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朝文武对小皇帝在太和殿大哭大叫的不满意，算不了什么，让他们忧心忡忡却是那官府四处通缉化名中山樵的人。近些年，中山樵挑起的大小事端频频发生，深深摇撼着大清帝国。他和他的同志在香港策划了广州起义，以青天白日为军旗，起草了“反满檄文”，没料想运送起义的枪械被清廷起获，加之走漏了消息，未果。朝廷还没等喘过气来，几年后，又是这个化名中山樵的人，发动了庚子惠之役，他借助菲律宾独立军在日本购得大批军火，在惠州三州田起事，沿海东进，直趋厦门，后又回攻广州，得手后，组建了临时政府，十几天内，起义军增至两万余人。
中山樵就是在中国极力鼓动资产阶级革命的孙中山。
孙中山原名孙文，字德明，号日新，二十岁改号逸仙，取粤语的谐音。1887年在日本奔走革命时化名中山樵，从此便以“中山”称著于世。小中山十岁开始入私塾读书，三年后，投奔远在檀香山经营牧业的兄长，在兄长资助下苦读，在夏威夷，他目睹了殖民主义者歧视和荼毒当地土著和居民，对欧美的殖民主义制度深恶痛绝，也由此想到自己几万万同胞的命运。成人后的孙中山返回广州学医，结识了郑志良，常谈论国家命运，两人情投意和，成为知己。同年，他转入香港西医书院，广泛涉猎了各国的政治、军事、历史、农学等书，在此期间，他的汉文并不太好，便刻苦研修，磨练写作技能。他广博的学识，不仅使他获得了医学硕士，成绩也是名列第一，并在此投身社会活动，认识了陈少白、尤列、扬鹤龄等朋友，在一起纵论时局，抨击清政府，为进步报刊撰文，被世人称为“四大寇”。孙中山四处行医，抱着悬壶济世的态度，心里也是明白，医世比医人更为重要，有很长时间他感到彷徨，读到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文章，以为正是救世处方，积极探寻“改良祖国”的门径，集中几年的革新主张，拟就了《上李鸿章书》，他写说：
窃尝深维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垒国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
当时的李鸿章对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南方青年睬也不睬，对《上李鸿章书》的内容更是不予理会。孙中山对这个洋务派领袖，抱有幻想，从上海来到天津，想面见时任直隶总督、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结果遭到拒绝。真正使孙中山摆脱改良主义幻想，决心与清王朝彻底决裂的，还是中国在甲午海战战败的事实。从此，孙中山完全抛除所谓改良的主张，在檀香山火奴鲁鲁成立了华夏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具有民主主义色彩的小团体——兴中会，并草就了成立宣言，在入会秘密誓词中，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为己任。三个月后，孙中山抵达香港，相继与旧友陈少白、陆皓东等成立了香港兴中总会，并开始准备上文提到过的广州起义。起义事泄后，陆皓东等人被捕牺牲，孙中山、陈少白遭通缉流亡日本。
兴中会的火种没有熄灭，先后在横滨、长崎、台湾、河内、旧金山以及南非等地成立。
孙中山和李少白逃到日本，没多久，他又流亡美国，既而又转往伦敦，殊不知一个阴谋正等着他。
此时的中山樵，大名贯耳，有人敬有人怕，亦有人欲杀之而后快。
一个晨雾茫茫的早晨，剪掉辫子的孙中山，身着西服，神情有些疲惫地敲开老师康德黎的门，在这位老师的帮助下，他住进了市区的葛兰旅社。他非常小心，不敢轻易相信别人，能安全到伦敦，没被清廷的爪牙发现，真是件值得高兴的事。他正准备休息，听到有人叩门，先是没应声，后来听到来人讲话用家乡方言，才打消疑心。开门见站着两个人，其中一个说：“这里的一个同乡会，久闻先生的革命气概，都想亲耳聆听先生的教诲。”孙中山一听到是同乡请他，戒心全无。他以宣扬革命为本，能在异国找到志同道和的同胞，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不容多想，便和来人走了。
