曦雪注意到了杨朔铭的瞳仁突然闪过淡淡的红光，尽管她已经不是第一次看到他这样了，但她还是忍不住打了个寒噤。
“该是有个了结的时候了。”杨朔铭自言自语的说着，将报告还给了曦雪，来到了扶栏前，迎着金色的阳光，舒展了一下身体。
“什么事情有个了结？”曦雪忍不住在他身后问道，“你又要打仗了吗？”
杨朔铭回头看了看她，看到她眼中不自觉闪过的焦急之色，不由得有些惊奇。
“当然不是。”杨朔铭指了指脚下正在航行的巨大战舰，说道，“这些军舰，炮口永远是对外的。”
曦雪的脸一红，似乎为自己刚刚说过的话感到有些后悔。
“这个国家经历的战火已经够多的了，只要可能，我就不会让中国人自己打起来。”杨朔铭的脸上现出了一个无害甚至可以说是无邪的笑容，但却让曦雪感到一阵恶寒。
“有些事情，不一定非得打个你死我活才能够分出胜负，用一些别的手段，一样可以达到目的。”杨朔铭说道，“自从来到了这里，我其实学会了不少的东西。”
听了他这样一句没头没脑的话，曦雪感到很是奇怪，但她并没有向刚才那样的发出追问。
“暴风雨就要来了，我们下去吧！”杨朔铭望了望远处天空中浮动的大团乌云，对曦雪说道。
入夜，北京，中国青年党会所。
“果真象国社党说的那样，这一次的选举，是彻头彻尾的贿选。”
“在选举期间，跟徐树铮密电往来的各地实力派北洋军人，至少有十六人，参加选举的十七省中，徐树铮能够影响的占十二个省。换言之，除了赣闽滇桂湘等五省，地方首长几乎全部与之联为一气，控制选举。在多数情况下，徐树铮甚至直接把他要其当选的名单发给各省督军，让他们照单接受，这些督军也就真的照单接受，选出来的人，就是名单上的货色，一丝不差。徐树铮还称之为花钱‘买鱼’。真是岂有此理！”
“此次选举是复选制，由选区选出额定的初选当选人，然后由这些当选人互选出议员。初选时的票，比较便宜，只要把地方领袖如乡董、族长之类收买了，大批的票就到手了。初选买了，复选更得买。所以在复选的时候，买票特别明显，也特别放肆。凡参加选举的省份，几乎都有类似的问题。可以说，凡是地方军阀‘辅选’不力的地方，徐树铮的贿选的力度就大一点。买票卖票交易所在地，把市面都弄得热闹起来，尤以茶楼、酒馆、妓院为利市数倍。象保定原来娼业萧条，一等妓院只余三家，近自选举盛行，忽又添六家。真是让人难以置信。”
“贿选是需要钱的，选举就得要钱，其实选举本身就需要经费，如果想要操纵选举，收买选票，没有大把的钱是不行的。可段祺瑞操纵选举，他小徐这钱是从哪里来的？”
“这份材料上面已经说的很明白了，大部分也来自于向日本人的借款。日本人借款给段祺瑞的目的，主要是帮助其建立自己的武装。”
“这日本人的借款，这上面说是从三菱公司借来的。经手人，是曹汝霖和西原龟三。这上面说，西原借款中第一笔2000万元，有1700余万被用在了国会以及后来的总统选举上。”
“《顺天时报》公开报道说是财政部和交通部各出了70万大洋，很明显是远远不够用的。曾毓隽（段祺瑞的另一个核心幕僚）也说过，安福俱乐部成员的每月津贴，每人是300元，是徐树铮从陆军部那边儿截留过来的。”
“正是因为有了这大笔资金的投入，他们弄的这个为了选举才临时纠合起来的‘安福俱乐部‘，才能够大败风头正劲的研究系进步党，吞掉了本届国会的绝大多数议席，人称这届国会为安福国会。日本人一向精明，他们既然借钱给段祺瑞建立私军，对于这样大的用款破绽，应该不会没有觉察，但却一声不响，心甘情愿，做了一回冤大头。可见是早有预谋的。”
“我们应该把这件事公开出来。”
“我们现在应该是尽力防止中国赤化的危险，在这个时候拆段政府的台，只怕会帮了苏俄的大忙。”
听了大家的话，为首的一位一身黑色西服的学者模样的人扶了扶鼻梁上的金丝眼镜，沉声说道：“外抗强权，内除国贼一直是本党的宗旨，如今段祺瑞接受日款贿选，隐然已是日本侵华之帮凶，篡政之国贼，不可不除。俄国和日本同为我中华之大敌，二者皆需一样提防，不可偏废。”
这个人，便是中国青年党的党首曾琦。
中国青年党于1918年12月2日成立于巴黎玫瑰村共和街，发起人包括曾琦、李璜、何鲁之、李不韪、张子柱等12人。成立会议确定了该党的宗旨——“本国家主义之精神，采全民革命的手段，以外抗强权，力争中华民国之独立与自由，内除国贼，建设全民福利的国家。”从那时起，“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的宗旨一直被青年党坚持了下来。
