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70年代，一个名叫乔治·伊士曼的年轻银行职员十分热衷于照相。那时拍一张照片，要有一辆马车那样庞大的照相器材。乔治·伊士曼觉得照相机太大有诸多不便，开始潜心研究简化照相技术，在失败过多次后，他终于发明了便于携带的照相机。乔治约上三四个年轻人，在1880年成立了一个小公司，经营场所设在纽约州罗切斯特的一家商店里，这就是柯达公司的前身。
后来，乔治·伊士曼研究开发了第一个商用透明胶卷，并由托马斯·爱迪生采用这种胶卷完成了电影的发明。乔治·伊士曼创业之初创造了一句著名口号，而这句口号直到今天仍然指导着柯达公司对客户的专注态度：“你只要按下按钮，其余的都交给我们。”10多年以来，柯达公司在照相业各方面都处于领先地位。
柯达全球副总裁、北亚区主席兼总裁叶莺，生于北京，长在台湾，住在香港，拥有台湾大学国际关系和英语文学学士学位。她先后从事过三种职业：记者、外交官和企业家。她做记者，是美国新闻界的名记；她做外交官，是美国政府中第一位被任命为公使衔商务参赞的女性；现在做企业家，她是柯达第一位华人全球副总裁。00年，叶莺获选为中国科技界十大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叶莺的商道真经
荣耀属于团队的每一个人，可失败的责任只有一个人能承担，这个人就是我，是这个叫叶莺的女人。
柯达加急转型，只因“数码”
落后市场一步
——访柯达公司全球副总裁、北亚区主席兼总裁叶莺
过去的100多年中，柯达一直是“影像业的领导者”，没有任何一家传统影像企业可以与之匹敌，这使柯达在滚滚而来的数码浪潮中反应迟缓。
抢占了中国传统影像市场近70%的份额后，柯达在00年之后，业务竟然停顿不前了。在中国数码相机市场的最新排名中，柯达已经排在佳能、尼康和索尼之后，柯达总部为此忧心忡忡。柯达要全面向数码影像转型。然而，由谁来完成这转型风暴呢？柯达选择了叶莺。
“为了心目中最美的一刻，我曾背着相机，只身来到美国印第安人居住的山洞中，一等就是一夜。可惜我的道行不够，没能抓住红日喷薄而出、与圆形洞口重合的一刻。那时候，我没有想到自己会选择柯达。柯达本身就是一个美丽的故事，需要把这个故事说出来让大家知道。柯达不仅是一个品牌、一个产品，而且是一种文化，这个文化跟随着每一天生活里的每一个精彩的时刻。我选择了柯达，讲述着柯达美丽的故事。”
叶莺把驱动完美的转型风暴当成了自己的使命，而她的这段真诚感人的自白，让我有兴趣与她进行了一次对话。
赵晏彪：据资料介绍，柯达在数字影像方面的技术一直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但是由于市场化的速度较慢，没有创造出理想的效益，从00年开始，柯达从传统影像向数码影像转型，现在进展情况如何？
叶莺：从00年9月开始，柯达公司开始了发展历程中一次伟大的变革——从传统影像向数码影像的战略转型。在转型战略的指引下，柯达展开了一系列收购，在此基础上组建了图文影像集团，并把它作为柯达转型的战略支柱之一。柯达图文影像集团旗下汇集了一系列图文影像领域的知名品牌，比如柯达保丽光印艺的印刷版材，克里奥的数字工作流程和ctp系统以及encad的大幅面彩色喷墨印刷机，还有柯达文档影像管理产品和服务。这些品牌及其背后强大的技术研发能力、优秀的人才队伍和稳定的客户群体都在柯达这个世界级品牌之下进行了有机整合，使柯达图文影像很快成为世界数码图文影像领域毋庸置疑的领导者。这为转型的成功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赵晏彪：传统影像和数码影像在市场上虽然有重合，但是更多的情况可能是非此即彼，在这一新一旧两种产业上，是否存在着“自相矛盾”的情况？因为如果是喜欢用数码相机的人，可能就不喜欢用传统光学相机了，也就是“胶片”不再有用武之地，你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
