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集寻找希望
画外音：
张学良不仅与日本军国主义有着不共戴天之仇，而且打心底是反对打内战的。由于他受着封建的“忠君”思想的影响，他依然服从蒋介石的命令，把强烈要求打回老家去的东北军调到黄土高原，妄图阻截、消灭出川北来陕甘的中央红军。但是，就在他走马上任的第一天10月1日，传来了东北军在劳山惨败的消息。
地点北京采访黄埔同学会负责人、高崇民的儿子高存信。
高存信指着一张劳山战役的地图：“当时，徐海东的红二十五军与刘志丹等领导的陕北红军刚刚合编成红十五军团。张学良命令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将军，为庆祝西北‘剿总’的成立，一定要消灭红十五军团。我红十五军团决心抓住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兵力比较分散、立足未稳的有利战机，以一部兵力包围甘泉，主力进至甘泉以北大小劳山隐蔽集结，运用‘围城打援’的战法，准备歼灭由延安南援甘泉之敌。9月8日，红军第八十一师佯攻甘泉；9日，军团主力进入大小劳山设伏；10月1日，敌第一一○师主力由延安增援甘泉，当敌人进入劳山地区时，红十五军团突然发起进攻，激战半日，歼敌大半，俘敌000余人，击毙师长何立中，缴获战马00余匹和大批武器。”
画外音：
劳山惨败实出张学良的所料。蒋介石为抚慰张学良那败军之师，于10月7日由成都飞抵西安，不但共同筹谋消灭红十五军团的战役部署，而且还一致确定了消灭中央红军的作战方略。或许历史有意在开蒋介石的玩笑，也就是在蒋介石飞抵西安的10月7日，毛泽东亲率红军登上六盘山，高声吟出“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千古绝唱。接着，又传来东北军堵截北上中央红军失败的消息。
叠印《聂荣臻回忆录》有关段落，并送出深沉的画外音：
10月1日，二纵队在左翼，一纵队在正面，向正迂回吴旗（起）镇西北部的敌三十五师骑兵团的000多骑兵出击，果然，我们出击不久，敌人就垮了。随后，我们在杨城子以西，在齐桥、李新庄间，分别狙击敌三十二师和三十六师的两个骑兵团，又将敌人击溃。敌人这次垮了以后，一段时间再没有敢来侵犯。我们将先后俘获的敌人的马术教官、兽医以及会钉马掌鞍具的工人都补充了我们的骑兵部队。
画外音中叠印有关的历史资料与图片。
正当张学良尚未弄清自己的骑兵为什么会败在中央红军手下的时候，红十五军团继劳山大捷之后，又挥师南下，寻找新的战机。10月5日，红十五军团对榆林桥守敌第一○四师第六一九团和第六二一团第二营发起进攻，全歼守敌四个营，俘团长高福源以下1800余人。至此，他感到不可轻视红军。就在他准备去南京开会的前夕，再三叮嘱部属董英斌军长：因形势变化，部队何时行动，须听我的命令。言外之意，不得随意和红军对垒、作战。
画外音中叠印有关直罗镇战役的有关资料和图片。
但是，就在张学良在南京开会期间，军长董英斌部因在陇东缺粮，想移兵富州，遂致电总部请示，参谋长谢珂不知张学良行前对董部的指示，竟私做主张同意董部东移。这时，毛泽东、彭德怀率领的红军已经和红十五军团合兵一处，认为董部东移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战机，遂于11月1日在直罗镇设伏，至6日战斗结束。东北军第一○九师两个团及师部被歼，师长牛元峰自杀，在黑水寺的第一○六师一个团被歼。
画外音：
对此，在南京开会的张学良作何表示呢？
叠印《西安事变忏悔录》有关段落，并送出深沉的画外音：
陕北剿匪失利，良立返陕，本先，一百十师曾遭覆灭，师长何立中阵亡，此则一○九师又覆灭，师长牛元峰拒降而死。此两师长为东北军之佼佼者。……两次惨败，使良心中倍增痛苦，更加深良素认为因内战而牺牲优秀将才之可惜，并对**之战斗力，不可轻视，遂触动用“和平”办法，解决**之念生焉。
当返之后，召开会议，良为促进部属剿匪努力，曾表示东北军如此无能，余当引咎辞职。此论一出，彼等不但未能接受，反而哗然……一则云：“我等东北人，背井离乡，随汝入关，心中所希望者，有一日同归故土，到不得已时又舍弃我等而去，何等心肠？”一则云：“良忘却父仇，不顾抗日大业，盲目服从，求一己之禄位，东北军人，本志抗日，良对东北军之牺牲，不知爱惜，反竟力逼迫东北人（军）走上死路一条。”
画外音：
张学良由这几次惨败认识到：红军是“剿”不灭的。同时，他还认为东北军想打日本、不愿和红军打仗是失败的原因。
采访暮年的张学良。
