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治元年（1864年）四月，距嘉永七年（1854年）三月整整过去了十年，距安政五年（1858年）六月差不多是八年，据安政六年（1859年）六月近乎五年。
这些日期代表的意义是：
1854年《扶桑米人和亲约定》签署，扶桑正式开国；
1858年《扶桑米人修好通商条约》签署，正式承诺对外通商；
1859年7月1日，长崎、神奈川（横滨）、箱馆三港开埠，扶桑通商正式开始。
这些年来，扶桑的对外策略反复动摇，进而平添了无数风波，到了元治元年（1864年）四月，终于赢来了一个总爆发：
作为激进攘夷派的标志，以奉敕意密旨之名，长州悍然于“葵祭”当日上洛兵谏！
自庆长二十年（1615年）的大坂夏之阵后，这是249年之后，扶桑近畿发生的第一场大规模诸侯混战。
至此，德川幕府维系了200余年的“太平盛世”，也彻底进入了落日余晖的阶段。
这次长州进兵的目标“京都”，古称平安京，坐落于山城国内，西、北、东多山地，南部较为平坦。
嵯峨、山崎和伏见街道，分别在京都的西南和正南之间，长州兵马从三方向开始进攻，打的就是乱中取胜的主意。
不过本来只有二千兵马，还要三个方向，多少有些力不能及:
伏见街道最为宽阔，长州藩将主力选锋队千人放在此处，以来岛又兵卫为前锋，总大将福原元僴坐镇后方——虽然名义上，长州兵是护送世子毛利定广上京自辩，可实际上，因为兵危战凶，定广从头到尾都没进过近畿，只有影舞者在糊弄人罢了。
嵯峨、山崎方向，则是由奇兵队千人布阵，由久坂义助等人统领。
只所以这样布阵，完全是长州方面信不过奇兵队的战力：
选锋队由长州武士、足轻组成，器械精良、补给充分，而奇兵队呢，则类似乡兵组织。
虽然在去年的下关之战中，奇兵队证明了自己的实力，当时选锋队被正面击溃后，是奇兵队大发神威，通过游击赶走了登陆的三国联军。可在选锋队眼中，奇兵队靠的是骚扰，算起硬碰硬的实力，其依然不入流。
可在元治元年（1864年）四月的这场“葵祭之乱”中，事实证明，选锋队可比奇兵队差远了：
拿着少量鼻烟壶、大量米尼前膛枪、配有拿破仑前膛炮的选锋队，从开战到溃败，根本连伏见街道都没冲破；
反倒是奇兵队，尽管手里连青铜炮都没几门，但凭着手里的滑膛枪，居然生生杀入京都的下京。
当然，事后各方分析，这可能也并非选锋队之过——面对“扶桑第一强兵”，白主藩兵用的可是连珠枪、机关炮和后膛大筒，这谁打的过啊！
可尽管如此，大家也无法否定奇兵队的战绩，毕竟人家靠手里的滑膛枪，居然一度压过对面的会津兵马。要知道，会津兵手里可是有鼻烟壶枪和拿破仑炮的，双方军械同样有代差。
而且，从人数上看，选锋队和奇兵队的对手更是比例悬殊：
选锋队是一千人打白主八百，是以多打少还被一击而溃；
而奇兵队呢，近乎一千人打一万，对手开始是两千会津兵，后来桑名、彦根藩、阿波、备前、因州、米泽等诸侯兵马一拥而上，恐怕连神鬼面对这种局面，也无法逃脱败亡的命运。
不过呢，长州奇兵队和选锋队战力的孰强孰弱，只是这场“葵祭之乱”引起的一个话题，而震惊扶桑乃至惊动西洋诸国公使的，却是此战引起的种种争议：
首先呢，很多人对长州以卵击石表示难以理解。
事后根据有心人统计，当时在京都的有八十多家诸侯。
其中，京都守护松平容保会津兵有两千，新任京都京都所司代，松平定敬的桑名藩兵有一千多，受幕府命令守备近畿的彦根藩有兵马一千。
再算上将军家茂上洛带的两千幕兵和一千白主兵,光这
些，幕府方面在京都就有七千兵马。
要是再算上外围的大坂定番、大坂加番和附近诸侯，那这么算下来的话，长州以两千正面挑战数万，莫不是疯了不成?
