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宝现在的确是给顾秉谦出了一个历史性的大难题。
也难怪张维贤那么自信，顾秉谦会具名，会替代韦宝上这道奏本。
天启崇祯两朝的国家税收，到底是多少，本身就是个迷。
后世没有任何文献能够完整反应天启、崇祯两朝一年具体财政收入及支出数字。
明代堪称完整的财政收入和支出数字，也仅仅是万历六年的。
茶税改完是海关税，自隆庆开禁以来，无论白银流入还是财政税收，都成了朝廷重要的收入来源。
隆庆开禁以来，海关税成为朝廷重要收入来源。
万历六年，全国财政收入全部折银，共18100167.73两。
其中田赋共16197189.70两，占比89.49%；钞关402308两，占比2.22%。
那万历年间的海关税有多少呢？
福建：《东西洋考》：“本府军需往往告匮，即隆庆间开设舶税，仅数千金，万历间增至万两，以此佐之，犹且不敷，动请司饷济急，往牒具在也。迨十三年增税至二万余。”
才二万两，连田赋的零头都比不上。
广东：《广东赋役全书》：夷舶饷原额银二万六千两，续因缺额太多，万历三十四年该司道详议两院会提，准允减四千两，尚实额二万二千两。
海关税收连田赋收入的零头都不上。
在魏公公治理下，又拖欠了不少银子。
嘉靖十八年以后，明廷就裁撤了全国绝大部分镇守太监，仅留南京、凤阳、承天、太和山等地的守备太监。
天启六年，明熹宗高举“成祖旧制”的大旗再度派遣内官镇守地方，当时有镇守太监的分别是辽东、山海、蓟镇、宣大、山西、皮岛。
但明熹宗的这一决定遭到顾秉谦、黄立极、冯铨、王绍徽等人的激烈反对。
魏公公忠诚的干将顾秉谦、黄立极、冯铨、王绍徽也是东林党吗？他们都是阉党。
韦宝曾经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李自成可以推倒明朝，为什么太平天国不能推倒清朝？
同样都是王朝末期，清朝末期更加腐朽，太平天国农民军也比李自成农民军厉害，为什么太平天国没能推翻清政府。
17世纪的哈布斯堡相比19世纪的列强是废物。
既没有派出理财专家帮助大明打理市舶司，监督大明按章收税，也没有以无敌舰队为后盾派特使深入内地，警告张献忠泥腿子不得进入武汉三镇这种通商口岸。
也没有出动海军陆战队武装保卫江南，保住大明的钱袋子。
更没有让三十年战争后的老兵、浪人下岗再就业，华伦斯坦在大明兼任剿匪总兵官，军事顾问，直接插手军队的指挥和训练。
太平天国的失败固然自己存在很大的问题，但如果认为洋人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不重要，那也是不对的。
天京事变固然对太平天国的意识形态和组织架构有毁灭性的打击，但二鸦造成的咸丰北狩同样对清廷的威信打击巨大，连留在北京的文武高官私下和英法使节沟通时对前途都不看好，那段时间曾国藩的举止也十分微妙。
这个时候外国列强的态度就成了上了秤的砝码。
因此虽然民间乃至下议院对太平天国持同情态度的不乏其人，但保守党控制的上议院最终还是选择帮助清廷渡过危机，采取了叫停和天平天国的外交接触，警告太平天国不得进攻通商口岸，勒令本国商人不得和天平天国贸易，帮助清廷运送军队，出动军事顾问协助清廷训练军队，乃至在江南地区亲自下场和李秀成大战等举措。
