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龄滦州起兵反奉后，又拉上李景林，但李景林的家眷在沈阳张作霖手中，他只能暗中支持。奉系支持郭松龄的还有鲁督张宗昌，张出于野心，仅仅是在口头上，无诚意可言，郭并不信任他。
冯玉祥表面上通电保持中立，却将国民军又开回北京，并派兵出喜峰口直驱热河。
显然，冯玉祥的中立是假的，而且他还在电文中列举奉军镇压工人及武装夺取地盘的种种罪行，实是对奉系发难。
此时段祺瑞的日子也非常难过，学生运动风起云涌，使他一度要求辞职，并连连打电报给冯玉祥，让他到北京来讨论去留的问题。冯玉祥拿不出什么主意，只能发电“恳留”。段祺瑞日子不好过，可当今复杂局面，还不能使他坚决引退。
11月8日，示威者组成“革命敢死队”，冲击段祺瑞吉兆胡同的住宅，因为鹿钟麟赶到，派出一营士兵，才未让示威者闯进门。游行群众没能达到目的，又举行露天大会，要求段祺瑞辞职下台，打出的横幅都是“段祺瑞下台”、“解除执政府卫队的武装”、“打倒军阀，建立国民行政委员会”等。鹿钟麟对群众解释，他本人愿意服从民意，但希望群众不要激动。可已经动起来的人们，哪里还能安静下来，他们一路捣毁了章士钊、李思浩、朱深、姚震、曾毓隽、梁鸿志、叶恭绰等人住宅。示威群众9日又在天安门举行会议，要求解散关税会议，惩办卖国贼，并当众焚毁段祺瑞的照片。这些行动，说明了北方革命势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达到了从未有过的高潮。
段祺瑞想采取强制手段，但北京在国民军的控制之下，他也还不敢太过分。冯玉祥还没有推翻段祺瑞政府的决心，所以当段祺瑞的代表让他表态时，他还是表示拥段，并让鹿钟麟约束北京市民的行动，免得使北京陷入无政府主义的状态。
同时，郭松龄反奉也拉开战幕，当张作霖得知不可能使郭回心转意时，将免职的杨宇霆从大连召回，并派飞机在滦州一带撒传单，希望能召回部分子弟兵。由于没有效果，张作霖只得对郭松龄开战。
郭松龄枪决了路过滦州的奉系健将姜登选，为了取得日本人的中立，他还特意任命著名亲日派殷汝耕为外交部长，自任东北军国民军总司令。
郭松龄与张作相的部队在兴城大战，因为郭松龄有准备，一经交火，张作相部便退往锦州，三天后又退守大凌河，并将大凌河铁桥破坏掉，以阻止郭松龄部前进。这时的奉军，关内仅剩两个旅，张作霖使用缓兵之计，利用张学良的关系，请郭松龄暂缓攻击，声称政权交接之事可以商量。
锦州很快失守，就在张作霖准备离开沈阳时，日本人出面了，作为帮助奉系的代价，开口就要在南满铁路中获得七条铁路的商租权。张作霖这时哪里还能想得太多，满口答应。这就是引发“黄姑屯炸车案”的最初契因的“日张密约”。
进行密谈的是日本关东军司令白川，他到沈阳后，向张作霖提出关东租借地租期、南满铁路管理权延长九十九年以及日本在满蒙享有特权的条件。最初，日本人在张作霖和郭松龄两人之间尚未取舍，由于郭松龄改称国民军，与冯玉祥联手，而张作霖又痛快接受了日本人的条件，日本决定支持张作霖。
