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佩孚回到北方后，曹锟已经动作，只是张作霖还等着副总统的位置，不肯正面回答。
张作霖不敢轻举妄动，也怕苦心经营的部队毁于一旦，现在他几乎辖制了东三省，进关不进关，权衡利益轻重，形式上，他依然表示靠近直系。因为长江三督重又联手，当上总统的徐世昌，对段祺瑞也不是言听计从。
北京政府正处于风雨飘摇，巴黎和会使国人丢尽颜面，学生运动更是风起云涌。以曹锟、吴佩孚为首的几个军阀，从主战变主和，频频在报纸上含沙射影。段祺瑞虽然下野，表面不当总理，可他还挂着参战督办职务，暗中操纵安福会，内阁中多有党羽，他为泄私愤，指责国务院总理钱能训无能，连几个闹事学生都对付不了，企图让心腹王揖唐出面重新组阁。钱能训是徐世昌点着名给弄到现在位置上。段祺瑞这样做，徐世昌又有些为难，便任命龚心湛代总理，作为过渡，后又经过几番斗争，徐世昌想到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就是让靳云鹏出任国务院总理，以为这是个皆大欢喜的事。
靳云鹏是山东济宁人，字翼青，北洋武备学堂毕业。说起这个人，原是段祺瑞四大金刚之一，1917年奉段棋瑞的指示去日本观操，回国后任段祺瑞私家军的“边防军”的督练。这样说来，靳云鹏是皖系大将，可他是张作霖的儿女亲家，又是曹锟的换帖兄弟，徐世昌的门生。此时任陆军总长。
徐世昌找到靳云鹏，对他说：“翼青，这次无论如何你也得帮我个忙，想来想去，也只能你出面组阁，两方面都能认可。我现在实在是为难。”
靳云鹏说：“现在谁是谁的人，我也弄不清，大总统也不要把这事看得太重。至于总理之职，我不能担当。”
徐世昌听到这话，也深有感慨说：“这件事，为国为民，都不能推辞，组阁的事非你莫属。说句心里话，我是怕战事又起。而且现在学生受到政客的挑唆也跟着起哄，要维持局面，首先得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
靳云鹏说：“我说的条件，你能答应吗？”
徐世昌说：“你尽管讲，只要我能办到的。”
靳云鹏所谓的条件，和其他政客也没有区别，不过是要权要职。只要那靳云鹏能挑起这个烂摊子，徐世昌是什么都答应的。徐世昌以为得计，如果靳云鹏出面组阁，从段祺瑞那方来说，是你皖系的人；从曹锟、吴佩孚这方来讲，也不会说出什么，而且也堵住了张作霖的嘴。徐世昌这个提议，很快得到直、奉系的响应，众参两院通过于靳云鹏的内阁案。这时，徐树铮跳了出来，代表安福会否定了靳云鹏提出的阁员名单，同时他又提出让安福系的干将曾毓隽、李思浩、姚震、朱深分任秘书长、财政、司法和交通总长的提案。
靳云鹏闻之大怒。可徐树铮却说：“这是段合肥的主张，只有这样，才可能保持直皖的平衡，谁要是打破这个局面，后果不堪设想。”
靳云鹏坚决不受，找到徐世昌，说如果段祺瑞和徐树铮坚持这样，自己的阁员通不过，他就辞职。徐世昌好容易找到一个替罪羊，无论如何也要维持着，遂马上通知直系将领，由他们这些军人出面挽留，给靳云鹏点信心。各地军阀，心领神会，马上通电挽留靳云鹏。这也是徐世昌敲山震虎的计谋，暗示段祺瑞不要太过分了。徐世昌现在最恨的是徐树铮，几次想挪开他，真是恨不能生啖其人，但怵于段棋瑞的势力，终未敢下手。这次徐树铮和靳云鹏直面交恶，更是惹得他心怀不满。
徐世昌这个傀儡总统虽然不好当，可段祺瑞的日子更难过。经过“五四”运动的打击，段祺瑞声名狼藉，这样一来，索性就撕下面皮，以控制军队为主。段祺瑞还有些本钱，那就是他手里的参战军。这支部队是以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由，列强贷款组建的，因为现在不能参战了，为掩人耳目，改称边防军，听使段祺瑞。
