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日开始，在哈尔滨铁路学校的大礼堂内，190多位东三省各地赶来的代表坐在这里，对东三省将要采取什么方式进行治理，已经整整讨论了两天。
起初大家倒也知道，这革命最大的成果自然是要归革命委员会的各位委员所有的，他们能够争夺的也就是革命委员会看不上的那些权力。
但是吴川代表革命委员会说了几句之后，便建议由这次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来讨论今后的政权组织形式，革命委员会将按照大会的结论去建立这个全新的政权。
随着一两个代表起身发言而没有受到什么驳斥，于是代表们的发言便渐渐多了起来，也少了对于革命委员会的忌惮。毕竟这么多人坐在台下讨论问题，很快大家就开始集合成了一个个小团体，有了组织之后人的胆子就开始变大了。
18、19两天之内，吴川主要的工作就是倾听，并让人把会议中最活跃的群体发言给记录下来。很快他就发现，这场大会的代表们大致分为了三个主要团体。
一派是以各省咨议局的立宪君主派为代表，他们在政治上主张今后东北三省应当实施英国制的议会内阁制度，在经济上则维护地主经济，要求取消满清对东三省荒地的大租政策，实施自由的开垦政策。
一派则是以东三省的实业家、商人为代表，他们在政治上同样主张议会权力更大的英国宪政道路，但是在经济上却反对地主经济，认为应当保护工商，继续满清留下的垦荒政策，但要把土地上的积累用于补贴工商业。
这两派的人数其实并不多，两者相加也不过才达到与会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剩下的三分之二则是属于沉默派，虽然人数众多，但却并没有一个统一的主张。
当然这些沉默派并不是因为全部没有自己的主张才保持沉默的，沉默派中一半人是共和党员和工人代表，他们是因为吴川并没有代表共和党党发表政治主张，所以遵守着党的纪律一直保持着沉默。
另外一半人则是小市民和小商人的代表。他们要么对于共和制度一无所知，不知道该支持谁比较好；要么就是有一些想法却不够成熟，上台讲几句就被轰下来了，于是被迫保持了沉默。
20日，一早大会再次开始的时候，台下代表们发现之前一直坐在主席台一侧的吴川，今日却首先站在了发言席的位子上。两日来在会上争论的正亢奋起来的代表们，终于安静了下来，准备听听这位革命委员会的主席今日要下怎样的决定。
哪怕代表们这两日天天把共和民主挂在嘴边，认为今后的新中国就应当是个民众之国，国家大事应当付诸于公论，不应该再由一两权力者做密室之决策。不过他们心里却也知道，除非是革命委员会昏了头，才会真的让他们和自己平起平坐。
革命委员会可是确确实实提着脑袋打下来的北满，在他们进攻黑龙江和吉林的官军的时候，在座的大多数代表还在同本地官吏坐在一起咒骂这些乱党无事生非，要看着总督和巡抚大人砍掉这些乱党的脑袋呢。他们在革命党起义的时候没有出过力，现在手上也没有一只武力能够同革命军对抗，现在跑来参加这个会议自然不会有什么非分之想。
毕竟这一回起义的革命委员会手上有枪又有钱，就连那些红胡子投了革命军之后都被打散了重新编组了，有敢不服从革命委员会扰乱社会治安的，现在都成为了被通缉的对象。
革命委员会对付起这些威震北满的绿林好汉可是一点都不客气，那个投靠了革命委员会的“天边羊”亲自带着人马剿灭了几伙出名的红胡子，迫使松花江两岸的山寨胡子不得不下山登记，表示服从于革命委员会制定的律法，松花江一路的社会秩序一时大好，不管是本国商人还是外国旅客都对革命委员会的行动称赞不已的。
可以说，革命委员会对于地方社会的控制力度，特别是那些以武犯禁的胡子和联庄队，不是满清时代的官府可比的。若是不能服从革命委员会制定的治安条例，在革命委员会这边登记人员、枪械，并接受委员会调派指令的，就会被委员会打压、解散。哪怕有些人身后联系着地方大户或是俄国人，对委员会来说也一样毫无作用。
革命委员会的强势，很快就让地方大户放弃了手中的武力和同周边红胡子的联络，哪怕再怎么有实力的大户，光靠种田的话最多也就养个二、三百人，毕竟不是人人都能成为韩边外，霸占着一条金沟养人的。即便是韩边外，手上也不过三四千条枪，如何能够同革命委员会的机枪、大炮相抗衡。
