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灵”是欧洲一位叫马克思的革命家创建的科学的革命观，再由俄国的列宁将她变成为现实，率领俄国工农和知识分子建立了世界第一个由人民组成的苏维埃政权，成功地完成马克思学说的第一步，即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这个学说，很符合无产者的利益，俄国无产者成功的消息，很快传到中国，上海的《民国日报》、《时报》、《申报》，北京的《晨钟报》均以头版给予报道。《劳动》杂志赞扬这场革命说：“现在我们中国的毗邻俄国，已经光明正大的做起贫富一般齐的社会革命来了。社会革命四个字，人人以为可怕，其实不过是世界的自然趋势。”孙中山闻知，马上致电列宁：“中国革命党对贵国革命党所进行的艰苦斗争表示十分钦佩，并愿中俄两党团结共同斗争。”
远方的列宁，委托外交人民委员契林复函孙中山致意说：“人民委员会给予我一个光荣的任务，向您、尊敬的导师，在几个月前代表南方国会致工农政府的贺词一事表示感谢，当帝国主义政府从东、西、南、北伸出贪婪的魔掌，想一手击破俄国革命并剥夺俄国工农用世界上前所未有的革命而获得的东西的时候，……在这个艰辛的时刻，俄国劳动阶级就向他们的中国兄弟呼吁，号召他们共同进行斗争。”
从此，中国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学着用无产阶级宇宙观来观察国家的命运。
挺身在中国大力宣扬马克思主义者，该是北京大学的教授李大钊，可除旧布新的陈独秀，首开新文化运动，充当掘祖坟的“逆子”，用舆论为未来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铺平了道路。
陈独秀高傲执着，光明磊落，文思敏捷，长于政论，知识渊博，深谙英、日、法三国文字，旧学很有根底，新学造诣尤深，依他的学问，本可成为一代文化宗师，但历史把他推进了政治漩流，几经沉浮，终不回头，也正是如此，才形成了他独富魅力的性格。
陈独秀字仲甫，号实庵，安徽安庆人。他十五岁那年，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中国以失败告终。小小的陈独秀弄不明白，一个小国怎么可能打败一个大国，自认其中必有缘故。缘故是什么？正是陈独秀一生的求索。陈独秀的故乡安庆是个风景如画的城市，它南临长江，北靠当地有名的大龙山，峰峦险峻，景色宜人。安庆城郊多是丘陵，地势不平，西北略隆，东南低凹。这里四季分明，水阔地肥，物产丰富，素有鱼米之乡的美称。安庆城西南六十余里有座异峰拔地而起，那峰西望如卓笔，北望如覆似釜，无所相依，人称独秀山。陈独秀这个名字，就取自于独秀山。陈独秀谱名庆同，官名乾生。他1914年在《甲寅杂志》发表文章署名独秀山人，自此便衍用下来。陈独秀一生用笔名三十余个，但如雷贯耳者，只有“陈独秀”。
好友汪孟邹对陈独秀说：“仲甫，你也太不客气了，以为世界只有你一个人是‘秀’的。”
陈独秀笑说：“哪里，我们家乡有座独秀山，我不过山下一居民耳。”
汪孟邹说：“那真是巧合了，谓之独秀山下出‘独秀’。”
这话一语双关，实际上是赞赏了陈独秀非凡才华。
陈独秀幼年丧父，五岁时过继给叔叔陈衍庶做嗣子，说起来也算家资万贯。陈衍庶光绪年间考中举人，初任知县，后步步高升，官运亨通，直到道员。陈衍庶在日俄战争中贩运战马发了大财，自觉天下乱哄哄，什么也不如房子和地，于是揣着银子归了故里。陈衍庶在辽宁和安徽置地千余亩，又投银万两在北京开设崇古斋古玩铺。陈家在安庆有铺面房十家，城内自建住房一座，主建筑气派非凡，其一个前院两个中院，宅前宅后都有花园，门楼有一丈多高，是安庆市有名大房。陈家原是一个小户人家，常被绅士们瞧不起，可没多久，这个小户人家一跃为安庆首富，让邻里刮目相看。陈家的家产本都应由陈独秀继承，可他从来不问家事，视家产如敝屣。
