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岳同孙海清一行入得总统府内，曹锟已经穿戴完毕，因仓促着装，总统礼服看上去有些凌乱。出生入死、杀人越货的曹锟，也是经过风雨的，为不失大总统面子，梗着脖子，对孙岳睬也不睬。
孙岳先发话说：“请曹大帅不要惊慌，只要你答应冯将军的条件，我以人格保证大帅的生命安全，你的私人财产也会受到保护的。”
曹锟窝着火，半天才转过脸来说：“好你个孙岳，现在翅膀硬了，不承认我这个大总统了。告诉冯焕章，我这个总统是国会选出来的，要想推倒我，得有国会的意见，否则你们就是大逆不道，是谋反。”
孙岳听罢，哈哈一笑，接着说：“大帅对我的恩情，没齿不忘，但是国家的利益要高于个人的利益。我劝大帅还是放聪明些，认清形势，否则对你不利。从我个人来说，也有几句话想对大帅讲，为了国家的利益，请你好自珍重。我和冯玉祥将军会给大帅一个面子，让大帅体面地下台，对你对各方面都好看些。如果大帅固执己见，后果你也能想得出来。北京现在我们的手里，何去何从，请三思。”
曹锟见势已去，扭过脸对孙岳黯然说：“你们不必多说，去找责任内阁吧。”
同时，冯玉祥派兵去抓贿选幕僚王克敏，因为晚去一步，没有拿获，而李彦青却让士兵们堵在被窝里，令其穿好衣服，用人力车给押走了。孙岳安抚过曹锟，同冯玉祥商量后，遂命北京责任内阁组织非常会议，会议上通过四道命令：一、停战；二、撤销讨逆军总司令名义；三、解除吴佩孚的直鲁巡阅使及第三师师长等职；四、任命吴佩孚为青海垦务督办。
孙岳得到内阁的命令，又找到曹锟，让他盖章。
曹锟这回可是哭出了声，并叹息说：“子玉啊，这是他们逼着我干的，我实在是对不起你呀。”
曹锟被卫队暂囚于延庆楼，由专人看管。
真如同游戏，百姓们大觉一醒，世界又变了，闹不清的是，直奉还在山海关一带大战，可眼下满北京城又驻满了兵，个个臂上都系着“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的袖章，也不知又是哪位将军占了这座古城。楞听说把曹锟大总统搬下台，百姓们倒也能猜出这次兵变八成不同过去。
冯玉祥控制北京政府后，又囚禁了曹锟，便着手进行下步动作，他会商黄郛，希望他能出来组织摄政内阁，同时他有请段祺瑞出山临时执政的意思。冯玉祥这个想法，得到胡景翼、王承斌、孙岳等将军的首肯。黄郛，字膺白，浙江绍兴人，是清末公派的日本留学生，老同盟会会员。他归国后在清政府军咨府任职，武昌起义后，投陈其美部，任上海督军府参谋长兼沪军第二师师长，当时的蒋介石是他手下的团长，与陈其美、蒋介石同是盟兄弟，后又去美国，是华盛顿会议代表团顾问，曾任北京政府的外交总长、教育总长等职。黄郛在北京政府内，还是有一定影响的。
冯玉祥选择黄郛，另有目的，认为他不属于任何派别，而且与南方还有些瓜葛。
在北苑，冯玉祥举行军事会议，与会者有王承斌、胡景翼、孙岳、黄郛、张之江、鹿钟麟、李鸣钟等人，会上做出决定，同意组织中华民国国民军，冯玉祥为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景翼和孙岳为副总司令兼第二、三军军长。会上，还决定了请南方的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
是日，由冯玉祥、胡景翼、孙岳联名向全国发出和平通电：
