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这个要紧时候,个人受点委屈,不算什么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对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一次极大冲击。从那以后,在‘左’的思潮重压下,知识分子普遍感受到巨大的精神压力,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也有越来越低下的趋势,不少人心有怨气,顾虑重重。政治上的不被信任,也许才是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最大的心病。
那段时间,钱三强——这位中国原子能事业的领头人,也受到怀疑,他本人受到不少委屈。
早在1958年2月,二机部党组就集中批了钱三强三天,主要批他三方面的错误思想和言论,一是他“站在科学家一面,不站在党的一面”,“实则站在资产阶级科学工作者立场”,二是“错误地认为党不能领导科学技术”,三是说过“部里有衙门作风,办事效率低,派头大”等等。
对钱三强很了解的张劲夫,后来在评价钱三强时说：他书生气太重,说话太直,有时脾气过于暴躁,容易得罪人。张劲夫说他是“科学家可爱的书生气”、但“书生气比官僚气要好得多”。
对于一系列莫须有的“上纲”,钱三强心里想不通,精神上承受很大压力,心情一直是压抑的,常常彻夜失眠,然而早晨一起床,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该干什么还是去干什么,他顶着压力,把自己该做的都做了。因为他知道,自己处于特殊位置,肩负特殊使命,只有忍辱负重,义无反顾。
一天,保卫部门的人又来找钱三强,向他调查两件事情,一是1959年9月,他到苏联访问期间,多次到库尔恰托夫家里拜访,当时,他为什么不向组织报告？都谈了些什么？二是苏联专家撤走前,据反映,他单独用法语和列捷涅夫交谈,为什么不带翻译？都说列捷涅夫是哑巴和尚,可为什么和他侃侃而谈？都谈了些什么？
钱三强生气地说：“好,我如实告诉你们,我和库尔恰托夫、列捷涅夫谈的都是技术问题,说了你们也不懂。至于不报告,我是代表团团长,就是领导,还能向谁报告？我的回答就是这些。同志,我真的很忙,请不要无缘无故Lang费我的时间。”
钱三强站起来,做出送客的样子。保卫人员不悦地站起来,走了。
有一天,王淦昌见到钱三强,二人聊了一会,钱三强告辞走了,王淦昌突然发现他的后背明显弯曲了。
王淦昌感慨地说：“三强比我小6岁,怎么他的背就驼了呢？”
在政治上,钱三强越来越不被信任。他的职务是二机部副部长兼原子能所的所长、党委书记,可是,部里连个招呼都没打,就宣布他由兼职书记改任副书记,所领导排名也由第一降到第三。他的夫人何泽慧看出了端睨,问他为什么会这样。他反问她：“你在乎这个吗？”
何泽慧说：“我才不在乎呢！说真的,我早就希望你辞掉所有的官衔,沉下心来搞具体的科研工作,像咱们老师约里奥?居里夫妇那样。难道不好吗？”
钱三强说：“你最清楚,我担任那些职务,从来不是为自己。既然组织上决定把我由书记降为副书记,我无条件服从。这个要紧时候,个人受点委屈,不算什么。身正不怕影子斜,只要还让我继续组织原子弹攻关,别的,我可以都不在乎。等原子弹、氢弹成功了,我就下决心辞掉一切职务,安安心心搞自己的课题。”
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钱三强被污为“里通外国嫌疑”、“特务嫌疑”,连吃苦头,甚至于被抄家,全家下放到农村劳动。但他一直坚持一个科学工作者的良心,从没有动摇过。
在导弹研究院,有一天院领导找梁守盘谈话,说是要给他调个单位。梁守盘一下子懵了。领导让他尽快把技术资料交一下,随时准备离开。
梁守盘临走之前,最牵挂的一件事,就是东风二号导弹燃料偏二甲肼的毒性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他不甘心。他带领研究室的十几个年轻人,冒险在实验室里做试验。年轻人劝他不要进实验室,在外面指挥就行,他不干,说也许这是我最后一次进实验室,大伙请不要拦我了,我谢谢大家的好意。都听我的,留下三名同志配合我,其余人退到外面。
众人似乎都明白了什么,不再争抢,默默地退到安全线以外。三个年轻人戴好防毒面具和防护手套,走到各自岗位上。梁守盘也全副武装起来,按下电钮,操起工具,在燃烧箱里搅拌,带有毒性的浓烟弥漫开来……为了解决这个疑难问题,他不惜牺牲自己的健康。
任新民听说梁守盘要走,去找院领导,问为什么突然把梁守盘调走？回答是：很简单,他有海外关系,出身太复杂,他父亲、母亲、弟弟、妹妹都在美国,不适合在我们这个高度保密的单位工作。这是保密工作的需要,是政治需要。又说,蔡金涛也得走。还有一些人要走。
任新民说：“可眼下东风二号导弹正在攻关,这里确实离不开他呀！”
对方说：“即使工作上暂时受点损失,也没什么,政治安全,队伍纯洁,永远是第一位的。”
任新民仍然不甘心,说梁守盘这个人他了解,不会有什么政治问题,他热爱导弹研制,他工作认真,你们不能随便把一个优秀科学家打发走。
对方发火了,提醒任新民,说这是组织上的决定。又责问道,你为什么老替他说话？是不是你的思想也有问题！任新民只好走了。
钱学森为此急眼了,直接去找聂荣臻。钱学森说：“我是导弹研究院主管科研的副院长,梁守盘、蔡金涛等专家要调走,我却不知道。说他们出身不好,有海外关系,那我在美国呆了20年,我认识美国很多人,我的海外关系也很多,是不是也要把我调走呢？”
聂荣臻带上钱学森,赶到导弹研究院,院一级的领导都集中在会议室里。聂荣臻态度平和地说,我今天来,是想和你们谈谈心,还是老话题,谈谈怎样对待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社会关系、海外关系等问题。自从反右以来,知识分子问题一直没解决好。你们想过没有啊？在旧社会和解放初期,能够上大学或出国留学的人,出身好的比较少,一般来说不是资本家就是地主家庭,否则他就没有经济条件上大学,更不要说出国留学。照有些同志那样政审,这些人统统该拒之门外。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的尖端科技,只能靠那些所谓历史清白的人来干。他们历史虽然清白,可是,技术上却差一截,这样,你们说,能搞出导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