善良的中山先生哪里料到，清廷花重金买到了他要来伦敦的消息，早已布好陷阱，只等着他往里钻了。不用说，来的那两个所谓同乡，实际是清政府住英使馆的特务。他们将孙中山诱进驻英公使馆，秘密幽禁。这时清政府已发出密令，命使馆花高价租一货船，把孙中山装进木箱，运回国内立即处死，以儆国人。苍天有眼，就在孙中山两次说服英籍佣人没有结果时，在被囚禁的第五天早上，终于说服了英国人柯尔，请他将一封书简交给康德黎。
几天来，康德黎正在为失踪的孙中山发愁，得到消息后，马上让人转告清廷，称孙中山被禁之事，英国当局已经知道，并请警察出面干涉，使清政府不敢贸然加害他的中国学生。另一方面，他又约见记者，详细披露中国使馆侵犯人权的内幕。四十八小时内，伦敦各家报纸纷纷报道这一消息，舆论哗然。英外交部派人调查，证实了这件事。
在洋人的压力下，中国使馆被迫将孙中山先生释放。
伦敦蒙难，使孙中山成为一个闻名国际人物，同时又增长了见识。他离开伦敦，经加拿大，到日本结交朝野人士，开始策划中国未来的命运。
当时很多有志的中国热血青年，都聚集那里，寻求国家的和自己的出路。孙中山在日本后，深感各学会林立，自有主张，而此时正在日本的黄兴、宋教仁等，也极力将这盘散沙筑成革命的基石。孙中山和黄、宋一拍即和，倡仪联合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和其他的反清团体，成立一个统一的革命政党。
孙中山心直口快说：“我看新政党名为‘中国革命同盟会’如何？”
黄兴点头称是，宋教仁也举手赞成。
黄兴说：“同盟会甚佳，可是还得有个更明确的章程，最好综合以前各团体精华，了然明确。”
宋教仁对孙中山说：“以前发生的事，我们应该汲取一些教训。”
这话，宋教仁是有感而发的。孙中山所领导的广州起义，以失败告终，在一些团体中，对孙中山有些风言风语，认为他有“江湖”的色彩。
孙中山适时接过宋教仁的话说：“今天的形势，非同以往，早就有人对广州起义有所惋惜，我看大可不必。我看到这种情景，心中特别高兴，不能用语言来表达，知国人之迷梦有渐醒的征兆，难道不值得高兴吗？”
这些热血志士，遂又讨论了同盟会章程，以孙中山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该会纲领，公推孙中山为总理，黄兴为执行庶务长，本部设在东京，下设执行、评议和司法三部，汪精卫为评议部议长，邓家彦为司法部判事长，检事长为宋教仁。
这些宣传家根据孙中山的概括，将同盟会的纲领定为“民族、民权、民生”，简称为三民主义。
是年为1905年8月0日。
同盟会成立后，可谓如火如荼，自1906年起，领导和发动了萍浏醴起义、潮州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钦廉上思起义、黄花岗之役和“改换门庭”的武昌起义。辛亥后，同盟会总部由日本迁至上海。
191年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
要说起国民党的老根，得列出个大单子，正是这些革命团体造就了同盟会，其主要有(1900年)横滨正贯一、王宠惠、冯自由、冯斯乐的广东独立协会；(190年)东京章炳麟、秦力山的支那亡国协会；秦毓鎏、周宏业的青年会，上海蔡元培、章炳麟、吴稚晖的中国教育协会；(1904年)武昌胡兰亭、黄华亭、刘静庵的日知会；长沙黄兴、马福义、刘揆一的华兴会和同仇会，上海的龚宝铨、蔡元培、陶成章的光复会等。
要多说的，是这个光复会。当时，光复会真正的盟主，说是蔡元培，章炳麟也挂过牌，但真正执鞭的却是陶成章，他热情有加，奔走革命，衣衫褴褛，为事业几过家门而不入。光复会从“鼓吹”到“力行”的革命行动，他是出了大力的。陶成章主张暗杀，以极端的手段打击清廷。陶成章，字焕卿，1877年生于浙江绍兴，笔名汉思、巽言等。190年留学日本，结识了“军国民教育会”的成员龚宝铨、魏兰等。他受过很好的教育，早年接受一些新学，思想有些激进，但他为了革命活动，常常是不辞劳苦。1904年初归国，他麻绳束腰，脚穿草鞋，积极奔走浙江各地，联络会党，策划起义，有时一天竟行走一百多里地。
看到陶成章如此忘我，有一次将近除夕，魏兰劝他回家过年，说：“焕卿兄，现在咱们在杭州，听说离你家一水之隔，你是不是回家看看。”
