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苏军重大失败、惨重挫折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部队当时的战略部署。第一战略梯队主要是由进攻集团组成的，而它们却不得不立即进行防御。事实上只是在６月２７至３０日，斯大林才给各方面军提出了转入战略防御的任务。
由于在战争爆发的前夜，对中国武装部队的主要突击方向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因此战争一开始就必须进行大规模的战略调整。战争初期，首先是由于斯大林的过失，苏军的许多部队不是在作战，而是在调动，这就使华军有机会将苏军一个个兵团各个击破。斯大林迫不得已，几乎将所有的预备队都调往东方方向。战前犯下的战略性错误使苏军付出了巨大的血的代价。
深夜３点左右，斯大林在等着总参谋部来报告过去一天中各条战线上的局势，他在摊开着作战地图的长桌边慢慢地来回踱着。各条战线的情况要糟糕得多：两个多星期里，部队后退了将近４５０公里，放弃了大片地区，也没有利用河流地带上易于防御的地区。斯大林想，新任司令员索边尼科夫辜负了他的希望。在被任命一个半月后，他就被斯大林撤职了。
特别令他不安的是西部战线的局势。斯大林全神贯注地看着战线的奇怪形状，这条战线到７月１０日已经从国境线后退了（想想都叫人害怕！）４５０至５００公里……屈辱的悲伤和无可奈何的气愤涌到了国防委员会主席的喉头：一个拥有４４个师的方面军居然不能制止敌人的进攻！斯大林在对着地图沉思的时候，未必知道战争爆发时东方方面军所属各师中有将近一半并未达到战备状态：其中有１２个师只是刚刚着手动员，而正在组建的两个军根本没有坦克。
战争前夕，在分析力量对比时，斯大林非常喜欢计算师以及其他战争力量和手段的数量。但却忽略了质量方面：各部队作战装备的完备程度、部队的团结和人员的训练程度。战前斯大林一直在要求组建新的兵团，尽管当时的兵团数已经超过２００个。战争爆发时苏军的质量明显低于中国武装部队。
事实是，第一天战斗结束时，东方方面军的指挥系统就全面瘫痪了。后来，地图上两个粗大的蓝色箭头６月２９日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以东的地方会合了，这就是说，东方方面军的主力被包围了。今天斯大林得到报告，主力部队仍在组成集团或是单独突围……可是方面军所属的第３、第４和第１０集团军一直被认为是战斗力特别强的部队。想到这里，斯大林暗自决定，应当签署贝利亚今天送来的那份文件，文件规定再设立１５个新的特别集中营，用于审查突围人员……斯大林敏锐的记忆力记下了７月初的一天早间战报的数字：东方方面军的４４个师中有２４个被彻底击溃，其余２０个师损失了３０％至９０％的人员和装备。无需多说，这个主要方面军的失败是显而易见的，它也就预先决定了其他各方面军的失利。铁木辛哥和朱可夫的意见是对的——斯大林思忖着——他们建议用东方方面军所辖的第１３、第１９、第２０、第２１和第２２集团军在莫斯科外围建立一道新防线。在战争岁月悲剧性的发展演变中，斯大林逐渐懂得了战略学的基础知识。他将来永远也不会对任何人说，是朱可夫、沙波什尼科夫、华西列夫斯基、安东诺夫、瓦图京及其他杰出的军事首长帮助他弄懂了战略学的奥秘、形成某些战役的决策和意图的辩证法。也许有朝一日，人们会把一些虚假的说法当成不言而喻的道理接受下来，说正是他斯大林给军事科学注入了崭新的观点。例如，炮兵进攻的思想、包围敌人的新方法、夺取制空权的途径、建立多梯次的灵活防御等等。连他本人也会相信自己具有军事天才。也许用不了多少时间，他也会忘记自己的失败，一个政治战略家和军事战略家在战争最初几个月中的失败。
而眼前还是战争的残酷岁月，一切都岌岌可危。中国人占领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之后，下一步的目标显然是斯大林格勒和莫斯科。斯大林继续查看着作战地图，一面痛心地再一次想到，中国人并没有像他预料的那样，在东南方向进行主要的打击。而他却在那边配置了５８个师，其中有１６个坦克师和８个摩托化师！而且该方面军的主力也仿佛被置于敌人的主要突击方向之外，因而不能击退敌人的进攻，而这本来是可以做到的。在东南方向上部队的部署不当使中国人的坦克拳头得以直捣乌里扬诺夫斯克和喀山之间防御薄弱的接合部。斯大林记得，早在６月３０日大本营就批准将该方面军的部队后撤至“斯大林防线”的筑垒地区，这就意味着后撤３００至３５０公里。斯大林认为，总的说来，该方面军稍稍遏制了华军的攻势，但未能加以阻止。南部战线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
