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鞭法在中国赋役制度史上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它改变了历代“赋”与“役”平行的征收形式，统一了役法，简化了赋役制度，标志着赋税由实物为主向货币为主、征收种类由繁杂向简单的转变。
但也并不是说一条鞭法没有任何的缺陷，一条鞭法虽有其进步意义，但它是封建贵族社会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仍然是为国家财政的基础服务的。
它的实行是为了整理完善封建政权的财政，一条鞭法是一种改良主义的政策，是含有专业主义政权和豪种地主斗争的性盔。
但是这个“改良”和“斗争”也是极其微弱的，连对当时豪绅地主优免权也要“除外”。
如何区别化对待，在明朝一条鞭法是江南地区百余年各种赋役制度改革的结果，其自身带有很强烈的江南地域色彩，将地域性色彩强烈的地方政策，一成不变地推行全国其他地区，必然因地域环境差别、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地方官员维护本地区及本阶层利益而进行阻挠等因素引发矛盾，而这种矛盾直接会导致农民利益受损。
而在汉室，因为耕种技术并没有大的提升，耕牛的使用都并没有普及到全国，甚至偏远地区的汉室子民，还处于石器时代，用打磨好的石头当做锄头。
而且汉室土地的肥沃程度也是不同，所以汉室在建立初期细分了税收标准，根据土地情况，收取的赋税是不同的，如果把制定权下放给地方，可以想象到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乱局，地方官为了自己的升迁，有更多的税收政绩，一定会将辖区下的，贫苦百姓的下田定为上田，把地主豪强的上田定为下田，而长安因为鞭长莫及，也只能使用一刀切的办法。
这是把双刃剑，虽然在名义上保护了黎民百姓，但是也给地方政府与地主联合起来坑害群众的机会！
还有一条鞭法在明朝，原以征银入官、取用于官，但一条鞭法施行后，并没有达到消除杂役之害的目的。
一条鞭法的破坏，突出表现为额外增派，当地政府在一条鞭法之外另行增加徭役赋税，扰民非常厉害。
大体上在明朝万历末天启初，一条鞭法已不遵守，这个血淋淋的例子，你就能明白基层官吏的做派，在后世出土的汉简中，明确的记载了在河东郡，地方官府一年要收多少次税，甚至官员的个人花销都要进行摊派。
而且火耗问题同样出现在汉室，因为一条鞭法施行还滋生了另一个以后影响非常久远的问题，即火耗问题，因税法规定纳银，而银两熔铸过程就产生了所谓“火耗”。
熔铸碎银的实际火耗为平均每两一至二分，即百分之一二，但实际征收的火耗往往高得多，每两达二至三钱，有时甚至更多。火耗成为地方聚敛的一个巧妙的手段，也成为纳税人沉重的负担。
而在汉室，有着数量庞大的铜钱种类，孝武皇帝刘彻的五铢钱，秦的半两钱，高皇帝的两铢钱，吕后的三铢钱，太宗孝文皇帝的四铢钱，还有各诸侯王，各地商人铸造的钱币，其中以被剿灭的吴王刘濞的吴王钱最多，刘濞也是靠着铸造钱币巨大的利润才敢起兵造反。
就算是后来的孝武皇帝刘彻，将铸币权收回中央以后，大量回收各类杂币。
但是到刘询还在民间时，甚至刘询自己的潜邸钱库中，任然是各类钱币齐聚，宛如古今货币展览馆，所以各类币值的兑换，也是很大的问题？
还有在一条鞭法中，明朝官方两税收的是白银。
民间在交税的时候会将谷物等产出折算成银子，所以要在缴纳两税的时候集中向商人兑换，而商人借此将银价抬高，这是明清延续的一大弊政，又被称为残民一条鞭。
在汉室也有同样的困扰，汉室的老百姓无法直接获得金钱，更多时候是以物换物，用我家织的布，换取你家的肉，所以汉室老百姓到缴纳税赋的时候，也是黑心的地主老财大肆扩张土地的时候。
刘询想到这里揉了揉自己的眼睛，如何能切实借鉴一条鞭法，变成切实可行的徭役和赋税合二为一的改革？
既能收上大量的税款，开始搞东南基建，还能减轻普通百姓的负担，让他们不再为赋税和徭役，倾家荡产，妻离子散，到最后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
这个难题困扰了，华夏文明所有的封建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