中国青年党的成立，在某种程度上，有跟刚刚传入中国的共有主义思想分庭抗礼的意思。创始人之一的陈启天，在青年党成立时便郑重指出：“自民国成立以来，一般有志青年虽热心爱国运动，但并不热心政治活动。至俄国十月暴动之发，国内思慕布尔什维克主义之人甚嚣尘上，更有一班人依照苏俄及第三国际的指示，秘密成立，并多方展开赤化的政治活动。此辈始而在‘少中’会内进行赤化，继而决定加入革命党，挂羊头卖狗肉。革命党也开始联俄容布，使其得一发展的机会，于是从前热心爱国运动而不热心政治运动的有志青年，不得不起而设法抵制赤化的政治运动。”
青年党与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们之间的这种对立，最早可以追溯到“少年中国学会”的内部分裂。青年党领袖、创始人曾琦、李璜、陈启天、左舜生等人，早期都曾是“少年中国学会”的发起者与骨干分子。学会的宗旨，本来是倡导从事社会改造、远离现实政治的，但到了1919年前后，会员内部对是否参与现实政治，已出现了严重分歧；对如何参与现实政治的分歧则更大。青年党创始人李璜说：“早在‘少中’成立未久，因受世界思潮的影响，除少数会员仍抱不问政治，专攻学术的态度，如王光祈、周芜等人外，大多数的会员均因对改造中国观点的不同，而有了分歧，这种分歧，最早见于李与曾琦的通信讨论，李主张，中国问题为一世界问题，欲救中国，须先参加世界革命；曾主张，世界革命以现刻国际形势而言绝不可能，中国须求自强自救，国际主义只是理想，绝不可靠。”
李璜所描述的这种分歧，后来被简化为“**”与“国家主义”之争。当日，以黎寿昌、邓仲康为代表的一批“少年中国学会”会员，深受苏俄影响，认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时代已经到来，中国要想摆脱外遭强国压迫、内有军阀为祸的命运，必须铲除国内一切的剥削阶级，参与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中去，用黎寿昌的说法，是必须依靠俄国的力量，因为苏维埃俄国“是全世界劳农群众的祖国、先驱、大本营”。
但在以曾琦、李璜、左舜生为代表的另一批“少年中国学会”会员们看来，将中国革命的命运寄希望在苏俄身上，是靠不住的，因为任何国家参与国际事务，都必然以本国利益为出发点，所谓真正的国际主义，并不存在。曾琦在其1918年出版的《国体与青年》一书中，非常明确地反对“阶级本位”，而呼吁青年们“以国家和民族为本位”去思考中国的前途和命运。
很显然，曾琦、李璜们的“国家主义”，与黎寿昌、邓仲康们的“共有主义”，很难有相容的余地——前者强调“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后者推崇“工人无祖国”；前者主张全民的民主政治，后者信奉世界革命和阶级专政。这种分歧最终演变成激烈的争论——就在1920年春的某一天，曾琦、李璜、陈启天等人，与黎寿昌、邓仲康、张荫浩等人，在左舜生的寓所，就彼此的政治主张进行讨论，会议争论得非常激烈，据当时的一位少中会成员说，“斯时如有手枪，恐已血流成河矣。”
无论是在法国，还是在国内，中国青年党的核心人物“曾（琦）、左（舜生）、李（璜）”，与中国布尔什维克的早期核心人物如黎寿昌、邓仲康、张荫浩等人，从未停止过政见的论战。在法国，布尔什维克们有《血光》半月刊为阵地；曾琦等人则创办了《先声》周报；双方大致在同一时间回国后，曾琦等人又创办了《醒狮》周报，以抗衡布尔什维克们的机关刊物《中华青年》。
对于中国青年党来说，他们真正的政治诉求是希望中国走“国家主义”的道路。其建党宗旨“外抗强权，内除国贼”，一直为党员所坚持。曾琦作为青年党党魁，曾如此解释“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的含义：
“国贼之定义：国贼者何？即其行为有背于国民之公意、有害于国家之生存者是也。依此定义，以求实例，则吾人可发现若干之国贼，为国民之公敌，其在欧美日本有绝对不能生存者，在我国乃如蔓草之滋长焉，此吾人所为腐心切齿，而志在必除者也。”
