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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面面相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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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父母去了一趟四川,什么吃的都没带回来,却带回来了两个人——姥姥跟大姨。

1

我长得跟别人不一样,这个我从小就知道。

我的头发是黄色的,眼窝比别人深一点。大学里,同班同学在一起生活了几年了,还经常问我:“你头发是不是染的哟?”我一遍遍回答:“不是。是天生的。”他们很惊讶。有些时候,他们拿我的头发打赌,再当着我的面对质这个问题。我觉得很有趣。一个教过我们的老外私下里要看我的眼睛,我就瞪大给他看。看后,他说:你有日本血统吗?我在日本生活过几年,发现日本人的眼睛跟中国人长得不一样。有个对种族历史方面颇有研究的同学对我说,你不仅有日本血统,应该还有欧洲人的血统,你的头发可以说明这一点。

不管旁人怎么说,我都得承认:我确实是个“杂种”。我的母亲是四川人,父亲是河南人,亲爷爷是日本人,亲爷爷的父亲可能是西方人。

男友常骄傲地说,他有个“杂种”女友!

怪不得小时候别人骂我只骂一个词:杂种!

怪不得从小我的头发都是黄色的,母亲使遍了各种土方,又给我剃了七年光头,让我当了七年的“小尼姑”,依然变不成黑色。同学们叫我“黄毛丫头”、“黄炮捻儿”、“金毛狮王”……啥外号都有过,只跟这可恶的头发有关。

怪不得读中学时体育老师不许我参加班级体操比赛,因为要上镜头,我跟别人不协调。母亲一气,把我带到理发店,把黄的染成了黑的。如今,又恢复了原形,因为眼下黄色很流行,别人不再对我的头发有偏见。

对自己的身份,我毫无选择。小时候,我总希望自己的父母是伟大的人民教师,希望他们是文明人,会赚公家的钱。那份钱在人们眼中很神圣。对于这些,我无法选择。

唯一能作主的,是掌握自己的命运。

宇儿一岁时,父亲陪母亲回了趟四川母亲的娘家,带上宇儿。临走前,母亲向邻家叔叔借了块手表,给父亲戴上,又把我托付给奶奶照看,还吩咐我;不许一个人跑到河沟那边去玩!想吃饼干就去小卖铺拿,回来我付钱!

这是母亲离家后第一次回去,恐怕也是最后一次。

母亲走后,我跟着奶奶吃饭,晚上一个人回去睡。早饭吃的是玉米粥,萝卜丝菜;中午是擀的面条,上面一层黑紫黑紫的红薯叶子,霜打过的,吃起来没滋没味,感觉却很特别。晚上依然吃中午剩下的面条。几天下来,一端饭碗,胃就饱了。

晚饭后,我就回家去睡。奶奶不放心,要留我,我一溜烟儿就跑得无影了。我不想跟她睡。我不喜欢她。那段日子过的是夏天,白天疯跑得很困,回去往床上一滚就睡着了。门大开着,月光洒了一屋的亮,晃来晃去偷不到一件值钱的东西,床上的“瘦泥猴儿”送人都没人要,浑身又脏又臭,野孩儿一个。

有时,半夜里要醒来。醒来时,想到的不是父亲、母亲跟宇儿,而是有没有好吃的。于是,借着月光,翻箱倒柜,折腾一阵,最后从床底下的瓦罐里摸出一个鸡蛋来,不管三七二十一,“砰”一下在桌角上磕出一个洞,掀掉碎壳,嘴对在洞口,一仰头,喉管张开,“咕咚”一声整个鸡蛋就柔柔滑滑地流进了胃里。吃完,我满意地把干干净净的蛋壳扔在地上,又滚到床上睡死了。

很少想到父母,脑子里被强烈的食欲占满了。

父母去了一趟四川,什么吃的都没带回来,却带回来了两个人——姥姥跟大姨。

父亲回到家,随身带的衣服不见了,手腕上的表也不见了,两手空空,跟路上遭抢劫了一样。

这次经历给父亲留下了唯一的印象:那里人太野蛮了!

