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在19年，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数次会晤孙中山后，就建议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实行两党合作的路线。这个建议遭到陈独秀的抵制，实际上他也代表了多数党员的态度。马林本人当时对中国共产党表现出悲观的态度，他在上海，毫不掩饰对这个“小团体”的失望，曾对陈独秀说：“中共的时间太短，不可能在这么短时间里蕴集更多的能量。”
陈独秀说：“你为什么看不到这个年轻的党在短时间里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呢？五四以来，中国青年基本动员起来，而你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却说这个党是‘生不逢时’。马林同志，你的意见我是不能接受的。”
马林说：“我在上海所看到的，并不乐观，上海本是一个工业集中的城市，但我没看到我所熟悉的那种工人运动。据我所知，大多数学生领袖已经出国，学生组织已失去了意义。而中国的农民对革命漠不关心。”
陈独秀说：“那按照你的观点，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没有用的政党了？”
马林寸步不让，坚持自己的观点说：“不能说没用，而是暂时不能起到更大作用。你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但我会说服你的。”
马林由于在中国没有看到中共的武装，加之他作为一个外国人对中国内部的不了解，认为国民党是由知识分子、侨民、士兵和工人四类人组成，是个多阶级的联盟政党，而起领导作用的是知识分子，所以逻辑引申说：“在国民党内，有很多人自称自己是个社会主义者，而孙中山先生就常这样说，如果国民党内有很多的社会主义者，那么社会主义者加入国民党也是可能的。”
陈独秀一针见血说：“国民党内部的确有一些人自称为社会主义者，但他们的内部里还有更多的军阀。这是一个事实。国民党是个成员复杂的松散团体，但有一点是重要的，它是个资产阶级政党，工人在国民党内不占有任何重要地位。”
由于马林和中共第一书记陈独秀意见相左，结果未能达成任何结论。而在此时，中共对国民党所采取的态度是两党外部的平行联合，而非一古脑加入国民党。马林的建议在上海受挫后，马上离开上海返回莫斯科。
陈独秀给共产国际写了一封信，直接写给领导人维经斯基，他写说：
维经斯基先生：
兹特启者，马林君建议中国共产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均加入国民党，余等则持反对之理由。
一、共产党与国民党革命宗旨及所据基础不同；
二、国民党联美国，联张作霖、段祺瑞等政策和共产主义太不相容；
三、国民党未曾发表党纲，在广东以外之各省人民之视之，仍是一争权夺利之政党，共产党倘加入该党，则在社会上信仰上全失尤其是青年社会)，永无发展之机会；
四、广东实力派陈炯明，名为国民党，实则反对孙中山派甚烈，我们倘加入国民党，立即受陈派之敌视，即在广东不能活动；
五、国民党孙中山派向来对于新加入之分子，绝对不能容纳其意见及假以权柄；
六、广东、北京、上海、长沙、武昌各区同志对于加入国民党一事，均开会议绝对不赞成，在事实上亦已无加入之可能。
倘议及此事，请先生代陈上列六条意见为荷。
陈独秀这六条意见，有他自己的，也有代表部分党员的。
马林回到莫斯科后，中共在7月6日召开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
从这次大会开始，共产国际和中共已经成为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共产国际是个高度集中的组织，其中第二十一条第十七款规定，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及其执行委员会的一切决议，所有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部必须执行。该条还规定，党员如果原则上否认共产国际所提出的义务和纲领，应该开除出党。这一条也适用党的紧急代表大会的代表。