叶莺：其实柯达早在0世纪70年代就投入了大量资金到数码相机产品的研发上。之所以迟迟没有投入生产，就是怕影响传统胶片的销售，降低利润。企业内部变与不变的支持者各持己见。但是到了00年，传统影像的收入大幅下滑，把一个不争的事实摆在了台面上：要想永续发展，必须走数码之路，只有跟上潮流才不会被淘汰。而且在这个领域，柯达不仅仅只有富士这个老对手，还面临着Sony、Nikon、Olympus等知名品牌的挑战。从传统影像转向数码影像的变革可以说是不得不走的路。但是，人们的需求是多方面的，柯达在转型期间，要尽可能做到两全其美。
赵晏彪：柯达转型后将在全球形成怎样的战略格局？
叶莺：柯达的战略理念是非常清楚的：一座房子有三根支柱。中间的这根是民用产品，比如传统的胶卷、相纸和数码相机等；第二根柱子是医用部分。很清楚的一点是，在医用领域，从传统影像向数码影像转型的速度比民用的还要快，特别是在中国，很多边远地区的医院已经开始应用数码技术，传统技术被完全抛弃。第三根柱子就是商用部分。在商业印刷领域，我们在过去两年花了很多的时间和资金收购相关业务，囊括了业内一系列最著名的品牌，再加上柯达原有的文档扫描、缩微技术和产品。在这三根柱子里面，数码和传统的技术都有。柯达图文影像将呈现全新的世界领先的格局。
在一座房子下面，一定要有基础，这个基础就是柯达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和队伍。房顶就是柯达的品牌。
这个房子有的时候还需要修理，需要添砖加瓦。所以，在我们这个房子的边上还有“一块砖”和“一片瓦”。这个砖就是喷墨打印技术。将来，喷墨打印这条路柯达是一定要走的。一片瓦就是平板显示技术。在涂布技术上，10多年前柯达走错了一步。当时，在业内其他公司开发显示屏里的隐藏膜业务的时候，柯达也可以走这条路。但当时柯达做胶卷都来不及，就没理会那回事。今天，在液晶显示屏领域，将近80%是富士的，0%是柯尼卡的。而柯达要进入这个领域，的的确确要去追赶这相差10年的路。现在我们整个战略目标压缩得越紧、越清楚，转型成功的概率就越高。
赵晏彪：柯达在中国市场的转型情况如何，将来是否更重视数码产品的销售？
叶莺：目前美国还是我们的最大市场，中国是柯达胶卷的全球第二大市场，我相信，在很短的几年时间内，中国将成为我们的第一大市场。所以从这个概念上讲，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消费群体，由于流动性所引起的整个行业的变迁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柯达最终的目的并不是在数码转型的过程中变成一个第一名的数码相机销售公司，这个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真正的目的是希望能够提供全方位的影像服务，也就是说，从捕捉影像到输出打印影像，到分享这其中的快乐——柯达要以1世纪最新、最有效、最快速、最真实的方式让人们与亲友分享影像的快乐。
赵晏彪：柯达转型的进程总的来说走到了哪一步？
叶莺：柯达的转型是永无止境的，不可能说哪一天就结束转型了。而柯达错就错在曾经觉得是如此。所以从现在开始，柯达要不停地走，不停地变，不断地挑战自己。