三个人箍在脏乱拥挤的车厢,一路“咣当”着颠簸了两千多里路,爬秦岭,过隧道的,车累,人也累。车外的风景父亲没心思看,只记得一路上都是山。列车进了火车站,所有人才忽地打起精神来,嚷着骂着推着挤着向站外奔,像在逃命。三个人被人流推出了站,背在身上的军用包被挤在掖下,重重地抵着委靡的胃。

出了站,在一家面摊前,花了两毛钱,买了两小碗面,父亲两口就吃完,咽下肚才后悔不已。那个辣哟,生于北方的肚肠忍受不了,痛得绞汁。父亲眼睁睁看着那么大油水的汤不敢喝,心里痛得很——太可惜了。母亲见了川味,眼谗,心更谗,没事儿一样将两碗红汤一齐灌下肚。看着母亲这股豪劲儿,父亲傻了。

那面叫“红油辣子面”。

家乡有句俗话:能吃辣的女人能管家。

母亲家给父亲留下的印象就是:石头房子、大便桶、羊肠山路,和一群赤脚淌鼻涕的山里娃。

父亲骄傲地说:她家穷的叮当响。

母亲反驳:你家太富了,富得住三间破草房!

母亲家乡有个规矩:出门在外的女孩回来要挨家挨户给沾亲带故的人送钱。母亲没钱,亲属们便生气了,背着父亲,将母亲堵在墙角,咬着牙说:好,你不给家里做贡献,以后有你好过的!走到哪儿都跑不了你!

这也许是母亲不愿回家的重要原因。

他们无论如何也得从母亲这儿拿去点什么。于是,母亲的衣服,父亲的衣服,父亲的手表,被他们偷偷拿走了。幸好,宇儿没被拿走。母亲后来说,换了克克,他们也要偷走。我听了心里直打冷颤。在母亲那个家族,我这一代人中,纯一色的男孩子,所有人都想养个女娃。亲舅舅和非亲舅舅们曾几次拖人写信给母亲,说要养个女娃,求母亲把我送进山。母亲坚决不同意,所以,回四川时带上的是宇儿,而不是我。

别人说河南人最恋家,一碗玉米糊糊,一间破草屋都会使他魂牵梦饶。至少在父亲身上,这句话很应验。父亲到了母亲家睡了一觉,醒来便唠叨着要回家。母亲听了烦,便说:那个家有啥舍不得的,家里有座金山要你守啊!

父亲喃喃道:克克一个人在家,我放心不下,她才三岁,又那么野……

母亲不再发火了,答应了父亲三天后回,因为最早的那趟火车在三天后。

在我面前,父亲总是很严厉,满口脏话,看我不顺,扒下裤子就揍。想不到,他是那样惦记我。

父亲在山上帮忙干了三天农活,累得一塌糊涂,直巴望着离开。

临走时,姥姥冷不丁提出了个要求:我要跟你们走!

父母面面相觑。

两千多里火车路,老人受得了吗?家里玉米糊糊粗面条的生活,对付得了装大米的胃吗?

再穷我也不怕,我就是要跟你们走!

见姥姥下了死心,父母无话可说,决定带她走,车票火车上补。正在这时,大姨咋咋呼呼从外面跑来,怀里塞着一个布包袱。母亲心里一咯噔:坏了。这几天来,大姨老跟在母亲屁股后,抱怨得没完没了:我再也不想在这山里窝下去了,妹妹,你只当作一次菩萨,带我出去吧。让我在你家那里嫁个人,咱姐妹俩也有个照应。

当时,大姨已经结婚,生有一子。大姨的男人是个心眼很实在的山里男人,他为管不住这个女人懊悔一辈子。

看来大姨是不甘心。

她跑到母亲面前,气喘吁吁地说:妹妹,你看,我都准备好了,带我走吧。

不行。母亲一口回绝:日子过得好好的,你别乱来好不好。姐夫是个靠得住的人,再说,孩子都那么大了。

看来你是不肯了?你要是不肯我今天就给你跪下!

