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美国学者还称，《五强条约》的后果是“……日本得到了英国和美国的保证，它们将不会采取联合军事行动反对日本，日本只可能受到美国所能承担的运用外交压力的限制。”
“英日同盟的解体是一件可悲的事。从长远看，它对美国的影响绝不亚于英国……美国迫使英国废止与日本的同盟关系之举是外交政策中的一个错误……英日同盟的废止在日本人中间引起了震惊，这是日本转而采取单独行动的开端……此举在心理上为日本人沟通了与德国和苏俄合作的途径……”
英国海军元帅查特菲尔德爵士也评论说，英国已经“把心怀不满的日本变成了潜在的可怕敌人”，“同盟关系的废止在日本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认为西方世界在把一个失去利用价值的亚洲国家一脚踢开。许多联系就此被切断，而这些联系很可能对后来的和平具有决定性的价值”。
当然，对于查特菲尔德爵士的观点，也有很多人表示异议，他们认为，日本“和中国不同，是一个富有侵略性的国家，和这样的国家结盟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因为这样的国家强大起来后就会将目光瞄向自己昔日的盟友”，因此“‘英日同盟’的破裂带有某种必然性”，而“并不是所有的亚洲国家都象日本一样感到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象中国就没有对海军的吨位以及自己的地位和权益表示出任何不满，因为中国并不打算象日本那样无限制的扩张下去。”
从华盛顿会议的成果来看，这次会议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对中国非常有利的会议，因为无论是限制海军军备也好、英日同盟的废除也好，作为其直接诱因的日美对立，其起因和最终目的都是围绕着中国的的。因为对日本来说，中国已经挣脱了日本的控制，成为和日本地位一样的大国，中国的市场虽然仍然对日本开放，但日本已经再也不能象以前那样的肆无忌惮的进行掠夺，因为美国资本在中国的影响力变得越来越大。而对美国来说，战后的远东市场具有越来越大的意义。1920年正式通航的巴拿马运河大大缩短了美国重要港口同远东之间的航程，进一步刺激了美国争夺远东的**。争夺远东、特别是中国地区的市场，在美国对外政策中提到了首要地位。虽然战后经济危机的出现以及美国国内反战情绪的滋长，使美国夺取中国金融和商品市场的目标在短期内难以实现。但美国还是尽可能的利用自己的经济优势向中国进行资本输出。日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美国将在中国的事务中占主导地位，因此处心积虑的想要对此进行破坏。而由于美日双方矛盾激烈，中国政府的一些反日要求在华盛顿会议上都得到了美国的支持。1923年11月21日，美国前国务卿鲁特便提出了四条决议案，包括：1、尊重中国的主权独立与领土完整；2、给予中国最完全和充分的机会，以发展并维持稳固而有效的政府；3、利用各国的影响，以期建立并维持各国在中国全境的商业、工业机会均等原则；4、不得趁中国经济困难之机“谋求在华损害其他友好国家公民或臣民的权利”，并且“不得奖许有害这类国家安全的活动”。
“鲁特四条”表明美国的对华政策旨在于建立一个统一而有效的亲美政权，同时对日本努力排挤别国在华势力作出了不点名的指责。针对日本此前多次背信食言的教训，美国国务卿休斯于1923年12月16日又特别提出“各国不得在中国任何特定区域里建立商业或经济发展的垄断优先地位”，“鲁特四条”和休斯的提案最终都写入了《华盛顿条约》。
1922年2月6日，美、英、中、法、日、意五国签订了《限制海军军备条约》（德国、挪威、瑞典、丹麦也于1925年加入了该公约），条约包括以下几部分：
一、主力舰和航母方面，条约规定五国海军主力舰吨位为：美国525，000吨；大英帝国（包括各自治领）525，000吨；中国367，500吨；日本367，500吨；法国175，000吨；意大利175，000吨。各签约国不得建造单舰吨位超过45，000吨的主力舰，主力舰主炮口径不得超过16英寸（406毫米）。