考虑到当时的投送能力，这基本就是列强干涉的极限了。
因此教科书上说太平天国是被中外反动势力联合绞杀并非虚言。
就明清自身来讲，末期面对的核心问题其实差不多，都是人口超过了土地承载力的极限，只不过明是陕西人口先超过了土地承载力的极限，清则是两广地区的人口由于一鸦的影响率先进入极限。
差异主要在这么几个方面。
明吸取唐的教训，镇压农民起义时不放开团练，这就导致应对起义的弹性很差，一旦中央军团灭就是血崩。
而清吸取明的教训，在嫡系八旗被一路暴打后最终决心放开团练，太平天国除了要和八旗大战外，还要和组织起来的各路土豪凝结核比如湘军血战，华夏处处都是武德高地。
太平天国最初起势一日千里时，政策过于激进，基本没有给士绅留出足够的合作空间，再被曾剃头卫道除魔一带，基本是势同水火。
中期在天京好不容易搞出了个正式政府的架子，天京事变自己一波搞废。
后期逐步转为民族主义宣传后，在和地方士绅的合作上有一定进步，但是洋人强势支持清廷的态度很难让他们下决心上天国船。
总得来说，在争取士绅支持上做得不好。
大顺在这方面做的行不行，智者见智，但其实还行，大顺的口号并没有脱出传统改朝换代那一套，襄阳建制后在招揽地方士绅上总体做的还可以。
甲申年的崩溃与其说是考掠不如说是战略上的决策失误。
毕竟伴随着的对复社在京青年才俊的招揽工作成效很大，连复社头面人物周钟都为大顺起草南征檄文，说煤山战神是“暴比桀纣”。
领袖层面，李自成其实个人魅力和才能都还可以，礼贤下士，宽以待人都做过，即使极为抹黑他的明史也承认他生活简朴能和士卒共甘苦。
而阿洪无论中外留下的记载中形象好像都不怎么样兰贵人治国不行，但政治手腕其实没得黑，在八旗勋贵、汉人文官、保守派、洋务派几个鸡蛋上跳舞维持平衡。
但另一方面，她本身对权谋的渴望对国家就不是什么好事了，典型就是庚子国乱。
换爱新觉罗上来，还真不一定能在那么复杂的政治环境下维持下去，事实也是如此。
而明思宗的手腕、用人、政策确实就是两个字——操切。
最后一点则是太平天国虽然还是在古代农民起义的框架内，但已经有了新时期革命的萌芽，因此并不适合和明末农民起义在内的古典农民起义做成败比较。
太平天国对意识形态构建、传播和利用的重视，其实和传统宗教起事，比如义和团，是有显著区别的。
太平天国与西方交流后拟定的现代化蓝图指出了传统道路外的另一种可能，这都是极有意义并且在未来以不同程度重现的事情。
太平天国虽然没能推翻清政府，但它后期推行的反清民族主义宣传，以及间接推动汉人地主掌握大权，都为清王朝的最终垮台发挥了重要作用。
而李自成攻克北京就是明末农民起义的辉煌巅峰了，之后因为急功近利导致被八旗大军入关摘桃了。
可以说，太平天国虽然失败了，但却标志着新时代的黎明。
李自成推翻明朝北京中央政府虽然成功了，却是明末农民起义悲剧的开始。
因此从历史的宏观角度，谁更成功，还真说不好。
说朱由校重用魏公公下大棋的都属文盲，绝无例外。
为什么呢，很简单，朱由校重用魏公公，不是天启四年和东林完全决裂之后，而是泰昌元年朱由校登基后不久。
泰昌元年八月初一日，光庙登极，拟册立先帝为东宫。