国家建军，原来御侮，自相残杀，中外同羞，不幸吾国民自民国以来，无名之师屡起，战事愈烈，元气愈伤。执政者苟稍有天良，宜如何促进和平，与民休息。乃者东南衅起，延及东北，动全国之京，枯万民之骨，究之因为何而战？为谁而战？主其事者恐亦无从作答。本年水旱各灾，饥荒遍地。正救死不暇，竟耀武于国中，吾民何辜罹此茶毒！天灾人祸，并作一时，玉祥等午夜彷徨，欲哭无泪，受良心之驱使，作弭战之主张，于10月日决意回京，并联合纠属各军另组中华民军，誓将为国民效用，如有弄兵好战，殃吾国而殃吾民者，本军为缩短战期起见，亦不恤执千戈以相周旋。现在全军已悉数抵京，首都之区，各友邦使节所在，地方秩序至关重要，自当维持。至一切政治善后问题，应请全国贤达急起直追，会商补救之方，并开更新之局。所谓多难兴邦，或即在此，临电翘首，宁候敬言。
冯玉祥等将军在北京的“政变”，多数人不摸其底，每每有军阀倒戈时，总有漂亮言辞，虚托民意，说的比唱的还好听，这位冯大将军到底是真要和平，还是假借民意呐。冯玉祥，字焕章，直隶青县人。冯玉祥出身贫寒，从兵丁做起，后投袁世凯武卫右军，清末任二十镇管带，参与发动了著名的滦州起义。民国后，冯玉祥历任营长、团长、旅长、巡防统领、湘西镇守使、陕西督军、河南督军、陆军检阅使等职。由于冯玉祥出身寒微，就更能领略下层社会百姓们的苦难。他在部队中推行基督教，人也称之为基督将军。
这次“政变”，冯玉祥雷声颇大，把北京政府弄个底儿朝上，可在组阁问题上，又犯了老毛病，像所有的旧军阀一样，为了求得平衡，在请段祺瑞和请孙中山的问题上，来了个折中，充当一个和事佬角色，一面给孙中山发电报，一面又让王承斌到天津去请段祺瑞。
孙中山接到冯玉祥电报，马上复电说：“义旗聿举，大熟肃清。诸兄功在国家，同深庆幸，建设大计，即欲决定，拟即日北上，与诸兄晤商。”冯玉祥接到回电后，又发一急电给孙中山说：“辛亥革命，未竟全功，以致先生政策无由施展。今幸偕同友军戡定首都，此役即平，一切建国方略，尚赖指挥，望速命驾北来，俾亲教诲。”
由此见出，冯玉祥渴望有一个“明君”，以完成他作为军人的使命。冯玉祥到底是旧军人，前怕狼后怕虎的，为了保存自己现有的力量，最终还是把皖系头子段祺瑞请到北京，以求他能号召皖系旧部，同直军抗衡，把吴佩孚彻底打败。
在前线指挥的吴佩孚，收到冯玉祥的通电，很不以为然，他摇头晃脑对彭寿莘说：“真可笑，想来这封电报必是张作霖的障眼法，看来他没准是吃不住劲了。”
彭寿莘说：“吴大帅，这不是闹着玩，也不是张作霖的计谋，曹总统真让冯玉祥给逮起来了。”
吴佩孚再往北京发电报时，通讯全部中断，晓得北京是出事了。吴佩孚一生武断，当他得知冯玉祥政变后，固执地认定胡景翼没有参与此事，便电令胡景翼代替第三军司令，取代冯玉祥，因为无法取得联系，就让张敬尧传达。张敬尧到胡景翼那里，还没说上一句话，就让胡景翼给扣留了。事情的真相一明，吴佩孚有些傻眼，把前线的指挥权交给张福来，亲率第三师乘专车回京保驾。
吴佩孚在秦皇岛以曹锟的名义发出通报说：“大总统顷派密使来秦皇岛，声称冯玉祥派兵包围公府，本大总统已失去自由，特命吴总司令星夜率师入卫，会师讨贼，所有征讨事宜，均着吴总司令便宜行事。”