张学良：“主题就在这个地方。比较强烈的愿望是抗战，回家乡是主题。怎么才能回家乡？只能跟日本打，不愿跟共产党打而失掉这些力量。他们愿意保存这些力量，自己拿这些力量回家乡。……我那时候处境非常难。我的部下对这些事情、对我有相当的怨气，就是不满意。说：你服从蒋先生是为你自己，可是我们怎么办？”
画外音中叠印有关的历史资料与图片。
与此同时，日本军国主义于10月7日提出“广田三原则”，即事实上承认“满洲国”，中、日在经济上、军事上“合作”，共同防共。接着，在要求“华北五省自治”的基础上，土肥原贤二又抛出《华北高度自治方案》，要求我国接受。在土肥原贤二等日本人的策动下，大汉奸殷汝耕在通县成立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这在全国尤其是在华北、平津保等大中城市激起了强烈的愤慨，掀起了救国抗日的浪潮。
面对华北岌岌可危的局势，国民党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在会上不仅没有提出全国御侮抗战的方略，反而公开说道：“和平未至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不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为此，激起了决心抗日救国的全国人民的反对，遂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孙凤鸣刺杀汪精卫案。当时，张学良挺身而出，打掉孙的枪，救了自己的政敌汪精卫一命。事后，当他获知孙凤鸣原本准备刺杀蒋介石，因蒋未出场改刺汪精卫之后，他不得不问个为什么？
画外音：
由此可知：国民党的五全大会将开成个什么样子。说到对南京政府及国民党五全大会的印象，张学良事后写了如下这段文字：
叠印《西安事变忏悔录》有关段落，并送出深沉的画外音：
在五全大会后，良在京耳所闻，目所睹，使心情感受重大的刺激，今尚记忆者，略述如下：（一）友朋之讽劝，如沈钧儒、王造时等之鼓励。（二）少壮同志则责良，不就同所谓亲日者辈，同流合污。（三）刺汪凶手孙凤鸣之行为和言词。（四）党内之纷争，多为私，少为公。（五）良认为中央负责之同志，不热衷抗日，而其反有内心为亲日者。而良个人之观念上订为贤哲者，或在外工作，或无权位。（六）汪兆铭之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良认为非是对外，乃系对内。
画外音：
张学良陷入“剿共”迭败、救国抗日无门的彷徨和苦闷中。在这前后，他由英文广播听到中国共产党发表的《八一宣言》，看到了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伟大号召深得民心，并且觉悟到联合共产党共同抗日是大势所趋。他为了寻求新的抗日救国的道路，在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全大会期间，秘密去上海探望因《新生》周刊登载《闲话皇帝》一文而入狱的杜重远先生，想听听这位东北政坛故旧的意见。对此，申伯纯作了如下的记述。
叠印《争取张学良联合抗日的经过》一文有关段落，并送出深沉的画外音：
杜重远先生也以很诚恳直率的态度批评张学良过去这一套做法是完全错误的，同时向他提出西北大联合共同抗日的建议……他又特别指出，在东北军的主力集中陕甘两省的情况下，现在走联合抗日道路有三个有利条件：第一，中国共产党在不久以前发表了《八一宣言》，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愿意同所有抗日力量建立联合阵线，共同抗日。中央红军现在到了陕北，可以联合起来，作为依靠。第二，陕西杨虎城是有抗日进步思想的，他的左右也有一些进步分子，可以合作。第三，新疆盛世才是东北人，他利用有利的地理形势，与苏联的关系搞得很好，这个力量也可以联合起来……东北军今后绝不能再跟着蒋介石走亡国之路，只有利用上述三个有利条件坚决走联合抗日的道路，才是正确的道路，才是活路。
画外音：
张学良赞同杜重远先生的政治见解，遂在上海又约见了与苏联有关系的部属李杜将军。“向李杜郑重表示他愿意在西北与红军联合抗日，希望能够同共产党的负责人商谈这个问题。为此，他请李杜替他秘密介绍共产党的关系。”“李杜当面接受了张学良的这个请托，表示在找到关系以后，就设法通知他。”恰在这时，北平爆发了以救国抗日为宗旨的“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他电令东北大学秘书长王卓然，请参加“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的领袖人物来西安见他。
