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儒学案》的刊印，又成为了享誉学林的盛举。有了这部《学案》，陆扬的学术地位，达到了顶峰，因为《明儒学案》主要记载的是“心学”史，陆扬一个偏于朱子学、强调“尊德性”与“道问学”兼重的人，竟然对“心学”都如数家珍，甚至还亲笔撰写了“王阳明传”，其“心学”造诣更是远远超越眼下“心学”门中各位耆老，“心学”，乃至于天下学者，哪里还有不心悦诚服的。于是，“大宗师”的称号，被天下读书人，奉送给了陆扬。
陆扬由“才子”而晋升为“大宗师”，完成了质的飞跃，从此以后，他说话，便不再是无足轻重的了。当然，陆扬从来不是为了学术而学术，他现在可没有那种纯粹的学术精神，他的目标，还是那两个字“养望”。“养望”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重构东林党，一个是引起崇祯帝的关注。
重构东林党，是一个长期的任务，陆扬认为东林党有很多的问题，特别是它的那种绝对道德评判模式，简单地将人分为“君子”、“小人”，在陆扬看来，这跟小时候，那些幼稚的儿童喜欢将电视里的角色分为“好人”、“坏人”是没有任何差别的。虽然，陆扬也不是要走另一个极端，像曹操那种完全不问德性，将人分为“有用的人”、“无用的人”。但是，陆扬还是认为东林党如果继续高举一种绝对道德的君子党旗帜，那无异是一种道德纯洁模式的政治自杀，这样的模式，将加入东林的门槛定那么高，别人根本加入不进来，而另一方面，你又把所有被你排挤的人，斥为“小人”，这根本不是在结党，而是在人为地“制造”敌人。
二十世纪最深刻的政治学家卡尔施米特在那本负有盛名的《政治的概念》中指出：分清敌我，是政治的第一原则。请注意，是“分清敌我”，不是“制造敌我”！东林党，显然就是分不清敌我，而是一直在“制造”敌人！又如，普鲁士的“铁血宰相”俾士麦说过，在政治、战争的角逐中，只有一个原则，那就是永远都要站在多数人一边（因为他们会赢）。依照俾士麦的“铁律”，那么，东林党无疑也是在跟胜利的方向背道而驰，因为东林党总是将可能的朋友活生生逼成了血海深仇的敌人。所以，陆扬虽然是东林党的继承者，但他没有再高举东林党的旗帜，而是另外建立一个准政党组织“复社”，其通讯总部，也由东林党的无锡，转到了陆扬的老家苏州。
至于“养望”的第二个目的引起崇祯帝的关注，现在陆扬的声望真可谓是“如日中天”，自然不可能不激起崇祯帝的关注。这几个月下来，崇祯耳边充斥着陆扬名字，还有他的事迹。只不过，这几个月，崇祯还在忙着肃清阉党余孽，同时还在致力于国库、内帑的财政问题。所以，一时半会，还没顾上陆扬。
当然，崇祯帝之所以没太把陆扬放在心里，主要还是因为陆扬说破天，也还只是个毛头小子，在天启朝，崇祯与他又没有太多交集，崇祯对他也没有太多的了解，甚至隐隐觉着他不过是个替天启帝做木匠、哗众取宠的家伙。虽然在后面的宫变中，陆扬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终究不是决定性作用，崇祯也没有完全放在心上。至于天启的临终遗言，说实话，在崇祯心里，天启帝纯粹是个荒唐无状的昏君，他哪里又会太将天启遗言放在心上。
种种机缘巧合，让陆扬在崇祯朝开始的日子里，变成了一个相对沉默的人，所谓“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于是陆扬决定“爆发”，有了《尚书古文疏证》《孟子字义疏证》《论语疏证》《明儒学案》，陆扬真的“爆发”了，成为了一代宗师。
陆扬成了“大宗师”，崇祯皇帝终于才不得不重新审视陆扬这个翰林院里的小小的从六品“翰林院修撰”。于是，在礼部尚书徐光启的保荐下，皇帝下诏，特命陆扬为国史馆副总裁，主持修撰《熹宗实录》，也就是让陆扬去修史，修熹宗皇帝天启爷时期的国史。
由一个官阶、品秩仅为从六品的“翰林院修撰”，出任国史馆副总裁并主持《实录》的修撰，本身便是本朝史无前例的异事，陆扬因此而再次成为了朝野焦点。还好，陆扬手下，现在不乏能人，翰林院同仁刘若宰是其副手。此外，还有顾炎武、黄宗羲这两位大师，在明末清初，顾炎武与黄宗羲，可谓是“双峰并峙、二水分流”的两大学术巨人、超人，乃至于神人，有他们二位大神在，没有什么是真正的问题。再说了，陆扬已经委托汪文言那仍在筹备中的“秘密情报局”去湖南找一个叫“王夫之”的人了，如果再有这位“船山先生”的加盟，陆扬的学术团队，绝对是地表最强组合了，任何学术难题，都是可以攻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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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大宗师”陆扬成为国史馆副总裁并主持修撰《实录》后不久，一件突如其来的事件，完完全全转移了朝野的关注，甚至也转移了陆扬的关注。一个瘟神来了，在这深秋之际，秋草长、马膘肥，凶名赫赫的“覆育列国英明汗”努尔哈赤，尽起女真本部精锐，并拉上了一些蒙古部族，组成了一支有着六万铁骑的草原联军，从老巢赫图阿拉出发，浩浩荡荡，奔宁远而来。宁前道袁崇焕，立刻上疏，请求朝廷支援。兵部收到袁崇焕的八百里加急的请援疏后，片刻不敢耽误，立刻转给通政司，通政司转内阁，内阁转司礼监，一日之内，便摆在了崇祯帝的御案上，然后，崇祯帝便急得饭都吃不下了，召开紧急御前会议，商议如何应敌。
兵部尚书王洽建议放弃宁远，将关外军民全部撤回山海关以内，让袁崇焕与山海关的辽东经略高第合兵固守关城。不过，兵部左侍郎傅宗龙坚决反对，他认为应当让高第分兵出关，支援宁远，确保关外最后一个要塞不丢，双方各执一词，吵了个不可开交。刑部尚书王在晋，因为先前干过南京兵部尚书，还干过辽东经略，所以也参与了此次御前会议，他的建议更绝，他认为山海关不可分兵，否则万一关城有失，谁来负责，依他看，宁远，就让袁崇焕去死扛，扛得住，就扛，扛不住，那……就算了，反正，都是命啊。更何况，他很不喜欢袁崇焕这个家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