可是，如果有人问我，假如这条路是从1走到10，那么现在柯达走到何处了？我觉得，在中国，目前柯达可能只走到了4.8，一半都没有。所以我们必须要加快步伐，人们很快就会再次看到柯达的大动作。
赵晏彪：柯达是有着100多年历史的大企业，你的上级、同事、下属，可以说都是男性精英，你在平时工作中，如果需要对一个问题做出决策时，作为一个女性你经常采取哪种方法？
叶莺：我最通常的做法是召集一个会议，让大家从不同的角度提方案，看大家提得差不多了，我也提一个方案，大家在会上畅所欲言。我提的方案也常常被打得千疮百孔，这时我的心里并不感到难过，而是有一种无法形容的欣慰，因为我觉得，这表示我们的团队是成熟的，目标是明确的。
赵晏彪：你的那些男性下属肯定不是在所有的事情上都做得那么好，都那么如你的心愿，当他们做得不是那么理想的时候，你怎么去让他们实现你的目标？
叶莺：这种情况在工作中经常发生。每次我都要首先问我自己，他是不是真的明白我要的目标？他需要的设施、人员状况是否具备？如果这些条件都有了，还是做不好，那么就要关起门吵架了，我要问他错在哪里，他做错的这个部分里面有没有因为我的失职才没有做好。这样争吵以后，事情就清楚了，错误会马上得到纠正，我和这个下属也就变成了非常好的朋友。
赵晏彪：你做决策的时候，面对上上下下的男性精英，有没有一种压迫感和紧张感？
叶莺：在工作中，男性习惯表现自己的强势，在一些没有大的原则性的问题上——至少在我看来不是原则上的问题，我就女性一些，顺着他们的意思做。这一点我觉得女人的胸怀比男人要大。男人希望让人觉得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会改变这个世界，“世界因我而不同”，多么豪，多么爽，多么酷，多么霸。其实，没有一个人能够改变这个世界，可是，我们可以改变自己来迎合这个大环境。加入柯达公司后，有许多在商海里沉浮了多年的老将让我非常佩服、敬重，虽然在级别上他们是我的手下，可是我从来没有把他们当成我的手下，我觉得我们只不过是一起共事，共同来努力。可是有一点我心里十分清楚，那就是不管做任何事情，只要是跟中国有关的，如果出了问题，一定是由我来负责。荣耀属于团队的每一个人，可是失败的责任只有一个人能承担，这个人就是我，是这个叫叶莺的女人。
“承担责任”是我任何时候、无论是做记者还是做外交官时的一个底线。我始终坚信，守住这个底线，才是一个成功的人、一个完美主义者。
我可能是个非常浪漫的水手，我在寻找那么一个完美的风暴。此时，我正在风暴当中，我绝对不会弃船而逃。如果这艘船能够抵抗这个风暴，回想曾经共同打拼的日子，我会感到非常欣慰。
——叶莺
财富攻略
坚守信念，叶莺为柯达
赢得世界第二大市场
夜幕降临，香港维多利亚港湾的景色格外迷人。叶莺站在游轮上望着水中摇曳的万家灯火，感叹这个国际大都市的繁荣昌盛。但是，叶莺身边那位美国男子——时任柯达公司首席运营官的邓凯达却眉头紧锁，忧心忡忡：“Ying，我很担心，如果我们跟中方签了这个协议，说不定第二天，他们就会邀请更多的投资者进入中国市场，那样的话，我们1亿美元的投资不就等于扔到这海水里了吗？”
叶莺用十分坚定的口气说：“不会的，我对中国有信心，我对中国政府有信心，我对中国的市场更有信心！”叶莺的回答斩钉截铁，但是，还是不能打消邓凯达心中的顾虑，他说：“这样吧，Ying，我们打个赌如何？”既然无法说服彼此，邓凯达提出了一个建议，“我们赌5000美元！”叶莺爽朗地笑了：“5000美元太多了，我们不如就赌500美元，钱多钱少并不重要，只是一个象征意义。”
“OK，一言为定！”
两个人下的赌注虽然只有区区500美元，但是叶莺和邓凯达都知道，这是一场关于1亿美元的豪赌。