地点沈阳采访当年东北大学学生会主席宋黎。
宋黎：“我受党组织的委派赶到西安，见到了我们的校长张学良，我向他介绍了‘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的经过、目前全国抗日运动发展的新形势，还向他诉说了我们东北人民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当亡国奴的种种惨状。我记得那天讲得慷慨激昂，声泪俱下。张将军听后感动极了，他告诉我们，他坚决主张抗日，东北由他手中失掉，一定从他手中收回。经过几次交谈，张将军决定留我在他的身边当秘书。”
画外音：
张学良回到西安之后，令他更为惊喜的是，先于他到达西安的高崇民已经为他沟通了和西北军杨虎城将军的关系。
地点北京采访高崇民之子高存信。
高存信：“我父亲在上海与阎宝航、胡愈之等先于张将军探视了坐牢的杜重远先生。为推动张将军在西北实现联合抗日的方针，大家议定由杜重远先生写一封亲笔信，由我父亲去西安当面交给张将军。我父亲到了西安，张将军去南京开国民党五全大会去了，由杜斌丞先生引荐拜识了杨虎城将军，初步交换了联合抗日的设想，并得到了杨虎城将军的认同。不久，张将军回到了西安，并授权我父亲进一步与杨虎城联系，解除误会，团结抗日。对此，我父亲在专著《西安事变杂谈》中作了如下记述：‘高根据张的指示，见杨时披肝沥胆，说明张之苦心孤诣，绝无失掉东北而企图到西北苟安之意。杨大为感动，认为高之言谈态度爽直诚恳，无当差习气。’几经交谈，遂完成了张将军交给的任务。自然，东北军与西北军的秘密联合也就形成了。”
地点北京采访杨虎城之子杨丞民。
杨丞民：“我父亲早年就在西北参加反清革命；袁世凯复辟称帝，我父亲参加陕西护国军，与袁军作战；接着又参加陕西靖国军，反对北洋军阀；后在驻军榆林期间，结识进步人士杜斌丞、共产党人魏野畴等。大革命失败之后，我父亲流亡日本，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并得到了党中央批准。遗憾的是，我父亲因提前回国，没有接到入党通知，遂又自动脱党。他在任陕西省主席期间，任命共产党人南汉宸为秘书长。也就是在我父亲出席国民党五全大会的时候，南汉宸奉党的指示派申伯纯来到南京，向我父亲转告了《八一宣言》的内容。接着，毛主席又派汪锋同志来到西安，确定了联合抗日的原则。因此，当高崇民受张学良将军之托来我家，与我父亲商谈救亡抗日方针大计时，自然是一谈就成了。”
画外音：
也就是在张、杨二位将军达成联合抗日的共识不久，张学良又于196年1月中旬突然接到王以哲将军从洛川发来的密电：“被红军俘去的高福源团长现被红军派回。据云有机密要事，要求向司令面陈。”第二天，张学良就亲自驾着飞机飞到了洛川。请看申伯纯写的如下这段回忆：
叠印《争取张学良联合抗日的经过》一文有关的段落，并送出深沉的画外音：
高向张学良说：“现在共产党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抗日，诚心诚意地要帮助我们东北军打回老家去，我们没有理由拒绝人家的好意。我们东北军再继续打内战就快要被消灭完了。”说到这里，高福源竟情不自禁地大哭起来。张学良对高说：“我们坐下来好好地谈。”
以后，张学良、王以哲又和高福源一起谈了一整夜。最后张对高说：“你谈得很好，你休息一二天就赶回去，请红军方面派一位正式代表来，我们正式商谈一下。你今后可放心做这一工作。你此去如有危险，你的家属生活和子女教育都由我和王军长负责。”
地点北京采访当年红军机要员、总参三部负责人戴镜元。
戴镜元：“1月16日，高回到瓦窑堡，向李克农汇报后，李又带他去见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当时，党中央正在准备东征，遂决定派李克农为代表去见张学良、王以哲。我原在中央军委机关工作，临时抽出来随李克农同志一起去洛川。大约在月10日左右，李克农同志和我去见了周副主席。周副主席说：根据目前政治形势和军事情况，这次去和东北军张学良会谈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问题，会谈成功的可能性很大，但也要考虑到有一定困难和一定的危险，要作两方面的精神准备。会谈要按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的决议来谈，重大问题要及时电报请示中央。我们于月5日赶到洛川，由于张学良因事要去南京，因此第一次洛川会谈是与王以哲将军谈的。经过两三天的会谈，我们达成了五条联合抗日的口头协议。
