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传芳见到众将军相互推诿，有些起急，他毕竟军人出身，想来想去，认为齐燮元的代表讲得也有道理，头一仗事关重大，若是失手，不是丢地盘的事，张作霖得逞，奉军的手伸到江浙一带，天下可非张氏莫属。
孙传芳笑了笑，与会各位说：“各位将军，大家讲得都有几分道理，可这次张雨亭是欺负到我的地盘上来，我想还是由我来打头一仗。我只是希望各位把眼光看远些，不要因为暂时流点血丢些财就散伙，既然要打，就把阵脚放开，我准备直接打上海，拿下上海后，再取南京，到时我准备欢迎北洋的元老吴佩孚，由他来主持大局。诸位意下如何？”
孙传芳这番话，是有目的的，要是让别人打上海，他还担心呐。孙传芳虽为后起之秀，论起心术，不在那些北洋元老之下。
仗还没打，孙传芳先把吴佩孚给抬出来，也是生怕这些同盟者怵他野心，来个腋肘生变，像冯玉祥对吴佩孚那样来个“后院起火”。真要如此，他还不如吴佩孚的威望，所以他极力张罗要吴佩孚出山，以消除这些将军们对他的猜忌。
孙传芳也不过许给这些人一张空头支票罢了。直系将领们照例，大战在即，短不了一番声色犬马，纸醉金迷，然后各回驻地准备去了。主仗还得孙传芳打，因而此时此刻也是他最焦虑的时候。孙传芳是北洋军阀中出道较晚的，也算是最后一个，但他为人狡猾，处世谨慎，在两次直奉战中保存了实力。江浙大战中，他不仅从卢永祥手里得到很多实惠，浙奉战中，他适时退出战场，收编了齐燮元一些部队，也留住了自己的地盘。孙传芳的地盘，属富庶之地，自然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孙传芳，字罄远，山东历城人，毕业于北洋陆军速成学堂，因成绩出色，肯钻研军事，后得官费赴日留学，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并在日本加入了同盟会。民国前为北洋陆军教官，后驻湖北，由营长、团长升至旅长，191年为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兼第二师师长，因王占元在湘、鄂失利，转附吴佩孚。孙传芳入闽，也多亏吴佩孚，当时闽督李厚基被其下属赶下台，吴佩孚想向川滇发展，可对长江上游的孙传芳多有猜忌，便让他以援闽总司令的身份入闽。孙传芳拉着驻福建第二师师长周荫人一同入闽，进闽后，拉帮结派，相互打击，渐渐稳住脚，在周荫人的协助下，排掉异己，成为闽督。
后来，孙传芳伙同齐燮元对卢永祥，也是老一套，倒是没有料到，最终败在奉军手下。此刻，孙传芳将卢永祥部加以调整，以陈仪为浙江一师师长；卢香亭为二师师长；周风岐为三师师长；谢鸿勋为四师师长；孟昭月为八师师长；李宝璋为九师师长；郑俊彦为十师师长，其兵力达五万人之多，加之孙治兵有方，军纪严明，且他对下属多使怀柔政策，部队的战斗力很强，成为东南最有实力的军阀。
杭州军事会议后，孙传芳以国庆阅兵为由，双十节前，将兵力集结在松江、长兴两线。段祺瑞得到这个消息后，急忙派陆宗舆到杭州作最后的调停。张作霖也急召李景林、杨宇霆、张宗昌、姜登选回奉天开会，讨论对付孙传芳的办法。
孙传芳已经部署得当，深知兵家“出奇不意”之理，将浙军分为五路，陈仪为第一路司令，谢鸿勋为第二路司令，担负沪杭线进攻上海；孙传芳自己率第三路，作为策应；卢香亭为第四路司令，周风岐为五路司令，兵分两路，由长兴进攻苏州，另派孟昭月为杭州戒严司令，留守大本营。
由于奉军的军纪败坏，加之张作霖的野心，国内舆论也多附和孙传芳讨奉。