当时，世界感光业流传着“两个半”的说法：美国柯达算一个，日本富士算一个，德国爱克发算半个，其他如柯尼卡、乐凯等企业，根本无法与“两个半”匹敌。不过在中国，柯达却无法成为那“一个”，因为与竞争对手日本富士相比，它不仅是后来者，而且也是弱者，其市场占有率还不足富士的一半。
与此同时，中国仅有的7家国有胶卷生产厂——辽源胶片厂、保定乐凯、汕头公元等7家企业陷入崩溃的边缘，负债和亏损累计近百亿元。企业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生存成为其第一要务，国家开始考虑，国内感光材料行业是否需要对外开放。
柯达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机会。
1994年的一天，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基与柯达总裁裴学德在杭州西湖国宾馆会面，双方同意柯达与中国感光业进行合作。裴学德承诺，柯达将会带来三样东西：一是技术；二是世界级的管理和生产能力，包括世界级的质量；三是1亿美元的投资，帮助国有企业进行重组。这次达成的朱裴共识，被称为著名的“94共识”。
然而，双方进行了长达三年的谈判，最终没有结果。裴学德希望柯达能够抓住正在崛起的中国市场，而老对手富士和阿克发已经出手阻击，来自罗切斯特（柯达本部）的反对声也一浪高过一浪。谁来帮助柯达把握大谈判的最后进程？谁能驱动这项巨额投资的转盘？曾经穿梭于美国外交界、新闻界的才女叶莺进入了柯达总裁裴学德的视线。
“Ying，你过来吧，这里有个激动人心的项目。”裴学德热切召唤叶莺加入柯达与中国感光行业的大谈判。
当时，在美国外交界叱咤风云的叶莺刚刚被美国政府从中国台湾调到北京，成为美国驻京外交官的第一位女性，担任仅次于驻华大使的公使衔商务参赞。多年的记者、外交官生涯，使她拥有了与中国政府交往的丰富经验；她接触过中外众多商务精英，参与了跨国公司与中国合作的众多项目，拥有相当广泛的人脉，这些都是柯达在全行业合资谈判中最需要的资源。裴学德显然明白叶莺的分量，向她发出了加盟柯达的盛情邀请。
叶莺正式进入柯达不久，有机会到都江堰旅游，在旅途中发生的一件小事，让对感光业不熟悉的她坚信，柯达在中国市场将有十分广阔的前景。
那是个风和日丽的上午，都江堰的游人络绎不绝，有一对笑容可掬的老夫妻引起了叶莺的注意。老先生口中招呼着：“对不起，请闪一闪，请让一让，我给老伴拍张照片。”叶莺听见老先生的招呼声闪开身子，对他说：“你们要不要合照一张？我帮你们照。”老先生听了这话很高兴，边说“谢谢”边把照相机交给了她。叶莺习惯性地问了一句：“喂，你们用什么胶卷啊？”当时正在找位置的老太太回过头来，那眼神和她脸上的表情到今天还栩栩如生地亮在叶莺的眼前——一种骄傲、一种自信、一种满足的眼神和表情，她说：“当然是柯达，这还用说吗！”从那天到后来，都江堰什么样叶莺已经看不见了，她看到的就是那位老太太为柯达胶卷而自豪的脸。从那张脸上，叶莺获得了“柯达在中国必有市场”的坚定信念。
信念是成功的第一步，拥有了信念的叶莺用她聪明的头脑和美丽的语言驱动了柯达投资中国感光业1亿美元的转盘。
1997年1月，叶莺作为柯达三人谈判小组中的一员走上了谈判桌，但是在公元厂会议室展开的谈判相当艰苦。从1月14日上午9点开始，一直到第二天早晨7点才结束。
由于当年在引进富士彩色胶卷生产线时，公元厂的代表经历过与日本人的较量，对于马拉松式的谈判相当有经验，所以对于这种整夜的谈判，他们有足够的耐力和心理准备。