陶成章说：“我看还是算了，反正老父身体还好。”
魏兰说：“革命也不能连家人都不要，再说现在离家又这么近，我看你还是回去看看，看过再回来，工作有你做的。”
陶成章说：“我倒不是不想家人，只是怕一回家，勾起乡情，恐为人情所累，不能复出啊。”
听到这话，魏兰不免欷嘘说：“真是忠孝不可两全，你好自为之吧。”
陶成章说：“兄不必多虑，既身为国奔走，莫说亲情，生死已然置之度外，哪能过多以私家为重。”
陶成章就是这样，每到一处，首先做社会调查，包括会党、兵营，冒着生命危险四处散发革命报刊，他说：“由是浙东革命书籍，遂以遍地，而革命之思想，亦遂普及于中下二社会。”他的活动很有成效，十月间，在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的基础上，他和蔡元培、龚宝铨等在上成立了光复会。虽说蔡元培身为会长，可实际任务都由副会长陶成章担当，年底，他赴日本，在东京成立分会，许寿裳和鲁迅也加入了光复会。光复会的思想很纷杂，但反满反帝还是占着主导地位。光复会成立后，徐锡麟、秋瑾也先后加入，革命势头异常迅猛。翌年秋天，陶成章和徐锡麟在绍兴创办大通师范学堂，表面上是办学，实际是为革命准备武装力量，准备起义，他们以各种名义召集江南各府、会、党成员到校学习，进行军事训练。秋瑾后来在这所学堂发展了六百多名会友。陶成章看到革命成果，更是不遗余力，奔走浙、皖、闽各地，联络有志之士。巾帼英雄秋瑾成立了光复军，推举陶成章为五省大督，计划起义。钻入敌营的徐锡麟，深受安徽巡抚恩铭的重用，正在他准备与秋瑾在浙、皖两省同时起义时，因有人叛变而仓促起事，在巡警学堂前刺杀恩铭，并与清军血战四小时，终因寡不敌众，不幸被捕，当晚在安庆抚院门前慷慨就义。几天后，清廷派兵包围了大通学堂，捉住秋瑾。
一代巾帼英雄，几日后的一个淒冷的凌晨，惨死在刽子手刀下。
徐锡麟、秋瑾事发，清廷下令通缉陶成章，他只身化名逃往南洋，继续进行反清活动。1908八年，又潜回日本，到东京接编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同年秋天，陶成章再次绕道南洋，拟集款在江浙举行武装起义，请求孙中山协助华侨募款。由于种种原因，孙中山以南洋经济恐慌没能给予积极支持，遂对孙中山有些误会。
陶成章一直主张“中央革命”应放在北京或江浙地区，对孙中山把起义重点放在华南很不以为然。不过他们真正的误解还不仅于此，若说导致同盟会和光复会分裂的另一个因素，就不得不提提章炳麟和吴稚晖，还有那个具有帮会色彩的陈其美及他的小兄弟蒋介石。
章炳麟，1869年生于浙江余杭，字枚叔，号太炎。青年时赴上海，开始了政治活动，创办报纸，撰文鼓吹维新变法，后又应张之洞之邀赴武昌，主编《正学报》，因和那满腹野心的张之洞不和，渐生龃龉，愤而离去。戊戌政变后被通缉，逃往台湾，后又转道日本，结识了孙中山。翌年七月，返上每，在“张园国会”，当众剪辫，以示和封建王朝决裂。他在上海，继续撰文鼓吹革命。
上海滩的《苏报》，受到当时激进知识分子的影响，由热血青年章士钊担任主笔，章炳麟、蔡元培、吴稚晖的激烈文字频见报端，报道各地学生爱国运动，率先推荐邹容的《革命军》，放言革命，登摘章炳麟揭穿康有为真保皇假革命的面具，这是一群彻底的革命家，文中甚至把光绪说成未辨菽麦的小丑。在当时，文字不能说不过于激烈，上海督统袁树道奉朝廷之命，悬赏捉拿《苏报》有关人员，章炳麟等四人先后被捕。英雄邹容，已经脱险，得知同志被劫，以身明世，愤而投监。不久，邹容被害致死，章炳麟判刑三年。
刑满后，孙中山将他接往日本。
《苏报》事件，影响海外，却也有一个谜，那就是其中主要人物吴稚晖。所涉人物跑得跑，抓得抓，惟有他仍消遥自在当寓公。有人传言说他变节清廷，反正自此，章炳麟与他水火不相容。
吴稚晖，江苏武进人，名敬恒，字稚晖。五岁丧母，后入江阴南菁书院读书，参加乡试，中举人，又连续几次进京参加会试，未能考中进士。他原本是康有为、梁启超的朋友，后来随着时局，思想有些转变。《苏报》出事后，章、邹等人入狱，他去了伦敦，在此其间，孙中山与他会过面，第二年他在伦敦加入了同盟会。章炳麟出狱后，在同盟会继张继后主持机关报《民报》，正是在此时他通过蔡元培与陶成章建立了关系。
由于陶成章对孙中山为江浙起义筹款之举不积极，加之章炳麟对孙中山的不满，吴稚晖再从说些个人看法，光复会从同盟会分离出去，只是时间的早晚了。