是时逆贤尚列库衔，暗与客氏深谋，遂相与刻意拥戴王太监安，而客氏又巧逢迎之，无不可者，遂充东宫典膳局官，此缺客氏力也。
一个在1620年8月还只是名列甲字库库衔，之后也不过是东宫典膳局官的货色，在天启即位后可以说是火箭一般的蹿升以御马监太监魏进忠提督宝和三店。
泰昌元年九月二十四日条及先帝即位数月，二人因宠渐相冒嫉，于乾清宫暖阁内醉骂相嚷。时漏将丙夜，先帝已安寝，而突自御前哄起，司礼监掌印卢受、东厂邹义、秉笔王安、李实、王体乾、高时明、沈荫、宋晋等皆惊起。
是时逆贤已升秉笔掌惜薪司印，魏朝已改名王国臣升乾清宫管事掌兵仗局，并跪御前听处分。
从泰昌元年八月的东宫典膳局官，到泰昌元年末，魏公公这货已经从东宫典膳局官先提督宝和等三店，之后又升司礼监秉笔掌惜薪司。
按刘若愚的说法，天启初年逆贤即掌惜薪司、内府供用库、尚膳监印，督宝和等店。
司礼监秉笔这种例由文书房宦官任的机要职位，魏公公在短短几个月就当上了。
即刘若愚所谓：逆贤自泰昌元年冬升秉笔，凡不识字而躐跻秉笔者，穆庙时孟冲、神庙张明、先帝时魏忠贤、孙暹、王朝辅五人而已。
这种蹿升速度和破格提拔，显然不是魏公公自身能力有多高，而是魏公公从小服侍熹宗，而作为东宫旧监，魏公公从熹宗那里得来的回报。
同样是司礼监大太监的刘若愚笔下记载的魏公公和熹宗小时候的情形。
光庙在青宫淡薄，先帝既诞之后，生母才人王老娘娘无人办膳，贤遂夤缘入宫，办才人及先帝之膳，其介绍引进者近侍魏朝。
魏公公和朱由校的联系，最初是魏朝引进，魏公公则为熹宗及其生母王才人办理膳食而搭上的。
贤性狡猾，指称办膳为名，于十库诸内臣如药张等，皆骗其食料，醯酱或财物、玩好，以至非时果品、花卉之类，必巧营取之，而转献先帝以固宠也。
万历时宫禄不恒给，皇孙苦之。诸阉戏曰：陛下万岁，殿下亦万岁。吾辈待小官家登极，鸿恩有河清耳。而忠贤独恭敬，时进饮啖，中其欲。
魏忠贤必然能依靠这种机会时常与幼年时的熹宗常常亲近，为其进献各种玩物，与其奠定一定的感情基础，这是外廷的官僚无论如何无法比拟的。
实际上，从之后熹宗自己所说之话，也能感受到熹宗对魏忠贤的感情。
忠贤事皇考于春宫时，朕在襁褓间，便赖护卫，迨圣母升遐后，朕殷忧危险，皆所饱尝，服食起居，总忠贤是赖。
当皇考弥留之际，曾云：内侍忠直，不避行迹，独此人耳。
由此可见，魏公公的步步蹿升，既不是什么下大旗，也不是什么能力出众，本质就是青宫旧监，有护理之功，作为熹宗的心腹太监而被逐步提拔。
与其可以类比的是熹宗朱由校他爹，光宗朱常洛提拔的邹义。
初万历庚申秋，神庙宾天，光庙念典玺局郎邹义潜邸劳久，升秉笔掌东厂兼尚膳监印。
一朝天子一朝臣，邹义能升到司礼监秉笔掌东厂监掌尚膳监，靠的就是在朱常洛潜邸劳久。
同样，魏公公能在短时间内升司礼监秉笔掌惜薪司兼提督宝和三店，靠的也是在朱常洛、朱由校潜邸劳久的缘故。
魏公公勾搭上客氏，并一脚踢开其恩人魏朝，之后正大光明的与客氏来往，也进一步增加了其在熹宗心里的分量。
原因也很简单，客氏对熹宗太过重要，甚至难舍难分，其原因多样，但主要仍不外乎客氏从小照顾熹宗起居。
可以从熹宗的敕谕里看出其对客氏的感情。