说着,大姨“扑通”就跪下了。

母亲没辙了。

姥姥在一旁发话:起来,回家去。白养你了。好好的日子让你给搅乱完了!

大姨也不是死心眼,姥姥一骂,她索性站起来,拎起包袱跑出去了。

母亲他们赶到火车站时,一看检票口就绝望了。

还是那身衣服,那个包袱,大姨正站在检票口,东张西望。谁也不知道她是怎么从山里赶来的。山里到火车站,一共三百里路。

母亲又气又笑。那么大个人怎么跟小孩一样呢?

母亲走上前,扯着她走:你怎么来的?

大姨眼睛一亮,笑了:妹妹,你愿意啦?我就知道你心肠软,嘻嘻。

她不说是怎么来到火车站的。

父亲没跟大姨打招呼,心里直嘀咕:山里的女人咋都这么厉害?!

因为她们的**。

姥姥又干又瘦,因为营养不良。她的头上一直包着一条白肚巾,把头发裹得严严实实。山里的女人一年洗一次头,是在过节的时候。平日里,她们裹着肚巾,暑伏天也如此,幸好四川的夏天不怎么热。这是她们的风俗习惯。

大姨长得胖胖的,身体很壮。她的模样我已完全忘记了。唯一能记起的一件事就是姥姥背着宇儿,拉着我去她的新家,她给了我一只苹果。姥姥指着她让我叫“姨妈”,我没叫。自始至终我没喊过她一声。这是后话。

姥姥大半辈子没出过山,做梦一样来到河南后,便水土不服,天天早上流鼻血。每天一大早,我就站在厨房门口,整个人贴在门框上,眼直直地盯着堂屋,一直待到姥姥用手捏着鼻子,仰着脸,“啊、啊”地出来。她一边“啊”一边咕哝着什么,我全听不懂,只觉得有趣。白色的肚巾很刺眼。

见到生人,我很害羞。姥姥初到那几天,我总会躲在一旁观察她们,很新鲜。父母从四川到家的当天晚上,母亲做了一大锅韭菜炖粉条,给姥姥和大姨一人整了一大碗,端到跟前。她们显然饿极了,抢过碗,二话没说,“哧溜哧溜”吃起来。母亲也吃,但吃得很慢,很犹豫,边吃边看她俩。

她们谁都没发现,我蜷在里面靠墙的床上,钻在被子里,只露两只眼,跟个幽灵一样。

那晚,干瘦的姥姥一口气吃了三碗,大姨也是。吃得母亲直叹气。

后来,跟姥姥熟了,我就想靠近她。

她不喜欢我,就跟当年不喜欢母亲一样。

我淘气,时不时从背后扯一下她的粗布衣裤,或是抓一下她的胳膊,她就要生气。她会转过身追我,边追边骂“龟(闺)儿子”,追不上要叉着腰骂上一阵,再回头向母亲告状;追上了就用手拧我的脸,提我的耳朵。这时候,我就大哭,非哭到母亲跟前不可:“妈,她打我!”

“打你?活该!小毛孩儿那么皮干啥,在别人身上摸来摸去,不要脸!”姥姥如是说。

她的原话我不会表达,只有如此翻译,“不要脸”这三个字却是原话。

母亲气得脸一阵红一阵白。一个是自己的母亲,一个是自己的女儿,当自己的女儿想亲近自己的母亲,而自己的母亲却不加方式地辱骂自己的女儿时,母亲显得无可奈何。

我的脸被拧得发青发紫,这是常有的事。

母亲的巴掌落在我的屁股上,屁股发红。一边打一边说:“以后不许手贱,不许去拍姥姥,听到没?”

我是挨打都不认错的那种,便一边哭一边叫:“她不是姥姥,不是姥姥!”

“是姥姥!”母亲又一巴掌落下:“听到没?说!”