陈独秀生长在书香世家，却天生厌烦八股文，反对一切束缚个性的东西。读书人的正道，是走科举的门径，大凡想走这条路的人，又须得将四书五经倒背如流，还得学会做八殴文章，因为科举制度的秀才和举人的试题，一般都是以四书为眼，答案必得用八股文格式写。陈独秀为了妈妈和教他读书的大哥，不得不参加考试。说来也怪，陈独秀县府初试，虽然通过，但成绩很低，最后是院考，及格后才能当秀才。陈独秀本以为必定名落孙山，硬着头皮进了考场。院试时，陈独秀接到卷子一看，那试题是什么“鱼鳖不可胜食林木”的截搭题。所谓的截搭题是将四书中其中一文的下半句，和下一文的上半句拼凑而成。此语出自孟子《梁惠王》的原文“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林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老丧死无憾也”。陈独秀一看到这个不通的题目，拍了拍脑袋，决定和科举开个天大的玩笑，便用不通的文章来对忖这个不通的题目。于是，陈独秀就把《昭明文选》上的鸟兽草木等难字和《康熙字典》上的荒谬古文，不管三七二十一，来个牛头不对马嘴，上文不接下文的写就一篇皇皇大文。
回家后，陈独秀将自己的“大作”拿给大哥看，大哥看了个把钟头也没看出个所以然来，倒是越看越难受。这样一来，陈独秀反而不好意思了，想到父亲早逝，母亲对自己抱以厚望，大哥更是没白没夜对他教诲，自己这样玩世不恭对待院考，实在是不应该。可陈独秀哪里知道，他的那篇文章竟也蒙住了主考官，院试结果，中了个秀才第一名。
陈家原本有个举人，这下又出个秀才，许多富户便来给陈独秀提亲，最后他娶了安徽统领高登科的大女儿高晓岚。高晓岚虽是将门之女，因自小受继母虐待，目不识丁，可她身材修长，眉清目秀，是个普通的旧式妇女，心地善良，很有教养，自从嫁给陈独秀后，再也没回过娘家，甚至也没出过陈家的门。陈独秀本来就不是个安分的青年，不久又受到革命的影响，他走南闯北，而高晓岚足不出户，墨守成规，比较起来，高晓岚同父异母的妹妹高君曼，却略识文字，思想新颖，渐渐和陈独秀产生爱情。陈独秀和高晓岚结婚十四年后，便开始与高君曼在杭州同居。
这事传到乡里，被视为大逆不道，比陈独秀革命更让人难以接受。可怜高晓岚，也只能忍气吞声，独守空房，过着没有爱情的生活。高晓岚去世，高君曼领着孩子到安庆奔丧时，陈家人对她和陈独秀的婚事仍耿耿于怀。陈独秀姐姐的孩子，本应叫高君曼舅妈，可是大人仍让叫小姨。
高君曼生气说：“你们可以管我叫小姨，但对他舅是怎样称呼的，难道也叫他姨夫不成。”
这倒说明高君曼是个新女性，敢说敢做，不像她姐姐高晓岚，打碎牙也得往肚子里咽。要说那也是历史的悲剧。
陈独秀从日本留学归来，回到安庆。此时正逢邹容《革命军》在上海出版，《苏报》为此事被查封。陈独秀因在家乡宣传革命，被官府通缉，跑到上海，协助章士钊筹办《国民日日报》，以接替《苏报》宣传民族民主革命。两个人负责报纸的编辑工作和全部的文字校对，常常是工作到第二天的凌晨。每天足不出户，脸也不洗，因为没有衣服可换，一日早晨，章士钊见陈独秀的黑色衬衣上面有很多白色星点，骇然说：“仲甫，你衣服上的小白点是什么东西？”
陈独秀自视片刻，平静地回答：“我们老家管这东西叫虱子。”
言毕，用扫帚掸过，接着埋头工作。在此其间，陈独秀和苏曼殊翻译了雨果的《悲惨世界》，虽然译文对原著很不忠实，可他们却借书中主人公之口，道出中国现实社会的一些问题。书中有一个人里德，他舍己为人，一听见“官府”二字，就火上心来，恨不得铲除人间不平之事，还说：“那支那国孔子的奴隶老教训，只有那班支那人奉作金科玉律，难道我们也要听那些狗屁吗？世界上物件，应为世界人公用。我看世界上的人，除了做工的仗着自己本领生活，其余不能做工的，靠着欺诈别人手段发财的，哪一个不是抢夺他人财产的蟊贼呢？”
这番痛快淋漓的话，整个就是陈独秀和苏曼殊的真实思想。