孙传芳自己也很乖巧，派员到上海进行所谓的司法调查，以求收买民心。
此时奉军战线过长，从榆关(山海关)到天津，从天津到浦口，又从南京到上海，摆下个长蛇阵。如果冯玉祥西北军从后面包抄，战事可能满盘皆输。
因此杨宇霆不顾其他，决定将部队拉近，以求加强实力。
杨宇霆是张作霖的高参，他和张作霖都没想到孙传芳部队如此神速，鉴于形势紧迫，便求助段祺瑞，希望宁息战火，奉军保证永不犯浙。段祺瑞知道，给孙传芳下令，要孙传芳回守驻地。这当然没用。姜登选本是孙传芳的同窗，硬着头皮，以私人的名义发电，向他保证上海不驻奉军，而且奉军也永远不入浙江。
箭在弦上，孙传芳不顾其他了。
作壁上观的吴佩孚，利用旧关系，勾结鄂军将领，事实上，他已经控制了湖北大部分地盘，小有“资本”，复电给孙传芳，表示赞赏。原来“拒吴保鄂”的萧耀南，态度也变了，既然吴佩孚已经在湖北得手，为何放着河水不洗船呐，他率先牵头，以全体鄂军将领的名义通电，要求吴佩孚出山。此时的吴佩孚也顾不上姿态，只等着孙传芳的胜利果实。
吴佩孚对冯玉祥忌恨已久，现在为了联合抗奉，也只好假模假式的对冯玉祥表示理解。冯玉祥此时也在寻找靠山，见形势陡变，赔起笑脸，授意岳维峻对吴佩孚的宽宏表示敬意，并愿意捐弃前嫌，共担国难，以求国家“统一”。
十省反奉的大联盟的浪潮日渐形成，声势浩大，无坚不摧。
张作霖见态势不妙，没有胜算把握，不得不派人向冯玉祥大献殷勤。
冯玉祥本来对孙传芳和吴佩孚就没什么好感，可他也不想让奉系对他有过多的了解，便来个不置可否，虽然也同张作霖书信往来，但还是反奉的。
奉军鉴于直军的声势，又时时得提防冯玉祥，基本上是采取不抵抗，退兵十分迅速。孙传芳很快进驻上海，命卢香亭进攻丹阳，截断奉军沪宁补给线，令谢鸿勋四师经宜兴进南京。
南京的奉军一经接触，便溃不成军，四处逃散。杨宇霆仓皇失措，他搜尽古玩字画，拿光了银行的现洋，只带着几个随从，趁夜溜出南京，走水路到浦口，登车北窜。
孙传芳发动这场战争时，生怕自己的力量不够，无法抗击势力强大的奉军，便联合五省，但当时，谁都不敢打响第一枪，正是他孙传芳一马当先，自然他就以五省联军的魁首自居了。齐燮元到南京后，因为苏军不欢迎他，境地尴尬，倒是孙传芳提议让他任五省联军副司令。
齐燮元不甘人下，应召吴佩孚的邀请，单赴汉口。
孙传芳真是好不得意，这次战争只发了几枪，就把东南半壁的奉军给赶跑，使他把这五省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从而成为吴佩孚以外另树一帜的直系头领。
吴佩孚终于等到东山再起的时机，他在岳州通电说：“迩者奉军深入，政象非凡。孙馨帅兴师讨奉，坚请东行，以便会师徐州。福建周樾帅(周荫人)，统帅全部师旅，惟吾帅之命是听。湖北萧珩帅(萧耀南)率湖北全体将领，电促早日命驾。救国除奸，岂容袖手。兹定于即日二十一日赴汉，匡扶国难，共策澄清。”
这封电报，孙传芳有些不满，认为电文中对奉系似不够锋利，口气也令人生厌，处处以直系大头领自居。不过，吴佩孚还是来到汉口。
吴佩孚到汉口，马上在查家墩成立了川、黔、桂、粤、湘、浙、闽、苏、皖、赣、鄂、豫、晋、陕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部，自任总指挥。吴佩孚这一来，把孙传芳的五省也划到自己名下，而且他还冒发各省响应电文。这个十四省联军总司令，纯属一厢情愿，如冯玉祥的部下孙岳、岳维峻等，根本就不同意，也只有杨林这样的下台将军签了名，更多的是代表签名，本人还不知是怎么一回事。孙传芳虽然对吴佩孚不满，但不能表露出来，因为他还指望吴佩孚到南京担任主攻徐州的主帅。