一日，徐树铮应召来到段祺瑞在北京的府邸。段祺瑞开门见山对他说：“靳云鹏组阁，看样子是有来头的。我倒不认为是徐世昌为了什么平衡，看样子是有备而来啊。”
徐树铮连忙说：“我看这是曹锟在后头搞的鬼。现在的徐世昌，还分不清孰重孰轻，可如果东北那个红胡子（指张作霖）稍微一晃，用不着大张旗鼓，局面肯定对咱们不利。”
段祺瑞在心里对徐树铮是佩服的，但他又要装出胸有成竹的样子，便说：“找你来，也是为了商量此事。我看现在光说没什么用，不动点真的看来是不行了。你有何打算？”
徐树铮想了想说：“我看最重要无非是地盘，可想要有地盘，又少不得兵。”
这句话正中段祺瑞下怀，他拍着徐树铮的肩说：“又铮，你可真是小诸葛，猜到我心里去了。现在咱们的参战军虽然改成边防军，可还是有人虎视眈眈，我想把这支部队交给你，以整编的名义，加强训练。我现在还是边防督办，你可以利用这一点。我的话不想说太明了，刚才你提到，当政客最终也不过落个寄人篱下，看人眼色行事，如果有自己的军队，情况就不一样了。”
商量后不久，段祺瑞以参战督办的名义，向徐世昌说明要徐树铮整编边防军，他还以为徐世昌会面露难色，因为明摆着，这是皖系穷兵黩武的信号。没想到，徐世昌不但非常痛快地答应了他的要求，还加封徐树铮任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总司令，命其到库伦平定那里的“自治”，使其就范于北京政府。
这一来，段祺瑞心里倒有些不安，不知徐世昌用意何在。
原来徐世昌对徐树铮向来不满，靳云鹏组阁，他又跟着上窜下跳，对他正没办法，所以当段祺瑞提出要加强西北的防务，让徐树铮编练边防军时，认为这是调虎离山的好机会，想让徐树铮陷进无休无止的外蒙纠纷中去。
段祺瑞察觉到徐世昌的小算盘时，他的谋士已经到了西北。谁能想到，徐树铮确实是个枭雄之辈，到了库伦，凭借自己的智谋和韬略，和外蒙的上层人士周旋，竟然在未动干戈的情况下，取消了外蒙“自治”，很轻松完成了徐世昌的命令，更令人吃惊的是，他在西北经营有方，从而控制了那里的地盘。
事情到此没完，徐树铮得到西北后，努力经营，扩大边防军，殊不知，他这手惹恼了邻居张作霖。本来，张作霖对直、皖两派就以观战的态度，可徐树铮的行为，实际对他形成威胁。张作霖表面虽是粗人，也不乏细心之处，派人暗中接洽徐树铮，希望达成共识。可徐树铮正在风头上，有兵有权，而且由于他在外蒙“自治”问题上，浪得些社会虚名，根本不把张作霖放在眼里，因而对张作霖的特使也有些怠慢。
张作霖闻言，破口大骂，可骂归骂，他还是不能把徐树铮怎样，不过，由于徐树铮眼里无人，倒使他下了决心偏向直系，遂马上发密电给曹锟，答应在适当时机同直系结成联盟。
北京的段祺瑞，见自己的门生控制了西北，心里踏实许多。
此时的徐树铮，非往日的游说客，现在手握重兵，掌握着边防军三师四混成旅的兵力，其声势，高于其他派系，除了东三省张作霖的势力范围，其热河、察哈尔、归绥、晋、秦、甘、新省及内外蒙古的一切政权、筹款权、用人权、采矿权、寻路权等，统归他一人点头。段祺瑞给他在北京政府撑腰，这些资本更是使他目空一切。此时，徐树铮连拥兵自重的张作霖、曹锟也不放在眼里，就更甭说那个空有政府架子总统徐世昌了。段祺瑞给徐树铮拍密电，告之“武力统一”南方的决心没有消失，令其继续扩张地盘。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段祺瑞经营多年的皖系，正面临着从未有过的灾难，而那焦点，就是他的得意门生徐树铮。如果说段祺瑞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可身子已经跳出这场争斗的另一位花甲之年的老者，倒是看出些破绽。