再说张勋复辟前后，中国掀起一股复古浊浪，连那北京大学也不例外。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创建于1898年，虽然经过辛亥革命的冲击，学着西洋人的样子，于一九一二年改为北京大学，但其中行政部门都是由封建官吏把持，老师也多半是出身举人、进士的学究，一脑门子旧思想。学贯中西的辜鸿铭，也可谓经纶满腹，上课时却拖着一根长辫子讲英文，常发议论，道什么现在社会大乱，都是因为没有君主。学生也多是仕宦子弟，带着佣人去上课。那些听差的，把少爷的课本摆好，然后屈膝道“请大人上课”。老师是那个样子，学生更是如此，成天吃喝玩乐，到这里也不过是为了混个学历。北京最有名的妓院多集中在八大胡同，而逛妓院最多的是两院（参众两院）一堂（北京大学堂）的人。狎妓似乎形成了新潮，不去逛妓院的人，反而是跟不上形势。直到1916年，蔡元培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情况才有所改观。蔡元培到学校的第一件事，就是聘请一批有真才实学的新派教授，协助他治理北京大学。
这时的陈独秀，因为在上海创办了《新青年》，和胡适等人鼓吹白话文，名声雀起，但同时也遭到守旧派的猛烈攻击。陈独秀因为进京筹集资金，正好住在西河沿。蔡元培早年在上海加信爱国学社，和陈独秀认识，很佩服他的毅力和责任心。他是个礼贤下士之人，看到《新青年》杂志后，决意聘请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得知陈独秀来京后，立即去西河沿拜访。当陈独秀要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传出来，全校学生无不高兴，他们之中有很多人是《新青年》的忠实读者，听说后，奔走相告。可那些遗老遗少，却有不同反应，不好明说陈独秀是个新派人物，鼓吹白话文，而是私下对蔡元培说：“蔡先生，那陈先生只不过会写几篇策论式的时文，也没见到他有何建树，人们都说陈先生并没有真才实学，到北京大学任教尚嫌不够，更不要说当文科学长了。”
蔡元培对这些保守势力的态度很明朗，直接说：“你们不要这样讲，仲甫先生精通训诂音韵学，并很有专长，过去连太炎先生都把他视为畏友。”
新派教授高一涵出来替陈独秀讲话，他说：“仲甫先生讲文字学，不在太炎先生之下。
再说陈独秀得到蔡元培校长等人的支持，马上写信给美国的胡适，劝他早日回国，来北京大学讲哲学。于是，北京大学成了提倡新文化运动的“俱乐部”，许多知名人士来到这里。蔡元培为了陈独秀把《新青年》办好，帮助他将杂志社迁到北京。不久，《新青年》主要人物之一，陈独秀的好朋友李大钊也应邀来到北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
李大钊原名耆年，字寿昌，号龟年；后改名为大钊，字守常。河北乐亭人，是个遗腹子，出生十六个月后，母亲亦去世，由祖父抚养成人。他十岁时奉祖父之命完婚，其夫人较之长六岁。李大钊早年读私塾，后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191年，在汤化龙的资助下，到日本留学，又进入早稻田大学学政治。归国后，应汤化龙之邀在北京任《晨钟》报总编辑，旋与之决裂，后到上海章士钊《甲寅日刊》当编辑，发表了不少反孔反封建的文章。经章士钊推荐，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把北京大学古老的藏书楼变成传播新文化的阵地，从国内外买了大批新书，特别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外文书籍。李大钊早就是《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之一，这回和陈独秀一起在这所大学，更是天天在一起交流思想，《新青年》也逐步由胡适、鲁迅、李大钊、钱玄同等人轮流编辑，使杂志风格多样化，吸引了更多的进步青年。李大钊在鼓吹新文化运动的同时，已经关注到马克思的学说，他到北京大学不久，组织了马尔格思学说研究会，开始吸引一些教授参加。可是这一活动，立刻遭到北洋政府的查禁，因为马尔格思是马克思当时的译音，正是由于这个译名，北京政府以为是研究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团体，才没有追究。这也是李大钊先生的遗憾，因为这样一来，这个初级的马克思学说研究组织没能在青年中建立起来。