“她不是姥姥啊——姥姥家在沙湾——”哭声叫声中夹着哀求。

“还犟嘴!两个都是姥姥,你听到没!”母亲也想让我快点认错,她好住手。

可我偏不认错。哭调成了唱调——“那你就两个妈啦——我也得有两个呀——我那个妈在哪儿啊——我不要你了——我要我的妈呀——”

我从小嗓门大,一哭一唱保四面邻居听得清清楚楚。后来,有人提起这段“唱词”,仍赞不绝口,说“唱”得在理!

4

大姨真有种。

从一个天地到另一个天地,她的适应力、转换力迅速得令人难以置信。拥有这种心态,起码保证她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至于精神崩溃,相反,大姨一生活得很无所谓,像一块石头,无论扔到哪儿,还是一块石头。

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大姨却天天行踪不定,除了吃饭睡觉按时回家,谁也不知道她去了什么地方。母亲忙,忙着学习知识,推销饲料,饲养生猪,无暇顾及她,甚于连我和弟弟都是野在外面不归的人。每次回家喝水,母亲总要有事没事地问一句:见大姨没?我们姐弟俩响亮地回答一声:没!话音未落,抹着嘴,身体就闪出了门,留下母亲模糊的咕哝。

别人奇怪,为什么我俩总回家喝水,而不走到哪儿喝到哪儿?每家每户都有一个大水缸,灌得满满的,一个大水瓢就吊在浸湿的缸沿上。孩子们玩得渴了,就取瓢舀上半瓢水,站在缸边,“咕咚咕咚”瞎灌一通,那瓢有葫芦做的,有铝制的,还有黄铜做成的,无论什么做的,都留下一圈说不清颜色的渍迹。喝完水,再把瓢挂上去,泡在水里,谁都说不准水里有人的口水,有苍蝇屎。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喝凉水喝到打嗝的,我见过,经常。跟别人一起疯,他们跑进屋喝水,我就跟进去,看小小的喉管一鼓一鼓,瘪瘪的肚皮也像充气气球一样渐渐变圆,永远看不厌。

母亲从不许我俩喝凉水,说喝进肚里要生虫子。我们真信了,若不是亲眼所见,若不是那一次见过后“哇哇”呕吐不止,我还真想痛痛快快灌一通生冷水。但我更愿意喝母亲为我们准备的凉开水。除了我们家,极少有人烧开水,除非家里来了客人,除非那客人也像我们一样拒绝喝凉水。

只记得小时侯有种打蛔虫的药,淡黄色,螺旋状,很甜,卖得也很火,一毛钱好几颗。我常偷偷去买来吃,最后,拉肚子,拉得蹲在茅坑上站不起来,终于拉出一条虫子,吓得“妈呀妈呀”大哭大叫。等母亲赶来,我便大声求饶:妈呀,我再也不喝冷水了!我错了,我只在四四家喝过一次!母亲把我“救”了出来,我便吐开了。

大姨的所有作为我都不记得了,所知道的仅仅是母亲断断续续的回忆。

当年她差点把我害死。母亲说。

一天,大姨对母亲说:“我要在这儿成家,你给我办婚事。”

母亲一惊:“你咋说来就来呢?当初带你来时你说这话我还以为你在开玩笑。告诉你,这事不可能,我可不会做对不起人的事。”

“有啥对不起的?谁离了谁还不都一样活命。”

“有啥对不起?你孩子都那么大了,书都读了两年了,咋狠得了心抛下他爷儿俩?以后孩子长大了,怎么办?再说了,姐夫也是实在人,靠得住,你跟着他好好过一辈子吧,别乱想了。”母亲劝解道。

大姨不罢休:“反正,我不想再在那穷山窝窝里呆下去了,我受够了!他爷儿俩离开我又不是不能过,是死是活他们的命,与我无关!”

“不象话!我不管,你跟妈说去。”

“跟妈说过了,她一打上火车就愿意。妈还不愿意呆在那儿呢!哪个女人愿意一辈子守着穷山到死?你愿意?你要是愿意就不会跑出来——”

“够了!”母亲不愿让人提起从前,“你想怎么胡弄就怎么胡弄吧!”