这位老者就是北洋元老冯国璋。
曾手握北洋地方重兵和中央大权的冯国璋，下台后，心里有些窝囊。徐世昌看出冯国璋的心思，为了调节他被赶下台的不满情绪，下令陆军第十五、十六师仍归冯国璋节制。十五、十六师原是由禁卫军改编的，冯国璋代理总统时，这两个师一直担任公府的警卫。十五师师长刘询，表面上是冯国璋的亲信，可私下和段祺瑞关系也不错，至于十六师师长王廷竹，更是个脚踩两只船。冯国璋听后，心里还是舒服许多。
冯国璋来到徐世昌府上，算是面谢吧，对他说：“东海，知我者兄弟也，你还能把这两个师给我，真是让我感到意外，不过，我话说在前头，虽然是由我节制，但这两个师，就是你东海的子弟兵。”
徐世昌说：“我深知冯公这几年来，力倡和平，只是官场小人横行，不能如愿，我这次被推上来，实非我意，但在其位，该谋其政。为国为民，义无反顾啊。”
冯国璋连连说：“最好，最好，我来此，一是表示对你的支持，二是准备辞行的。”
徐世昌说：“你要去哪里，难道要回河间老家不成？”
冯国璋说：“正是，我准备退身养性，呐喊和平，其他政事就不想过问了。”
徐世昌说：“不可，我的意思你还该留在北京。何必急着返回故里？”
徐世昌再三挽留，可冯国璋去意已定，最后还是在十五师两个连的护送下，经保定回到河间去了。冯国璋途经保定时，曹锟到车站迎接，对冯国璋讲了些直、皖间的矛盾。可心平气静历尽战事的冯国璋对这些已经丝毫不感兴趣了。实际上，徐世昌留冯国璋在北京，就为调解直皖间的平衡，但冯国璋现在最关心的倒是南北议和问题。
冯国璋本打算在河间多住些日子，哪里想到，到家还没有一个月，徐世昌就派人把他找了回来。徐世昌也是想把南北问题彻底解决，现在的形势对主和派很有力，可徐世昌心里明白，他倡言主和，无疑就是和段祺瑞干，而他毕竟是段祺瑞和安福系给推上来的。徐世昌想来想去，知道想达到自己的目的，制约皖系，还非冯国璋不可。
本来徐世昌对段祺瑞是不敢过分的，可最近有梁士诒在后台出谋，胆子也张扬了，不过他仍是不敢把主和的步子放太大。下台总统冯国璋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食言于自己“归我林泉”的诺言，拖着老身，遂又活动于津京两地。
北京正是深秋，枝条败叶已经脱尽，时时泛着初冬的寒意。六十岁的冯国璋，也感到力不从心，正是人其将亡，其言也善，现在冯国璋所关心的就是南北议和，但他顾惜自己的性命，怕惹恼皖系的主战派，对他下毒手，因而对外声称已退出政局。靳云鹏组阁后，冯国璋以为局势能有所好转，可段祺瑞的小扇子军师徐树铮煞是得志，对靳云鹏所抱的一点希望也就消失了。靳云鹏是皖系的人，他也想利用冯国璋调和直皖间的矛盾。冯国璋接到靳云鹏的电话，答应试试，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徐树铮不能参与此事。冯国璋在徐世昌和靳云鹏的安排下，亲自到段祺瑞家中拜访，可谈来谈去，都是北洋时期的友情，关于直皖间的矛盾，只字未提。冯国璋几次想把话题引出来，都被段祺瑞有意岔开。虽然小报登出“冯段交huan”的新闻，但最终也没结果。
冯国璋和段祺瑞心里都明白，直皖交恶太深，一时不可能罢休，最重要的一点是，各地方利益集团都占着自己的地盘，是不会轻易撒手的。冯国璋在北京一刻也没放松直系，多次派自己的大管家去联络李纯和陈光远“叙旧”。冯国璋的“暗渡陈仓”之嫌，段祺瑞有所察觉，只是觉得时机未到，不可轻易点破罢了。