条约对单舰的技术规格限制使用与所有现役的或正在本国或外国建造的船只，以及签约国为其他非签约国建造的船只（第15条），在后一种情况下，建造国应该将有关签订合同、铺放龙骨的时间和军舰的详细技术规格通报给其他签约国（第16条）。最后，如果某一签约国处于战争状态时，该国为其他国家建造、或已建成但未交接的军舰不得被征用为己方的作战舰船使用（第17条）。
二、其他作战舰船方面，华盛顿条约草案中提出的轻型舰船总吨位为美国90，000吨，英国90，000吨，中国63，000吨，日本63，000吨，法国和意大利各41，000吨。这一条草案在法国政府的坚决反对下遭到失败，因为法国海军需要大量的轻型舰艇来维护其海外殖民地利益。最后条约正文里对各国巡洋舰、驱逐舰和潜艇的总吨位没有作出限制。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直到华盛顿会议时为止，主要海军国家的主力舰包括无畏舰、战列巡洋舰和装甲巡洋舰，这些军舰由于其吨位和主炮的规格过大，都在主力舰的限制范围里，而装甲巡洋舰以下的轻型舰船吨位从来没有超过五、六千的水平。华盛顿会议以后，各国海军建造吨位达1万吨的轻巡洋舰就成为惯例了；驱逐舰、鱼雷艇也出现大型化的趋势，驱逐舰的单艘吨位从1200吨上升到2500吨，鱼雷艇的单艘吨位从800吨上升到1500吨。因此，如果说华盛顿条约停止了主力舰大型化的趋势、终止了大型主力舰的建造的话，那么它在建造轻型舰艇方面却引起了一场真正的军备竞赛，这也是1927年召开的失败的日内瓦裁军会议的主要议程。
三、关于潜艇，华盛顿条约没有做出任何规定。一战中饱受德国潜艇之苦的英国徒劳地要求取消潜艇这种武器，但是法国的反对却阻止了在这方面做出任何决定，法国要求至少有50艘潜艇以保证其海上安全。
华盛顿条约对潜艇的总吨位或单位吨位也未做出任何限制，条约在这方面的唯一规定是，在美国前国务卿鲁特的要求下，缔结了一个关于战时潜艇攻击商船规则的路特决议。根据这个决议，潜艇应遵守国际法保护中立国国民和非战斗员生命的规则，在攻击前履行船舶临检的义务，除非商船加以抵抗，否则不得加以攻击。即使抗拒临检，在攻击前也要先将商船船员和旅客安置于安全的地方。任何国家的任何潜艇如果违反上述规则，则其全体艇员将按从事海盗行为受到审判和惩罚。
路特决议还提出各国禁止使用窒息性毒气、液体和其他物质从事战争行为。该决议由美、英、中、日、法、意五国代表共同签署，但最后只有美国和日本国会批准，其他三国均未批准，也未交存批准书，因此未能生效。有关潜艇战规则的条文后来成为1930年伦敦海军条约的内容之一。
四、美国、英国和日本同意冻结其太平洋领地上的海军基地、岸防要塞和军事设施建设（第19条）。
五、有关主力舰解体、替换的细则和进度表，以及相关的技术解释。规定条约有效期为10年，到1938年12月31日为止。除非在条约有效期满前两年之内没有任何一个签约国通知其他各方、要求最终终止该条约，否则华盛顿条约在有效期满之后仍然有效，直到任何一签约国提出声明废止该条约的意愿满两年为止。
签订《限制海军军备条约》后，日本国内的政治家都大大的松了一口气。他们不约而同的为《华盛顿条约》所取得的成就而感到欢欣鼓舞，
首先，日本已经无法维持占国家预算总额40%以上的巨额军费，特别是日本遭受明治时代以来最惨重的经济危机和关东大地震后，已经难以承担巨额的军费开支了。而美国在其日本海军的巨大舰队建设成型之前就提出以现存的海军力量来确定限制比例，这对军费开支空前膨胀而又极需要收缩的日本是很有利的。日本首相山本权兵卫就认为“日本得到70%的比例已经是很便宜的了”，大阪《每日新闻》也发表文章称“如果美国之三年海军计划于1942年完成，时日美海军将成46：100之比……美国如无此次之建议，日本海军绝难获得70%之比率……”其次，华盛顿条约还迫使美国终止了在关岛、菲律宾、阿留申等接近日本的前沿哨位的基地建设，日本本土及周边水域的安全得到了高度保证。虽然日本也有自己的烦恼：在海军的强硬派人士看来，对英美10：7的主力舰比例仍然不足以满足国防需要，而且有暗示日本是二等国家的味道在里头。而中国海军获得了和日本海军一样的比例，中国海军在未来仍然是日本的严重威胁，而且以中美日益紧密的关系看，将来一旦发生战争，日本很可能会受到中美两国的夹击，陷入腹背受敌的危险局面。