“好。”大姨笑了一声,口气很坚定。

事实证明,大姨确实没“食言”,接下来的日子里,她“想怎么胡弄就怎么胡弄”。

“对象我已经找好了,见都见过了,烦请你去说一下。”大姨还是离不开母亲,起码在这事上。

“什么?!”母亲更是惊异。

“我说我找好对象了,我们俩都愿意。”大姨重复道。

“你找的谁?”母亲问。

“邻村赵三。”

“啊?!你怎么找的?”

“这个你别管,明天帮我说一下,我后天就从你家搬出去,别忘了。”大姨说完就走开了。

母亲惊呆了。她想象不到事情会如此突然,不给人留丝毫顾虑的余地。她更想象不到,事情会发展到什么地步。她所能想到的,是千里之外孤苦伶仃的姐夫拉扯一个没娘的孩子。尽管在那个山窝里,女人生来是繁衍后代的雌性动物,男人女人一辈子,只是为填饱肚皮而辛劳,为传宗接代而夜夜努力,但无论哪座石头房子里,没了女人的气息,总有太多缺憾。即使女人不需要男人,男人也永远离不开女人,特别是在极其贫困的那块地方,女人严重稀缺,这时,男人的**却更加强烈。人就是这么奇怪,物质的严重匮乏导致的往往是**的过盛,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偏僻的山村里,一个女人会连续生下一大串壮戳戳的孩子,却仍乐此不疲地一次次怀孕。

人的生命力。

这次大姨自做主张的婚事母亲一开始就反对,但对其深感无奈。若母亲第二天不去说通此事,依大姨的野性,她还真敢第三天就自己送上门。若真这样,母亲将被当地人耻笑,戳脊梁骨。因为风俗习惯,也为顾及面子,母亲极不情愿地佯装了一次媒人,因此,第三天,大姨正正当当地按规矩过了门。走时,她抱走了母亲两床被子,说是嫁妆。别人不知道,我家里只有三床被子,全家人一年四季的铺盖。

邻村的赵三是个孤儿,几岁大的时候就死了爹娘,赵三跟叔叔婶子生活,念了一年书,跟父亲一个班,书念不走,却捣蛋得很,下课专拣粉笔头,上课就拿粉笔头对同学们挨个瞄准,砸上去。那时的学生,淘气归淘气,却不敢向老师打报告,一报告,双双都得遭体罚。所以,父亲读书时,放学的路上,打架的人三三两两都藏在胡同里,一有风声就全部出动,打得哭爹骂娘,头破血流。

父亲是打架的“惯犯”,别人一呼即上,今天帮这个,明天帮那个,打来打去,打得身边一个朋友都没有了,最后只得打自己耳光。父亲因打架出了名,却始终连个打架帮的头儿都没混上。方针策略不对头。农村里,盖房子看风水,白喜事择吉日,这些父亲都没学会,甚至连打架看风头都没学会。

赵三爱惹事,惹了事要挨打,挨打要找父亲,父亲没头没脑就上,不管是谁,只要是冲着赵三的,父亲便毫不留情。以至到后来,想打架的人远远看见父亲就躲。

赵三辍学的理由很简单:他上课时把粉笔砸在了老师的鼻尖上。

孩子们无贫富概念,无攀比之心,有爹有娘的跟没爹没娘的一样,不失纯真,不失自尊。他们的心理很健康,很纯洁。赵三是其中的一个。

到了婚龄,有人为他提亲,结果,对方一个个头挠得像拨浪鼓,媒人问及原因,答案不变——那张丝瓜脸,没福相。赵三生就那张脸,黄瘦,窄成一条丝瓜,故被称为“丝瓜脸”。其实,真正的原因人人都心知肚明,又都怕说出来,有些事,挑明了便是伤人感情。虚伪的掩饰挑不起尴尬与难过,相反,诚实的告白往往如向伤口上撒盐。这个原因埋在人们心底,没人说出。赵三一日三餐平静地过着单身汉的日子,有事没事混在男人堆里吹番牛皮,天南地北地侃,不知道有没有侃到过梦里的女人?

