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小孙和小方抱着孩子都回来了，全连大悦，家家前来看望、帮忙。
方立强可以安心上班了，孙玉勤在家照顾两个孩子。可小方一人的工资养活不了全家，18个月后，小孙又抱着老三返城，然后到建筑工地上班。这之后，他们一家开始了真正的两地生活，小方和小孙只有每年各享受一次探亲假，一般是夏天小孙抱着老三到农场，过年时小方抱着老二往哈尔滨赶。
方娓两岁那年，听说要回哈尔滨看妈妈，她高兴得又蹦又跳。等爷俩坐着晚点的火车从七台河赶到哈尔滨时，正是除夕半夜，候车厅外一片鞭炮声，家家开始吃团圆饺子了。可公交车已停，那时又没有出租车，他们只好在车站等天亮。小方怕熟睡的孩子冻着，把她包好放在暖气上。怕孩子掉下来，他就在暖气边上站了一宿。那一夜，冷清清的候车大厅里，只有他们父女和几个无家可归的流浪儿！第二天，当孙玉勤看着满身霜雪的小方父女走进家门，她抱着一身屎尿的孩子又是一阵大哭。她边哭边说：“再也不能这样了，一家人就是死也要死到一起！”
春节后刚一上班，孙玉勤抱着两个孩子开始到劳动局上访，要求把丈夫方玉强从农场调回。因为小方是外地知青，调到哈尔滨的难度相当大。小孙锲而不舍，不知跑了多少次，不知流了多少泪，方娓终于在长到5岁时，和父亲一起回到了哈尔滨。方立强被安置到了市住宅四公司当上了技术工人，干过电焊、水暖，打过白铁，可惜只干了两年，企业就放长假了，一直到现在。放假后，一分钱的工资都不开，全家挤在岳父家小院接出的10多平米的小房里，度日如年。
养家糊口的重担都压在了孙玉勤的肩上。她调到了工资比基建高一点的搪瓷二厂工作，先当工人，后来又舍家撇业地去跑销售，只为能多挣点儿补贴费，能让孩子们吃饱饭。她一跑就是10年，夜间行车从来没坐过卧铺，每天的伙食就是几个烧饼，再买点大酱和几棵大葱。这时老方〔岁月的沦桑使他真的老了）成了家庭“妇男”，精打细算地照顾着个孩子的生活，有时每天只能做一顿饭，经常挨饿的是他自己。孩子们最盼的是出差的妈妈回来，她总会给他们带回点儿好吃的，哪怕只是几块糖。每回妈妈一进屋，个孩子就像小狼似的扑上去，几乎能把她扑倒。后来个孩子一起上学了，日子就更艰难了。孩子所穿的衣服都是她亲手做的，有时到街头的摊上剪一个样子，然后回到家照着做件，好在小时候他们衣服的大小都差不多。在外出的漫漫长夜里，她都在灯下给孩子织毛衣毛裤，选最鲜艳的颜色，然后从小店买来动物图案再绣上。无论多困难，她都让自己孩子的穿戴不比别的孩子差。
看到别的孩子上学都带罐装的饮料，她也给他们买，可孩子们背在书包里从来不喝。学校开运动会，孩子带的吃的都是自己家做的。
最艰难的是为孩子们凑学费。方嘉上中学第一年的1000元学费，开学10多天才交上，都是从亲戚家借的，年后才还上，是孙玉勤和老方卖馒头挣的。那时，每天上班前，他们从馒头铺上两筐馒头站在道外区黎华街口叫卖，早晨、中午和傍晚卖次，五冬六夏，一天不落。在大雪纷飞的日子，两个满身霜雪、口喷热气的老知青，矗立街头，招呼生意，成了这条街上最感人的雕像。
屋漏又遭风雨。孙玉勤1998年也下岗了，已经流干眼泪的她和丈夫又杀出了一条生路。有1999年7月日的《黑龙江日报》的消息为证，那消息说：“49岁的孙玉勤1968年下乡到北兴农场，返城后，先后在两个单位谋生。在道外区的改造中，她所在的搪瓷厂放长假，爱人的单位效益不好，也放长假，一胞三胎的孩子还在念书。今年初，她决心不依靠特困费维持生计，和丈夫一起到上海、宁波等地考察水磨年糕项目。又以自己的房产作抵押，贷款万，办起云天食品厂……”消息没有更多的篇幅叙述他们创业的艰难。
我后来知道，年糕尽管是南方人喜爱的食品，可北方人并不接受。当年老方和妻子一人骑一辆破自行车挨家饭店跑，介绍如何用年糕熘炒煎炸，又如何涮烧上汤，又让他们免费食用，先试用，不好不要钱。他们风雪无阻，记不清跑了哈尔滨多少大大小小的饭店和超市。随着业务的扩大，他们又开着摩托车到处送货，有几次翻车，人货都被扣到道边。他们爬起来，拍掉身上的灰尘，揩掉手上的血迹，不敢有些许的停留，因为用户还在等着他们。
在道外（原太平）区水源路上，我找到了云天食品厂。已经当了老板的孙玉勤和方立强，还是一身工人的打扮，身上还沾着米粉。这家安置了10多个下岗工人、日产千斤年糕的厂子，再不用摩托车送货了，我看到了停在院里的哈飞牌货车。我还看见一台新买的轿车，孙玉勤说：“那是我给方磊买的，他在东北农大本硕连读毕业后考上了公务员，在质检部门工作，已结婚成家。我们先为他置办了房子，为了他工作和生活的方便，又为他买了这口牛0