“月日，张学良由南京回到西安。4日，他自己驾飞机，飞到洛川，一下飞机就到驻地看望我们。他是化了装的，身着银灰色长袍，戴礼帽墨镜，手提文明棍，颇似富商模样。吃过午饭，于下午时开始会谈。最后，经过坦率的交谈甚至是争论，最后达成了如下口头协议。
叠印有关文件，同时送出深沉的画外音：
一、为了进一步商谈抗日救国大计，张学良提出：中共派一位全权代表，最好在毛泽东、周恩来中推出一位，与张再次商谈。地点在肤施（延安），时间由中共定。
二、红军代表经新疆去苏联，由张学良负责和盛世才交涉通道问题。
三、中共派一位联络代表常驻西安，由张学良给予适当名义作掩护。
画外音：
张学良回到西安之后，很快收到了中共中央毛泽东、周恩来等写给他的《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由此，他全面地了解了中共对抗日救亡的政治立场，加强了他与共产党联合抗日的信心。
叠印《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
画外音：
与此同时，张学良又接到李杜将军自上海发来的密电：要找的“朋友”找到了。李杜将军帮张学良将军找到的所谓“朋友”即中共党员刘鼎同志。张学良立即派高级参议赵毅去上海迎接。刘鼎见到张学良之后，痛陈救国抗日大计。最后，他又说道：“当今之计，打回老家去是东北父老、全国人民对你和东北军最大最适应人心的愿望。东北军最好是联共抗日，既可以摆脱蒋介石消灭异己的阴谋，也可以一洗‘不抵抗’的罪名，将来抗日胜利，张将军和东北军将名垂史册，并占首功。”张学良听后深有感触地说道：“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刘先生的见解不同凡响。你就是我的好朋友，住在我这里，我有好多话要和你说，慢慢地说。”
叠印刘鼎生前写的有关历史资料与图片。
画外音：
与此同时，李克农于月16日到山西石楼向毛泽东等中央负责人报告了在洛川与张学良会谈的结果。7日，中共中央在石楼附近召开政治局会议，会上一致认为张学良的态度是诚恳的，与他进一步谈判，对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很重要。同时决定派周恩来、李克农为全权代表赴肤施与张学良会谈。4月6日，毛泽东、彭德怀致电张学良、王以哲，告以周恩来、李克农的行期和联络地点，并提出如下五个会商问题：
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军队不分红白，一致抗日救国问题：
二、全国红军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帝迈进问题；
三、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具体步骤及其政纲问题；
四、联合苏联及选派代表赴莫斯科问题；
五、贵我双方订立互不侵犯及经济通商初步协定问题。
画外音：
张学良收到毛泽东、彭德怀的电文之后，内心是十分矛盾的。请看事后他写的这段话。
叠印《西安事变忏悔录》有关段落，并送出深沉的画外音：
良本对李克农之约，谅彼等未必真敢前来，待周答复至，良衷心忐忑，本一动扣留之念，再一寻思，偶起“岂有人羊叔子哉”之句，彼既卒然敢来，余当磊落光明，既然彼等声言为国，声言抗日，何不推诚相见，本前已自动向彼方探索真意，今其自来，如能化敌为友，岂不正全余之心意……即毅然答复，约周来见，嘱周师长福成妥为款待。
画外音：
张学良于4月8日偕刘鼎飞洛川，因大雨雪电台失去联系，会谈推迟一日。4月9日下午，张学良自驾飞机偕王以哲、刘鼎等自洛川飞肤施迎候周恩来一行。由此，不仅开始了中国近代史上两位伟人周恩来与张学良的相见，同时二人还谈出了划时代意义的“肤施会谈”。
叠印周恩来参加“肤施会谈”的照片，推满屏幕。
定格。
第七集联共抗日
画外音：
196年4月9日的初夜是漆黑漆黑的。但是，古称肤施今叫延安城里的一座教堂中的灯光，却是那样的柔和、明亮。雪雨后初春的气温还是很冷很冷的，然而这座教堂里却是那样暖融融的。这是因为张学良将军就要迎接贵客周恩来的到来，他们二人即将在这座教堂里举行具有历史意义的“肤施会谈”。
地点北京采访参加“肤施会谈”的原机要人员戴镜元。