这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也并不是最高的决策机构，她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包括总书记陈独秀也要受其约束。
马林的意见得到共产国际的认同，8月，国际执委会给驻中国代表作出指示：“中共方面委员会所有工作必须在斯内夫利特(马林)同志紧密联系下进行。中共为完成他们的任务，必须在国民党内部和工会中组成从属于他们自己的团体。在这些团体之外，建议成立一个宣传机构，宣传与外国帝国主义作斗争、创建民族独立的中华民族……这一机构的建立要尽可能得到国民党的同意，当然，它应保持完全的独立性。”
这是尚方宝剑，马林得到共产国际的指示后，又来到上海。他一到上海，立刻建议中共召开会议，全面讨论国共两党合作的问题。很快，中共做好准备，在杭州召开了西湖会议，出席会议的有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张太雷和马林。
西湖会议上，真可谓群情激奋，各陈己见。马林说：“你们不要把国民党看成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她是多阶级联合的党，无产阶级的使命是应该加入进去改进这**，从而推动革命。”
马林的话音刚落，立刻遭到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蔡和森的反对。蔡和森的发言，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这些人，他说：“我们一旦加入国民党，便可能造成不良的后果，首先是各阶级的组织将牵制我们的独立政治。”
马林说：“这是共产国际经过认真讨论后，所做出最后的决定。”
陈独秀说：“如果这是共产国际不能改变的决定，我们应当服从，至多只能申述我们不赞成的意见。”
马林说：“这个决定不可能更改，它也得到了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个人的首肯。”
陈独秀说：“不过，对共产国际的决定，我也只能有条件的服从，只有让孙中山先生取消打手模及宣誓服从他个人等原有入党办法，并根据民主主义原则改组国民党，中共党员才能加入进去。否则，就是共产国际的指示，我只要认为它违背共产党员的准则，我也要反对。”
西湖会议结束不久，广州发生了陈炯明的叛乱，在孙中山最艰难的日子里，根据共产国际的精神，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等，在张继的介绍下，由孙中山亲自主盟，加入了国民党。孙中山指令陈独秀等九人组成起草委员会，负责起草国民党党纲和总章的草案。这项工作开始不久，陈独秀和刘仁静代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赴莫斯科，但在那里，陈独秀又一次听到苏俄领导对中共的指责。会议上拉狄克发言，又是马林那一套，说中国同志不懂得同工人群众相结合，把自己关在书斋里，研究马克思，就像他们从前研究孔夫子一样。陈独秀听到这话，哪里能受得了，中共还是个小团体，从开始就非常注意工人运动，可拉狄克的意见，实际也就是共产国际对中共的评价。身在异国，本身又是下级，陈独秀也只能沉默不语了。
19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
国民党内部，龙蛇混杂，各怀异志，只是碍于孙中山的威名，一些派系藏头缩尾，但在国共合作问题上，这些人纷纷跳出来，极力反对。右派抓住共产党跨党加入国民党这个问题，大做文章，认定这是共产党为了借用国民党的名义作共产党的运动。
国民党元老中，汪精卫开始是不赞成国共合作的，他对孙中山说：“先生如相信共产党，恐怕共产党不会像先生那样磊落，纵观中共方面，没有军事力量，而且他们的纲领和我党也不相同，如果他们加入国民党，对先生的领导权是否构成约束呐。”