其次，京都各方在葵祭之乱的表现也颇为可疑。
本来呢，事前说是扶桑皇帝要亲自出席葵祭。
可实际上，等正式典礼的之前，公卿和诸侯们才惊讶的发现，御辇里空无一人。这时关白二条齐敬才慢吞吞地告诉大家，因故扶桑皇帝来不了，这次临时由他代理祭祀。
问题是，征夷大将军的马车也是空的。
另外呢，六位国是参与，庆喜、庆永、容保加岛津齐彬、山内丰信、伊达宗城，其实也一位都没到。
而且不光这些人没到，新任京都所司代的桑名松平定敬、受幕令守护京都的彦根，上洛兵马稍多的阿波、备前、因州、米泽、淀藩等等，其首脑全部未到！
因此呢，当京都四处火起的时候，出席葵祭的所有人都知道有大事发生。
不过呢，春江水暖鸭先知，之前京都内外就充斥着紧张的气息，各家都在拼命约束人手，如今这不过是图穷匕首见，倒也没啥可大惊小怪的。
虽然如此，可事后大家发现，“葵祭之变”中，除了攘夷浪士外，近乎所有人都站在了长州的对面，这件事呢，还是引起了惊叹：
“本来意见不一、立场不同的各家，居然能一致合力怼长州，这件事不管怎么想，都觉得有些难以接受！”
可不接受也不行啊，毕竟事实如此。
尽管事后，公卿西园寺、“禁里御守卫总督”一桥庆喜的谋主藤田彪，两人被发现为在长州营中为乱兵所杀，但一句“受命前往安抚，可惜未成反被残害”，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
至于为啥浪士在京都四处纵火时，有相当多的各家藩兵，自发前往将军家茂驻跸的二条城附近，当时剑拔弩张，这也肯定是误会啊。
甚至政事总裁庆永的越前福井藩，有五千兵马突然出现在京都，这是从琵芭湖西岸急行军到京都，还是早就埋伏好了，这些也不必深究。
反正呢，尽管长州丧心病狂以卵击石，虽说京都当时兵乱叵测难言，可结果却是一团和气：
到最后，近乎所有在京的势力都参与了打击长州，可怜长州两千人，战死的战死，被抓的被抓，几乎没有漏网之鱼。
事后，“禁里御守卫总督”一桥庆喜、“京都守护”松平容保、”京都所司代”的松平定敬三人为朝廷大加褒奖。
而击溃长州主力选锋队的白主松平家，也荣耀异常——家主茂敏从不伦不类的“南桦太守”被提升为正四位下的“兵部卿”，而笔头家老堀直秀，也官复原职“安房守”。
之后在收拾残局的五月初，又有一条喜讯传来：
长州家主毛利庆亲“幡然悔悟”，在前侧用人吉田矩方、前佑笔麻田公辅、前大目付长井时庸、前前奇兵队总督高杉春风的“协助”下，以留守的奇兵队为骨干，开始尽除藩内的激进攘夷派。
至于落难长州的朝廷七公卿，尽管病死了一个，可中山忠光，在前一年天诛组之变事败不是偷偷跑到长州了么，于是这又凑成了七个，都被抓了，和毛利父子一起，乘船上洛请罪——是长州通告，大家这才知道，原来生野举兵的泽宣嘉，也偷偷溜回长州了。
说起这个，公卿、诸侯无不惊惧：
本以为四月“葵祭之变”后，长州和幕府还要做过一场。可没想到，长州居然就自己垮了。
这怎么可能呢？
长州神道昌盛，上下武力攘夷氛围浓厚，虽说精兵都拉出来参与“葵祭之变”，可破船还有三斤钉，考虑到吉田矩方等人之前又失势了，这翻盘也太容易了吧?