在这场针锋相对的舌战中，叶莺发现了问题的关键所在：公元厂没有把自己实际的需求说清楚，而美方却对法律文件的要求很严格。律师反复强调“唯一安全的是寻求法律的网”。但是，叶莺心里明白，如果双方没有诚意，一张纸是绑不出服服帖帖的合作的，就算文件堆到天花板又能怎样？叶莺十分清楚，谈判的成功不在于谈判高手具备的条件，而在于谈判主题具备的内容：甲方要的是什么，乙方需要满足对方的哪些条件。这是一个相当简单的内容：柯达看中了中国的市场，但明白它非常吃钱，是想用巨额投入赢得一定的排他性市场壁垒；中国政府显然是想用市场换取资金，解除沉重的债务包袱，提升中国感光业的竞争力。“到底你能给多少？我要付出什么？”这才是这场谈判的中心议题。
叶莺竭力寻找这个平衡点，对大局的把握、对谈判进程的把握都恰如其分。她思维活跃，粤语、闽南语、英语和普通话都讲得十分流利，天才的语言能力发挥了强而有力的沟通作用，使双方取得了互信。开始，柯达这一方坚持看到白纸黑字才觉得事情做到了万无一失，而公元厂的代表却认为，我们背后有省、市政府，有国家，信誉不成问题，只要“点到”就可以了，不必事事有法律条文。双方在理念上的差异造成了僵局，恰好叶莺对双方在政治、经济上的潜规则非常熟悉，能够进行解释和链接，使谈判得以顺利进行下去。
到了后半夜时，柯达的翻译小姐终于在饥饿困乏交加之下倒在沙发上睡着了。但是，叶莺仍然神采奕奕，用思维的触角托着每一项议题进展。终于在第二天早晨6点55分，双方签署了一个重要的备忘录。
此后，以叶莺为代表的柯达谈判组一路披荆斩棘，终于在一年之内完成了厦门福达、无锡阿尔梅、上海感光厂、天津感光材料厂、辽源胶片厂的大谈判，实现了跨越6个省、10个城市、个不同行业的行业大整合。
1997年底，经过叶莺不懈的努力，柯达与中国感光业全行业的合资完成了最后一幕，著名的“98协议”诞生了。
从这一天开始，中国落后的感光业启动了迈向世界的步伐。从技术到理念，从止步不前到飞速发展，掀开了历史的新篇章。柯达对中国感光业进行全行业整合，与地方政府建立了合作同盟，主动顺应中国区域的竞争，为自己的东方战略赢得了强大的政府支持体系。而对于这一切，叶莺功不可没，是她亲手缔结了最美丽的一条纽带。
1996年中国还是柯达胶卷的第17大市场，到00年即上升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市场，柯达的高层坚信，中国将变为柯达的全球第一大市场。
柯达总裁裴学德坚信中国、坚信叶莺，叶莺坚信中国政府、坚信中国市场，也正是他们的这种坚信带来了柯达的成功。
00年1月的一天，叶莺刚踏进办公室，就发现了放在办公桌上的一个非常精致的信封，上面有邓凯达的笔迹。打开信封，里面是五张崭新的百元美钞，每一张上都有邓凯达的签名。叶莺一张一张仔仔细细地看过邓凯达的签字，脸上露出了不满意的神色，她随即拨通了邓凯达的电话，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道：“光这些还不够，你还要写上‘我输了’。别忘了我们当时的约定。”叶莺给邓凯达打完电话，马上把这个信封原封不动地寄回了美国。半个多月后，叶莺回到美国，她再一次收到了邓凯达寄出的那个信封，抽出一看，每张美钞上又加上了一行字——“IlosethebettoYing”，字迹的颜色和签名的颜色明显不同。叶莺看见邓凯达彻底服输，开心地笑了，她把这五张美钞一一收好，分别装裱起来后加了镜框，将其中的四张分送给中国的柯达分公司，留了一张放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在镜框外，叶莺写下了这么一句话：“中国一许，■基一诺，荣融（李荣融，国资委主任）一呼，柯达一刻！邓凯达，他心服口服地、快乐地输了！——叶莺一乐。”
有人称，叶莺是“98协议”、柯乐合资项目的灵魂人物，更有人称她为“柯达女神”。
赵晏彪评述
成功的根基：像刺猬一样专心