而对美英法等西方列强来说，就象非海军人士因为“华盛顿条约”使减税成为可能而对其欢呼雀跃一样，许多专业的海军人士对条约的结果则表示懊恼与愤慨。美国海军认为他们被英国人骗了，因为美国需要放弃更多已建成或待建的主力舰，同时条约未对巡洋舰作出限制；英国人认为他们被美国人骗了，因为条约需要安排废弃更多的现役战舰，来换取美国人废弃还没开工的军舰；美英海军人士都认为日本才是最大的赢家，因为它在西太平洋防务的问题上获胜了。而唯一对《华盛顿条约》感到满意的，只有真心想要缩减海军发展经济的中国了。中国获得了和日本一样的对英美“七成”海军比例，这样的结果对中国海军、政府和民众是一个超出预期的交待。
华盛顿会议在美日激烈竞争的背景下召开，又在双方的相互妥协中结束，太平洋上空密布的战争阴云得以暂时消散。作为20年以来美日尖锐对抗的顶峰和摊牌，华盛顿会议却出现了一个奇异的外交结果：目标截然不同、甚至对立的美日两国都实现了它们各自的会前对策。
从美国方面看，美国提出的对日10：7的海军优势、英日同盟的废除等等“每一个重大目标都达到了”。日本被迫在《华盛顿条约》上签字，美国似乎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从日本的角度看，日本也实现了会前的对策。虽然日本被迫接受了对美“七成”的海军限制，但这个比例是与当时日本的国力相称的。废弃英日同盟虽然为日本所不情愿，但也无可奈何，而且该同盟是以《五强条约》这种“体面”的方式宣告终结的，用日本政治家的话说，“英日同盟得到了一个体面的葬礼”。此外，《五强条约》是一个“冻结”太平洋现状的互不侵犯的同盟条约，对日本是有利的。在西伯利亚问题上，日本的“特殊权益”并没有受到撼动，日后终于成为威胁远东和平的一个重大隐患。
华盛顿会议建立起来的国际安全体系是极为脆弱的，既没有保证中国的安全，也没有有效地遏制日本，就连日美对抗也没有真正缓解。实际上《华盛顿条约》没有规定任何手段对违反该条约的行为进行制裁或惩罚，而只是代之以软绵绵的“道义”和“道德”约束，而从历史经验中可以看出，“道德”这种东西对日本是没有任何约束力的。而华盛顿会议的一个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促成了日本走向法西斯的道路。
从会议的结果看，华盛顿会议实际上对日美双方都是后患无穷的。在会议的两国主要议题，既限制海军军备和遏制日本在远东的扩张中，本来后者为因、前者为果，但受战后孤立主义、和平主义思潮影响的美国显然倒置了这两者的因果关系，把限制军备、弭兵消战放在了首位，为达到这一目的不惜任何代价，实际上等于从一开始就放弃了限制日本在远东继续扩张的最有效手段，即实际制裁和武力威慑。造成这种结果的更深刻原因是，美国在中国坚持的政策实际上是一种商业的、和平的经济竞争和市场竞争，美国从一开始就注定不会为了保卫中国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而与日本开战。而美国帮助中国取得了和日本一样的海军比例，实际上是寄希望于中国海军对日本海军的威慑和牵制，美国人当然知道中国当前的工业力量不足以建造和日本相匹敌的大舰队，实际上帮助中国取得更多的主力舰吨位份额并无助于这种情况的改善。因为中国要实现完全的工业化，还需要更多的时间。
从根本上讲，美国希望依靠自己的经济力量，通过和平竞争占领远东市场，而日本独霸东亚的既定国策也不会变，在无力同美国进行经济竞争的情况下，必然采取“断然措施”。因此美日矛盾终归不可调和，这也决定了“华盛顿体系”最终破产的命运。
“华盛顿体系”与日本独霸亚洲的野心是水火不相容的。其实早在巴黎和会召开之时，就有日本人近卫文磨以《排除以英美为中心的和平》为题，这样写道：“……对于垄断了巨大的资本和丰富天然资源的、兵不血刃地压抑了它国人民、使之不能自由发展而得以自利的经济帝国主义，要按同样的使用武力的帝国主义精神予以当然的否定……作为领土狭小、缺乏原料、人口不多、工业品市场贫弱的日本，在英国关闭殖民地之时，是无论如何也不能维护日本生存安全的。就是说，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为了自己生存上的需要，也不得不象战前的德国那样，采取打破现状的举动。”
而另一位日本国家主义者德富苏峰也提出了“亚细亚门罗主义”的口号，称“亚细亚的事情，由亚细亚来处理之。所谓亚细亚人，在日本国民之外，是不能担负此项任务的。亚细亚门罗主义，即由日本人处理亚细亚的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