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市鸡鹅巷53号是一处神秘的大院。
在任何出版的地图上都没有标注这里的信息，在这里的门牌也没有任何显示，甚至连办公室的电话都没有在电话局登记。整个一栋大院被五米多高，一米厚的围墙包裹着，虽然没有军事禁区的标志，但在大门却有全副武装的宪兵把守，周围还有人不间断巡逻。
这里的大门一直都是关闭的，鲜有几次开出的黑色奥斯汀轿车也都是匆匆过去，然后大门再匆匆关上。
新政府里，只有少数的几名高层知道，这里是国防部预备干部处总部，简称国干处，也有人称之为53号大院。
这里是新政府的重要的情报机构，当然，这支重要的情报机构并不归属于广州的新政府，直接归属于北伐军前线指挥司令部。
预备干部处已经完全转化为情报调查收集机构，行政级别也扩大到正军级。
进入南京城后，这一机构的职能进一步的明确，机构设置也得到进一步优化，一切变得越来越正规，不仅成立了八部六室炸， 一些重要的城市还建了秘密分站和窃听系统。
在北伐军占据半壁江山后，可以调动的人才和物力是之前不能够比拟的，大量的谍报、破译人才被充实到队伍中，一些国外进口的窃听和破译装备也被装备起来，有人粗略统计过，仅预备干部处外文翻译部就有30多名高级翻译人才，可以翻译超过40种语言，人才之多，可见一斑。
不过，在如此完善的情况下，杨义兵却犯下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
3月28日，情报部截获了一条从广州主席办公室发出的电文。电文的内容很简单，只是提醒“梅雨时节，天气转变，注意收拾衣服保重身体”之类，看似是一封寻常的提示性电文。但接连几天，他们都截获了从广州主席办公室发出的数封电报，电文也是出奇一致性。
这立刻引起了情报部长李泽天的注意，他觉得其中肯定有什么联系，不然主席办公室不会发电报挨个提醒。李泽天命令人跟踪这个信息，并派人对所有电文进行汇总。
经过几天的时间，李泽天发现，这份电文是从主席办公室发出，所有的接收单位都是军警等一些重要管理部门。从国干处广州站那边等到的消息，不久前，主席在国党会议上，专门召集了军警部门的党员开会；并且，最近广州等地在频频调集军警，并且内部还对颜色政党党员进行了甄别。
现在通电全国的部门，难道是？
一个不好的念头在李泽天的脑海里浮现出来。他没有丝毫犹豫，立刻指示手下的人将这件事进行分析汇总，同时，他也把手里的电话摇动了起来。
“帮我接义兵同志办公室，对，这里情报部李泽天。”李泽天手里紧紧的握住话筒，略带着沙哑的淮地口音在办公室里回荡。
“李部长，义兵同志出去了”国防部预备干部处的规矩，下级对上级不称呼职务，直接称呼某某同志，这样一来显示平等，其次可以增加内部凝聚力和纪律意识。
“那请问他什么时候回来？我有重要事情向义兵同志汇报。”电话这头的的李泽天有一些着急了，不知道是天气还是因为紧张，他的头上已经渗出了一些汗水。
“不清楚，义兵同志去的是南京市政府，具体的事宜我本人也不是十分清楚。”秘书回答后，李泽天又攥紧话筒说道，“王秘书，请义兵同志回来后一定电话告知我，我有重要情况要去汇报”。
“好的，我知道了”
通话结束后，电话这头的李泽天陷入思索之中。这个时候，千里之外的广州国民政府主席办公室里，一封封机要电文正在向撒雪花片一样的向外弥漫。同样，在广州市区，来来回回的卫戍部队不断调动，戴着红袖章、怀揣着*的官兵开始进驻各个不同的机要单位，谁也不知道这些人想要干什么？
有一些人倒是嗅出了其中的血腥味，不过在那个时候没有人敢下结论，老百姓们都关闭门窗透过缝隙观察街面上军队的调动，像是看一场与己无关的热闹一般。
叮铃——铃！深夜时分，李泽天桌子前的电话响了，刚趴在桌子前睡着的他一下被惊醒。
“义兵同志，我是李泽天，我有重要事情想你汇报”李泽天很快把事情的前后讲述了一遍，电话那头的杨义兵听后不由的也是手心冒汗。