没人愿嫁赵三,原因在于:赵三太穷,又没父母,女的嫁过来,将来生个孩子都没人照顾。总之,没人愿越活越差。

赵三应该有自己的苦衷。每天傍晚,他骑辆叮当响的破“二八”车从我们门口过,总要跟人打声招呼:吃了没?他也许在盼望,家里有个女人,围着灶台做晚饭,即使只有碗稀饭,吃到嘴里也是香,心里也是甜。

赵三在十几里外的石头山上打石头,全是要命的力气活,不小心就伤筋动骨。

人们本以为赵三一辈子就这样了——一人吃饱全家不饥。谁知,在三十六岁赵三的本命年这年,老天一糊涂,赵三就觉得天上掉下个媳妇来。不知道大姨跟赵三是怎么发展的,事情进行得极其迅速,大姨在我家还没住满一个月,他俩就结婚了。

什么都出其不意。

我相信,那段时间大姨把母亲折磨得近乎崩溃。她整个人像一魔鬼幽灵,不搅得人魂不附体不罢休。极有可能,她患有某种精神上或心理上的疾病。大姨的荒唐,绝对超出所有人的想象。她就是要闹、要疯、要狂,千方百计。

大姨在背后骂“卷毛狮子狗”,那一定是有女人去烫了头发,不幸被她撞见;大姨在背后骂“地早该荒了”,那一定是有女人跟别的男人说话,又活该被她听到……大姨什么人都骂,什么话都骂。

姥姥背着宇儿,扯着我去她家,她塞给我一只苹果。我躲在姥姥身后,不敢看她。姥姥掐我一把,说:“叫姨妈!”我的牙深深咬进苹果,身子缩成一团用力。“叫啊,听到没?”姥姥又吆喝。我想扔了苹果,逃,却舍不得。苹果诱惑了我,使我缩在那里,怎么掐都不动。

姥姥显然是故意的。她知道,大姨住在我家时我就不正眼瞅她一眼,更别说称呼了。

自始至终,我都没叫过她一声“姨妈”。

村子里,凡是女人,都对她忍无可忍。看在赵三的面子上,又看在母亲的份上,人们没报复。有一点是肯定的,许多女人想把她揍了、撕了、砍了、剁了。母亲是其中一个。亲姐妹也有成为仇人的时候。

大姨在本村闹腾够了,又被赵三抽了几顿,浇了浇气焰,这才想起母亲来。

大姨直接找到母亲说:“我结婚你收了赵三家多少钱?”

母亲一听,火冒三丈:“你还没闹够?别人都被你搅成什么了!别整天在那儿胡言乱语好不好?你当初嫁过去是为了好好生活,看看现在,你把日子过成啥样子啦!”

“我想怎么过就怎么过,你管不着!”

谁看了这些都会对我表示愤怒,斥责我编故事,怎么不符合正常人的逻辑。天下之大,无奇不有,请你相信这确实发生过。见过一个疯子控制若干正常人吗?我暂且把“大姨”叫成“疯子”吧,每个人都会感到好受些。

疯子背叛了她的家庭,她的妹妹,和她的生活。

在乡里小小的简易法庭上,母亲作为被告。这场官司实在荒诞,愚昧的人轻松地被控制于一个疯子的手里。疯子上告,哭诉称母亲拐卖良家妇女。众人一听,大怒,放言道:狗胆包天,蔑视王法,竟连亲生姐姐都拐卖,此事定要从严处理!

母亲在法庭上大呼“冤枉”,又详尽陈述大姨的前前后后——怎样从四川来河南,怎样自谈对象,怎样要求结婚,以及婚后表现等等。最后,母亲一急,说:她是疯子,你们别信她的话!

法官们见母亲巧舌如簧,道理一套套,又冒出最后一句“侮辱性言辞”,于是,更加怀疑母亲。疯子借机发挥,一把鼻涕一把泪,把个法庭搅得乱作一团。

法官受不了这阵势,吼了句:先回去,明天再来!