张宗昌历来以打硬仗出名，现已将部队集结徐州。
直系的将领们，大都迷信吴子玉能打硬仗的神话，对他抱有过高的希望。可吴佩孚本人对讨奉倒不怎么热心，他在汉口还抱着组建军政府的野心，以便重整失去的江山。
吴佩孚比起其他军阀，更有头脑，他认为他的敌手是冯玉祥和段棋瑞，妄图以“护法”的举动，再来一次政府变革。各地政客及一些贿选议员，听到吴佩孚有重整山河的指望，在吴景濂的带领下，也都来到汉口。
奉军抵徐州后，冯玉祥的国民军正要大战一场，忽闻吴佩孚出山，冯玉祥一方面密嘱岳维峻、孙岳等国民军将领按兵不动，一方面说和孙传芳、张作霖等部，望他们能共识大局，和平解决争端。
意欲消弭战祸的冯玉祥没有想到，孙传芳将他的密电公布出来，一时间，舆论哗然，把冯玉祥弄得非常狼狈。冯玉祥仍认定吴佩孚是自己的敌人，便在暗中和张作霖虚与委蛇。张作霖心里清楚，冯玉祥早晚会对奉系动手，但碍于现在的能力，也只能如此。现在的冯玉祥可谓树敌多多。
吴佩孚在汉口，到处封官许愿，明确提出不到南京就职，而要求进攻河南，然后假道进攻徐州，但派靳云鹗游说豫督孙岳时，遭到正面拒绝。孙传芳占领蚌埠后，一直希望吴佩孚和国民军进攻徐州，却没想到这两支部队都没动。张宗昌在津浦路发动进攻，用铁甲车装着白俄兵，孙部的前线部队都非常害怕这些洋兵，双方遭遇后，各有伤亡。直到后来卢香亭下令毁掉铁路，阻止奉军进军后，又让陈仪部偷袭奉军后路，才转败为胜。因为没有退路，白俄士兵举手投降。这次战斗中，白俄兵被孙部枪杀几百人，张宗昌的前敌总指挥施从滨也在新桥战中被俘。看到情况不妙，张作霖为保实力，又怕冯玉祥背后起兵，特命张宗昌为保住山东，下令退却。正在徐州久攻不下时，孙传芳得知俘获郑士琦旧部现附属于张宗昌的施从滨，便将其带到临时司令部，只问了几句话，就斩首示众。施从滨身为师长，已经是战俘，而孙传芳仍下令斩首，属下都为他的残酷啧啧有声。
孙传芳一生杀人如麻，后来被北伐军击败，大势去矣，便放下屠刀，皈依佛门，躲在天津租界。他哪里想到，此其魔鬼，在劫难逃。就在孙传芳杀掉施从滨十年后，在天津佛教寺院居士林的殿堂内，他被施从滨的女儿施连翘连击三枪，登时毙命。正中了那句老话：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图霸江南的野心逐步实现，孙传芳攻克徐州后，露出狰狞。吴佩孚没有想到孙传芳能这么快把徐州拿下来，知其必有变化，先派使者问路，假意祝贺。
孙传芳现在不用借助吴佩孚的力量，便对吴的代表说：“你回去，告诉吴子玉，他岁数也不小了，别操那么多的心，东南的五个省份，就别管了，由我主政。”代表还没来得及告诉吴佩孚，孙传芳便通电全国，来个先发制人，请吴佩孚主持东南五省以外的省份。吴佩孚想到中国就这么一块最富庶之地，让孙传芳夺走，真是不甘心，但也只能望“地”生叹了。其实对吴佩孚来说，最大的心患就是冯玉祥，等待血“北京政变”之耻。
孙传芳和张作霖开战之时，冯玉祥摆出和事佬的姿态，通电呼吁和平，甚至在电报中对张作霖称兄道弟，虽然表明自己决不参加内战，但话里话外却让张作霖把兵退出关外。张作霖已经失去江南，自然不肯轻易罢兵回关外。
此时，冯玉祥得到一个惊人的消息，那就是驻滦州的奉军郭松龄部的反奉苗头。冯玉祥手里有牌后，口气就大不一样了，与张作霖来往书信中虽然言必称兄，口气却换了。冯玉祥有他正直刚强的一面，但由于混迹于军阀中间，不得不使出些“阴谋”，以求自保，在给段祺瑞的电报中，公开指责奉系炫耀武力，陈兵京都，但他也向段祺瑞保证，为了对付吴佩孚，国民军不会对奉军动兵，以保民安。
