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11月14日,张爱萍、刘杰、刘西尧起草了《关于原子能工业建设的基本情况和急待解决的几个问题的报告》。报告的抬头这样写道：“聂副主席并报林、贺副主席、罗总长、军委。”报告长达5000多字,内容非常详实。他们最后提出：“由中央和国务院出面,统一协调各中央局、各部委、各省市和军队,进行一次全国性的大协作,大会战。”
报告同时送给了总书记邓小平。”
邓小平很快批阅了这个报告。他在眉头上批示：“送主席、周、彭（彭真）阅。”
在这条批语下,细心的邓小平又特意在括号里,用小一些的字体写道：“无时间,看前一页半即可。”
这份绝密件1961年11月17日送到**案头,一直存放到1962年12月17日。没人知道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看了多少遍,但从前一页半上那铅笔划下的一道又一道红色的、蓝色的标记上,足以看出**对这件事情是多么的关切和重视。
聂荣臻终于等到了**的指示,**说：国防尖端技术,不但不应该下马,而且要抓紧进行。
这场关于尖端武器的‘上马’‘下马’之争,至此画上了句号。假若当时两弹下马,或放慢发展速度,零打碎敲,那么,国家在克服了严重困难之后,接着又是十年文化大革命,全国乱成那样,我国国防尖端技术要取得现在众所周知的辉煌成果,是难以想象的。
52．突出政治,搞科研的时间得不到保证终于可以放手攻关了。但是,又一个问题出现了。
核武器研究院理论部的大办公室内,邓稼先、周光召等人正埋头工作,突然,墙角的小喇叭吱吱啦啦响了,传出一个严肃的声音：“紧急通知！紧急通知！今天下午两点,全体人员到一楼大厅参加政治学习,讨论又红又专问题。任何人不得请假……”
周光召烦躁地把手中的计算尺丢下,众人都无奈地摇头。这礼拜,已经学了三次了,大家感到政治学习安排太多,占用了搞科研的时间。周光召说：“要求知识分子‘又红又专’,可是,对于红与专的关系,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简直纠缠不清。要想不犯错误,就得越‘红’越好,为了保证‘红’,就得加强政治学习,照本宣科读文件,念报纸。时间呢？白白流走了,哪有时间搞科研？”
邓稼先指一指门外,嘘一下,提醒道：“光召,当心点,让人听到,抓你的典型。”
周光召苦笑一下。众人都不吭声了,埋头工作。
每次政治学习,像彭桓武、朱光亚这样的院领导,也得参加,不去就是个问题。
在长城脚下爆轰试验场忙碌的小分队,也接到了回城参加政治学习的通知,这样,实验就得停下来,王淦昌、郭永怀等老科学家很不满意,但又没有办法。
而在导弹研究院的小礼堂里,常见的场面是,数百名科研人员集中在一起,听院里分管政工的领导宣读《人民日报》社论,以及《光明日报》上关于红与专的文章。钱学森、任新民、梁守盘等专家也得到场。因为总是重复这样的事情,很让科技人员感到厌烦,嘴里不敢说什么,怕被抓辫子,但心里是很反感的。
一天,在钓鱼台国宾馆附近的马路上,正在举行欢迎外宾的仪式。一个外宾车队缓缓驶过来,众多的中小学生、市民,还有导弹研究院的数百名科技人员,举着小红旗,高喊：“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这其中就有任新民、梁守盘等科学家。
恰巧,聂荣臻的坐车路过此处,他一眼看见任新民、梁守盘、庄逢甘、梁思礼、孙家栋等熟悉的科学家身影,就对秘书周均伦说：“怎么让导弹研究院的专家参加这种活动？”
周均伦回答：“导弹研究院不是离钓鱼台近吗？每逢迎送外宾,北京市有关部门就通知院里派人参加。”
聂荣臻有些生气了：“白白Lang费科学家的时间,胡闹嘛！”
“政治任务,没办法,谁敢拒绝呀？”
聂荣臻想了想,说：“回去我给彭真同志打个电话。这种蠢事再也不能做了！”他的车子向前开走了。聂荣臻和彭真是晋察冀的老战友,他们之间关系亲密,有事经常互相关照。
