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发生在1月6日，那天是毛主席的生日，晚上大家一起吃了面条，又在小五子他们宿舍里聊天。小五子住的那间屋里有三十来个人，隔壁便是民兵连连部。晚上9点多钟，小五子打着赤膊，只穿一条短裤，站在屋子中间用空汽油桶做的大铁炉前擦身，并吹着口哨。吹口哨是他的绝招，他能把芭蕾舞《红色娘子军》的全曲从头到尾吹出来。忽然隔壁连部里“砰”的一声枪响，这边小五子随即扑通一声倒了下去。大家还在发愣，只见小五子用手梧着肚子，鲜血从他手指缝里不停地淌出，“我中弹了，快拿个碗给我”，他轻声地喊着。有人赶快递上了一个搪瓷碗，小五子着急地摇了摇头，“不行，这容易感染，我的肠子流出来了，要瓷碗。”大家赶紧手忙脚乱地把他扶上铺。
这时屋门也被人拉开了，有个当地青年探进头来看了看，惊慌地喊叫：“李金锁，你枪走火把青年给打死了！”屋子里的知青马上反应过来，好多人冲出屋去抓那个肇事者。一个知青在小五子身边，帮着他用碗堵住肚子上的伤口，屋外传来了几十个知青的咆哮声。小五子张开眼睛，若无其事地对同伴笑了笑，轻声地说，“只要血止住了，我就没事，我爸告诉我的。你让他们别揍金锁，他肯定是无意的，他平时对咱们知青挺好的”。小五子的脸越来越白，不一‘会儿就失去了知觉。
队里的赤脚医生来了，给他做了包扎和止血措施，打了强心针，但无济于事，晚上11时左右，小五子终于因流血过多而停止了呼吸，离他0岁生日还差5天！知青们如同受了伤的野兽，一家一户地敲门疯狂地找寻李金锁，悲愤的喊叫如雷声，在村子上空滚来滚去。李金锁的父母站在家门口，不停地向知青弯腰鞠躬赔礼道歉，老乡们用惊慌的目光望着他们。1时，公社党委、武装部、派出所、医院的人也坐北京吉普赶来了。这时李金锁的父母把已经五花大绑起来的儿子交了出来。派出所的警察给跪着的李金锁戴上手铐。经武装部的人勘察现场后，大家才知道，李金锁擦枪忘了把刚才巡逻时上膛的子弹退出，所以一扣扳机，子弹穿过泥墙，打在宿舍梁上的木头硬结上，又反弹到小五子肚子上，造成了小五子的死亡。
小五子的遗体放在一间空房子里，8天后，等小五的哥哥和姐姐从上海来后，才下葬在金山大队附近向阳的坡上。县委书记问他们有什么要求，哥哥说：“人死了也不能复活，现在李金锁还被关在县拘留所里，请领导把他放了，也不要给他什么处分，他们家就这么一个劳动力。”这样，李金锁就被放了出来。回队后，接过别人转交的小五子哥哥姐姐送的毛主席语录和毛选，他泣不成声，马上到小五子的墓前连连磕头。
开始几年，村里还经常有人去扫墓，后来知青陆续走了，也就没人去了。1978年夏天，有个朋友从上海回呼玛参加大学考试时临行前，小五子的妈妈找到他，伤心地说：“你们这些好朋友现在都要回来了，就剩我家小五子一个人留在那里。你考上大学离开呼玛时，不要忘记去小五子那里告个别，托人经常去看看他，我家小五子是喜欢热闹的，他最耐不得寂寞……”
听刘琪讲到这儿，我的眼泪也止不住了。一个白发母亲对埋在大山的儿子的思念，让每个人都心痛。
刘琪接着说，谁能想到，在我和生产队其他5个知青从上海坐海轮去大连改乘火车回呼玛时，又经历了一起悲剧一我们6人，五男一女，都是准备回黑龙江参加高考的，其中最有希望的当属舒民安，大家都叫他阿安。他生在美国，两岁时随父母归国，是“文革”前上海最好的重点中学上海中学的1968届高中生，还当过中学里的团支部副书记。阿安不仅学习好，人也正。拿现在人的眼光来看，他一本正经到了迂腐的程度。可就是这一特点，1975年冬天他被大家选举当了大队生产委员，带着一伙老乡和知青去帮18站林场从林子里向道边倒运大木头，这是我们那里一年中最重要的副业。因为当时国营林场效率不高和机械化水平落后，每年冬天都要找各个生产队的农民来帮忙完成国家计划任务。倒大木来钱不光要靠大家拉的木头立方米多，还要靠送礼打通林场上下的关系，好多计运材量。
阿安到了林场后，打前站的许会计得意扬扬地告诉他，今年林场给我们队定的每立方米大木的工钱要高于往年，也是各公社中最高的，虽然请林场的武主任喝了回酒，送掉10斤豆油，100斤白面，还是合算。阿安一听就来火了：“我生下来就不会这一套，也不想学，现在办什么事，都要靠请客送礼，邪气把正气都给压跑了。”人家开始没吱声，半个月后人家便在检尺时百般刁难，号称也是公事公办，结果挨了知青的几下硬拳。这下事情可闹大了，阿安无可奈何地随着许会计带着礼物一起向林场赔礼道歉，还请林场的领导喝了酒。在酒桌上，那位林场主任语重心长地对阿安说：“小伙子，好好学着点，别那样死心眼，学校教你们的那套玩意在社会上根本行不通。”