戴镜元：“4月7日，我们从瓦窑堡出发的时候，天就阴着，8日到达约定的川口附近，先是下大雪，后是下大雨。我们随身带的电台和东北军联系不上，是通过中央的电台和东北军联系上的。9日，晴空万里。上午，张学良随带王以哲、刘鼎由洛川飞抵延安。下午，张学良派专人到川口来接。这时，周恩来和李克农换上便衣，周穿黑色中山装。周、李二人随来人进城会谈，我们在川口等着。”
画外音：
张学良站在教堂门口迎候周恩来、李克农的到来。周恩来一见张学良就说：“我是东北长大的。”张学良说：“我了解，听我的老师张伯苓说过。”周一听感到很奇怪，遂问道：“张伯苓怎么是你的老师？”张爽快地答说：“我原来抽大烟、打吗啡，后来听了张伯苓规劝，完全戒除了，因此拜张伯苓为师。这样说来，我和你同师。”就这样，周恩来和张学良既是半个东北同乡，又是一师之徒。自然，晚上会谈的气氛是错不了的。出于保密的原因，参与会谈的只有张学良、王以哲、周恩来、李克农、刘鼎五人。说到刘鼎得以参加此次会谈，还是张学良向周恩来请求的。他问周：“从上海来了个共产党的代表，叫刘鼎，是否可以来一起谈？”周恩来不知道刘鼎是阚尊民的化名，但同意请来。据刘鼎生前回忆，他是在床上被叫起来的，因此他不知道会谈的准确时间。
采访暮年的张学良。
张学良：“我在南开大学当学生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周恩来的名字。不过不是作为政治家，而是因为他的京剧演得特别好，是作为一个具有演剧才能的学生知道他的。他最拿手的是演坤角，演得确实好。但当时我们没有什么交往。因此当时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他后来会成为那么有名的一位政治家。”
记者：“你和周恩来见面时印象如何？”
张学良：“怎么说呢，他肯定是个相当高明的人物，反应快，对事情的理解很深，对谈话的反应极其敏感。他话不多，但却常能一语中的，见识非常广。因此我们第一次见面就很对脾气，像老朋友一样彼此敞开了胸怀。”
画外音：
说到张学良与周恩来会谈的具体情节，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五位当事人均未敞开心扉，向世人述说当夜会谈的真情。但是，我们依然可从权威著作《西安事变简史》、张学良在软禁中写的《西安事变忏悔录》、周恩来于肤施会谈第二天，即4月10日写给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的电文《与张学良谈判情况》等三份史料中看出来。
叠印《西安事变简史》有关段落，并送出深沉的画外音：
会谈中，张学良表示完全同意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赞成中共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等意见；赞成红军集中河北抗日；对红二、四方面军北上抗日他表示欢迎，并说如果红军一旦与日军接触，他可以公开和红军联合抗日。这样，双方全面合作就肯定下来。张学良又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应包括蒋介石在内的问题。周恩来说明：以往中共主张反蒋抗日，是因为蒋介石敌视人民，基本政策是“攘外必先安内”。现在愿意听听张先生的意见。张认为蒋介石是国内最大的实力派，如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包括他，他以中央政府的名义反对，不好办。据他回国两年的观察，蒋可能抗日。他的嫡系高级人员中也有主张联俄、联共、抗日的。蒋介石错在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要做艰苦工作扭转他。共产党在外面逼，张在里面劝，内外夹攻，定能扭转。周恩来表示，这个问题很重要，他回去报告中央，认真考虑，再作答复。接着，又研究了抗日战争爆发后，如何打败日军？周恩来阐述以持久战制胜之道。此外，对联苏、双方停战、通商等问题都达成了协议。张要求共产党派代表常驻他那里，并希望共产党给他输送干部。周恩来说红军人少文化低，东北军可以自己培养干部。10日清晨4时，会谈结束。
叠印张学良著《西安事变忏悔录》有关段落，送出画外音：
良告彼，中央已实施抗日准备，蒋公宵旰为国。双方辩论多时，周询及广田三原则，良答以蒋公决不会应允。周承认蒋公忠诚为国，要抗日，必须拥护蒋公领导之。但左右何乎？又力言彼等亦蒋旧属，如中央既决心抗日，为什么非消灭日人最恨而抗日最热诚之共产党不止？在抗日纲领下，共产党决心与国民党恢复旧日关系，重受蒋领导，进而讨论具体条件：（大致如下）