“国贼之种类：国贼之种类本难悉数，估依上述定义，举其最显著如下：1，盗卖国权，摧残民命之军阀；2.营私舞弊，祸国殃民之官僚；3.假借外力，争夺政权之政党；4，朝三暮四，寡廉鲜耻之政客；5，把持地方，鱼肉乡民之滥绅；6，勾结外人，掠夺国富之财阀；7，破坏公益，专谋私利之奸商；8，欺世盗名，不负责任之乡愿；9，倚仗外人，压制同胞之教徒；10，扰乱社会，妨害国家之流氓。”
“强权之定义：强权者何？即以种种压力强加于个人或国家者是也。其方法有为‘直接的’或‘间接的’，吾人依此定义，以求实例，则有自称为列强之英、法、日、美、意诸国，最足以为强权之注脚。盖其侵凌弱国，有如虎豹之对犬羊，其凶暴直非人所忍也！”
“强权之种类，大别为下列四种：l，武力侵略政策(如直接以兵力占领土地是)；2、文化侵略政策(如提倡某国化的教育是)；3，经济侵略政策(如掌握经济命脉之关税盐税是)；4、宗教侵略政策(如派遣教士来华传教是)。”
从曾琦对“国贼”和“强权”的描述中，其实看不出中国青年党“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的建党宗旨，有专指苏俄和布尔什维克的意思。但是，此时的青年党人，已经看出了苏俄向中国输出革命的危险，因而曾琦在《醒狮》周报上，曾详细讲述了青年党与共有主义者们在“外抗强权”问题上见解的不同：
“所谓‘打倒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一语，乃自实行共有主义之苏俄发出，……而吾人信仰国家主义者，则万万不能与之苟同，其理由第一、为吾人认定列强之对华政策不一，其利害尤多相反，吾人但当分别对付，如土耳其之所为。断不能同时反对，遵苏维埃之号令。第二、吾人提倡‘国家主义’，但为保护本国，初无‘干涉他国’之意，‘打倒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一语，含有干涉他国内部组织之意，显然为一种‘世界革命’。在吾人自身尚受羁绊之际，恐无余力及此。第三、吾人若仅以打倒资本主义帝国为号召，万一世界上有非资本主义帝国而以武力临我者或据我之领土或强我奉号令，彼时吾人将何辞以对？故不如改为‘外抗强权’，表明吾人但求‘保护本国’，并不干涉他人，凡有以压力相加之强权国家，不问其为何种制度，吾人皆当依‘民族自卫’之原则，起而以武力抵抗之，此则国家主义者之天职也！”
“不错，现在日本对我国的威胁，要远远的大于苏俄。”另一位青年党党首左舜生说道，“你们大家看看这西原借款的条件，一半是交通银行的借款，名义上是为了稳定我国的金融体系，实际是想要控制我国的金融命脉，扶持我国政府内部的亲日势力。关于东三省的各项借款，其目的是想要巩固和扩张他们在东北的势力。铁路借款，是想要将手伸到京汉线和京浦线，而关于军事方面的，是想把手伸到我国的军队建设和军械制造方面。这可是当年‘二十一条’第五号里面的内容啊！其用心险恶如此！”
“而且这借款多数还打着民间借贷的名义，就是为了掩人耳目！”
“不错，从来在中国存在的所谓‘日本民间力量’，其实都不是真的民间，只要是日本人插手的事，肯定就没有好事。”
“所以我们现在就不能还坐在这里了。”曾琦起身说道，“我们必须要采取行动，号召全国人民起来，让段政府下台！换上一个好人做的政府！”
“我党成立未久，势单力孤，这件事是国社党那边最先发现了，倒不如我们两党联合行动好了。”有人提议道。
“国社党首倡科学、民主、自由，亦以国家主义为圭皋，与我党宗旨相近者极多，此次不妨联手行动好了。”左舜生表示了赞同。
“进步党是自袁世凯复辟以来唯一跟皖系结盟的文人政客集团，这一下和段政府分道扬镳，所以他们那边，我们也不妨暗中通报一下，他们那帮人都是老牌的政客，长于政争，把他们也发动起来，成功的把握更大一些。”
“我们手里虽然有证据，但也不能掉以轻心，把这事看得太容易。”曾琦说道，“段祺瑞是‘再造共和’的元勋，在袁世凯死后上台执政，他所代表的并不只是他自己的那个皖系，而是整个北洋系。即使在北洋内部，也大多这样认为。现在的北洋系，虽然已经存在内部的派系，但尚未明显分化。段祺瑞原本就是袁世凯麾下的第一号北洋人物，而且没有参与洪宪帝制，还颇有微词，上台执政之后，不仅北洋系一致拥戴，就连南方也表示认可，‘北蔡南杨’无一人有异词，甚至于原来属于海外革命党系统的一部分人也表示可以接受。单单一个贿选，是扳不倒他的。想要扳倒他，必须要着落在这借日款的目的上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