到了天津，吴佩孚又代发王怀庆的讨冯电报。原来，吴佩孚自知没有把握统帅直军，便空穴来风捏造了一个“密使”出来，至于王怀庆的电报，也是他杜撰的，他把部队开到杨村布防，对冯玉祥采取了守势。聪明反被聪明误，吴佩孚从秦皇岛撤出来时，榆关奉军攻势正猛，而那张福来是个无能之辈，北京政变后，津浦路成为直系部队贯通南北给养、交通的命脉，而山东督理郑士琦对直系素有敌意，这条铁路随时都有被截断的可能。如果吴佩孚放弃山海关，把主力部队摆在津浦路一带，可守可攻，但他只带领少数部队回救北京，在天津待援，这就把自己弄进了死胡同。
此时，榆关战局发生戏剧性变化，由平泉、冷口入关的张宗昌部，斜刺里插入，突然占领滦州，截断了直军的归路和榆关、天津之间的交通线，直军本来就受到北京政变的影响，很快败下阵来。奉军主力很快攻陷榆关、秦皇岛，缴获了直军枪枝三万余。
吴佩孚在天津听到这个消息，半天没讲出话来，几年经营的直系力量，就这样毁于一旦。
也有让吴佩孚稍稍松口气的事，那就是直系军阀对他的迷信，认定常胜的吴子玉，必能扭转败局。萧耀南、齐燮元、孙传芳、蔡成勋、马联甲、周荫人等，纷纷发出了拥吴讨冯通电，远在四川的杨森、刘湘也摇旗呐喊。
冯玉祥在直系援军没能就位情况下，令胡景翼屯兵廊房，准备进攻天津。正在天津做寓公的政客张绍曾，急忙找到吴佩孚，自告奋勇充当说客，让双方罢兵言和。吴佩孚不甘心讲和，但直系援军暂时没能到来，也就默许了。张绍曾从廊房冯玉祥、胡景翼部带来的条件，对吴佩孚没有什么余地，就是让他随时听从新政府的命令，否则不日将攻克天津。吴佩孚哪里能接受冯玉祥的建议，恨得咬牙切齿。
由于没得到张绍曾的答复，冯玉祥率兵攻占杨村和北仓。吴佩孚没有办法，又不想服输，将司令部从天津移到军粮城。此时奉军张宗昌、吴光新部，分头攻克了唐山、芦台。吴佩孚听到吴光新离他的大本营仅几十里地，有些害怕了，这回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想了许久，决定由津浦路南下找出路，哪想又是一瓢冷水兜头而至，郑士琦突然宣布“武装中立”，督兵沧州、马厂等地，阻止吴佩孚“借道”山东。吴佩孚这回尝到败将滋味，恨不得自戕而亡，只是想回到南方后，还有东山再起的可能，才咬牙忍辱，绞尽脑汁想办法。
吴佩孚心里还指望援军，但郑士琦北上截断吴佩孚的退路后，又南下派兵炸毁铁路阻止江浙援军通过山东，真是让他有些凉了。
同一日，阎锡山出兵石家庄切断京汉铁路，豫鄂等省的援军也被阻不能前来。
两路援军都成了泡影，正在吴佩孚走投无路时，海军部军需长刘永谦替他准备了一艘运输舰，劝他赶快乘车到塘沽乘舰南逃。吴佩孚再也顾不了许多，领着余下不多的残兵败将，在塘沽港登舰往南逃窜。
曹锟囚在延庆楼，行动受到监视，身边只有几个姨太太。
承斌这时又从天津赶回，直奔公府，劝曹锟向国会提出辞职，免得日后不好看。曹锟见到这个对他贿选总统出过大力的人，现在又来劝他辞职，真是有些百感交集，有苦说不出。曹锟当了一年零几天的大总统，下场看来比任何一届都惨，其弟曹锐见大势已去，怕冯玉祥找他算账，吞服鸦片身亡，眼下虽然有几个姨太太陪着解闷，可这样的日子又能维持多久呢？
其实，冯玉祥的日子也不好过，他先是打算从曹锐手里搞些兵饷，哪料想这家伙一害怕，自杀身亡，北苑会议上通过一个非正式的内阁，有人道这个新政权是由政变产生的，名不正，言不顺，而且国会还存在。
冯玉祥原打算成立政务委员会为最高行政机构，但段祺瑞不同意，因为他不能容忍曹锟这个直系同盟继续存在。