在对奉军作战的问题上，冯玉祥从来就不想手软，可是现在马上同奉军开战，他没有获胜的实力，故而来个模棱两可。国民军将士对奉系的霸道，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最终冯玉祥还是下了决心，要求奉军退出热河，并把天津划成中立区，否则国民军就要用武力解决。奉军刚在江南吃了败仗，不想引火烧身，就在国民军调岳维峻增兵彰德、汤阴时，张作霖派张学良来到天津，与李景林和吴光新举行了军事会议，并马上向驻北京的国民军将领鹿钟麟提出建议，要求国民军退出北京，以换取奉军撤出河北为条件。
鹿钟麟马上向冯玉祥请示，得到首肯，战事稍有缓和。
同一天，奉军退出三河、武清，驻廊房的奉军也退往杨村。
段祺瑞借着形势，下了几道命令，让冯玉祥部和张作霖部各守自己防区，并要求孙传芳停止任何军事行动，所有驻军恢复以前的态势。军阀们的战事，真若同儿戏，只要自己得到好处，也都不言声了。
冯玉祥和张作霖在天津还签定了和平条约，条约内容主要都是针对吴佩孚的。孙传芳得了徐州，东南五省基本完全，他也就不想再与奉系为难了。表面上，段祺瑞政府又出现了一个摇摇欲坠的和平气象。
奉系内部有变，张作霖有所警觉，冯玉祥是想等奉系内乱后，出兵山东，清除奉系在关内的最后势力。奉系本来都是一群同张作霖出生入死的张家军，能有何内变？原来自第一次直奉战后，奉军惨败，张氏父子起用了一批正规军校的军官，在这些军官中，自然就分成土洋两派，土派不必多说便是胡子出身的张作相、吴俊升等，洋派便是杨宇霆、姜登选、韩春林等，保定军校的郭松龄、李景林算是土派中的洋派。这些新人之间，自是水火不相容。
第二次直奉战后，郭松龄本来也以为能得块地盘，但好处都让洋派占尽，心里一直窝着火。张作霖一直要同国民军一决雌雄，曾让张学良探问，但郭松龄屡次劝阻少帅不和冯玉祥交手，理由是关外有大片沃土可以开发，现在还没必要在关内夺地盘，并说这也是他和李景林两个人的意见。
郭松龄直接对张学良说：“老帅只想着打仗，哪里有个完。这次江南全丢了，老帅又能怎么样。如果开发关外，再从关内大批移民，等到合适的时机，通电和平，也为时不晚。你也看到了，现在全国声讨奉军，弄成这个样子，全是杨宇霆给老帅出的主意。老帅就爱听他们的话，到现在吃了苦头还没有觉悟。”
张学良听到这话，也不免有些吃惊，往日奉军内部有人发发牢骚，但还没有把老帅说成一无是处，便说：“你是什么意思？国民军简直欺人太甚，你该看出来，奉系的敌人就是国民军，你越让地盘，他们就会越得寸进尺。”
郭松龄明确说：“我是不会开枪打国民军的，这话你可以告诉老帅。”
张学良请他去沈阳，把自己的想法直接讲给老师听。郭松龄不置可否。张学良回到奉天后，把郭的态度讲给张作霖听，一旁的杨宇霆，早就看不惯张学良对郭松龄的偏袒，便把郭松龄去日本观秋操时，同冯玉祥的爱将韩复榘关系密切说给了张作霖。实际上，郭松龄同冯玉祥有书信往来，张学良心里是有数的，但要让他相信郭松龄要倒戈反奉，他无论如何也是不能接受的。
号称军师的杨宇霆，对郭松龄的担心，并非多余，他所说的也是事实。
日本一年一度的军事秋操，成为惯例，都要请各国的军事家进行参观交流。这次邀请奉军和国民军，奉军的代表是郭松龄，国民军的代表是韩复榘，两人在日本下榻东京大饭店，而此时国内战事正酣，虽然国民军和奉军还没开火，但双方在华北的敌视态度，自然就成了两人的话题。
韩复榘，字向方，直隶霸县人，早年辍学从军，入冯玉祥部，因骁勇善战，由士兵升至连、营、旅长，现为国民军第一师师长。韩复榘深得冯玉祥的信任，此次来日本观秋操，正处在国民军和奉军的对峙之中，他见到奉军郭松龄，先有怠慢之举，倒是郭松龄主动找上门，有意向他透露了一个消息。
