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荣臻又说,同志们,我们必须贯彻党的知识分子‘重在表现’的政策。照我说,这些人是科学家,有真才实学,既然把尖端技术交给他们研究,就应该信任他们。
院领导们一个个低下了头,有人说,梁守盘的问题,以后不提了。蔡金涛怎么办？他过去可是国民党保密局的专家,少将军衔。这样的人,敢用吗？
人们都望着聂荣臻。聂荣臻停顿一阵,口气坚决地：“只要有真本事,只要愿意为国家做贡献,就要用！”
钱学森带头鼓起掌来。
聂荣臻最后说：“我提议,任新民、梁守盘、屠守锷、黄纬禄、庄逢甘、蔡金涛、吴朔平、梁思礼这些专家,应该考虑让他们担任领导工作,有的同志可以担任一、二分院的副院长,主管技术。”
不久,上述几个人都担任了一定的领导职务。在东风二号导弹攻关的要紧时候,这个决定起到了非常好的推动作用。
54．代表中央,利用这个机会,再作个总的道歉“科学工作十四条”有它的局限性。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因此,1962年2月,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关于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又成为会议的焦点。
这个时候,“左”的思潮已经有所抑制。在1962年1月的七千**会上,**作了自我批评,他说：“你们要相信过去三年有时候我们是做蠢事呀！我们是很蠢的呀！”借着七千**会的东风,召开全国性的科技会议,是个好时机。
1962年2月,经中央批准,聂荣臻在广州主持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这次会议后来被认为是一个划时代的会议。
广州羊城宾馆,一间大会议室里,几十名科学家在开会讨论,钱三强就在这个组里。科学家马大猷站起来,激动地说：“为什么一提知识分子,就在前面加上资产阶级？我们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这么多年了,头上还戴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想不通！”
这个发言引起一阵骚动。有**声附合：“说得好！”又有人站起来说：“是啊,一提知识分子,就是资产阶级的,连子女也因此受歧视,从没有听人提谁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
第三个人站起来,说：“国家办那么多学校,培养的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国家图什么？这不合逻辑嘛！”
又有人站起来,大声说：“有了‘科学十四条’,我们现在科研时间是有保障了,也明确了科研机构的根本任务是出成果、出人才,但是你们想过没有？政治上不被信任,才是最让人伤心的！”
钱三强深有同感,频频点头。会场像炸开了锅一样。其它小组的发言也涉及到这个问题,会议出现了意料不到的情况。
这次会议是由聂荣臻主持的。傍晚,聂荣臻要钱三强陪他散步。聂荣臻问钱三强,下午小组会,你为什么不发言？钱三强说：“我觉得别人的话,能代表我,就没再多说。”
聂荣臻说：“那我问你,你在二机部,处境怎样？”
钱三强支支吾吾,说不上来。
聂荣臻说：“我替你说吧。不怎么样,对吧？”
钱三强只好说：“聂帅,个人处境,我没过多考虑。在科技攻关的要紧时候,我深感矛盾和痛苦的一个问题是,一方面,急需培养和安排有本事担当重任的人,而另一方面,这样的人,往往被别人当作‘白旗’来拔,三天两头敲打,动不动就戴上‘白专道路’的帽子。比如于敏同志,他是原子能所的骨干,业务上冒尖,可他却经常挨批,弄得压力很大。我真心希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不要再随便往自己同志头上扣,否则,没人敢业务上冒尖,免得被说成‘专而不红’,让人心有余悸。”
聂荣臻说：“我要的就是你这些真心话。”
晚上,聂荣臻把张劲夫等领导叫来,说起“科学工作十四条”的局限性。张劲夫认为,靠一个科学工作条例来解决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也做不到。聂荣臻说：“但这关系到几百万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是党在政治上是否信任知识分子的根本性问题,应该给以重视和解决。”
谁都知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说法,是**最早提出来的,想改,难度可想而知。会议工作人员进来请示聂荣臻,下午小组会上的发言,言词很激烈,登不登简报？聂荣臻征求张劲夫的意见,张劲夫建议,先登在内部简报上,只给领导同志看。
聂荣臻思索一阵,似乎下定了决心,说：“要我说,既然登,就登在所有人都能看到的大简报上,变成全体会议的简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