1919年年初，北京城寒冷无比，可北京大学的教室里却很暖和，很多学生放假也没回家，他们很兴奋，高声朗读着《新青年》一月号。这一期《新青年》正好轮到陈独秀执编。近来封建军阀和政客们，扼杀所有新生的东西，对《新青年》更是百般责难，认为她是诽谤了孔圣人，无法无天，不要父母，欺祖灭宗，罪不可赦。陈独秀正是对这一责难，写就了《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此时，陈独秀和李大钊也在学生中间，只见一个清瘦的男生拿起杂志念先生的文章：“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民主）和赛因斯（科学）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那德先生和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可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助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迫压，社会上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声音一落，大家群起而鼓掌，一定要让两位教授说些什么。李大钊说：“仲甫，都知你是秀才出身，旧学该是很厚的，可你放弃仕途，走上这样一条路，该是有很多感受的，不妨给我们讲讲。”
独秀笑笑说：“守常，我跟你讲过考举人的事，真是想起来都恶心。”
李大钊说：“我知道了，可学生们还不知道，你还是讲讲吧。”
陈独秀不再推辞，点点头，对大家说：“也好，就和大家聊聊。要说起来，我中了秀才是蒙上的，真是打心眼里讨厌，可你不想干的事，偏偏干成了，没想到中个头名秀才。可是把我们家里的人高兴坏了。我想，不管怎么说，为了安慰母亲和大哥，决定去乡试，成与不成倒没多想，可倒不像考院试那样不用功了，还真费了番心血。正是八月分，我肩了考篮、书籍、文具、食粮和烧饭的锅炉，真是使尽了平生的力气。当时我十八岁，若不是大哥代我领试卷，我真会在人丛中被挤死。你们是没见过那样的情景，一进了考棚，先吓个半死，每条十多丈的号筒，都有几十或上百个号舍，大小仿佛你们在街上看到的警察岗棚，但要比它低得多，个子高些的站在里面得把头低得弯弯的，我才明白这就是那些科举出身的大老尝过的‘矮屋’，里面是三面不齐的砖墙，满是蛛网和灰尘，进去拿一块安放在面前，算是写字台，睡起觉来不用说就得坐在那里睡。南京的天气，八月正是奇热，大家都把带来的油布挂起来遮住阳光，号门都紧对着高墙，中间只能容一个半人来往的长巷，上面露着一线天，什么味都有，大家要是都把油布挂上，连那一线天也没有了，众人又在对面墙上烧火做饭，再加上赤日当空，那里简直是一条火巷。有一件事，给我的印象最深，考头场时，看见一位从徐州来的大胖子，一条大辫子盘在头顶，全身一丝不挂，脚踏一双破鞋，手里捧着试卷，在如火的长巷中走来走去，走着走着，大脑袋左右摇晃，拖长声音，怪声念他那得意文章，念到最得意处，用力把大腿一拍，翘起大拇指叫道‘好！今科必中。’这大胖子的样子，足足让我看呆了一两个钟头。”话音甫落，学生们哄堂大笑，陈独秀接说：“你们先别笑，正是这件事，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如果这样下去，我们不都成了那个利欲熏心、‘今科必中’的大胖子了吗？”