兵部等衙门接出圣谕：盖闻侈功笃物，朝廷有崇报之章；恩泽溥颁，臣下无向隅之念。朕昔在襁褓，气禀清虚，赖奉圣夫人客氏事事劳苦，保卫恭勤。不幸皇妣蚤岁宾天，复面承顾托之重。凡朕起居烦燥，温饥暖寒，皆奉圣夫人业业兢兢而节宣固慎，艰险备尝，历十六载。及皇考登极匝月，遽弃群臣，朕以稚龄，并失怙恃。自缵承祖宗鸿绪，孑处于宫壸之中，伏赖奉圣夫人倚毗调剂，苦更倍前。况又屡捐己俸，佐桥工、陵工，助军鼎建。逆想青宫夙绩，曾成鞠育渺躬，加以累次急公，而懿德益茂。亘古今拥祜之勋，有谁足与比者？外廷臣庶，那能尽知。简在朕心，于兹十七载，盖未忍一刻忘也。今朝廷三殿庆成，捷音迭奏，朕感今怀昔，加尚良深。诗不云乎：无德不报，奉圣夫人可特加恩荫，用彰殊典。该部即便议拟安确，速奏闻，以昭朕与念今简元功、恪遵皇妣顾托至意。特谕。
看这份敕谕，再联系一下之前熹宗对魏公公的描述，那就很简单了，这就是对奶爸和奶妈的感情，这种从小到大的感情，不是外廷几个大臣随便弹劾一下就可以改变的。
熹宗对魏忠贤的奖励也不是天启四年之后才开始的，泰昌元年九月，就廕其兄魏钊为锦衣卫正千户，天启元年正月因魏忠贤侍卫之功，于陵工完成时叙录，当年九月叙功，熹宗还特地除高时明之名，而叙魏忠贤，被魏忠贤辞免。
天启二年正月、天启三年七月又叙功，可想而知熹宗对魏公公的宠信。
此外，弹劾魏忠贤也不是从天启四年六月开始的。
泰昌元年九月，杨涟就弹劾魏忠贤参与盗宝案，后被查出魏公公和这个案子没有关系。
接着刘宗周、周宗建、王纪、方大任、王心一等都接二连三弹劾魏忠贤、客氏等。
魏公公在内廷是越做越大，天启三年下旬又兼掌了东厂，反而是刘一燝、周嘉谟、王纪等纷纷去位。
东林在外廷盈朝的时候，丝毫抵御不住魏公公在内廷的盈朝。
王体乾既掌司礼监印，逆贤既窃柄，遂升梁栋、诸栋、史宾、裴昇、张文元为秉笔，而杀王太监安，复驱逐原选熹庙张后之刘克敬于凤阳而亦矫旨杀之，摈斥掌东厂之沈荫而畀宋晋，驱逐大臣王纪。
顾秉谦看向韦宝的眼睛，韦宝的目光很清澈。
“你真的愿意放弃海防总督衙门，让旁人出任总督？你什么都不要，只想让大明凑集到银子？”顾秉谦疑惑的问道。
“自然！”韦宝道：“我对陛下，对大明忠心耿耿，日月可鉴。”
顾秉谦点了点头，对韦宝的印象大为改观，还真看不出来韦宝居然是一个忠臣？
贪归贪，但并不是所有的贪官都不忠诚的。
顾秉谦见过的官员太多了，包括他自己就是巨贪，但是顾秉谦认为，该为大明效忠，为陛下效忠的时候，他顾秉谦也不会比旁人差！
“爵爷，要不然这样吧，老夫与你联名上奏，你看怎么样？”顾秉谦退了一步，被韦宝说动了。
韦宝笑了笑，给顾秉谦讲了一个有关于大秦帝国战神白起的故事。
战神白起以16万的秦兵包围45万赵军，杀25万，降20万而这20万降卒尽数被杀。
白起自己不愿，也不忍杀降卒，但在王命不可违的情况下又不得不杀。
此且不说，但当他想乘胜攻取邯郸，消灭赵国的主张遭到秦昭襄王的否决，半年之后秦昭襄王又要他重新带兵攻打邯郸，他审时度势，认为时机已过，出兵必败，昭襄王不听，果然损兵折将。
昭襄王再次请他出征挽救败局，他说：为将者，明知战不能胜，却还要牺牲士兵生命，他不能这样做。
此后，无论是丞相范睢威胁利诱也好，王上施压督促也好，他都推脱不去。
一个专制王权下的臣子，能够这样爱惜士兵生命，为了秦国的国家利益，百姓利益以及王上的长远利益，如此不顾个人安危，实乃古今罕见，难怪他能成为战神。