（一）**武装部队，接受点编集训，准备抗日。
（二）担保不欺骗、不缴械。
（三）江西、海南、大别山等地共产党武装同样受点编。
（四）取消红军名称，同国军待遇一律。
（五）共产党不能在军中再事工作。
（六）**停止一切斗争。
（七）赦放共产党人，除反对政府，攻击领袖外，准自由活动。
（八）准其非军人党员，居住陕北。
（九）待抗日胜利后，**武装一如国军，复员遣散。
（十）抗日胜利后，准**为一合法政党，一如英、美各民主国然，等等。
周更提出，如良存有怀疑，彼等言不忠实，愿受指挥，意受监视，任何时可以谴责。当时良慨然承允，并表示良有家仇国难，抗日未敢后人，（但）上有长官，不能自主，当向蒋公竭力进言，以谋实现，各以勿食言为约。
叠印《与张学良谈判情况》原电文，送出深沉的画外音：
张毛彭：
一、关于外交谈判的基本问题，彼方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及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亦愿酝酿此事，以促其成。彼方认为红军一与日帝接触，彼即可公开号召抗日，不打红军，对于红军主力集中向北，愿助其成。彼决派代表赴友邦，并助我打通关系。
二、关于目前行动，彼因对蒋尚幻想及利害关系，反蒋尚不可能；但认识蒋真降日，彼即离蒋独干。目前受蒋命令钳制其东南地区军队，在澄城、韩城、彬县积极行动，阻止杨军前进。以陕南红军逼近西潼大道，以陕甘地方部队在耀、铜、宜、中、洛、富、甘、肤大道积极行动，以造成后方借口，延缓前进，并保留我方在此大道上之东西交通。
三、关于经常通商，彼方已有诚意赞助，但我方派出办货人员须统一。
四、其他详细情形，待张浩同志面谈。
画外音：
4月10日凌晨四时，会谈结束。他们共进夜餐之后，张学良拿来一本《申报》纪念六十周年印制的大地图送给周恩来，并说：“共同保卫中国！”周恩来双手接过这本我国比较精确的等高投影设色地图，深沉地点了点头。接着，张学良又拿出私款两万元光洋，作为程仪送给周恩来；后来又赠送0万元法币。这对处境困难的红军来说，真是雪中送炭啊！
东方破晓，显出鱼肚白。周恩来与李克农以及回中央报告工作的刘鼎怀着依依惜别之情告别张学良，迎着冉冉升起的朝阳离开了延安。周恩来的情丝似乎依然停留在与张学良的会谈中，他喟叹不已地对同行人说：“谈得真好呀！想不到张学良是这样爽朗的人，是这样有决心、有勇气的人，出乎意料！真出乎意料！！”当天，周恩来向党中央拍发了上述那则电文；继之又向留守中央的负责同志做了全面的汇报，并决定派刘鼎为驻东北军的代表。4月日，刘鼎就要回到张学良身边去了，周恩来又亲笔给张学良写了一封信。
叠印周恩来信的原件，并送出深沉的画外音：
汉卿先生：
坐谈竟夜，快慰平生。归语诸同志并电前方，咸服先生肝胆照人，诚抗日大幸。唯别后事变益亟，所得情报，蒋氏出兵山西原为接受广田三原则之具体步骤，而日帝更进一步要求中、日“满”实行军事协定，同时复以分裂中国与倒蒋为要挟。蒋氏受此挟持，屈服难免，其两次抗议蒙苏协定尤见端倪。为抗日固足惜蒋氏，但不能以抗日殉蒋氏。为抗日战线计，为东北军前途计，先生当有以准备也。
敝军在晋，日有进展，眷念河西，颇以与贵军互消抗日实力为憾。及告以是乃受日帝与蒋氏之目前压迫所致，则又益增敌忾，决心扫此两军间合作之障碍。先生闻之得毋具有同感？兹如约遣刘鼎同志趋前就教，随留左右，并委其面白一切，商行前订各事，寇深祸急，浑忘畛域，率直之处，诸维鉴察。
并颂勋祺！
周恩来拜
四月二十二日晨
画外音，同时叠印《关于目前不应发布讨蒋令等问题致张闻天电》、《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等文献有关段落。
张学良、周恩来于4月9日夜举行的“肤施会谈”初步确定了“逼蒋抗日”的方针。或许是英雄所见略同，毛泽东于4月9日在《关于目前不应发布讨蒋令等问题致张闻天电》中，也正式提出“我们的旗帜是讨日令，在停止内战旗帜下实行一致抗日……在这口号之外，同时发布主张内战的讨蒋令，在今天是不适当的”。因此，党中央在听了周恩来报告与张学良会谈经过之后，比较容易接受张学良提出的“逼蒋抗日”的口号。是年5月5日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中，就去掉了反蒋的字句；是年9月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正式发出了《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从根本上扭转了“抗日反蒋”的方针。实事求是地说：张学良功不可没！