当时担任聂荣臻秘书的甘子玉说：“中央决定两弹继续攻关以后,不仅对两弹研制,实际上对整个科研、教育、文化等部门,影响最大的,就是‘左’的思潮对知识分子的冲击。核武器研究院、导弹研究院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反映出来的问题带有很大的普遍性。”
当时在导弹研究院工作的聂力,接受我们的采访时,说道：“‘左’的思潮影响下,科研工作的客观规律得不到尊重,政治冲击业务更是司空见惯,搞科研的时间得不到保证,大部分时间被政治学习呀,各种政治活动呀,占去了,大家很有意见。尤其是有些科研人员被批为走‘白专道路’,这严重挫伤了大家的积极性,极大地影响着两弹的研制进程。”
那段时间,聂荣臻心里充满了矛盾。
中央让他主管科学工作五年多了,他对党领导科学技术工作方面存在问题,和对知识分子政策方面存在的问题,有了不少切身感受。1959年,总参从导弹研究院抽调几十名科技人员,派到西藏搞平叛,他对此很不满。他认为,他们的任务是搞科研,而不是训练、打仗。1960年,导弹研究院按总政要求,把一两千刚分来的大学生,弄到农村劳动锻炼。他为此也很生气,把总政主任肖华叫来说,劳动锻炼不是不可以,我赞成锻炼,但必须到工厂对口锻炼,通过锻炼,业务上必须有长进,让这些大学生到农村锻炼,去种地,是Lang费！还有,科研工作连续性很强,一搞运动就把业务工作停下来,这种做法也得改。
他通过张劲夫和刘杰了解到,科学院、二机部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政治学习占用了大量时间,谁也不敢不去,动不动就给人扣上“白专道路”的大帽子,科研人员难以投入主要精力搞科研。
看来,不改变一下不行了。但是,用什么方式、方法改变呢？
时隔不久,中央下发了一份《**中央关于农业工作的六十条意见》,简称“农业六十条”,纠左纠偏,在全国反响很好。这让聂荣臻眼前一亮。他琢磨一下,把张劲夫叫来,提出：“我们科技战线,能不能组织力量,也搞出一个东西来？”
对此深有同感的张劲夫说：“聂总,这要看您的决心了。”
聂荣臻说：“有了这个‘农业六十条’做样本,我们也想法子搞出一个能推动科学工作发展的条例来。”
张劲夫说：“如果能搞出来,那真是太好了！”
不久,聂荣臻集中国防科委、科学院、国家科委的写作班子,由他亲自主持,制定了《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简称“科学工作十四条”,以中央文件的形式下发。邓小平称之为‘科学工作的宪法’。在自然科学界乃至整个知识界引起强烈反响,一时广为传诵,科学家们为之心情舒畅,精神振奋。”
参与这项工作的聂荣臻秘书甘子玉说：“制定十四条时,聂荣臻耗费了大量心血。他的目的,就是想系统地、全面地排除当时影响科研工作的‘左’的一些做法,是他想对积郁在心中数年的问题,寻求一个总的解决办法。”
“科学工作十四条”的要点,一是知识分子政策,纠正****和学术批判中“左”的错误,鼓励科技人员走又红又专的道路,进一步阐明了“双百”方针；二是整顿科技工作的规章制度,保证其正常秩序；三是改善党对科技工作的领导。其第一条就是,研究机构的根本任务是出成果,出人才,第四条是,要从实际出发,制定和检查科学工作计划；第五条是,科技人员要在工作中发扬敢想、敢说、敢干,但又要与严肃性、严格性、严密性相结合的“三敢三严”精神；第六条是,保证科技人员每周有5天的时间搞科研工作；第十四条,科研单位要在党委领导下,贯彻由科技专家负责的技术责任制,基层党组织只起保证作用。
这在当时,其中很多的提法,是很大胆的。尤其是每周保证5天时间搞科研,更是过去连想都不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