1919年1月1日，冯国璋提出召开国民大会，以此来解决当今中国的问题，而且通电各省，在组织国民大会前，可先筹办外后援会，再由该会推举代表，正式协商南北问题。
几天后，冯国璋接待一位客人，在寒冷的客厅里坐久了，当晚又洗了澡，便一病不起，于十二月二十八日病逝于地安门帽儿胡同。
临终前，冯国璋给徐世昌留下遗言曰：“和平统一，身未及见，死有遗憾，希望总统一力主持，早日完成。”同时，又嘱各省长官：“愿内外同心，化除轸域，和平统一，务底完成。”
冯国璋死后，徐世昌本来就是主和派，也正好趁这个机会大肆宣扬一番，借以表明自己所谓的和平心愿，他在给国务院的命令中表彰冯国璋：
“迨以副总统代理大总统的职务，适值南北纠纷之际，苦心规划，昕夕贤券，退任以来，仍资匡赞。弥留之际，犹以时局危迫促进统一为言，爱国之忱，溢于言表。本大总统眷怀畴昔，怆悼尤殷。所有饰终典礼，著由国务院从优拟议。”
徐世昌流露几分真意，毕竟他们还有共同的目的。可段祺瑞跑来吊孝，倒有些真假难辨。
段棋瑞一进冯宅，便放声悲哭，含混不清说：“四哥，你怎么就这样走了，四哥啊。”
在场人见此状，无不为之伤心。段祺瑞两次来到冯宅大哭，弄得很多人也不知他是真是假。有在场的秘书声称，说冯国璋和段祺瑞本来都已经达成和平协议，从此直皖挽手，只是徐树铮从中做梗，但经过冯国璋再三劝阻，段祺瑞也表示不再听信徐树铮了。哪想到，直皖拉手刚有些眉目，义和有望，冯国璋就撒手归西了。
冯家后人也深知国人对冯国璋多有垢言，即使晚年多言和平，若要抵消他的行为，怕是很难，虽然当时举办了隆重的丧礼，将冯国璋的灵柩落杠于河间的冯家祠堂，把仪式弄得异常排场。实际上，冯国璋表面上的那座坟是假的，里边只有一些衣物和些陪葬品，而装有遗体的真正灵柩，已经由家人悄悄埋在古洋河畔的黄龙湾冯氏祖坟里了。
冯国璋一咽气，直皖间的矛盾更加尖锐。直系的老大不在，曹锟自然而然以老大自居，他身后的吴佩孚也摇旗呼应，其他直系军阀因没太碍着自己的地盘，加之徐树铮在西北势力日益强大，也都心照不宣地维持着现在的局面。靳云鹏本是好意，想让直皖拉手，使得大权归其中央，就在在冯国璋咽气的一个月前，靳云鹏的内阁案通过参众两院，以陆征祥为外交总长、田文烈为内务总长、李思浩为财政总长、靳云鹏兼陆军总长、萨镇冰为海军总长、朱深为司法总长、曾毓隽为交通总长、周自齐为币制总裁。
可靳云鹏仍是个空架子，段祺瑞明里暗里百般刁难，政令行不通，而徐世昌已经摆出一副甘当傀儡的架势，弄得靳云鹏几次闹着要辞职，徐大总统也就只能几次登门挽留。大总统座位上，也是荆棘满布，为了平衡直皖，他可真是寝食不安，那冯国璋一死，连个摇晃的牌子也没有了。十二月的北京，正是该冷的时候，徐世昌却是从心里往外冒汗。光是政客、各省的军阀，已经够让他头疼了，偏偏各地的学生也跟着起哄，兴起一种什么主义之类的，各种民间的报纸也突然间冒了出来。
为这些事，徐世昌求教于段祺瑞。段祺瑞老是指责政府对学生无能，可他就一个办法：抓起来。徐世昌已经照这样做了，也抓了，也杀了，大批的军警出动，甚至动用了军队，结果怎么样？闹事的越来越多。让徐世昌心寒胆颤的“五.四运动”，事情过去好几个月了，提起来还是让他心有余悸，如果任其发展下去，不是要老祖宗的坟挖掉啊！徐世昌到底也算个政客，他的担心并非多余。正是腊月的北京城，哪里有过年的气氛，正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加之半年来军阀对群众的血腥镇压，人们心头都压着怒火，此时正是国空民穷，只是肥了利益集团，百姓们负担着重税徭役，地方军阀更是荒唐可恶，把百姓们的税都征到三十年以后，以支付巨大的军费，到处是民不聊生、饿殍遍野的惨状。百姓以为打倒了清廷，共和就该有好日子过，哪想到自袁世凯到段祺瑞，横竖是个换汤不换药，赶到南北军阀混战，都打着保境安民的幌子，硬是没有老百姓的活路，用鲜血换来的共和，让大小军阀剔筋去骨，原来是一场空前的“作秀”。