母亲跟疯子一起回家。母亲说,我陪你回去。

疯子点了头。

于是,母亲一直把疯子送到家门口,才哀求她:“姐,把状子撤了吧,你明知道我没有拐卖你。”

母亲身心交瘁,为疯子的事,父亲跟她纠缠个没完没了。当初,父亲坚决要赶疯子走,母亲不同意。母亲的意思是让她在这儿住些日子,修养修养。母亲错了。父亲有把柄可抓,打骂自由。

疯子见母亲求她,很得意:“行。除非……”

“除非什么?你说。你要我干什么都行。”母亲像是抓住了一根救命草,迫不及待。

“除非你给我磕头。”疯子说完,狂笑。

母亲把牙齿咬得“咯咯”响,答应了。

“光磕头还不行,还得前后左右围着我磕,磕够一百圈。”疯子又要求。

一百圈磕完,要磕四百次。一向坚强的母亲像是中了邪,又答应了。

究竟是疯子疯了,还是母亲疯了?两人都疯了。在母亲的心里,为什么要忍受此等屈辱,只有她知道。

母亲给疯子磕了四百个头,一个方向一百个。疯子是疯子,不怕遭报应。

疯子的话母亲实在不该相信。

派出所在毫无理由的情况下拘留了母亲。那天,父母从疯子家回来,一个比一个脸色铁青,两人谁都不说话。当时,我正坐在厨房的门框上,直直地盯住大门口,饿得眼花,肚子“咕噜噜”地叫。见他们跨进门,我就起来,嚷嚷着:“我饿死了,我饿死了。”

母亲没理我,父亲也没理我。

他们冲我走来。父亲突然快走一步,我有种强烈的压迫感。父亲举起右手,我还没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整个人就倾斜着仰面栽了过去。我闭上了眼睛,耳朵里嗡嗡作响,依稀中感到母亲的声音游过来——畜生!

我还是醒了过来。当发现躺在扇自己耳光的人的怀里时,我突然感到很恨。我想挣扎,想反击,但浑身软成一条濒死的小鱼。我哭了,不是因为疼痛,不是因为委屈,仅仅为了恨。

正是从那时起,我懂得了什么叫仇恨。可怜我还未满四岁。

我的头躺向大门口,母亲坐在我刚才坐着的门槛上,父亲怀里抱着我,蹲在门边。没人说话,我哽咽得很大声。头顶的天很蓝,浮着几多云彩。我的嘴里被母亲洒上了药粉,很苦,遮住了一股血腥味。

不知过了多久,门外传来一阵脚步声,母亲迅速起了身,父亲抱着我的胳膊也颤抖了一下。我翻着眼,看到了几双移动的脚,穿着皮鞋,皮鞋上面,有一截绿色的裤腿。那脚步声相当沉重,在我的记忆中,此前从未听到过。因此,至今我无法忘记。

我又看到了母亲的脚向“皮鞋们”走去。母亲停了一下,转过身,又马上转回,说了句:“别吓着孩子。”

母亲跟他们闪出了大门,那截矮矮的土墙后,传来一声很奇怪的金属声——清脆的“咔嚓”。

父亲低下头看我。

他哭了!

6

这是一场噩梦.

母亲就这样被关了起来,接受审问.

有谁可以想象那个过程?你有没有见过一种人,他们一样出身于贫穷的农民却瞧不起农民,稍有点权势便横行霸道,欺压百姓,心狠手辣?

说是审问,不如说是逼供。一间小屋子,门窗锁死,三个“警察”,一个“罪犯”,鲜明的三对一。

母亲提及此事,总是咬牙切齿,口口声声说要是找到那个人,非杀了他不可。那人是当年三个“警察”中的一个。三个人,一个问,一个笔录,一个提着警棍站在犯人身旁,他就是名副其实的打手!审问官要得到他想要的回答,倘若不从,打手就将带电的警棍派上用场。打手是不长人的良心的畜生,打人打得他眼红,见“犯人”边滚边剧烈抽搐,他像有了快感,越发凶狠。

“说吧。咱们是熟人了吧?”审问官冷笑着。

母亲脸色煞白:“我是冤枉的!我说过千百次了,两个村的老少爷们儿都可以给我作证!”