孙中山在新的三大政策落实前，比较慎重的，他正是由此来征求汪精卫的意见，他说：“共产党发展得很快，而且我发现他们的队伍要比国民党队伍纯洁一些。革命这么多年，建党也有很多个年头了，可是我们号称领导中国革命的国民党到现在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纲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我一直在考虑这个关键的问题，就是说国民党现在需要新鲜的血液。”
汪精卫说：“共产党员要是加入本党，那本党的生命可是有危险了，譬如西游记上所说，那孙行者跳入猪精的肚内打跟头，使金箍棒，猪精如何受得了。”
孙中山听罢，哈哈一笑说：“兆铭，你把问题看严重了，那共产党不会是孙行者，国民党也不是猪精，两个人现在都还没有那么大力量，不过，若是让他们携起手来，成为同志，那不是就不存在危险了。”
194年1月0日，国民党“一大”召开。孙中山以总理身份担任主席，并致开幕词，他开明宗义讲说：“此次改组，有两件事，第一件是改组国民党，要把国民党重新组成一个有力量的具体的政党；第二件事就是用政党的力量去改造国家。”孙中山接着指定胡汉民、汪精卫、林森、谢持、李大钊五人组成主席团，轮流主持会议。
国民党元老张继在会上带头闹事，最终孙中山说：“你们不要这样，共产党就把你们吓成这个样子，我看对军阀你们也没有表现出这个样子嘛。我不怕共产党，谁怕共产党，可以提出退出国民党。我们是为了国民革命走到一起来的。”
孙中山一席话，对反对改组的右派有所影响，最后孙中山下令，将带头闹事的张继带出会场，并下令卫士长马湘把他软禁了一晚。一些反对派，在孙中山那里碰了钉子，也有跑到孙夫人那里去当说客，希望走走夫人路线，让孙中山回头，反对改组。宋庆龄更为干脆，对来人说：“总理的意见，就是我的意见，你们不要在会下搞小动作，那样不仅是破坏国共合作，也是破坏国民革命。请问，这样的罪名，谁能承担得了。”
在风雨飘摇时局动荡的形势下，国民党这次大会，获得空前的成功。孙中山自己也异常兴奋，多年来他从来没有这样激动。他致力于国民革命，屡遭挫折和失败，民国以来经历了整整十三年，可是也没有开成一次像样的全国代表大会，而这次却是在共产党的参与下，确定了国民革命的方针，大会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大会在保留孙中山“总理”的前提下，实行委员制，选举中央委员二十四名，候补委员十七名，其中中共党员占四分之一。
孙中山作了题为《中国现状及国民党改组问题》的演讲，当他讲到改组问题时，心中无比激动，对与会的同志们说：“此次改组，就是从今天起重新做过。古人有言，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由今日起，将十三年前种种可宝贵、最难得教训和经验来办以后的事，以前有种种力量创设民国，以后便有种种力量改造政府，由今天起，按照办法条理，合全国为一，群策群力，努力而行，则将来成功必定更大。”孙中山用这些朴实语言，把改组的问题阐述得非常深刻，演讲常被热烈的掌声所打断。
这次大会，仅有三名女代表：陈璧君、何香凝和唐允恭。三位妇女都是孙中山指名的，前者是汪精卫的夫人，何香凝是廖仲恺的夫人，而他却偏偏没让孙夫人当代表，说明孙中山的磊落胸怀。他的大公无私，还体现在对儿子孙科问题上。当时，以廖仲恺负责的国民党改组的临时中央委员会上，本来孙科被提名为委员会委员的。孙科，字哲生，他1910年加入同盟会，参与《自由晚报》的编辑工作，后就学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得硕士学位。后在孙中山元帅府任秘书、参议院议长秘书、广州时报的总编辑、广州市市长等职。当孙科的委员名单报给孙中山时，鉴于孙科反对联俄主张，他对廖仲恺说：“我看还是不要哲生的好，他一直反对联俄，为了大局，这个名额还是留给赞成改组的同志。”孙中山的举动，感动了很多人，表现了这位革命家不苟私情，任人唯贤的品德。
国民党的大会，震动了北京的“朝野”，各路军阀纷纷出动，窥测孙中山的打算。
此时，从十月革命的故乡传来列宁逝世的消息，孙中山甚是悲伤，宣布大会休会三天，各党政机关下半旗三天，停止宴会，以表示对这位导师的深切哀悼，并在广州第一公园隆重召开追悼大会。