郭松龄找到韩复榘，开门见山说：“向方，有一奇怪的事，我不知该不该相告。”
韩复榘说：“你郭茂宸替张作霖卖命，说起来也没得到什么好果子吃，好事都让杨宇霆和姜登选给占了，你要是和我聊这个，我就劝你一句话，别给张作霖卖命了。”
韩复榘说这话，开始倒是没太大用意，只是借机刺刺郭松龄，没想到郭松龄向他透露一个足以让南北军阀都目瞪口呆的机密。
郭松龄说：“你说这话，好没意思，我素来佩服冯焕章的为人，有心和国民军的将领交个朋友，听你这话是嫌弃我了。”
韩复榘觉出这是话里有话，急忙说：“茂宸，别动气，都知道我韩向方是个没多少文化的人，只是想起张作霖待你不公，一时不平，你可别当真，临来时，冯帅还特地嘱咐我说，要同你搞好关系，说东北军就茂宸将军是清醒的，剩下的话就难听了。”
郭松龄本也是个红脸汉子，听到韩复榘这样一讲，也就罢了气。原来，郭松龄的住处，来了一位日本陆军参谋部军官，问郭松龄这次来日本有没有替张作霖签密约的任务。郭松龄一听这话，有些摸不着头脑，细一追问，那军官反而支支吾吾，不愿讲下去。他觉得事情蹊跷，四下打探，方知张作霖同日本拟就一个密约，以承认“二十一条”为条件，由日本供应奉军军火，准备大举进攻国民军。这个密约已经成熟，只是奉军的签字代表晚到日本数日，日方怕张作霖有变，以为郭松龄乃奉系大将，可能负有使命，便让参谋部的人来打听。
韩复榘一听，浑身直冒冷汗。
郭松龄说：“向方，我相信冯焕章，他是不会同意打内战的。我是国家的军人，不是谁的走狗，让我开枪打自己的同胞，我决不干。你要是有意，可以把我的话告诉冯将军，张只要打国民军，我就敢回过头来打他。”
韩复榘说：“你真是这样想的吗？”
郭松龄听到这话，就要拔刀起毒誓，让韩复榘给拦下了。两人又经过密商，决定回国后，由冯玉祥定音。
韩复榘回到包头后，马上就把郭松龄的态度讲给冯玉祥了。
冯玉祥说：“这是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我一千个响应，真是想不到，奉军还有这样的血气汉子，能把老百姓和国家的利益放在首位。不过，向方，此事非同小可，你最好还是辛苦一趟，让郭先生写个东西，一来能证实他真心响应国民军反奉，二来也让咱们放心。”
韩复榘回到天津，托人捎去信，不久，郭松龄的参谋长和他的弟弟郭大鸣来到包头，商谈反奉大举。来客还带来了郭松龄拟就的“郭冯密约”。这个“密约”条款非常详细，主要内容为：
一、排除军阀专横，永远消灭战祸；
二、实行民．主政治，改善劳工生活及待遇；
三、实行强迫普及教育；
四、开发边境，保存国土。
除上述主要几项外，还有关于地盘的划分。
郭松龄的举动，引起奉系上层的怀疑。张学良知道郭松龄对没能当上安徽督军耿耿于怀，可他万万没想到郭要同李景林、冯玉祥在东北建立民主政权。为了平息郭松龄的不满，张学良还曾让郭松龄的参谋长魏益三捎过口信，要郭松龄不要和国民军的人来往，如果想要地盘，将来黑龙江、吉林任他选。
郭松龄反奉的决心已下，当张作霖召他回奉天参加军事会议时，他深恐事情泄露，托病不前，他也曾直面对张学良说：“老帅的脑筋太旧，爱听奉承话，受群小包围，已经无法挽救。最好父让子继。”要说起来，郭松龄反对军阀混战，张学良是赞成的，可是从小受到传统教育的张学良，在对待父亲的问题上，是不可能充当一个不仁不义的角色。张学良对郭松龄非常佩服，也认为他的倒戈有一定的道理，但一经对方真的发难，他马上就站在父亲一方。因为推翻张作霖就是铲除东北张氏父子的基业。