学生听完陈独秀、李大钊这些革命前辈的话，也都不作声了，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对陈独秀、李大钊的行为，反对者也大有人在。京城有一小说家林纾，字琴南，也曾借他人口述转译过不少国外优秀作品，如《茶花女》、《迦茵传》等，可他抱残守缺，攻击陈独秀等人。可笑的是，林琴南在上海《新申报》发表了小说《荆生》，说荆生来京游玩，下榻陶然亭之西厢，有铜简一具，重十八斤，另有皖人田其美(影射陈独秀)、浙人金心异(影射钱玄同)和狄莫(影射胡适)三人也来到陶然亭游览聚会。田其美抨击孔子；狄莫主张白话；金心异大骂古人……三人正说到开心之处，忽然跳出伟丈夫荆生，痛骂三人说：以禽兽之言，乱吾清听。田生还要抗辩，那荆生骈二指按其首，使其脑痛如被锥刺。更以足践狄莫，狄腰痛欲断。金生短视，伟丈夫取其眼镜掷之，则怕死如猬，泥首不已。荆生笑骂一番后，说我今天所以留你们一条性命，是留以后鬼神诛之。小说结尾，林琴南也不禁哀叹说：“如此混浊世界，亦但有田生、狄生及金生者足以自豪耳。安有荆生？”
林琴南所指那荆生是谁？正是皖系政客军阀徐树铮。不仅这些保守派对陈独秀恨之入骨，北京的政客也注意到这位新派人物。巴黎和会惨败消息传来北京，学生上街抗议政府的无能，可徐世昌、段祺瑞之流公然逮捕学生。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被迫秘密离京。上海的朋友来电，催促陈独秀南下，可他说：“我脑筋惨痛已极，极盼望政府早日捉我下监处死，不欲生存在这恶浊之社会也。”陈独秀对自己的学生说：“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二是监狱。我们青年在立志出了研究室就进监狱，出了监狱就进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陈独秀已认识到“五.四运动”与往日的爱国运动不同，她的直接行动是用牺牲来摇撼国家的黑暗势力。陈独秀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请胡适翻译成英文，连夜和北京大学教授高一涵到印刷厂印成十六开的中英文对照的传单。
中华民族乃酷爱和平之民族。今虽备受内外不可忍受之压迫，仍本斯旨，对于政府提出最后最低之要求如下：
一、对日外交，不抛弃山东省经济上之权利，并取消民国四年、七年两次密约。
二、免除徐树铮、曹汝霖、陆宗祥、章宗祥、段芝贵、王怀庆六人官职。
三、取消军统领及警备司令两机关。
四、北京保安队改由市民组织。
五、市民须有绝对集会言论自由。
宣言印好后，陈独秀亲自去散发。六月十一日，陈独秀到香厂新世界，和高一涵上得屋顶花园，见下边有很多人在看电影，那里没有游人，也没有电灯，就趁此机会将手里的传单从上面撒了下去。哪料想，因陈独秀那日穿着白西服，一进新世界，就被暗探盯上，又见他上来下去频繁，衣服兜里鼓鼓囊囊，便跟了上来，将其逮捕。
陈独秀遭逮捕的消息很快在各报发表。李大钊等人不遗余力四处奔走，为之呼吁。此时正值南北军阀假议和，广东军政府的总裁岑春煊也致电北京政府，要求释放陈独秀。届时，孙中山在上海也很关注此事，对徐世昌和段祺瑞的和谈代表许世英说：“你们也只有这种能耐，对付一个教授，把陈独秀给捉了起来，真是做了好事，很足已使国人相信，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我看你们也不敢把陈独秀杀了，死一个，就会出现五十、一百，你们尽管去做吧。”
许世英连忙说：“不该，不该，我马上给大总统打电报，请他放人。”
北京政府为此事算是惹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倒是没把陈独秀怎样，通过这次大营救，反而宣传了他对新文化的功绩。迫于压力，政府不得不将陈独秀放了出来。在狱中呆了九十八天的陈独秀，又回到朋友和同志们中间，心情真是难以形容。《新青年》发表了刘半农、胡适、李大钊和沈尹默的白话诗，为了欢迎他，李大钊写说：“有许多好青年，已经实行了你那句言语，出了研究室便入了监狱，出了监狱便入了研究室。”