地点北京采访杨虎城之子杨丞民。
杨丞民：“就在张学良将军与周副主席举行‘肤施会谈’的前后，我父亲也已经与红军达成了联合抗日的默契。有意思的是，他们二人虽然都知道对方暗中与红军有联系，可出于政治的原因，只能心照不宣，丝毫不敢暴露，甚至互有戒心，防着对方。正当我父亲不知该如何消除与张学良将军的芥蒂，早日在西北实现西北军、东北军、红军三位一体的联合抗日的局面的时候，张将军采取了主动，派来了与我父亲有交情的高崇民同志，促成了张、杨首次秘密会谈。”
地点北京采访原张学良的故旧高崇民之子高存信。
高存信：“张将军与周副主席举行‘肤施会谈’之后，他的心情是非常高兴的，他认为东北军与红军初步实现了联合。虽说张将军也知道杨虎城将军与红军有联系，但那张人为的纸没有戳破，相互之间就都要防着，生怕出政治问题。如何才能实现东北军与西北军的联合呢？据我父亲回忆，张将军找到了他。因为张将军清楚我父亲与杨虎城将军保持着不错的私人联系，同时也知道我父亲在西安编的一种宣传抗日救国的小册子《活路》，不仅可以在东北军中散发，而且在征得杨虎城将军默许的前提下，也可以在十七路军中散发。张将军约见我父亲高崇民，商定拟与杨虎城将军举行秘密会谈，以便交换意见，决定如何联共抗日等大事。当时，张将军驻洛川，由我父亲陪同杨虎城由西安飞洛川，二位将军首次进行了极其秘密的会谈，共同确定了不打内战，联共抗日的大计。由于张将军与蒋介石是拜把子兄弟，他们还商定：由张将军出面促蒋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
地点上海采访原张学良将军的部属孙铭久。
孙铭久：“张学良将军与杨虎城将军实现与红军大联合之后，他们参照红军办军校的办法，于196年6月，仿照蒋介石办庐山军官训练团的形式，成立了长安军官训练团。地点设在王曲，张将军任团长，杨将军任副团长。前后共办四期，前两期只训练东北军军官，自第三期起，也训练十七路军军官。张学良为激励军官学员的抗日� ��心，不仅经常到校讲课，大声疾呼：‘中国的出路唯有抗日’，而且还和学员一起讨论，指挥大家同唱救亡歌曲。为了在东北军中形成抗日救国的核心力量，同意刘澜波等人的建议，成立了秘密的组织‘抗日同志会’。实事求是地说，这对后来推动‘西安事变’的爆发，无疑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
地点北京采访原全国政协副主席刘澜波的子女：
“张将军为了在西北‘剿总’所属部队中，特别是东北军中灌输抗日思想，洗刷陈腐作风，参照红军办军校的经验，加强政治、思想教育。为此，他同意军官训练团开设政治、国际时事、军事锻炼和游击战等课程。同时，还请来像我父亲刘澜波这样和东北军有关系的共产党人来训练团任课。我们听父亲说，当年他从西安搞来了留声机，给学员们放唱进步歌曲，如《毕业歌》、《大路歌》、《开路先锋》和《义勇军进行曲》等。有时，他还教学员唱《码头工人》、《扬子江暴风雨》等歌曲。他们开展这些进步的文艺活动，对于提高学员的抗日救国觉悟，的确起了很好的作用。”
画外音中叠印有关的历史文献资料：
为了推动西北“三位一体”的抗日局面早日形成，毛泽东、周恩来等亲自出面做各方面的工作。在这期间，毛泽东不仅给杜斌丞、邵力子、于学忠等人写信，晓以民族大义，共商抗日大计，而且还秘密签署了《东北军骑兵第六师与红军签订停战协定》。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于8月17日决定：将东北工作委员会改为洛川工委，叶剑英任书记，并决定叶剑英作为中共中央常驻代表密赴西安，进一步开展对东北军、西北军和整个西北地区的统一战线工作。8月底9月初，叶剑英一行从保安动身去西安，根据张学良的安排，住在卫队营长孙铭久家中。
地点上海采访原张学良部属孙铭久。
孙铭久：“张将军对于叶剑英的到来非常重视，事先对安全保卫工作作了周密的布置，在生活方面也作了精细的安排。我记得，张将军亲自叮嘱我：来人身系重任，无事不准打扰，要绝对保证安全，并提供一切方便。我遵嘱安排叶剑英住进我家的西房中。从此，张将军与叶剑英进行多次秘密交谈，对张将军的思想转化起了很大的作用。”
地点北京采访原全国政协副主席汪锋。
