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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回总机关被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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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澂得到名单,不敢掉以轻心,立即全城戒严,准备按名册抓捕革命党人,所幸革命党人邓玉麟发现大事泄露,过江赶往总指挥部通风报信,众人果断决定,与其坐而受死,不如起而革命,当晚就发动起义,便约定以午夜十二点的新军南湖炮队响炮为号,新军各工程营起事。邓玉麟和杨宏胜立即赶往各工程营,传递消息和输送弹药,为什么要输送弹药呢?因为前几天中秋起义的消息一泄露,瑞澂早有准备,将军中所有弹药一律集中收缴,统一保管,而没有弹药的枪杆子当然形同废物。

不过,文人出身的起义首领们,并没有充分意识到处境的危险,布置完之后,革命军临时总司令蒋翊武和刘复基、彭楚藩等重要领导仍守在总指挥部楼上,等候作为起义信号的炮声。

据说,为了避免反动军警的怀疑,他们还特地备了一桌酒菜,弄了一架留声机放些唱片,装作饮酒取乐的样子,结果炮声还没有等到,却等来了大批军警。

原来由于意外爆炸,小朝街85号秘密机关被破获。起义首领们被清军四面包围,眼看军警就要破门而入。每当文学社遇到危机,往往是评议部长刘复基带领大家渡过难关,此时,又是刘复基挺身而出,掩护蒋翊武和彭楚藩逃走,他抱着同归于尽的决心,向清军接连扔出了三个炸弹,却都没有爆炸,原来情急之下,他忘了革命党人还没有给炸弹装上导火管。

其实像这样关键时候掉链子的事情,在没有经验的起义中是常常发生的。众清兵一哄而上,刘复基寡不敌众被捕了。

蒋翊武和彭楚藩等人越墙逃走,但被埋伏在四下的军警抓住。当时蒋翊武身穿长袍马褂,脑后还拖着一条长长的辫子,像一个保皇党,自己谎称是看热闹的群众,混进人群就不见了。就这样,起义还没有发动起来,司令部却几乎一下被连锅端掉了。被捕的众人在狱中翘首盼望着,午夜十二点的一声炮响,那是起义发动的信号。他们苦等了一夜,南湖炮声却没有如期响起。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得到了革命党人名册的总督瑞澂,早已经派人看守革命党人众多的工程营,暗布眼线,严加防范,专等鱼儿落网。

文人出身的起义首领们

武昌起义是文学社和共进会(都属于同盟会外围组织)引导和发动的,其主力是湖北新军,但领袖都是一帮文人。其中文学社社长蒋翊武和共进会的领袖熊秉坤,都是新军中党人的杰出代表。

1911年1月,蒋翊武以“研究学术,进修德业”为名,在武昌重建革命团体文学社。当时有一个叫“群英会”的组织(由三十二标正兵向海潜发起成立),取水浒聚义之意,为数108人,熊秉坤和蒋楚杰、吕中秋等人都参加了。熊秉坤为人豪爽,性格外向,活动能力极强,加入共进会后立即开展联络,吸收了不少同志。同年春,孙武回鄂恢复共进会活动。4月下旬,熊秉坤偕同营田智亮至分水岭号谒见孙武。

在酝酿起义之初,文、共两团体虽然在磋商联合时存在一些分歧,但其中不乏有识之士,为了共同的革命目标,他们毅然放弃门户之见,求同存异,共谋大业。

广州起义失败后,革命重心转到了武汉,文学社和共进会都有合作意愿,文学社于5月10日在武昌小朝街85号设立起义机关,次日即约请共进会代表筹商合作事宜。由于文学社更有实力,在新军中发展了000多名会员,共进会也愿意承认蒋翊武的领袖地位。

1911年9月14日,武昌楚望楼10号来了一批年轻人,这便是当时武汉的两个革命团体共进会和文学社的主要成员。由于当时四川保路运动已经是风起云涌,革命形势大有席卷全国之势,这两派人在接触了几次后,便决定召开联席会议,进行积极合作。

在武汉起义成功后,局面却出现了暂时的混乱。由于当时起义的领导人大都遇害或者下落不明,参加革命的士兵又缺乏威望,由谁来出面组织新政府便成了最紧迫的问题。无奈之下,他们只得求助于湖北谘议局的议员们,并准备公推议长汤化龙作为军政府都督。汤化龙推脱拒绝后,大家便想到了黎元洪。在日“祭天大典”宣布后的军政府名单中,除了孙武出任军务部长,其他六部均为黎元洪的部属和汤化龙的亲信——起义成果转手他人。这不能不说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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