最后，曹锟见吴佩孚南逃顾命，只好宣告退位，将大总统印信移送国务院，由黄郛摄行总统职务。国会批准了颜惠庆内阁辞职，任命黄郛为代理总理兼教育、交通两总长，王正廷为外交总长，王永江为内务总长，李书城为陆军总长，张绍曾为司法总长等。这个内阁，是以冯玉祥为中心的混合内阁。
至此，直系控制北京政权的日子宣告结束。
内阁成立后，因为张作霖不满，奉系阁员王永江便不敢来就任。
冯玉祥邀请的孙中山，由于种种原因，迟迟未到。这时的北京城，一些前清遗老遗少们倒开始出来活动，到处造谣北京政府要搞复辟，保皇党人也在报纸招魂。冯玉祥见此，来个一不作二不休，决定将清帝赶出紫禁城。
连日来，紫禁城的墙头上，常常有个青年用望远镜观看外面的世界。
这个青年就是已经二十岁的溥仪。
北京的革命，把溥仪引向了慌恐，他见内城守卫队被国民军缴了械，重又换上国民军，又从御花园观察景山，看到士兵的服装不同以往，神武门也换了国民军的岗哨，心里有些没底，吩咐内务府的人说：“你们去给那些守卫的士兵送些好吃的，悄悄打听打听，他们要是收了咱们的东西，估摸就不会有什么大事发生。”
内务府的人不久就回来了说：“托皇上的福，那些士兵挺好的，同我们聊天，还问候皇上呐。内务府送去的吃食，也都照单全收。”
溥仪还是放心不下，他说：“张勋复辟那阵子，冯玉祥就参加了讨逆军，要不是段祺瑞把他及时调出城外，他说不定就杀进城里来，那时，朕就记得他曾嚷着要把我赶出故宫。这次怕是凶多吉少啊。”
小朝廷内，遗老们都脆弱得要命，加之小太监小丫环和城外的人都有勾结，一有风吹草动，平日见着皇上腿就打颤的家奴，倒是最能吓唬皇上。他们告诉溥仪，说大狱里的政治犯都给放出来了，那冯玉样本身就是个穷小子出身，专门杀贵族。
倒楣的事是躲不掉的，那天上午，溥仪像往日一样正啃着苹果，有人来报，说冯玉祥的人来了，要废除对清室的优待。溥仪拿着啃了一半的苹果犯了呆，那苹果从手中掉下也毫无感觉，直到冯玉祥的部下鹿钟麟来到面前，才缓过神来，连忙喊着“赐座”。
鹿钟麟见面就说：“皇上看看这个，看好了就在上面签字吧。”
溥仪接过公文，见上面写说：
今大清帝国欲贯彻五族共和之精神，不愿违反民国之各种制度仍存于今日，特将清室条件修正如下：
第一条、大清宣统皇帝即日起永远废除皇帝尊号，与中华民国国民在法律上享同等之一切权力；
第二条、自本条件修正后，民国政府每年补助清室家用五十万元，并特支二百万元开办北京平民工厂，尽先收容旗籍贫民；
第三条、清室应按照原优待条件第三条，即日移出宫禁，以后得自由选择住居，但民国政府仍负保护责任；
第四条、清室之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民国酌设卫兵妥为保护；
第五条、清室私产归清室完全享有，民国政府当特别保护，其一切公产归民国政府所有。
中华民国十三年十一月
鹿钟麟对溥仪又接着说：“给皇上三个小时时间。”
言罢，领着二十几个人的手枪队离开了。溥仪也有些急，想打电话，可电话线给剪断了。两个老太妃哭叫着，死活不让溥仪签字。溥仪命内务府的人再去交涉，可去的人转了一圈就跑了回来，对溥仪说：“皇上，可不得了了，那鹿钟麟已经在景山架好野炮，三小时一到，就往皇宫里开炮，皇上快拿主意吧。”
溥仪的岳父荣源，一听这话，吓得就往外跑，东钻西藏，找了一个躲炮弹的地方，再也不出来了。这时，载沣进得府来，告之庄士敦被国民军堵在宫外，不让进来。溥仪问他怎么办？这位曾替儿子摄政，替大清帝国守过江山的王爷，听到儿子这样问，哆哆嗦嗦的，半天从牙缝里挤出“听旨意，听旨意”的话。
