置了最好的轻武器，用几挺机枪轮番扫射。可敌人也不甘示弱，组织了顽强的反攻。
这时，突然从敌人后面杀出北伐军的部队，喊声震天，把敌人给圈在堤内。敌人嚷嚷着“我们中埋伏了”。正面攻击的北伐军不知是怎么回事，就见敌人的后路被切断，遂又开始了冲锋，就这样把北洋军又赶出了阧湖堤，俘虏了敌军一个营，缴获一百多支日式步枪。部队打扫战场时，才想起打听刚才那支冲进敌阵的部队是哪里的。原来，这是第一次组织攻打阧湖堤的第五团，在敌人反攻时，作为先锋的一个连，由于太深入，在敌人反击时没能来得及退出战场，悄悄藏在一个大院子里，看到敌追兵将至，连长灵机一动，见院子里生满了一人多高的芦苇，便命部队低下头，隐蔽起来，等待时机。路过的北洋军也没能发现他们。过了一段时间，当看到自己的部队开始强攻湖堤时，便拦腰发起了强攻，弄得北洋军不知是怎么回事，纷纷溃逃。
贺锦斋团第二次占领了阧湖堤，天已经黑了；
当地镇民不知这是一支什么部队，也不敢开门。贺锦斋叫来当地的乡绅，讲清北伐大举，说明了国民革命军不同于吴佩孚等军阀部队，是老百姓自己的部队。
于是，当地乡绅又组织乡丁喊话，出安民告示，渐渐打消镇上乡民的猜疑后，民众才纷纷给部队烧茶送水，让房腾屋。当晚，部队宿营在阧湖堤。
第二天清晨，北洋军又开始从江上派来援兵，对阧湖堤进行疯狂的反击。贺锦斋在江岸街口，指挥着三挺机枪对北洋军进行阻击，哪知由于机枪质量不好，又过多使用，三挺机枪倒有两挺频频卡壳。北洋军武器精良，激战进行三个小时，贺锦斋死守无望，命部队撤出阵地。这时，阧湖堤展开了拉锯战，两方都不能占领。贺锦斋得到师部命令，说是北洋军主力部队已经溃败，卢金山在鄂西的部队退守黄金口，命他的团也向黄金口出发。就这样，北洋军和革命军都放弃了阧湖堤阵地，沿江东行。
黄金口地形开阔，双方之间只有一条小河，没有可利用的地形，这时就更显出北洋军武器精良的重要性了。革命军几次冲锋，都没能得手，而北洋军几次反冲锋，也没能摆脱开革命军的纠缠。战斗进行了整整十二个小时，双方均有伤亡，革命军损失更为惨重些。战斗中，旅长贺敦武在前沿观察敌人阵地，头部被击中，不幸牺牲。贺龙焦急万分，由于双方实力差距太大，从此处渡江北上似乎不可能，只得命令撤出战斗。
贺锦斋现被命为旅长，听到贺龙要求部队后撤命令，不想执行，他说：“师长，我咽不下这口气，我要为贺旅长报仇。我们团虽然没能冲进黄金口，可敌人也没从我们这里走过去。我看是时间问题，早晚能拿下黄金口。”
贺龙说：“别说那么多话，执行命令。”
贺锦斋本是贺龙同族，有些脾气，又说：“我们团不能撤，要撤你自己撤好了。我非要从此处过江，打到武汉。”
贺龙生气地说：“你以为现在咱们是土匪，是打游击？不是，咱们现在是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一师，是正规军，咱们的任务是配合大部队打倒军阀。你耍什么小孩子脾气，这仗说打就打，说走就走，全凭着自己的勇气行事吗？你要是还想当这个旅长，马上把部队撤下来，损失一个人，我拿你是问。”
贺锦斋这才低着头，召集自己的部队去了。第一师在公安县这一战，最为艰苦。虽说是吴佩孚武汉方面接连失利，可是北伐军在鄂西的部队，非常分散，而袁祖铭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多为静观。王天培更是徘徊在黔鄂边境，逡巡不前，比较起来，北洋军阀卢金山部更为集中，武器又精良。当贺龙下令撤出黄金口不久，卢金山的大批增援部队也开过来，若不是贺龙及时将部队撤出，第一师恐怕所剩无几。部队撤到澧县休整时，贺锦斋旅长听到这个消息，不由出了一头冷汗，遂找贺龙师长请罪。
武汉尽得，贺龙部过江进驻宜昌，北洋军第十八师师长卢金山已被王天培收编，同时进驻宜昌的还有唐生智的第八军。贺龙第一师驻铁路坝，正是挨着卢金山被收编的部队。这几支部队虽然隶属国民革命军，可各部将领多为自己的部队着想，还是我行我素。第十军军长王天培，更是想借此机会扩大自己的势力，对贺龙部也怀有图谋之心。
造反起家的贺龙，深知武装的本钱，也处处为自己的部队着想。发生一件事，王天培与贺龙结了仇。原来，部队驻下后，贺锦斋部四营营长艾新辉看中丁卢金山部队的一匹好马，带着护兵就去卢金山部要将马强行牵回。过了一会儿，贺锦斋正在屋里擦枪，见艾新辉的护兵跑来说：“旅长，大事不好了，卢金山的人把营长给扣下了。”