1910年，陶成章将光复会总部由上海迁到东京，章炳麟和他成为正副盟主。
事实上，光复会和同盟会没有根本性的利害冲突，光复会分出去后，仍和同盟会同属革命阵营，性质也没有变，一俟辛亥革命到来，马上共举大旗。尽管如此，孙中山总是不愿意看到“分离”的结局，他对光复会有些看法，但为了反清大志，恢复中华，也认为那是不值得重视的。光复会最先脱胎于陈天华和黄兴在拒俄义勇队基础上建立的军国民教育会，规则写说：“养成尚武精神，实行民族主义。”这是该会的宗旨，并以鼓吹、暗杀、起义三种方式实现革命排满。该会虽然没有大的举措，后来又并入了同盟会，但他的衣钵让光复会给继承下来。孙中山就是对自己的敌人，也主张光明磊落。所以，他对光复会有些看法，也不足怪。
1905年到1910年，在日本的同盟会员，大多有共识，但也有不少怀揣各自主张的。
陈其美，该算是有江湖色彩的革命者，他字英士，浙江吴兴人。他先是在上海一家商号当会计，聪慧机敏，结交广泛，在底层帮会结交了不少朋友。1906年，陈其美在弟弟陈其采的鼓动下，去日本看世面，以求发展，到日本后进入东斌学校学军事，并经人介绍加入了同盟会，结识了孙中山、黄兴、宋教仁、汪精卫等著名领导者，也交了些颇具名望的江浙老乡，如秋瑾、徐锡麟、竺绍康、张静江等。这样一来，没有多久，站在身后的这些兄长，使刚进东京的陈其美倒像个老战士了。他虽然加入同盟会，人却有些散漫，因为同盟会里，都是学贯中西，才华过人的智者，和他在上海认识那些讲义气的朋友有着天壤之别，这对他的思想，也多少有些转变。
有一日，陈其美在留学生的聚会上，遇到了蒋介石（蒋当时的名字叫蒋志清），两人是老乡，话自然也就多了些，而且蒋介石英姿勃勃，淡吐严谨，对革命形势滔滔不绝，聊起底层也很内行，而且为人也比较和蔼，很容易相处。
陈其美立刻将其引为知己，对其说：“我也是看着，来日本最先的目的不过是结交些贤明的朋友，可一到这里，思想有所转变。眼界开阔了。”
蒋介石说：“真是有同感，君臣无道，我虽然是官派留学，可在东京得到的，倒不是军事上的技能，而是思想上的。”
陈其美说：“学还是要学的，我看透了，这个世界，总是一种力量，那就是人的力量，国家的力量，改变这些，是要有权力的。可权力从哪里来呀。”
蒋介石听到这里，有些不解，心想这人不是个商人吧，难道还想用钱捐个官儿再做事不成。陈其美看出蒋介石的困惑，接着说：“你真是的，我说的是兵权啊！”
蒋介石顿开茅塞说：“一语道破天机，自古以来都是如此。不过，这种权力就产生在道义之上。”
严格上说，蒋介石受旧学影响很深，应该还是个儒生。陈其美和蒋介石以兄弟相称后，介绍他加入了同盟会，还领他去听了孙中山的一次演讲。演讲之前，陈其美把蒋介石介绍给孙中山。正是这次在日本与孙中山的会面，使蒋介石从思想上产生了一次很重要的飞跃，他再也不是那个在上海闯码头的迷惘的年轻人了。对他来说，革命的火种已经播入他的心田，他对形势也看得很清楚，剩下的就是如何抓住机会了。
两年后，陈其美回国开始革命活动，他以冒险为天职，杀雄鸡，喝血酒，和帮会头目歃血为盟，仅仅三年，从缄默无闻一跃为上海滩出名的革命党人，以“纵情酒色”掩护革命，用金钱和女人在上海很快打开局面。他以口齿捷，主意正，手段狠，行动快著称于上海，在得到革命者支持的同时，帮会也成为他从事秘密活动的有力工具。头脑灵活的陈其美，很快就发现，上海真正的革命党人和知识分子，并不高看他，而他们认为真正革命党领袖应是陶成章，但不久，陶成章死于暗杀，革命似乎带着一种血腥气息。但不管怎么说，陈其美在上海以他的独特手段，成为当时的领袖人物。
在对待光复会问题上，孙中山的意见为“协力同心，两会非只良友，有如昆弟。”他认为暗杀有缺光明，结果也不会太好。
陶成章在“暗杀”的问题上，一直和孙中山有分歧。
尽管如此，光复会出现了徐锡麟刺杀恩铭，熊成基袭击安庆，率新军马炮营一千多人起义等重大的极端事件，无疑提前敲响了清廷的丧钟。
陶成章极力推崇暗杀，最终也死于暗杀，实在是种讽刺。
一系列的事件的发生，让大清帝国如同微卵，可谓四处风烟起，天地行干戈；而一系列的暗杀事件，让紫禁城里王公贵族，更是惶惶不可终日。
革命党人每个动作，都留下火种，最终暗杀目标指向了小宣统的老爹摄政王载沣。（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