关东军马上撕下中立嘴脸，向郭松龄和张作霖发出正式警告，如果双方任何部队侵入南满铁路附属地及日本警戒区内，日军将解除其武装。借此，日军大批进入南满沿线。内阁授于白川为处理沈阳事件的全权代表。张作霖得到日本人的支持，腰板直了，几天前说出的“和平交接政权的事好商量”之话，也不算数，也敢张口骂冯玉祥“为人中妖孽，世界凶徒，中外共愤，天地不容”了。张作霖命张学良回奉天，调动朱继先的预备军三旅两团，搜罗所有大炮，与郭松龄决一雌雄，因为没有足够的炮兵，张学良命技师、技工充当炮手，还雇佣了不少日本炮手。张作相率吉林部队投入战斗，吴俊升也率穆春、张万卿、万福春等黑龙江骑兵部队星夜赶来。
巨流河沿线上，奉军七万人之多，而且这些兵都是张作霖的嫡系部队，因天气寒冷，都新添了皮大衣，发了双饷，士气正旺，而且这些部队雇佣思想严重，认为郭松龄吃着张家还打着张家，不是人。
决定郭松龄和奉军命运的这一仗中，日本人起了很大的作用，但也不能否认张学良的胆识和他的军事天资。
当时包括张作相等奉军高级将领认为，如郭松龄不在巨流河与奉军决战，而采取迥回战术，那奉军将处于很被动的局面。张学良说：“我深知茂宸用兵，他就是不怕打硬仗，你越是硬，他越是往前冲。而且他现在气势正盛，又有自己的炮群，认为打进奉天也是早晚的事。我所以在巨流河安置重兵，也在于茂宸善使炮兵，他又不知道巨流河一带已经集结了大量重炮，很可能在此和我们决一胜负，从他的性格来说，这也是他唯一的选择。”
事后，证明张学良对郭松龄的判断是正确的。
郭松龄部，由于日本人的干涉，他准备采取从营口进军的战术因日本人阻挠而流产，与他有协约的李景林，一直观望。这就使郭松龄不得不防着李景林背后给他一刀，而将部分军队驻守山海关，以便断后，提防李景林部。这一来，郭松龄的实力就大大打了折扣。郭松龄能指望的冯玉祥远在内蒙，而且郭松龄为了部队革新，枪杀姜宇亭，在部队中也产生不好的影响。
当初，郭松龄在滦州起事时，用张学良的名义，部队还能有一定的号召力，出关后他将奉军改为国民军，也引起下层士兵的不满。巨流河之战，双方用兵二十万人，表面上打得热火朝天，但总共伤亡才一千余人，可见由于双方都认为是自家人，有的还是父亲在郭部，儿子在张作霖部，郭军稍懈怠，奉军马上大军压上，导致郭松龄全军溃退。加之吴俊升的骑兵旅迅速包抄，郭松龄部富双英、刘震东两个团又倒向张学良，所在司令部白旗堡又遭到奉军右路的偷袭，并且天上有奉军的飞机助战，丢下炸弹在新民一带引起大火，郭部陷入极大的慌乱中。
这时，郭松龄已全军覆没，余下部队也多投了奉军，他便与妻子易服逃往新民。
在此期间，他也曾向日本领事馆分馆请求庇护，却遭到日本人的拒绝。
张作霖见状，及时通电，表示郭松龄的部队都可以不追究，但不保郭松龄性命。郭松龄见大势去矣，自己化装成农人推车，妻子坐在车上，路遇奉军黑龙江骑兵营长王永清部队清野，急忙逃进新民县老达房一家老乡家的菜窖内，但仅躲过几个时辰，便被奉军搜查出来。
张作霖打算把郭松龄押往奉天，后由于杨宇霆作祟，途中又改命令，命将郭松龄夫妇就地枪决，以绝后患，而郭松龄大部分部队也向奉军投降。
奉天城内，张作霖忘乎所以，在帅府内大摆宴席，以庆祝除掉郭松龄。
参加宴会都是有功的将军，其中在这次平息郭松龄部立下大功的吴俊升也在场。吴俊升，字兴权，山东历城人，清末曾任奉天巡路统领，驻军辽源。武昌起义后，率兵赴沈阳，后兼任骑兵旅长，第一次直奉战中，任东三省保安副司令。张作霖因为郭松龄的逼近，曾一度要引退，以求缓和战局，让吴俊升任主帅。