贺锦斋一听就怒了，说：“混蛋，八成就是王天培这个家伙做祟。卢金山部队是军阀的部队，我们缴他马是革命的需要。我们冒死拼命，王天培躲在贵州，得好处时，他倒跑出来了。警卫团，跟着我去要人。”
正说着，艾营长牵着马回来了，他说：“报告旅长，这马我是给你弄的，真是一匹好马。刚才那些人把我给扣下了，后来他们当官的人出来了，说这马不给贺龙，也得给王天培，谁爱要就给谁吧。就这样，连人带马又给放了回来。”
贺锦斋摸着那匹战马，高兴得合不上嘴，连连夸艾营长能干。
艾营长说：“旅长，还有好事，卢金山的部队，全是好枪，我真想把他们给缴下来，可惜没人敢负这个责。我想我们不去缴，最后也是王天培的。”
贺锦斋说：“你去，把他们的枪都给缴了，我负责。”
艾营长接说：“最好多去些人，北洋一部分人马已开到码头，下了河滩，准备往四川。”
贺锦斋急命部队立刻集合，没用多少时间，便率部队赶赴江边。
正是枯水的季节，江边的水滩很宽。贺锦斋部赶到江边时，正是黄昏，北洋兵有两干余人。艾营长一喊话，北洋兵乱做一团，没做任何抵抗，纷纷缴械投降。这时，贺锦斋尝到甜头，又决定把王天培已收编的北洋军的枪也给缴了。同时，贺锦斋得到密报，说卢金山一部分未开封的枪就藏匿在外国人的商行里。外国人的商行，一般部队不敢动。
贺锦斋把这个情况向贺龙报告，他说：“师长，这个机会可不能失去，咱们的部队快成后娘养的了，要钱没钱，武器又差劲。”
贺龙笑说：“贺旅长，你不要给我说这些，我才不怕外国人，越外国人我越要给他些颜色看看。王天培一直躲着，这回我让他来找我。”
贺锦斋得到师长命令，哪里还想许多，派部队在宜昌各外国商行整整搜枪三天。事情结束后，全师在铁路坝集合检阅，把好枪全发给了士兵。贺龙的部队这回算是真正武装起来了，士兵手里原来那些老杂牌枪，全部换成日式步枪和目前国内最好的汉阳造。贺龙将那些杂牌枪装船运回湖南，分送给当地的革命武装。
贺龙此举激怒了王天培，按命令，卢金山的部队归他收编，可枪全让贺龙给缴了，哪里有不动怒的道理。
王天培派代表找到贺龙，代表口气相当强硬说：“贺龙，你太不像话了。卢金山部应归第十军收编，你们怎么把他们的枪全缴了。”
贺龙说：“你说话可要有根据，你们不敢动外国人的商行，我不怕，我是从那里缴的枪。”
王天培的代表说：“你这是抗命。”
贺龙说：“这枪我就是缴了，你回去告诉王天培，随你们怎么办好了，若是有北洋军在这里，我还要缴他们的枪。”
代表回去后，添油加醋一道，王天培就说贺龙要谋反，并向国民政府告状。
王天培毕竟官大一级，处处找贺龙部队的麻烦，以期引起事端，好借机把贺龙部吃掉。
宜昌城防司令部的巡逻队怀里揣着王天培的手令，见到贺龙部队的士兵就找茬，不是说风纪没扣好，就是说买东西没给钱，借口整饬军纪，拉到城外枪毙。贺龙也在想对策，为了顾全大局，决定这个面还是让贺锦斋出。
贺旅长对部队说：“你们上街不要惹事，对老百姓要好，孰是孰非，百姓们看得最清。今后上街不要单独行动，要去，就十几个人一同去，把枪带着，他们不惹你们，你们也不要惹他们，他们要惹你们，你们就打。”
那些日子，部队全都呆在营里不出去，整夜有人在驻地后面的山头上警戒，搞得很紧张。
贺龙部和王天培的第十军搞得如此紧张，国民政府也很为难，便派吴玉章前来调解。吴玉章，名永珊，字树人，四川荣县人，早年宣传维新，后留学日本，加入了同盟会，参加过黄花岗起义。吴玉章乃是当今最知名的革命先锋，他领导的四川荣县起义，建立中国第一个执政机构，比辛亥革命还早四十多天。
对这位老资格的革命家、共产党员，贺龙非常尊敬，经过十余天的调解，贺龙为顾全北伐大局，率部队前往枝江、江口驻扎。到江口后，贺龙对士兵们讲述了北伐大举和三民主义，并要求士兵们继承总理遗志，在革命尚未成功时，不可存有私心。
经过一个冬天，贺龙认真总结了干革命的经验，同时也在苦苦寻觅着一条出路。
不久，贺龙又奉命将部队开到鄂城，由于北伐军左翼军指挥袁祖铭和第九军军长彭汉章被唐生智捕杀，第九军第二、第三两个师也为唐生智所收编，贺龙失去了原来的建制，不仅六个月的军饷没发，而且连第一师的伙食也成了问题。为了军饷和部队的编制，贺龙多次向政府接洽，最后国民政府终将贺龙师改为中国革命军独立第十五师，贺龙仍任师长。贺龙独立师由鄂城移驻汉口刘家庙、谌家矶，准备北伐河南。说这话，就是197初的事了。
当贺龙率部在鄂西与卢金山周旋时，孙传芳见吴佩孚大势将去，生出唇亡齿寒之感，立刻调兵十万，进攻矛头直指长沙。（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