我又问到了两个女儿，老方拿出照片，给我指点，方婷已经在上海结婚，丈夫是英国留学的香港人，在一家房地产公司当策划师。方娓也在上海，当瑜伽功教师，也有男朋友了。我发现，个孩子继承了父母的优点，都是一表人才，男孩英俊，女孩特别漂亮。
可嗟蛇岁月像把无情的剑，削去了两位老知青的青春和美丽。孙玉勤目光黯淡，已无昔日的神采，她说，都是当年为这个孩子哭的。玉勤说：“生活不相信眼泪，但也不能没有眼泪。但眼泪只能让生活丰富，不能让生活幸福。要幸福只能靠自己这双手，一双手什么困难都能克服，什么奇迹都能创造。”
我说：“孙厂长成了哲学家了。”
她笑着说：“都是在苦难中琢磨出来的。”
老方不像孙玉勤那样乐观，他有些忧心忡忡的样子。他说：“我们年纪大了，有点儿干不动了，可孩子们谁也不想接班。其实东北大米特别好，不仅可做年糕，还可加工米线、米粉等等，有很大的市场需求。”
我说：“你不必急，我给你们写篇文章一登，想投资和合股的人就来了。”看来，“玉强牌”的故事还没有完。那么，就且听下回分解吧！
47^高山大海在上海华东师大当教授的刘琪先生是位有感情的人，说起当年一起在呼玛县插队的战友，他都显示出一种亲情，再说起牺牲在那片大山里的战友，他又流露出悲戚之容。他说，我们早就回来了，他们还长眠在大山里，坟头已被荒草掩没了。他们太孤独了，灵魂总在寂寞中。
我想，死亡本不属于青春，可他们在如花的季节死去了，或为崇高的理想献身，或夭折在意外的事故中，或被命运逼下了悬崖……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发生了许多不该发生的悲剧。现在重提那些让人伤心的往事，是为了某种纪念，这种纪念的意义是不再发生。在以人为本的时代，我们才明白，人是第一宝贵的，保护青春就是保护最重要的国家财产，就是保护神圣的社会财富。因此我还是记录下了刘琪告诉我的关于死亡的故事，尽管在前面的故事中，我已讲过几例。
刘琪说，在我8年的插队生活中，两个朋友在死神面前那种从容不迫的神态，在我心中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他回忆：1971年底，在金山大队插队的许元的死让知青们开始意识到了生命的脆弱和宝贵。许元，在家是老五，父母和大家都管他叫小五子。小五子的父亲原是山西五台山的小石匠，15岁时和二哥一起给地主干活时，一队红军路过他们村。宣传员们说，日本鬼子占领了东北，穷苦的弟兄们，赶快参加红军吧！红军是要打日本鬼子的，赶走日本鬼子，打下天下，你们大家就有田耕，有饭吃。于是他们便扔下手里的工具，随着村里的几个青年加入了红军，后来又变成了八路军。小五子爸爸参军时年纪小，个子也不高，在部队里当了个小号兵。还没打几仗，二哥便被打死了，他大腿上也吃了颗日本子弹，送进部队医院。院长看他聪明伶俐，便把他留下当了勤务员，后来还和院里的女护士结了婚。这位老革命还是华东野战军第一支坦克部队医院的创始人之一。1949年进了上海后，他在卫生局当了副局长。
1969年中苏边境武装冲突爆发，小五子妈想让小五子留在上海，还在五七干校等待“解放”的他爸却说：“怕什么，小五子就是和苏联侵略者打仗牺牲，咱们还有4个儿子呢！”我们开玩笑说，小五子是被他父亲分配到呼玛来的。他大哥在哈军工毕业后去了海军工作，他们哥俩常有诗词往来，抒发雄心报国的豪情。但是中苏边境尽管紧张，在我们知青去后，并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小五子那种“炮火起处献忠魂”的豪言壮语只能变成“改观改魂清己垢”的实际行动。
在生产劳动中他从不甘居人后。有次当地的老乡提出要和知青比赛割黄豆。个子矮小的小五子作为知青的代表之一，和老乡中活干得最好的两个男青年比。割黄豆其实没有多大技巧，就是看谁有耐力，少直腰就能割得快。开始1小时他和老乡不相上下，一直冲在割豆队伍的最前面。因为一条垄有五六里地长，老乡也忍受不了弯腰的苦，不时直腰喘口气。小五子不小心把手指割了个口子，鲜血直流，他毫不吭声，几乎是一口气割到头，又回来接应大家。老乡们不服气，检查质量时，才发现小五子割的那条垄上的血有一里多长，从此对知青干活口服心服。大家都说：“真是将门出虎子，小五子是好样的！”（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