汪锋：“196年8月底，我随叶帅秘密赴西安。行前，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向我们交代的任务是：（一）筹划组织西北国防政府；（二）组织建立抗日联军；（三）培养训练东北军内部的进步力量，组织有抗日思想的青年学生充当东北军的下级干部；（四）及时商议处理有关中共中央、红军和东北军之间的重要问题，等等。见到张学良以后，叶帅首先说明中共中央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的演变过程，同时，也说明这也是接受了张将军的意见。对此，张学良是十分高兴的。接着，双方就迅速停止内战、联合抗日问题交换了意见。10月5日，毛泽东主席为推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还以他和周恩来副主席的名义给张将军写来一封亲笔信。”
叠印毛泽东、周恩来致张学良信原件。
地点北京采访高崇民的儿子高存信。
高存信：“叶帅在西安期间，帮着张学良将军改造比较老化的东北军，对提高东北军的素质起了很大的作用。同时，张将军应叶帅之请，不仅十分爽快地借给了红军5万元钱，送给红军一万套御寒的棉冬装，而且还指示东北军于学忠将军：对北出四川的红二、四方面军放一条通道，终于促成了三大红军在会宁的会师。值得一说的是：张将军被软禁之后，于学忠将军清查账目，仅接济红军的钱一项，就多达70万之巨。由此可知，张将军对红军立足西北是起了何等大的作用。”
画外音：
随着东北军、西北军、红军三位一体大联合的逐步形成，张学良与蒋介石的矛盾越来越激化了！对此，张学良写过如下一段话：
叠印《西安事变忏悔录》有关段落。并送出深沉的画外音：
良对中央数同志怀有不满，因之更加愤恨，加深必须实现良之幻想，即：（一）促请蒋公登用良心目中所谓之贤哲。（二）容纳共产党，如总理北伐时然，给政府添新刺激，以图耳目一新，挽回国人之观念。（三）停止内战，团结做抗日工作，以免把有为之优秀青年自相牺牲。自认此念纯洁，遂力下决心，甘愿牺牲一切，不达目的不止。
采访暮年的张学良。
记者：“张先生，您是如何看待蒋介石的？”
张学良：“蒋先生和我在感情上是兄弟，但我们俩在政策上不一样。蒋先生主张是要‘安内攘外’，我的主张是‘攘外安内’，就是这个意思。”
记者：“你们二人是目的不同吧？”
张学良：“当然目的不同。这个很清楚。先对外作战，对外自然就能安内。蒋总统是先安内，以后再攘外，就是这样的问题。”
画外音：
对于张学良联共抗日的做法，蒋介石是有所觉察的。但是，他这时正集中全力对付猝起的两广事变，无暇顾及西北边陲的军政大事，只是让派驻西安的特务挑起事端，向张学良敲敲警钟。在这其间，西安发生的最有影响的是逮捕宋黎等人而引起的“艳晚事件”。
地点大连采访原张学良的秘书宋黎。
记音：“宋黎同志，为什么逮捕的事件叫‘艳晚事件’？”
宋黎：“8月9日夜晚，我在西北饭店遭国民党中统特务逮捕。由于“艳”字是9的代电号，所以史家称9晚逮捕我的事件为‘艳晚事件’。”
记者：“蒋记中统特务为什么要逮捕你呢？”
宋黎：“蒋介石的特务是遍及全国，无孔不入的。由于他们从搜查《活路》小册子等事入手，逐步摸清我，还有在王曲军官训练团教唱进步歌曲的刘澜波等人是共产党。于是，他们密报南京蒋介石。蒋给西安中统特务大本营陕西省党部下密令，立即逮捕。这样，我就被他们在西北饭店逮捕了。在押解我的路上遇到了十七路军的巡警，我就大喊：‘土匪绑票，救人啊！’这样，十七路军的巡警将我和特务一起押往宪兵营，弄清真相之后，当即通知了张将军。”
地点上海采访张学良原卫队营二营营长孙铭久。
孙铭久：“张将军听后大怒，立即把陕西省主席邵力子先生找来，厉声问道：‘我是代总司令，是代表委员长的，我是国民党中监委常委，是代表中央的，省党部的人为什么竟敢这样藐视我，擅自抓我的部下呢？’对此，邵力子先生事前并不知道，等他查明抓人是奉蒋介石之命后，遂又向张学良作了如实的汇报。张对邵说：‘什么共产党员，什么委员长命令，还不是捏造罪状，诬陷好人！你不用管，我自有办法。’接着，张将军命令我带领卫队营，突然包围省党部，入内搜查，找到了被关押的刘澜波等人。当晚，张将军又让我给陈立夫打电话说明情况。由于搜查省党部是越权行为，张将军又打电报给蒋介石，自请处分。所谓‘艳晚事件’就这样被张将军解决了。”
画外音：
10月，蒋介石终于使用软硬兼施的手段解决了两广事变。换言之，他已经没有了后顾之忧。也就是在这时，他偕夫人宋美龄以及军政大员一起飞来西安，决心亲自出马，解决所谓西北问题。自然，这就越发加深了他与张学良的矛盾。同时，张学良将军作为政治家也不得不发出这样的自问：“下一步棋该怎么走呢？……”
叠印张学良等欢迎蒋介石等的照片。
定格。（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