具有百年基业的柯达，它的成功无人不知，但却很少有人知道柯达成功的根基就是弃繁从简，专心于感光领域。纵观柯达的成功，早在一个世纪前，柯达的创始人、世界闻名的大众摄影之父乔治·伊士曼就奠定了这个基础。伊士曼创造了相机和胶卷。最重要的是，他让摄影变得简单方便，从而走进了寻常百姓家。
这种理念体现在伊士曼创造的一句著名口号中，而这句一个世纪前创造的口号直到今天仍然在指导着他们对客户的专注态度：“你只要按下按钮，其余的都交给我们。”从胶卷到相机，从自动相机再到数码相机，柯达始终在这个领域占据无可置疑的领导地位，一直持续到今天。
这使我想起了管理学家吉姆·柯林斯在《从优秀到卓越》一书中讲述的那个刺猬和狐狸的故事。
这故事中讲了一个道理：为什么看起来很笨的刺猬能够战胜狐狸。原因很简单，刺猬专心于一种能力的培养，而狐狸之所以不能胜利是因为它太聪明，总想通过“计谋”获得胜利。
从这个故事中我们似乎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一个矢志从优秀跨越到卓越的公司，必须把自己归于简单，要努力寻找自己的核心竞争能力，而不去轻易分散自己的精力和资源。所以，管理大师吉姆·柯林斯对大公司的谏言是：刺猬是最优的选择。狐狸虽然更狡猾，但它往往同时追求很多目标，思维是“凌乱或扩散的，在很多层次上发展”，这无疑会丧失方向感和目标。但刺猬却与之不同，不管世界多么复杂，它都会把所有的挑战和进退维谷压缩为“简单”的理念。
中国人的聪明是出了名的，中国的企业家也常常会讥笑国外一些大公司做事的“迂”和“笨”。中国的企业家大多是狐狸型的，而很多我们至今耳熟能详的全球企业的创始人都是刺猬型的。这就是为什么聪明的中国企业家会在没有什么核心技术的消费品和服务业也会输给又“迂”又“笨”的西方企业家的原因，因为我们喜欢各种“计谋”的胜利，而不喜欢弃繁从简，像刺猬一样专心做事而获得胜利。
有关资料表明，国内外不同类型企业的平均寿命是：《财富》全球“500强”为40~50岁，跨国公司为11~1岁，中国集团公司则为7~8岁，中国中小企业只有~4岁。相比之下，我国的许多企业显得那么幼小、单薄、脆弱。
怎样才能使我们的企业迅速长大、强壮而生命力顽强呢？柯达成功的经验告诉我们，企业生存与发展强大的理念是：简单目标，弃繁从简，像刺猬一样专心。
柯达花絮
早在1889年前，柯达的创始人乔治·伊斯曼收到一份普通工人的建议书。建议书呼吁生产部门将玻璃窗擦干净。这虽然是小得不能再小的一件事情，伊斯曼却认为这是员工积极性的表现，立即公开表彰，发给奖金，从此建立起一个“柯达建议制度”。伊斯曼没有意识到，这个偶发的擦玻璃窗事件所引起的建议制会一直坚持到现在，并得到不断的完善。伊斯曼更不会想到，他所建立的“柯达建议制度”为世界500强企业所纷纷效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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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柯达公司的走廊里，每个员工随手都能取到建议表，填写后丢入任何一个信箱，都能送到专职的“建议秘书”手中。专职秘书负责及时将建议送到有关部门审议，做出评价，建议者随时可以直接打电话询问建议的下落。公司设有专门委员会，负责建议的审核、批准、发奖。对没有被采纳的建议，也要用口头或书面的方式提出理由；如果建议人要求试验，可由厂方协助进行试验，以鉴别该建议有无价值。目前，柯达颁发给提出建议的员工的奖金，每年大约都在数百万美元。（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