三个多月的铁窗生活，使陈独秀更加坚强了，出狱后，他微服离京，四处演讲。这回他的矛头对准了私有制，直到各地报纸摘登他演讲的要点，北京政府才知陈独秀已经离开北京，遂派人暗中监视陈宅，企图在陈独秀回京时将他逮捕归案。这个消息被李大钊知道后，焦急万分，马上和高一涵商量派人到车站把陈独秀悄悄接来，在朋友王星拱家暂避一时，然后想办法送他离京。
北京大学的几个教授，坐在一起想办法。此时，陈独秀已经被人秘密接回，政府还不知他已经到京。
最后，李大钊挺身而出说：“我看，还是让仲甫从天津走铁路。我是河北人，讲的又是北方话，这事就由我来安排吧。”
几位教授一想，也只能如此了。李大钊马上又悄悄去陈独秀的住处，两个人商量好第二天动身。
190年初，也是中国旧历年底，天还蒙蒙亮，只见一辆骡车，从朝阳门出来，然后又往南。赶车的是个留着大胡子的中年人，他坐在车挎上，手旁还有几个账簿，那上面印着店家名号，他嘴里吆喝着，蛮像是那么回事。坐在车里的人，头带毡帽，身上套着一件油渍麻花的背心，又光又亮。这两个人看上去倒像是京城年底到各地讨账的生意人。两人看到前后没有人时，才不由的大声说笑，他们爽朗的笑声和坚定的举止，又不十分像生意人。
这就是陈独秀和李大钊。骡车的轱辘碾到冻实的雪地上，发出咯哧咯哧的响声，有寒风掠过，雪粒子钻进车棚，打在两个人冻得发红的脸上。
陈独秀说：“守常，这次我能脱险，多亏你和北京的朋友，真不知说些什么好。”
李大钊甩了甩挂满雪尘的帽子说：“那就什么也别说，其实我们有更重要的事要说。”
陈独秀说：“也是，这次脱险，倒给咱们造成一个好机会。我这次去上海，是想打开局面，未来的日子，倒不是几篇文章管用的。回想当初，我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很是困惑啊。”
李大钊说：“正是，都曾有过困惑，现在不同了，现在需要更多的朋友和青年参与到这项伟大的事业中来。青年才是未来真正的希望。”
两个人说说走走。陈独秀虽然走南闯北，可浓重的安庆口音一点也没改，一路上住店交涉，都由李大钊出面办理，只要是有生人在，不要陈独秀讲一句话，免得露出他的南方口音。只要周围没有人，两个朋友就讲起来没有个完，一路上，他们讨论了建党的初衷，并决定在中国建立国人还很生疏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并使之发扬光大。
送君千里，终有一别。陈独秀在李大钊的帮助下，顺利到了天津。热诚厚道的李大钊，把陈独秀送上火车，两人紧紧握着手，目光交织在一起，一切尽在不言中。正是陈独秀和李大钊乔装离京，一路上讨论了南北方的问题，终形成南陈北李形势，为未来一项伟大壮观的事业奠定了基础。
李大钊回到北京后，朋友们为他这种无私的行为深深感动，而他却笑而了之。至于陈独秀到上海后，在南方很快建立了第一个马列主义小组。北方的李大钊利用手中的笔，更是以宣传马克思主义为己任，和不问政治的胡适博士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辩论，对所谓“少谈些主义”的论调也没有留情。
城头变幻大王旗，北洋政府风雨飘摇，拿枪的军阀表面上是议和了，吴佩孚背着段祺瑞同南方军阀陆荣廷签定了停战协议，率大军开始北归。这一来，硝烟又移到了北方。段祺瑞拼命阻止吴佩孚这一对北京现政府进行直接威胁的举动，可他能做的，也只是利用安福系压制那总统徐世昌，频频换防，把要紧的地盘安插上自己的心腹。没想到的是，段祺瑞这不明智的举动，加速了北方军阀的内讧。
一场新的内战正在酝酿之中。
关外本是隔岸观火的张作霖，由于对徐树铮的不满，渐渐转向对皖系的不信任，表面上没什么举动，暗中却和他的儿女亲家曹锟秋波频送。看样子，两亲家的副总统都没什么指望，不打还等什么？现在最要紧的是要找到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