更让这些地方士绅大户感到畏惧的，就是革命委员会下属的这些领兵将领都和地方上没有什么关系，因此想要拉拢都无从拉起。虽然后期倒是有不少奉天讲武堂的学生加入了其中，但是这些学生都被安排到了基层，并不能左右革命军的意志。
也正因为如此，各地的士绅地主才会在革命委员会收复了长春之后，就立刻接受了邀请跑来哈尔滨召开这个政治协商会议了。既然旧政权眼看着要倒台了，除了那些守旧顽固的士绅地主外，其他人自然是想着要尽快在新政权内占有一个位置的。
由是，虽然吴川给了他们发言讨论新政权的组成机会，大家在争论之余还是存着三分小心，给革命委员会留下了最终决定的空间的。他们可不觉得，革命委员会把他们召来，就是送他们一桩大富贵的。
吴川可没理会台下这些代表们心里的弯弯绕，而是清了清嗓子看着手中的稿纸对着麦克风念道：“这两天里，我听各位代表的发言，确实是有着不少启发人心的金玉良言啊。其他人有什么感受我不大清楚，不过于我个人而言确是颇有进益。可见这政治协商大会确实值得一开，也应当定期的开下去，治理国家总是要集思广益为好，不能专断独裁啊。
不过，在这两天的会议讨论中，也有一些代表不够冷静，或是多了一些私心，导致会议一度偏离了主题。某些代表的发言登上报纸之后，也是招来了不少批评啊。
比如某些代表认为，国家应当减免对于开垦荒地的大租；应当放开对于开垦荒地地段的限制，由民众自由开垦；允许先圈地再开发等等主张。但是这些代表却避而不谈，是否应当降低对于佃户田地的地租，是否应当向国家缴纳水利和交通建设费用等等。
又有代表说，土地余利应当投资于工商业，给与私人工商主以优惠贷款，要将满清留下的一些工厂法拍，允许私人开办银行和发行钞票等等。建议是好建议，但是这些代表却避而不谈国家应当如何监督这些工厂和银行，也不谈工人的劳动待遇问题…”
吴川说着突然放下了稿纸，双手按在发言台上，目光从左往右巡视了下面的代表席一圈，这才不温不火的说道：“看完了这些报纸的批评之后，我突然就想起了一个问题。我们究竟是为谁而建立这个国家？在前方流血牺牲的是我们的战士，在后方种田和制造弹药军需的是我们的工人。
当然，我并不是想要指责各位在这场革命中殊无贡献，我只是想要各位清楚的知道一点，军队、工人和农民在革命中付出了巨大的牺牲，革命委员会必须要考虑到他们的利益，否则这个国家的新政权所代表的人民就是不完整的。
这两天里，各位代表们达成共识最多的是两个主张，一曰议会制；一曰三权分立。共和宪政么，当然是不错的制度。但我有个疑问，还请各位代表有以教我。
国外的宪政制度都是建立在一个最基本的国家认同之上。英国人认同的是建立在大宪章基础上的不列颠尼亚；法国人认同的是捍卫《人权宣言》的人民共和国；美国人认同的是建立在《美国独立宣言》上的自由精神。
故，无国家则无宪政。那么我们想要建立的这个新中国究竟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我们想要让人民誓死捍卫的究竟是谁的国家？
是为了不断吞并土地扩大家业的地主？还是为了那些不断追逐工厂利润，而不惜把儿童送入到恶劣工作车间的工厂主？又或是为了谋求以上两个阶层支持，而制定维护地主和工厂主政策的官僚政客们？
假如我们今天不能找到一个令人民认同的国家基础，那么不管是议会制还是三权分立，最终不过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河，这样的虚假宪政终究是要为人民所抛弃，最终是要走向灭亡的。”
虽然台下的不少代表并不明白什么是大宪章，什么是人权宣言，什么是独立宣言，但是他们还是听懂了吴川在之后的质问。吴川最后这一连串的质问，终于让不少代表清醒了过来，让他们意识到立宪派一直高喊的宪政，似乎也没有如何的高大上。假设不能提出吴川所提出的这个问题，保卫宪政岂不就成了谁在中央就保卫谁了么，这岂不是又一个朝廷。
奉天咨议局议长吴景濂见到会场一片沉寂，他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个好机会。他不由立刻起身向着台上的吴川说道：“吴主席说的大有道理，我奉天咨议局极力赞同主席的主张，确实应该先讨论出新中国的国家认同，再论宪政，否则岂不是本末倒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