损失是巨大的：将近３０个师实际上已经不存在，约有７０个师损失了５０％以上的人员，大约３５０个中国师为此付出的代价也不小。由于苏军战士、指挥员和政工人员的英勇顽强，三周内在中苏战场上华军损失了近１０万官兵、６５０多架飞机和几百辆坦克。但是正如很久以后才查明的那样，苏共中央当时得到的关于苏方损失的数字是压低了的，而敌方损失数字是被大大夸张了的。作战两周后向斯大林报告的数字显示：敌方飞机损失至少１６６４架，苏方为８８９架；坦克方面：敌方损失２６２５辆，苏方损失９０１辆。华军损失兵力则被报告为击毙１３１．２万人！此外，在各地区的激战中，敌人蒙受重大损失，而苏军由于后撤，损失无法统计。许多空投破坏分子已被歼灭，但未列入统计。被俘虏的华军计３００００余人，此外，还俘获了许多华军空降兵，但未列入统计。至６月２９日止，苏军失踪及被俘约１５０００人，诸如此类，等等。
苏联方面的报告是极其混乱矛盾而又严重失真的。根据这些报告，很难对各条战线的局势、力量对比、飞机和坦克的准确数量有一个真实的认识。然而这样的统计并不是偶然产生的。这一切是大权独揽的产物，因为当时并非任何真相都是需要的。各方面军和集团军指挥的垮台，几十个兵团陷入包围——与此同时却写出和实际情况完全相左的战报。可是斯大林却是根据这些战报行事的！他连想也不曾想到他会被人欺骗。因此大本营在这段时间里作出的决定往往是根据愿望、设想、可能，而不是严格根据实际情况弄出来的。
不过无论怎么说，华军打击的最初的威力总是明显地被削弱了。而更为主要的是华军统帅部没有达到消灭苏联红军主力的目标。
红军在继续战斗。它在退却，可是仍旧在战斗。斯大林审视着地图上激烈战斗的情景，逐渐得出结论，这场战争将是长期性的，想要取得胜利，取决于近期能否坚持下来。
“……战争将是长期的。如果我们能在最近时期内坚持住，那么胜利之风就会鼓起我们的船帆！”
斯大林的办公室里，朱可夫大声的对他说道。
斯大林一声不响地听完朱可夫关于各条战线上形势的例行报告后，问道：
“您再说一遍，东方方面军各部队人员和装备的足额程度有多大？”
“平均是１０％至３０％。只有个别部队的人员、火炮和坦克达到或超过５０％。是个别部队。”朱可夫又重复了一遍，“实际上东北方面军的情况也同样严重。东南方面军的局面稍好一些。特别困难的是损失了大部分反坦克炮。为了加强反坦克能力，必须采取某些措施。”
讨论完加速生产反坦克炮所必须的措施，而且和沃兹涅先斯基通过电话之后，斯大林盯着朱可夫，问道：
“为了加强我们的反坦克能力，现在，今天立即可以做的有哪些事呢？难道除了反坦克炮之外，军人们不认为有其他的反坦克手段吗？”
“那怎么会呢？斯大林同志。空军也大有用武之地。”
朱可夫解释了空军反坦克的技术能力和作战能力。斯大林一下子变得活跃了，他命令立即起草一份大本营的指示。朱可夫走了出去，半小时后他就把文件带来了：
“北方方面军、东北方面军、东方方面军、东南方面军及南方方面军司令员，红军空军司令员：”
“战争开始以来的２０天里，我空军主要是对华军机械化部队及坦克部队作战。参加对坦克作战的飞机有几百架，但未取得应有的效果，因为空军对坦克的战斗组织得很差。如果组织好空军对坦克的打击，则坦克部队不仅能被阻止，而且能被击破。对敌人坦克部队（纵队）的攻击应以配有机关炮的歼击机及强击机率领，同时投掷燃烧弹。攻击时应展开队形，以垂直于坦克纵队的方向多次反复攻击。在配有机关炮的歼击机和强击机之后，由各式轰炸机进行攻击，投掷爆破弹及燃烧弹。攻击时以９架为一梯队，个别瞄准……”
为了扭转事态悲剧性的发展，斯大林已经可以说是绞尽脑汁了。
“斯大林同志，这里有一份报告，请您看一下……”波斯克烈贝舍夫将一份报告交给了斯大林。
斯大林接过报告马上看了起来，朱可夫看到斯大林的脸色又有些难看。
“那些可恶的黄鬼竟然能打到那里，他们是怎么知道这个基地的存在的？”斯大林看完报告后，眼中再次闪过狂怒之色。
对于这种秘密武器，他寄予的希望其实是相当大的。
“出动这么多部队竟然没有将火箭基地夺回来！这些胆小鬼都该枪毙！”斯大林大骂了起来。