张学良得知郭松龄在滦驻兵，马上命张作相之子张廷枢一个团在山海关外布防。而此时，张学良心情非常矛盾，他对杨宇霆等人，也没有好印象，加之他们眼里只要老帅，根本就不把他这位少帅放在眼里，东北军上层将军，唯有郭松龄一直把他看作东北三省的希望。张学良也十分器重郭松龄的才干。东北军能有今天的“威风”，郭松龄是有功劳的。张学良还是不死心，他要用自己的真情打动郭松龄，平息这场“内讧”。
张学良从葫芦岛又登镇海舰返回秦皇岛，谋求与郭松龄见一面，为东北军做最后的努力。而张作霖也曾派自己的日本医生去给郭松龄“看病”。这名医生叫守田福松，实际上是一个日本间谍，他苦劝郭松龄不要反奉，而且他还向郭松龄保证，适时日本可能会出面帮助他在东北一展自己的志向。
郭松龄直面告诉这位日本人，他只是不想打内战，你无论是代表张作霖还是日本关东军，都不可能让他回头了，唯一的办法就是让张作霖下台，张学良主持东北政局。张学良已经不可能再直接找到郭松龄了，便委托这位日本医生，要求与郭松龄见上一面。
郭松龄回答说：“我要说的，已经全说完了，我对少帅不改初衷，如果少帅还是重复过去的话，我看这面也就没必要再见了。”
后来在守田的百般劝说之下，郭松龄还是答应与张学良见面。
日本顾问害怕郭松龄扣留张学良，提出找个适当的地点。
郭松龄说：“要是那样，就没必要了，我要是想扣留少帅，早就那样做了。”但日本顾问坚持要那样，还要找一个地方，双方共同前往。郭松龄加以拒绝。
即将开战前几日的一个夜晚，张学良还在镇海舰上，等待着郭松龄的最后答复。当守田来到时，张学良愁容满面，披着斗篷，站在甲板上。天异常寒冷，张学良的心更寒冷，真是悲苦难言，见到守田医生，声音有些颤抖说：“守田先生，我真是不愿意发生这样的事，可事情总是不能让人满意。我真是不死心啊，没办法，为了东北的利益，请先生再辛苦一趟。”
张学良回到舱内，提笔给郭松龄写了封信，先问及身体病情，然后又写到“倘吾沦为天涯客，相逢之时难有期”，劝郭松龄罢兵，言辞恳切，并保证他的安全。守田第二天又返滦州，将张学良的信给郭松龄后，静默在一旁，见郭松龄也流露出无限的悲痛，便乘机加以劝说。只这一次，郭松龄垂首默听，没讲一句话。
又过了一天，郭松龄向守田提出罢兵条件，还是让张作霖下野，让位于张学良，并表示请奉天吉田总领事、关东军白川司令作保，即奉天五天内答复。在此期限内，不采取任何军事行动。郭松龄还修书一封，给张学良，信中说：“松龄自受知遇，以至今日，一身所有，皆公所赐，凡所希功名，皆为公而求，所望之事业，皆为公而立。松龄已约束部下，分途前进，以清君侧驱群小，另造三省之新局面。成则公之事业，败之则龄之末局。”
张学良收到这封信，知道郭松龄不会回头，只能咬紧牙关。
郭松龄铁了心要打倒张作霖，决无二意，只是中间隔着张学良，也是比较矛盾的。郭松龄将部队开到昌黎后，又给张学良写了一封长信，追述了他们几年来的友谊，以及东北七、八年来的得与失，要张学良不拘泥于传统的忠孝观念，信中说：“若徒以服从为孝，而长其骄盈侈大之心，是陷亲于不义，委亲于至危，实非对人无违之义。现今国体共和，主权在民，故吾辈之忠，应忠于国家人民，决非忠于一人。松龄愿公为新世界之伟人，不愿公为旧时代之枭雄；愿公为平民所讴歌，不愿公为政客所崇拜。”
此时的张学良，为维护东北集团的统治，决心要与昔日的恩师大战一场。
张学良复信表示要恪守家道，他说：“惟良对于朋友之义尚不能背，安肯见利忘义，背叛家父？良虽万死，不敢承命。”
至此，这对师生加兄弟，只能兵戎相见于。（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