大话已经出口，又借着酒劲，张作霖很虚伪说：“吴大哥，这回多亏你的部队，算是解了我的难，当初我就有意让你来主持东北军的事。这回恶气出了，你无论如何也要主事，我这个大帅就给吴大哥了。”
还没等吴俊升表态，张作霖借题发挥骂张学良说：“你这个小六子，真混啊，怎么交上这样的朋友，要不是你吴大伯，咱爷俩哪还有葬身之地啊。”
张作霖这一番表演，吴俊升当然明白，赶快给张作霖来个台阶下，他哪敢在老虎嘴里拔牙，便说：“雨亭，在这好日子里，你不是骂我，朋友怎么能道出这种话，若不是你张大帅的威名，郭茂宸手下哪会有那么多的弟兄又回来了。这是你的造化，啥也不用讲，咱们本是一家人嘛。只是汉卿以后交朋友要多长个心眼。”
张作霖见好就收，急忙让张学良给吴俊升叩头谢罪，也算皆大欢喜。
郭松龄起兵反奉时，李景林先是答应助郭一臂之力，可暗中又对张作霖做出保证，决不同郭松龄采取一致行动，另一方面，他为自保，早已派代表同吴佩孚拉上了关系。
目前，李景林和张宗昌虽然投靠奉系，但李是直隶人，张是山东人，因东北军人都有种盲目排外倾向，两个人早就有意另立山头，不想再效忠张作霖。先是张宗昌因同乡关系巴结上吴佩孚，李也紧跟其后，准备拥吴佩孚上台，让他当自己名义上的头领。吴佩孚为了扩大势力，当然也愿意收留他们以壮大声势。
当李景林想把自己的势力伸到热河时，国民军冯玉祥先行一步，派宋哲元开赴朝阳，将热河居为已有，而且国民军第二军军长邓宝珊又想夺取直隶，引起李景林对国民军的强烈不满。就在冯玉祥的国民军准备出关援助郭松龄时，部队刚开到落垡，要求假道出关，李景林怕国民军有意外之举，马上宣布与张宗昌组织直鲁联军，打出“保境安民”的旗号，对国民军称：“如有敢于侵犯直隶者，当率健儿与之周旋。”更有甚者，郭松龄起兵反奉时，扣押了部分执异见的奉系军官，因为李景林同郭松龄有密约，便将那些军官交给李景林看押，而李景林却趁此时将那些军官全部释放。
李景林这一多变态度，不仅直打击了郭松龄，也把国民军推入进退维谷的境地。国民军为确保后方的和平，就不能不对李景林加以提防。国民军开始还有攻打山东张宗昌的计划，先由岳维峻暗通孙传芳，可由于张宗昌暗和吴佩孚，孙传芳一旁充当说客，也使国民军攻鲁的计划受挫。实际上，张宗昌已悄悄和吴佩孚达成协约，准备联合攻打河南。
张宗昌宣布保境安民的同时，改称自己为山东保安总司令，这也是脱离奉系的信号。
直隶方面，冯玉祥的国民军未听李景林的劝阻，继续向前。
李景林遂向国民军发出通电，讨伐冯玉祥。
其实，这也是国民军所要的，于是兵分两路，进攻李景林部。南路邓宝珊从保定进攻马厂，北路张之江由落垡进攻杨村。第三军孙岳部也由陕西开回保定，为两路军声援。国民军在军压境，李景林有些心慌，他率部在马厂打退邓宝珊部后，增加些勇气。目前，他只是想稳住阵脚，得到外援。马厂小胜国民军后，李景林又从天津出发，向杨村进兵。
路遇张之江，不想张善用兵，指挥有方，双方展开了拉锯战，整整打了五天，两军在杨村打得难解难分，最后进行了肉搏。李景林亲率督战队，他明白，必须保住天津和直隶，杨村若失利，他可谓再无地盘，因而也打得十分顽强。两军为了争夺杨村，京津、京浦铁路完全陷入瘫痪，其中有一天连北京至天津海口的国际列车也不能通行。最后，李景林占领了落垡。
这次战斗中，两军伤亡都很大，仅杨村一地就留下尸首五千余具。