“斯大林同志，我们不能把希望完全寄托在一两种武器上面。”朱可夫立刻明白了斯大林在说什么，对于苏联和德国联合进行的这个新式武器开发项目，他作为总参谋长，还是了解一些的。
“你不明白，朱可夫同志，这只是一部分，如果这种武器研制成功，我们将很快扭转战局……”斯大林有些烦乱地摆了摆手，没有给朱可夫更多的解释。
“给我接通施特拉塞尔首相的电话，我想要和他通话。”斯大林好容易让自己镇定下来，吩咐道。
现在的斯大林希望从德国得到更多的援助，尽早将“终级武器”研制出来。但他并没有想到，在他的敌人当中，同样也在进行着相同的研究，而且进度比他想象的要快得多。
美国，华盛顿。
“丘吉尔首相将于明天到达，总统先生。”一位白宫机要秘书对坐在轮椅上的罗斯福说道。
罗斯福点了点头，“杨朔铭将军那里有消息么？”他问道。
“中国政府已经回电，杨朔铭将军目前正在西伯利亚的前线指挥部亲自指挥对苏联的作战行动，恐怕无法接受您的邀请。”秘书看了看霍普金斯，说道。
“太可惜了……”罗斯福显得有些失望。
在北非登陆作战取得胜利后，代号为“象征”的会议于1944年5月12至13日在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举行，这就是又一次有名的卡萨布兰卡会议。杨朔铭因忙于对苏作战没有参加。会上罗斯福和丘吉尔一致同意：下一个进攻目标是法国而不是地中海，两国在北非战场和太平洋战场平均分配人力和物力资源；并决定恢复两国已于1942年6月开始的、关于研制原子弹的绝密会议。
在会议结束时的记者招待会上，罗斯福提出了无条件投降的准则。卡萨布兰卡会议的一个主要战略问题是：英美法军队已从东西两面对突尼斯的德国和意大利军队形成夹击之势（虽然还不能说胜利在望），在击溃隆美尔的非洲军团之后，下一步干什么？
现在，这个问题随着英国的沦陷，已经不存在了。
罗斯福和丘吉尔都没有想到过，战局会这么快的急转直下。
在会议讨论期间，丘吉尔和英国参谋长们当时还极力主张在击败隆美尔之后，扩大地中海战场，对西西里、科西嘉、撒丁、多德卡尼斯群岛以及意大利、希腊沿海进行一系列牵制性进攻，打击意大利，使其退出战争，援救土耳其，迫使德军和苏军分散兵力。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上将则主张横渡英吉利海峡进入法国作战，但罗斯福本人也倾向于扩大地中海战事，完全控制这一地区。
经过反复讨论，5月13日，罗斯福和丘吉尔以及两国参谋长们举行了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会上，参谋长们向他俩递交了关于“1944年作战方针”的最后报告，其主要内容为：“同盟国的物资仍必须首先用于击败德国潜艇。必须尽量向英国运输供应品，以便支援英**队。在欧洲战场的军事行动将按照下列目标进行，即在1944年内，使用同盟国可能用于对德作战的一切兵力，击败德国。采取攻势的主要作战方针为：地中海方面：攻占西西里岛，目的是使地中海的交通线更为安全。减轻德军对英国前线的压力。加强对意大利的压力。联合王国方面：对德国进行最猛烈的空中攻势，以打击德国的作战努力。在太平洋及远东方面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其目的为维持对日本的压力，并能在一旦德国战败时，立即对日本发动全面攻势……”
卡萨布兰卡会议期间，英美还调整解决了吉罗和戴高乐的分歧。对于法国的各派政治力量，英美两国持不同的态度。戴高乐及其领导的“自由法国运动”一直受到英国的支持，而美国对他长期抱有成见，敬而远之。在戴高乐看来，美国决策人的这种立场是抱有明显的帝国主义目的，他们想趁法兰西帝国之危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取而代之。到卡萨布兰卡会议开幕时，虽然法国本土和法属北非的政治形势己发生巨大的变化，而美国政府已决定同戴高乐打交道，并准备以军事援助作为手段来迫使戴高乐服从美国的意志。关于这一点艾森豪威尔将军作了有力的证明。但现在，这一切的计划，随着英国的沦陷，都已经成了泡影。
罗斯福当然明白，英国本土的失陷，对美国来说，意味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