“你迅速带着资料来到我的办公室，我要和你一起向兴华同志汇报”撂下电话，李泽天就赶紧带着资料来到了办公室这边，通过电话，他把情况一一向黄柯做了汇报。
黄柯听后却是异常镇定，因为他知道，这件事是历史上必然要发生，两党之间的利害关系摆在那里，矛盾不可调和，利益最终扩大化，想要把战场变动完全避免掉完全不可能。
不过黄柯也认识到，如果此时发生清党行动，那对正在进行的北伐将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他的军中可能会出现一些内讧。
“你现在迅速调集各个部门和办事处的人员，监视所有行动随时汇报，如遇重大情况，可以随时向我越级汇报，清楚了吗？”
“明白！”两个人在电话这头齐声回答。
这边准备好之后，黄柯立刻召集参谋部召开会议，经过商议之后参谋拿出几条命令电令全军：“1、一切行动均听从北伐军指挥部命令，不允许任何人和部门派驻人员到北伐军中；2、营级以上军官任免都要经过北伐军司令部批示；3、当地政府无权调动驻地军队，如需调动，需经北伐军司令部批准……”。
下发了这几条文件后，黄柯长出了一口气。现在北伐军三路大军已经发布在半个中国的很多地方，只要这些军队不乱不清党，大局就能够稳住。
不过他们虽然布置完善，但还是晚了一步。
三天后的一个夜晚，夜空中没有任何星星，天漆黑一片。广州郊区的一个礼堂里，300多名工人正在工会的组织下召开联合大会，他们在商议着如何向工厂争取更多的权益，以便让自己的生活更好一些。因为礼堂里的煤油灯不多，大会堂也前面的讲台上还算亮堂，下面的都是黑乎乎的一片，所有的目光和灯光一样都聚集在礼堂中间那个穿着工人装的男子身上，他叫阿福，是工人组织的一个领导，这次活动他是发起人之一。
“工人兄弟们！我们生产这么多东西累死累活为什么还吃不饱饭？可那些老板老爷们为什么什么都不干，每天却住洋楼、吃西餐？大家有想过这些问题吗？这些都是为什么？难道就因为我们天生就低贱吗？”
阿福的话的确具有很强的鼓动性，很快300多名工人的情绪就把他带动了起来。
就在阿福准备将这个根源说出来的时候，忽然，一阵急促但又有序的脚步声传来。
“快！”“下车！”一时间，口令声、脚步声、武器碰撞的声音此起彼伏。工人们暂时放缓了他们高昂的情绪，把头都向外张望。
一些人还没有走到门口，上百名全副武装的官兵将集合地团团围住。
负责看守的一个工人向前面的军官询问原因，走在前面的一个戴着红袖章的上尉一巴掌打过去道：“接到上峰命令，你们这些人非法聚集，私自藏有武器，全都带走！”
“凭什么带我们走？”“就是！跟他们抗争到底！”几个年轻的工人看到那些军警如此蛮不讲理，便拿出工人纠察队的武器向外开了枪。
枪声一响，本来还准备冲进去带人的官兵立刻开枪，站在最高处的阿福倒在血泊之中，双方在会堂前发生交火。
那些只有几杆枪的工人纠察队哪里是训练有素军警的对手，很快，大会堂前就血流成河，三十多名工人当场被打死，其余的全部被抓。
在这个事件之后，汪精卫在政府公文中明确支持军警行动，并且宣布要对“一小撮政党实施清洗”，并且宣布所有国党党员必须脱离*。
紧接着，新政府在广州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清党运动：全市之内，一大批工人武装被武力缴械，抵抗者不是被关进了监狱就是被当场击毙；在一些要害部门里，颜色党员也都被秘密逮捕……
一时间，戴着红袖章的宪兵警卫队官兵四处出击，有的甚至当场枪杀，不经过任何审判程序，广州等地的老百姓谈共色变。其实这件事的原因是由来已久的，新政府党内以汪精卫等人为首的派系在很早的时候就推崇国党一党制度，这样在他们的眼里，颜色政党就变得如同眼中钉一般。在这一点上，汪精卫和在上海租界里的各种洋人还有军阀们的目标都是一致的。
在不久之后的行动中，他们也用行动证明了这一点。（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