阿安当时没吭声，倒完大木回到队里的第二天，他突然向党支部书记提出辞职，从此变得消极起来，经常不出工，躲在宿舍里看书，写东西。
1977年冬天，全国实行了“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阿安文科哲学底子很强，记忆力又好，连美国50个州的全名都能背出，地理考了个99分，总分数也挺高。上海复旦大学曾想收他，由于他父亲的美国特务嫌疑问题还没有解决，而阿安的政审材料里还有收听美国之音等敌台，散布反动言论的记录，结果没能上上学。后来地区招生办曾打电话给他，有意补录他入地区师范学校，阿安一口拒绝了。
事后他对其他人说：“‘文革’虽然结束了，到现在还在看家庭出身，不能真正实行择优录取，比科举制度还不如，中国还有希望吗？让那个没上过小学的派出所所长管政审，小题大做，我们知青是没有出路了！”这话后来传到公社派出所所长的耳朵里，他气急败坏地说：“阿安这小子也太狂妄了，我虽然没有什么文化，但还是能管管他这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只要我还在所长的岗位上，就不能让社会主义大学里混进他这样有反动思想的人。”于是阿安和派出所所长的矛盾弄得人人尽知。
1978年春节，阿安回上海探亲时，在区教育局工作的母亲为了补偿阿安受家庭问题连累而不能上大学的事，托了熟悉的医生为他办了有严重哮喘病的证明，要他赶快办理病退回沪手续。阿安死活不肯，他说我要回城就光明正大地回来。当年的高考在即，这应该是他返城的最好机会了。他一反常态，不怎么参加在上海复习的队里知青的聚会，老是一个人闷在家里，房间里堆了些黑格尔的哲学书和新出的内部书籍，根本没有我们那样废寝忘食复习的气氛。
5月底我们几个知青准备回黑龙江参加1月高考的初试，约他一齐回队。他让我们先走，等到胖子买好船票，告诉他大家决定推迟一星期出发，和他一齐走，6个人正好凑够一个三等舱的房间，他说：“这又不是拱猪三缺一，你们何必要等我这个倒霉透顶的人。”那天阿安带着他那瘪瘪的旅行袋上了船，他脸色不太好看，在甲板上和胖子窃窃私语一番后，回到船舱里和我们打了两轮桥牌、拱了几回猪，都保持不败纪录。
随后他提议大家还是上甲板上看看海上日落，充分享受一下大自然。落日的余晖把蔚蓝色的东海海面染成一片金黄，阿安望着周围飞翔的海鸥，听着战友们对这美丽的景色的评价，一直默默无声，忽然冒出一句话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当那巨大的火球终于落到了海平线以下，天色逐渐暗下来后，他主动提出请我们大家吃今天“最后的晚餐”。谁也没想到，这真是他和我们的最后晚餐。大家都说这次高考，他不会再为家庭问题受连累，肯定能考取他向往的复旦大学政治系，不过到时候还要请客。他叹了一口气说：“我过去也认为自己出类拔萃，充满自信，但现在我对自己能否上大学毫无把握。197年大家推荐我上大学，谁知冒出个白卷英雄张铁生，考试成绩全部作废，还是看出身，结果浪费了我们队的一个名额。去年考试，我成绩名列前茅，结果是名落孙山。上面领导说我思想反动不能上大学，知青里也有人说我好高骛远不学无术考不上大学。我的任何奋斗，都一事无成，想一想都会无地自容。但你们还是把我当朋友，光凭这点我就应该请你们吃饭。不过我是一个彻底的失败者，所以将来谁考不上大学不要怪我的晦气连累你们。”阿安的酒量很大，但只喝了一杯就不喝了。
回舱房的路上，阿安拉住一个服务员，问船今天下半夜几点出东海，那服务员随意答了一句，大概是点多吧。我感到奇怪，便问阿安，你打听这个干吗？他答非所问地解释说：“东海的水是蔚蓝的，代表希望。黄海的水是黄的，混沌不清。只有到了目的地大连，你才会再看到蓝色的大海。过去有人一形容大海，便是蓝色的海，其实大海和社会一样，也有清浊之别。”
回到三等舱里，躺在铺上，大家就请阿安出题，让战友一个一个来回答，答得不全的地方或者是答错了，就请他补充或纠正。不知不觉地就折腾到了11点。阿安看他们都没精神了，便说：“那就到此为止吧。这是我最后一次帮你们复习，以后我可没时间陪你们了。大家再背一遍高尔基的海燕吧，今晚虽然风平浪静，但我希望海燕的那种迎着暴风雨而奋斗的精神，将会让你们个个都考上大学的，我实在是太喜欢海燕了。”小小的舱里又响起了激情的集体朗诵声。（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