“给你作证?呸!谁不知道你是啥货色?”对方极为蔑视。

“你妈是啥货色老娘我就是啥货色!老娘被你们这些混蛋王八蛋欺负够了!”

充当审问角色的那个人冲提警棍的家伙使了个眼色,那家伙领会了,一棍就将母亲掀翻在地上。母亲跟其他所有挨过这个的人一样打滚、抽搐。不同的是,母亲没叫出声。带电的警棍一棍棍闷闷地打在母亲身上,直到挨打的人不再动弹。三个混账吓坏了,丢下东西便蹿了。

乡亲们总是有良心的。在母亲被关押的第二天,几个人代表全村人去为母亲“平反”。他们直接冲到了所长办公室,威胁说今天不放杨华儿出来就砸了派出所。所长一听,吓住了,赶快亲自找这个看来挺有名堂的杨华儿,找来找去找不到。最后,一个乡亲在审问室里发现了母亲,好歹母亲醒了过来,却不能动弹,浑身浮肿。

几个男人上去围死所长,问:“人呢?”

“啥人?”所长不知所措。

“啥人?狗!畜生!打人的畜生!王八蛋!”

“我不知道。”

“**!老子宰了你!”

一个男人骂着,冲上去要打,被众人拉住。可惜这个男人不是父亲。父亲也去了,夹在人群里,一声不响。人们知道这个男人恨派出所,但不是为了我母亲。他为自己。几年前,他被人冤枉,关进来以后,先打后审,不让睡觉,只给吃饭不给喝水,活活被折磨了三天三夜。那次经历没把他整垮,相反,把他的胆子给打出来了。后来,派出所再不敢招惹他。

母亲被众人抬上平板车,由父亲拉回了家。

打母亲的那个人怕出了人命,当天就逃了,直到几年前才偷偷摸摸回家住下来。他似乎得了心理病,据说,只要一有人说出我们村的名字,他就吓得脸色煞白。母亲没去复仇,说什么大人不计小人过。我偏偏不信。我倒是相信,只要母亲找到他,就会杀了他。

另外两个人事发后主动辞了职,回家好生种地去了。

事情至此,我还是想把“疯子”换成“大姨”。

大姨的目的无论有没有达到,她都完了。当地有关部门把她遣回了四川,要她永远滚出我们的地盘。隔了段时间,她又偷偷回来了,母亲一听到这个消息便毫不犹豫报了案,大姨再次被遣送回去。这一次,她一去不返。

山里的丈夫不计前嫌,又要了她。不是姨夫心胸宽大,山里实在太穷,娶个媳妇实在不容易,离了婚的,过了三十的就更别做这个梦。无论她怎样,好歹是个女人,并且为一个男人生了一个孩子。大姨返回山里不到一年,眼睛便瞎了一只,直至现在都是“独眼”。她又给那里的姨夫生了个孩子,未满月就夭折了。母亲说这一切都是报应。

再说赵三这边。大姨跟赵三一起生活了一年的时间,大姨没给他生半个子儿。大姨在村里胡闹,赵三从未管过,脸却一天比一天黄。到大姨状告母亲之时,赵三觉得日子没法过了,就住在了山上,整天不归家。大姨走后,赵三回了家,再没去山上干活挣钱。有人说,赵三系根绳子在屋梁上要上吊,被邻居发现救了下来;有人说,赵三把大姨的所有东西都毁了烧了。

不过,人们说得最多的,是赵三的致命之处:阳痿!

大姨嫁过去,发现这一点时,后悔莫及。大姨当年也就是三十五岁,正直精力旺盛之时,再加上她生性野蛮粗暴,少了男人那东西,她没法活。

所以,大姨疯了;所以,大姨骂遍了村里的每一 个女人;所以,大姨折磨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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