把段祺瑞之流卖国嘴脸暴露给国人的，是北京大学进步学生的爱国行动。
还在年初，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各战胜国在巴黎的凡尔赛宫举行了有名的巴黎和平会议，那所谓的“巴黎和会”不过是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乔治及法国总理克理孟梭操纵的分赃会议。中国作为协约国由南北政府派出代表参加会议，结果是答应德国在山东掠夺的一切权利全部让给日本，并写进了《协约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这次公然的卖国，激起了国人愤怒，舆论鼎沸，北京大学、北京高师等大专院校三千多人，于天安门集会并举行示威游行，一致要求惩办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向东交民巷进发时，让外国巡捕给拦下，学生们激愤万分，转而冲向赵家楼曹汝霖的住宅，将在那里的章宗祥痛打一顿，又放火烧了曹宅。让段祺瑞给捧上总统宝座没几天的徐世昌，急忙下令镇压，将学生逮走三十二人。这下更是激怒进步青年，第二天北京各专科以上的学校有组织地举行了罢课。怪的是，北京政府不仅不接受学生的请求，反而公开通电对曹汝霖、陆宗祥的“辞职”进行挽留。六月初，又下令查禁学生联合会，逮捕了学生一千多人，实行了特别禁严。北京学生的举动，扩展到全国二十多个省的一百五十多个大中小城市，在全国的压力下，北京政府不得不下令释放全部学生，免去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职务。
徐世昌，也借此演一场“辞职”的游戏。
这将次运动的导火索是北京大学，其校长是蔡元培，他是国民政府第一任教育总长，字鹤卿，浙江绍兴人。十岁丧父，从叔读书，后连中举人、进士，进而被点为翰林。蔡元培崇尚宋儒，后又接触西方哲学，任北京大学校长后，除旧布新，邀请一批新派人物到大学任教，还把数年来在德、法所考察的资产阶级教育制度应用于北大，实行教授治校。
当“五.四动动”被镇压后，这位翰林校长不顾自己的安危，邀请北京各大专学校的校长在北大开会，研究解救学生方案，他自己更是带头到教育部、总统府、国务院进行交涉，并以“身家作保”，要求释放学生。
1919年的北京城，正像一个大火药桶。老百姓憋着一股劲，各地军阀也虎视眈眈看着，单等绝好的机会，圈定自己的地盘。有志之士都在求索，希望找到一个“治国”的良方，只可惜积重难返，有良心的国人，心和脸都像北京城门楼子上的霜一样，等待着，观察着，渴望出现一个属于百姓们自己的好国家。然而，路漫漫其修远兮，五千年历史的泱泱大国，谁领风骚？一位西方哲人说过，有个“幽灵”在欧洲大地徘徊，她的目的就是要消灭所有不合理的制度，她将像暴风雨一样摧毁这人间地狱，用闪电划破这沉闷的压得人透不过气的夜空，让劳工得到属于自己的权利，而劳工在这风暴中失去的，只是自己身上的枷锁。（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