冯玉祥听到杨村失利，及时调整，命李鸣钟代张之江为总司令，并从热河、绥远等处调兵。张宗昌自然也有唇亡齿寒之感，为保山东，他也不想把天津和直隶让国民军夺走，用最大的能力支援李景林，立派程国瑞、徐源泉两个军开往青县、沧州一带。
双方为了各自利益，摆开了决战架势，鹿死谁手，都很难说。
最终因为冯玉祥举行了大反攻，邓宝珊又率部反攻马厂成功，东路军又来了一个师到塘沽，因此将天津陷进一个扇形的合围之中，切断了张宗昌的援军路线。李景林虽然做了最大的反击，仍感到回天无力，急向新主子吴佩孚求计，言称要守到最后一个人和国民军决战。
吴佩孚好久没过帅瘾了，当即下令，命李景林为保实力，暂退往山东。
李景林当即放弃北仓，两天后，从天津退出，往鲁北与张宗昌部会合。李景林乘军舰经青岛抵济南，投向张宗昌。
这场战争，打了半个月，最后国民军获胜。
段祺瑞在北京听到后，还给冯玉祥拍了贺电。冯玉祥占领天津赶走背信弃义的李景林时，正是奉系军阀张作霖下令杀害郭松龄之日。
李景林逃山东后，国民军控制了京津一带，可由于进步运动的高涨，段祺瑞的日子是越来越不好过，北京大大小小示威游行接连不断。段祺瑞为了缓和局势，通电全国，决定修改临时政府制度，增设国务院，首先任命心腹徐世英为内阁总理。段祺瑞把老一套办法搬出来，也是给日异高涨的学生运动作个交代，以求避免发生更大的骚乱。
段祺瑞将这个责任内阁，当自己的护身符，求得暂时的安宁。
徐世英一切都听段祺瑞的，这个内阁同临时政府也没有太大的区别，只有一点不同，所设阁员，大部分都是亲冯玉祥和国民党的，王正廷为外交总长，于右任为内务总长，陈**为财政总长，贾德耀为陆军总长，杜锡珪为海军总长，龚心湛为交通总长，马君武为司法总长，易培基为教育总长，寇遐为农商总长。
段祺瑞的措举，得到冯玉祥的认同，他由包头回到张家口后，表示拥护这个内阁。段祺瑞为了津京地区的安宁，也希望自己的内阁能长久些，自冯玉祥赶走李景林后，先后任命宋哲元为热河都统，鹿钟麟兼任京师警察总监，并调任孙岳为直隶军务督办兼省长，并让李纪才前往山东为查办使。
段祺瑞一系列行为，是向冯玉祥示好，以换取国民军对北京政府的保护。段祺瑞以为这下能安稳几天，却没想到年底发生一件命案，即他的心腹徐树铮在廊房遭到暗杀，对他刺激很大，有些日子闭门不出，生怕不测。
徐树铮一直在国外，就是段祺瑞执政期间，段也不敢将他召回，都知道徐树铮同国民军冯玉祥和奉系的张作霖，交恶颇深。段祺瑞本意是让徐树铮在国外以他个人的名义进行外交活动，可徐树铮恶名远扬，到处受到中国侨民及留学生的斥责，被视为不受欢迎的人。徐树铮在德国时，竟有留学生围住公使馆，要求徐树铮立刻离开德国，因为无奈，他在欧美各国兜了一个弯子，十二月由日本回到上海。
徐树铮一进国门就大发议论，表示拥护段祺瑞，鼓吹直皖奉三大派来个大联合，使北洋派团结起来，并把老一套阳奉阴违的本领使出来，先去杭州拉拢孙传芳，得到默许后，本想回到北京段祺瑞身旁，但他过去杀过冯玉祥的舅父陆建章，对冯玉祥深怀戒心。陆建章为冯玉祥的舅舅，两人感情颇深，冯玉祥参加滦州起义失败后，正是陆建章保护了他。徐树铮心里哪有不害怕的道理。
段祺瑞深知这段纠葛，他对徐树铮杀陆建章本来是不同意的，但事情已经发生，又过去这么多日子，便从中说和冯祥祥以大局为重，不要过多计较个人得失。冯玉祥表示同意，不计前仇，并通电徐树铮北上时确保他的生命安全。