战神者，能够把国家利益和士兵生命放在首位，审时度势，依据实际不受干扰的做出正确决策。这是基本规矩。
昭襄王关注的是“你把我放在什么地方？”
然而，作为一国的至高无上的王，秦昭襄王更重视的是自己的权利，重视的是臣僚对自己的忠诚，对自己的绝对服从。
至于国家的利益，民众的利益，士兵的生命，那都在其次。
面对战神白起对战争前景的透彻分析，他显然知道战神是正确的，但他恼火的是你白起口口声声的秦国利益，士兵生命，“你把我放在什么地方？”
历史的真实究竟是否这样，想不探究。
儒教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率土之滨，莫非王土。
王永远高于臣民，重于社稷。也许剧作者对此不满，所以塑造了这样一个情节。
登上社会巅峰的统治者，极少有把民众和国家利益放在自己的利益至上。
出身草莽的大明太祖诛杀功臣，想的就是为自己的儿孙稳固最高地位。
从孤儿寡母手中夺得最高地位的赵匡胤杯酒释兵权，担心的是武将们像他一样发动兵变。
就是那个世代颂扬的李世民，他也只是知道“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因而对“水”实行宽松政策，又何曾把民众利益国家利益放在前面？
为官之道，要把掌权者的利益，尤其是最高掌权者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这就是官场的潜规则。
忠臣终究都输给了奸狡。
秦昭襄王与范雎君臣单独对话，秦昭襄王明确的说范雎是阴险奸诈的小人，但却表示自己喜欢范雎，原因是范雎能够绝对的服从他，投他所好。
这就是掌权者与奸狡小人的关系。
但忠臣就不一样了。
战神白起信奉的是自己的能力，他的地位是在出生入死的刀光剑影中拼杀出来的，他的战神名声是靠他浴血奋斗出来的。
因此，他认的死理就是国家社稷的利益，是士兵的生命鲜血，是颠扑不破的战争规律。
这样的良臣，从来都不招掌权者的喜欢，但掌权者又迫于形势需要不得不用。
一旦掌权者认为已经失去了利用价值，这些良臣就会被弃之若破履。
司马迁笔下的“飞鸟尽，良弓藏，走兔死，猎狗烹”就是这个意思。
战神白起在王亲自登门也不肯出征的情况下，先是被解职，后是赐死。
战神白起靠的是百战百胜的能力，范雎靠的是巴结逢迎的嘴皮。
能力斗不过嘴皮，战神良臣败给奸狡小人。
纵观历史，这也是一条规律。
忠臣，忠于谁？
中国的传统思想把“忠”作为极为重要的道德要求全体国民，中国历史充满了对忠臣的歌颂和褒扬。
表面看，这是绝对的正能量。
但是战神白起的死明确不过的提出了一个新问题。
臣子应该忠，但应该忠于谁？
忠于国家，忠于人民，还是忠于皇帝或国王一人。
儒教传统特别强调“君君臣臣”，强调“普天之下莫非王臣”，提倡的“忠”至始至终都是对最高统治者皇帝或王的忠诚，而且这种忠是无条件的，绝对的。
这就是人们经常说的“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
哪怕这个君是倒行逆施的昏君，暴虐无道的民贼。
所谓“孔子著春秋，乱臣贼子惧”，其实就是提倡的这种毫无道理的忠。
最典型的是“赵盾弑君”案。
一个不理朝政、沉湎欢乐，草菅人命，以杀人取乐的暴君。