溥仪一咬牙，在公文上签了字。
旁边的太监，见皇上如此，哭丧着脸，一把揪下头上的花翎，掷在地上说：“完了，完了，这个也没用了。”
溥仪决定出宫，先住在北府内，再作打算，小皇上召开最后一次御前会议，将宫内太监四百七十余人，宫女百余人分别遣资打发掉，乘鹿钟麟派来的五辆汽车，移居什刹海的醇王府。
车行至北府门口时，鹿钟麟说：“现在该叫你溥仪先生了，你今后还想当皇帝吗？”
溥仪说：“我愿意从今天起就做个平民。”
鹿钟麟说：“那好，我们从今天起就保护你。现在是民国了，皇帝称号太不合情理，希望你以公民的身份为国效力，既然是公民，就有选举权，将来说不定还能当选大总统呐。”
听到“大总统”三个字，溥仪的牙根就恨得发痒，但他已经二十岁了，懂得韬光养晦，假惺惺说：“我本来也不想要那个优待条件，一切都是袁世凯那条老狐狸搞的。我非常赞成你们的话，现在我可是自由了。”
溥仪的话一落，国民军的士兵鼓起掌来。实际上，溥仪骂袁世凯的话是真，拥护共和是假，他只不过是希望按照他的思路重新实现自己的“梦想”。
搬进醇王府的溥仪，无时不在惦念着自己的小朝廷。现在的府内，简直乱了套，载沣无精打采，溥仪的老岳父吓出神经病，住进医院，太妃们哭哭啼啼，不知如何是好。突然，郑孝胥来到醇王府，而且带来了两个日本人。郑孝胥，字太夷，号海藏，苏州人氏，早年为直隶总督李鸿章幕僚，后考取了内阁中书，曾任驻日本领事。中日开战后，他从日本回国，入张之洞幕府，后又任总理衙门章京、京汉铁路南段总办、广西边防大臣、江南兵工厂经理、商务印书馆、上海储备银行董事等职。民国后，郑孝胥以前清遗老自居，不做民国的官，反对白话文，组织读经会。19年应废帝溥仪之召，在小朝廷内任内务府大臣。
郑孝胥一进门，满脸堆笑说：“皇上万福，我给圣上带好消息来了。”
原来郑孝胥一直游说日本，他在六国饭店同竹本多吉夫大佐商定一条计策，由竹本的副官穿上便衣，带一名医生，假装送溥仪去医院，然后去日本兵营，再图打算。花甲之年的郑孝胥，说到得意之处，满脸放光。
这个计划，遭到王公大臣的坚决反对，首先是载沣说：“你们把皇上弄进了东交民巷，可冯玉祥要是跟我要人，我怎么办？这个办法也太危险，街上全是国民军，被发现了如何是好？现在国民政府表面上是安抚，心里没准就是想把皇上给弄死，了却后患。”
郑孝胥没办法，瞅着六神无主的皇上，只能又把两位日本人送出北府。
第二天，情况有些异常，溥仪发现大门的卫兵突然增多，而且只准进，不准出，来回走动的只有郑孝胥和陈宝琛。溥仪疑神疑鬼，觉得那些握着枪的大兵，眼神都有些不对头，带着杀气，生怕他们发作起来。来了几个洋人，要进北府，也被挡在外面，府内的人就更慌了。
溥仪说：“看样子有些不对头，国民军连洋人都不放在眼里，那谁还能救朕？”
郑孝胥说：“皇上别急，哪有不怕洋人的中国人，圣上就放心好了。日本使馆已经向外交总长王正廷抗议，他向三国公使保证，不会对皇上下手的。”
罗振玉也对溥仪说：“段祺瑞接到竹本大佐的求救电报，反对逼宫。看样子，段祺瑞可能要出山，他是前清老臣，总不能像冯玉祥那样无情无义吧。皇上还是耐下心来，观看北京局势，再作打算。”