可后来等六月初毛利父子、七公卿在大坂上岸后，大家这才明白：
原来，护送的是萨摩、佐贺、筑前福冈三家的战船啊！
这下子真相大白，说不得毛利家这场变动，是岛津、锅岛、黑田三家在外发力
，吉田等人在内呼应，这出兵空虚又被内外夹击，难怪毛利家垮的这么快。
其实呢，这真是个误会，三家诸侯是派兵了，可主要原因还是毛利家在“葵祭之变”中败的太惨，这心气没了，加上吉田、麻田长井和高杉等人蓄谋已久，这才一战成功。
此时，因为“葵祭之变”的发生，将军家茂、六位国是参与及各家诸侯，全都留在京都未走。
这长州国主毛利父子加七公卿上洛请罪，大家商量着怎么论罪好了：
七公卿呢，因为被扣了传假敕旨的帽子，所以“葵祭之变”加以前的问题数罪并罚，免官、出家且流放北地虾夷。
相比他们而言，毛利父子的处罚就轻多了。
因为过去“被家臣蒙蔽”，后来又“幡然悔悟”，在将军家茂等人的坚持下，两人并未受到实际的责罚。
不过对此大家都没啥可说的，这不处罚可比处罚很多了：
如果处罚了，不管多少，这也算同甘共苦，日后未必没有翻转的希望；
可这不痛不痒的就是说了几句，毛利父子就坐蜡了——同盟的公卿没落好，奋战的家臣死的死、贬的贬，就你俩挑头的啥事没有。这长州内部怎么看、外人怎么看，以后如何取信于人啊!
至此，将军家茂上洛的大事完全解决，对外减税、暂停横滨锁港，被各方捏着鼻子忍了；三国炮击下关的变动，也因为长州自乱，这事也自动解决了。
元治元年（1864年）六月底，将军家茂、政事总裁庆永、国是参与岛津齐彬、山内丰信、伊达宗城尽数离开京都，留下“一会桑”稳定近畿。
“一会桑”嘛，指的是“禁里御守卫总督”一桥庆喜、“京都守护”会津藩松平容保、”京都所司代”的桑名藩松平定敬。
到了这时，扶桑政局已经明朗，过去的纷争终于被做了一个了断：
激进攘夷的长州彻底转向，武力攘夷的各家也偃旗息鼓，只有号召开国的幕府及其盟友大占上风。
至于幕府的“十年攘夷”计划，有减税和暂停横滨锁港的例子在前，那是否还进行下去就只有天知道了。
按理说，扶桑攘夷风潮的高涨，来源于开埠后的物价沸腾——尤其是粮食，幕府这么明目张胆地延迟攘夷，那还不闹出大乱子来。
可实际上，乱子是有，但各家各地都没闹起来：
事后各方才发觉，就在元治元年（1864年）四月“葵祭之变”前，幕府、白主、陆奥乃至越前、萨摩、佐贺、筑前福冈、土佐、宇和岛等各家背景的商船，开始大举运粮到各地。
这粮食一多，物价就被平抑，而民心也自然稳定。
可这么多的粮食怎么来的？
幕府对外宣称的是，箱馆打通了和米人的太平洋东部航线，北米粮食自然就源源不绝。
可这糊弄百姓、町人还成，诸侯对此都不予置信：
虽然米人因南北之战在扶桑的商人少了，可少了不等于没有啊！
打听过了，这北米是盛产小麦等，可这箱馆来的粮食，其中夹杂了大量稻米，这不是睁着眼骗人嘛。
考虑到幕府在今年的二月到四月，曾派“健顺丸”访问中华松江，因此大家都觉得，这是幕府掩人耳目，其实这批粮食有来自中华的稻米。
可据各家扫探，和历六月西洋历7月19日，湘军轰塌天京太平门，中华长发之乱初平，这中华百废俱兴，哪有大批粮食出口啊。
而且呢，运到北地箱馆不是运到九州、大坂，这样的航线也有蹊跷啊。
但不管怎样，手中有粮不慌，只要有源源不断地便宜粮食，幕府说这是北米的，那就北米好了。
扶桑政局的动荡，根源来自各方的忧虑，靠着能提供大量粮食，表现出解决时艰能力的幕府，顺利渡过了元治元年（1864年）的危局。
而经历了文久三年（1863年）至今的探索，小栗忠顺首倡的西洋式殖产兴业，也开始显露出了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