月4日，广州第一公园的大门上，用青翠的松枝砌成门楼，上面书写着“中国国民党列宁追悼大会”的横幅。这一天，有些凉意，天空中铅灰色的云朵，慢慢游移着，人们屏着气，一股悲伤的情绪感染着到会的群众。巍巍的松楼，泛着淡青，可是当这种淡青的颜色汇集在一起时，便显出了她的沉重和威仪。在公园里，搭了一个大棚为临时会场，两旁悬满了挽联和花圈，祭坛正中上方挂着孙中山亲手书写“国友人师”四个大字，列宁的的遗像摆在鲜花丛中。孙中山偕夫人出席了大会，为了表示心中无限的崇敬，孙中山今天特穿了件白色长袍，外套黑色马褂；孙夫人身着白色大襟女衫，下面是一条黑色的丝裙。
会议由廖仲恺主持。先由孙中山致祭词，他面带悲戚，声音有些苍凉说：“茫茫五洲，芸芸众生，孰为先觉，以福齐民，伊古迄今，学者千百，空言无施，推行其实，惟君特立，万夫之雄，建此新国，跻我大同，并世而生，同洲而国，相望有年，左提右挈，君遭千艰，我丁百厄，所冀与君，同轨并辙，敌则不乐，民乃大欢，邈焉万里，精神往返，天不假年，与君何说，亘古如生，永怀贤哲。”
言毕，乐队奏起哀乐。鲍罗廷作为俄国代表在大会上用英语致了答词，由孙科译为英文，他说：“广州为三民主义的策源地，中国革命事业之成功，都在广州同志之奋斗，因此，广州同志追悼列宁先生，是比其它地方更加慨痛的。”
列宁的逝世，对孙中山是一个打击，改组国民党的事情刚完，中国革命正走在历史的转折关口，心情过于沉重。在国民党改组的事情上，孙中山有些劳累，身体不适，经医生检查后，没发现什么异常情况。孙夫人也有些不放心，做过彻底检查，医生说由于先生过于劳累所致，没有问题。孙中山从来不顾自己的身体，只是在孙夫人的精心照顾下，才得以在百忙中保持了旺盛的斗志。后来，孙中山的情况仍有些反复，感到精力不够用，孙夫人百般劝阻，才算把工作中的丈夫拉上白云山。
孙夫人说：“你不是尊敬列宁同志吗，列宁的话你总该听的。”
孙中山笑着说：“那列宁同志总不能让革命者都休息吧。”
孙夫人说：“那倒没有，不过列宁同志却说，不会休息的人就不会工作，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孙中山说：“看来我还要向你好好学呀，列宁的书你比我读得多。”
白云山海拨三百八十三米，在珠江三角洲平地升起，主峰摩星岭，因常有棉絮般的白云缭绕，景色十分秀美迷离，当地有人说：白云山上白云飞，白云山下白云围。白云山也故而得此充满诗情画意的美名。置身美景，孙中山毫无情致，脑子里仍然是国家的命运和革命的未来，国民党改组后，他面临新的问题，那就是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
孙中山想起办军校的事，不由就想起一个人，他对夫人说：“夫人，多亏你这次让我来透口空气，走到大自然中，心情就是不一样啊，可是现在谁又有过多的闲情逸致。我现在忽然想起介石来了，他是学军事的，一直就很崇尚军事力量，这次从苏俄回来，收获不小，看样子咱们就要有自己的武装了。”
孙夫人说：“廖仲恺已经筹办得差不多了，对军校的领导人，你可要慎重考虑。蒋介石年轻有为，做事果断，有军人气慨，可是他总是有点让人看不透啊。”
孙中山说：“蒋介石是有毛病，可他在日本是学军事的，对革命有热情，脑子主意多。这次办军校，廖仲恺就对我说，蒋介石是很热心的。”
孙中山还有一些话，却没对孙夫人说，因为他深知夫人的性格，会为此着急，那就是经费和武器的问题。说是办军校，目前只是征用了一个旧的学校校址，没有枪没有师资，谈何容易。孙中山总结和旧军阀打交道吃亏的教训，最主要的就是没有一支效忠革命的武装力量。回想在桂林时，孙中山同马林会晤时，也提到了要办一所培养中国革命军人的军事学校。
要说起来，这个工作在年初就已经明确下来，正式任命蒋介石为筹备委员会委员长，鲍罗廷为政治顾问，加伦为军事顾问，要求参照红军制度创办军校，正是因为蒋介石的不辞而别，军校筹办的事才弄得半途而废。在白云山上，孙夫人对孙中山讲的那些话，也不是没有根据的，只是觉得蒋介石在先生危难时追随过，得到孙先生的信任，所以话也不能说得太多。原来，蒋介石感到事情太复杂，便回到上海。孙中山曾考虑在广州政府内给蒋介石安排职位，但想到他资历太浅，考虑另有有用。孙中山对蒋介石的忠诚确实很欣赏，并对他抱有很高的期望。实际上，孙中山当时的眼力没有错，北伐革命的成功，蒋介石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筹备军校的廖仲恺了，忙得不可开交。这时，蒋介石适时从上海回到广州。（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