徐树铮得到冯玉祥的保证，心里这块石头算是落下来，想到事情已经过去多年，本身也是政治恩怨，大家不会算老帐的，遂由上海到天津。徐树铮在津逗留时，段祺瑞得到一些口风，尽管他得到冯玉祥的保证，心里仍是不放心，因为陆建章的儿子陆承武在冯的部下，而且国民军内部也有风言，说是要杀掉徐树铮，免得段祺瑞再受他盅惑。
段祺瑞急忙命宋子杨到天津，阻止徐树铮进京，免得发生意外。徐树铮自视甚高，没把段祺瑞的话放在心上，仍是大摇大摆进了北京城。徐树铮进京后，直接驱车到吉兆胡同段祺瑞府上，他的到来，使段祺瑞有些吃惊，认为他太大意。徐树铮亡命海外多日，这次回来，见段祺瑞执政，真有些百感交集，也就顾不上其他了。
为了能在段祺瑞心目中留有好印象，早日重返政坛，徐树铮夸口说：“段公，我这次在海外，可谓收获不少，各友邦对兄弟非常重视。”
段祺瑞说：“他们对现在的中国时局有何见教？”
徐树铮胸有成竹说：“他们认为临时政府无实力基础，要想得到恢复，最好的办法就是得到友邦的全力支持。现在政权分立，表面上是段公执政，实际上是各军务督办各执自己的地盘，若想把政权巩固下来，必须在各国对中国的利益问题上作文章。”
段祺瑞听到这话，心里有些波动，他说：“那现在最关键的问题又是什么，各国友邦又是怎样看待中国的**现象？”
徐树铮说：“不用友邦来说，就兄弟我这几年所观察的心得来说，对**现象要坚决镇压，采取措施，**问题已经成为全世界的问题了，中国不能走帝俄的老路，只有对**加强取缔，并约束所谓的反帝运动，就能得到友邦的同情，如果有了同情和信任，还怕政权旁落吗？中国人愚顽，而且我们的国库空虚，只有靠着友邦，才可能达到我们所希求的。”
这番话，可谓句句打在段祺瑞的心坎上，多少日子来，周围没有像徐树铮这样敢于“诤谏”的幕僚了。徐树铮遂提出请求，让段祺瑞以元首的身份公开接见他，以证实他专使身份，也表示他在元首眼中的地位。这样他在同国外公使接洽时，就能更深入地进行。
段棋瑞开始有些犹豫，一会儿就让徐树铮的米汤给灌晕，决定于次日举行公开的会见。
这一日，徐树铮在执政府上演了一出戏，身着大礼服，胸前佩挂各式各样的大勋章，以外国公使之礼入觐。内阁中多有人不满，可是段棋瑞已经鬼迷心窍，哪里还能听进其他意见，煞有介事，以元首身份，又是鞠躬，又是握手，好一番热闹。
徐树铮又回到了过去，找到感觉，好不得意。9日这一天，他更是忙里忙外，上午，他身着大礼服遍访各国公使，到处吹牛；下午，徐树铮出席了国务会议，报告考察各国的情况，又到一所学校参加欢迎会，以元首的大红人自居，到处许愿，胡乱发表意见，晚上又参加龚心湛的宴会。徐树铮的招摇，引起很多人的恶感，本来已经忘却的旧事，又被重新提起。
消息传到段祺瑞耳里，他连忙派人到龚心湛府上，让徐树铮尽快离开北京。
交通总长龚心湛代徐树铮接洽好一列专车，因战事刚过去不久，专车行驶很慢，直到晚下十点多才到廊房。这是一个明月如昼的夜晚，徐树铮还在专车内做美梦，为段祺瑞起草与各国公使联盟草案。专列在廊房靠站后，有一队士兵列在站台上，徐树铮还以为是来欢迎他的，没等手举起来，有一年轻军官上来将其手臂扭在背后，拉下列车，不等他有任何反抗，一弹将其毙命。
车站有些混乱，徐树铮的随行人员多是文官，只会大喊大叫，那队士兵迅速撤离。