他不顾百姓死活的搜刮民脂民膏来装饰他的宫殿。
在宫殿上公然以强弓硬弩射人取乐，因为煮出的熊掌不对他的胃口就杀了厨师，宠信佞臣而残害忠良。
托孤老臣赵盾勤于政事、为民做主、克己奉公，多次规劝竟遭到他的厌恶，便派武士鉏麑刺杀赵盾，鉏麑佩服赵盾忠心，触槐而死，以表自己不能杀忠臣，也不能违背君命。
刺杀不成，就想在酒宴上杀死赵盾，武士提弥明牺牲自己救下赵盾。
赵盾为了避祸逃出晋国避祸，走到半路就传来了赵穿杀死暴君的消息。
晋国臣民都为此庆幸，但史官董狐在史书上却记下了“赵盾弑其君”并公示于众。
孔子就明确的评价董狐正直，批评赵盾是“弑君”的乱臣。
这就是儒教的忠诚观。
皇帝可以无道臣民不能不忠。所谓忠，就是忠于君，而不是忠于国，不是忠于民。
战神白起处处为秦国秦人着想，忠心耿耿，毫无二心。
但他的悲剧恰恰就出现在他的忠心耿耿上。
他忠于的是大秦这个国家，他爱护的是秦国人民、士兵的生命，是国家人民的整体和长远利益，这正好犯了君王的大忌。
站在独裁者君王的角度，你越是对国家社稷忠心耿耿，越是对国民百姓忠心耿耿，你就越是让君王不安。
道理很简单，你今天为了国家人民能够抗命，明天就可能为了国家人民反对甚至背叛国王。
正因为如此，战神白起不能不死，非死不可。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亚圣孟子的这个观点只是说说而已，纵观中国历史，历朝历代那个王朝实行过。
那个所谓大儒执行过。
公认的爱国忠臣岳飞，他是抗金名将，但他的抗金丝毫没有为人民为国家的意思。
史实明摆着，为了君王的统治，他可以将已经收复的失地放弃，率领岳家军离开抗金前线去洞庭湖残酷的镇压农民军。
在镇压农民军之后，他再次北伐，朱仙镇大胜之后，金人胆怯，敌占区人民纷纷起兵响应，形势一片大好，但他却又因为皇帝老儿的金牌圣旨放弃了所有收复的土地，把大兵撤回江南。
他对赵宋皇帝够忠心的，至于国家民族，还有金人铁蹄践踏下的人民，还有抗金战争中牺牲的无数将士，他才不关心呢。
但就这，他还是被宋高宗赵构处死了。
赵构的祖先曾有规定，七品以上的官员都不能处以极刑，纵观赵宋王朝历史，岳飞是唯一被处死的国家大员，而且是非常诡异的罪名——莫须有。
莫须有说白了，就是因为岳飞说过“直捣黄龙，迎回二圣，徽钦二帝，这二圣可能威胁到高宗的地位。
触犯了最高统治者的利益。
岳飞尚且如此，帝皇又岂肯容忍任何把民和社稷放在自己之前的臣僚。
顾秉谦听韦宝说了一大篇，晕头转向，“你什么意思？爵爷你聪明绝顶啊，你怕被人说，想让我一个人顶锅？”
“只能是首辅大人一个人顶锅呀，否则我就一个人单独上奏了。”韦宝说的有点理直气壮。
顾秉谦差点没有晕倒，“凭什么我一个人顶锅，这本来就是韦爵爷你一个人想出来的主意，与老夫毫无关系，老夫肯与你一同上奏，这还不算帮你吗？你却想着让老夫一个人顶锅，实在是说不过去了吧？”
“首辅大人啊，合着我说了半天，你没有听懂啊？”韦宝笑道：“我知道这事情是犯忌讳的，会得罪天下地主，也犯了陛下的忌讳，提出这道奏本，提出这些解决问题的法子，等同于把大明水师都集中了。所以，这事是有很大压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