在溥仪艰难之刻，罗振玉频频和日本人联系，还搞来了军用信鸽，让溥仪在危险时，发求救信号。并告之，日本人拍着胸做保证，民国一旦对溥仪有动作，他们将出兵保卫。溥仪心里稍稍踏实些了，等听到冯玉祥让奉军张作霖给扣留后，府内的王公贵族高兴得摆起宴席来。这可是自被逐出宫后第一次宴会，哪承想，宴会还没完，就得知那个扣冯玉祥的消息是谣传，他现在活得好好的。
不过，醇王府的人听说由黄郛组织的宴会被外交使团拒绝后，段祺瑞和张作霖联手，心又活动了。郑孝胥以内务府的名义致国民政府内务部一封公函称：“……查法理原则关于刑律之规定，凡以强bao胁迫人者，应负加害之责任，其民法原理凡出于强bao胁迫，欺罔恐吓之行为，法律上不能发生效力。兹特专函声明，所有摄阁任意修正之五条件，清室依法照理不能认为有效。”
此时，内务府还向国外发出呼吁。
溥仪正处在人生的岔路口，是做个拥有大量财产的平民；还是争取现政府的同情，重新回到宫内，过小朝廷的生活；再有就是逃往海外，然后再回到紫禁城，但那该是民国以前的紫禁城。溥仪没有多想，基本上已选择了后者。罗振玉也改变往日的态度，认为溥仪还是出洋为上策。为此，罗振玉和郑孝胥展开了对载沣等王公大臣的第二次交锋。
以载沣为首的旧臣，希望溥仪先忍受暂时的屈辱，等待恢复皇上的尊号。载沣为了能看住溥仪，不让任何人对这位皇上施加出洋的影响。这一来，弄得罗振玉和郑孝胥都无法和溥仪讲话。载沣的行为，引起溥仪的反感。
郑孝胥跑里跑外，这次他拿回一张顺天时报，上面写了好些过激的话。
溥仪有些不解，问郑孝胥说：“这报上写的**平民自治歌是怎么一回事？”
郑孝胥道；“皇上应该知道，那是共产党，现在可是不得了，这些赤色分子专门杀有钱的人和贵族，到时就共产共妻，冯玉祥就和这些赤色分子有联系，想皇上还是出去躲躲为好。”
溥仪说：“你可记得有个大学者叫胡适的，他来我这里，也大骂国民军，说这是野蛮，还鼓励我出洋读书。我对这个人没什么好感，可是他学问了得。”
郑孝胥说：“他是个挖祖坟的家伙，你可不要听他的。胡适虽然和那些乱党不一样，可也是反纲常的逆子。”话说郑孝胥一番表述，讲那**的危险，倒也吓着了溥仪，遂决定悄悄溜出王府，先躲几天再说，现在最安全的地方，是洋人呆的地方。
罗振玉也不知是真是假，说是从日本人那里得来最新情报，冯玉祥准备对清廷有过激行动，他说：“这是竹本大佐亲口对我说的，出事可能就在这几天，皇上还是去东交民巷躲躲为好。”
庄士敦也带来了外国报纸，上面报道了冯玉祥要在北京采取第三次行动。
溥仪终于沉不住气了，在郑孝胥的安排下，托名去德国医院，然后再从那里秘密逃往日本使馆，实在不行，就去东北张作霖处，反正哪里都要比醇王府安全些。这是溥仪的想法。二十岁的溥仪虽然野心勃勃，时刻妄想着复清，名正言顺地重登金銮，可现在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保命，他哪里晓得这些“危险”都是日本方面有意安排，就等着他往里钻呐。
溥仪在郑孝胥及日本使馆的帮助下，如愿以偿，躲进日本使馆。他一进去，就感到了家庭般的温暖，恢复了往日的信心，每天都有遗臣旧子叩拜，日本使馆一时成了中国皇帝的议事殿。这些人对日本使馆对中国皇帝的破格待遇，都怀着感激之情。
溥仪算是心甘情愿上了贼船，尽管段祺瑞拉他，张作霖也拽他，可谁能担保给他个皇帝当？现在，日本人似乎能给他一个希望，溥仪怎能不动心。
现在的北京政府还顾不得外头的，得先把窝里的事摆平。（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