事发忽然，段祺瑞老想把这件事查个水落石出，终因徐树铮树敌太多，作恶有加，底下人也不甚上心。此血案也就不了了之了。徐树铮可谓死得不明不白，段祺瑞大有“兔死狐悲”之感，心里甚是不快活，也生怕自己遭到暗算。这回，他对这个元首没有什么留恋了，思谋退身之路。段祺瑞为徐树铮发了一道表扬和抚恤的命令，段这道命令须由陆军总长副署，却因贾德耀置之不理，此令无法发表，也只好做罢。
徐树铮被刺，传言冯玉祥听说徐树铮出国期间与意大利的墨索里尼订有协约，接受意大利的军火，为段祺瑞扫平障碍，便使部下秘密将徐处死，一是削弱段祺瑞的的臂膀，二是血洗舅父陆建章惨死之仇，正可谓一箭双雕。
徐树铮的死，对段祺瑞的确是一个打击。而此时，在日、美的策划下，张作霖与吴佩孚以所谓“反赤”的口号，联合进攻北方的国民军和南方的革命势力。张宗昌和李景林也高唱“奉吴合作”。张宗昌认为，吴佩孚一直把冯玉祥视为头号对手的，他如若促成奉吴合作，双方都要买他的帐，他张宗昌不仅可以假他人之手打击国民军，自已也成了双方争取的“实力”。
在英、日公使的策动下，张作霖派代表张景惠和吴佩孚的代表张志谭在汉口举行多次会谈，与此同时，吴佩孚又派吴天民、杜孝穆等人至奉天，与张作霖商议联合进攻国民军的具体计划。
日本在奉系军阀中，都派有大量的军事顾问和技术人员，张宗昌部的日本军事顾问就是后来成为甲级战犯的侵华总司令冈村宁次，而且将大批武器供给这些地方军阀。英帝国也不甘落后，不仅在财政上帮助吴佩孚东山再起，又供给一万五千余支步枪，为奉吴攻国民军，打下优厚的基础。
局势如此，段祺瑞哪里有不起急的，就在他正准备辞职下台时，冯玉祥抢先一步，向他递交了辞职书，引起很大反响，段祺瑞不得不先把自己辞职的事放一放了。
奉吴的合作，也在冯玉祥预料之中，可他没想到会这样快。自从打败李景林后，直鲁联军的张宗昌和李景林一直在鲁北准备反攻，而山西的阎锡山也一直对国民军不断扩充地盘耿耿于怀。吴佩孚元气已经复苏，不会单单经营南方，势必要北上找国民军算帐，而段祺瑞现在是自身难保，对冯玉祥最重要的一点还是国民军内部也在渐渐分化，孙岳率第三军帮助他打掉了李景林，作为回报，也得给他地盘，他本来也是直隶人，让他当直隶省长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可天津是第一军浴血拿下的，也在观望，他十分为难。
冯玉祥出身贫民，但身为军阀，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他什么事都能干出来，可当事情一旦发生，他又能考虑国家的未来。北京政变后，他曾因为对时局不满，一度入天台山不下来，后多亏李大钊派徐谦、于右任等国民党人赴天台山与之交谈。共产党人李大钊亲自赴天台山，与冯玉祥恳谈，要他振作精神，不要与反动势力妥协，而且还介绍不不少国民党和共产党人赴军中任军官，并将苏俄大使加拉罕介绍给他，使冯玉祥了解到很多革命道理，对俄国的十月革命也有了新的认识。
冯玉祥思想的改变，因而离军阀们也越来远，也使得吴佩孚和张作霖视国民军为肉中刺，不除不快。
吴佩孚和张作霖加快联手的步子，双方在大连、汉口等地达成反国民军共识后，议定消灭国民军后，奉军出关，直鲁归吴。
于是，吴佩孚通电全国：讨奉停止。（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