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们对刘忠保有些反映，曾国超是抱着至诚之心来上门帮他解决问题的。然而，眼前的这个既窝囊，又可怜巴巴的年轻人，一口气说出了那么多的想，可都是享受的享。他还条条是道的滔滔不绝，并没有想到要养几亩池的鱼，种几亩田的谷子，并没有担心要几时浸种泡种下秧，要几时消毒投放水花。还是不气馁地开导地说：“你的这几个想法都很好，谁人不想过美满的好日子。我们党和国家还号召全国人民要尽快富起来，奔小康呢！我要问你，还想不想别的？比如说拱渔池养鱼。”刘忠保憨嘿地一笑，说：“那不成。我现在吃饭的钱都没有，哪有那么多钱去养它啰！除非你借钱给我。”他接着似乎激动起来，粗声地说：“何村长，不是我当着乡书记告你们的状，你们村干部整天吃喝玩乐，还不是我们群众的血汗。村里亏了几十万的债，还不是你们吃喝玩乐漂了的，帐都记在我们群众的头上，您说这该怎么办？您得给我们想想办法。您是我们的父母官，我们没吃没穿的就得找您父母。”刘忠保说得是那么真挚和恳切，何银贵在一旁听到不堪入耳，狠不得回驳他几句。但见曾国超并没有怎么当真，又象和着屁一咕噜地都吞进肚子里，这个曾书记几时变得这么宽容大度，没有了一点个性呢！刘忠保见何银贵把目光盯在了门外面，又说：“何村长，你说我说得是不是。”何银贵猛然转向他，把眼一翻，大声地说：“你见我老子在哪里吃喝玩乐了。尽放狗屁！”刘忠保忙结巴着说：“那那是过去的事，你你们现在不敢了。”何银贵趁着性子又狠地说：“你这几年交过一分钱么。谁吃了你的血汗！”曾国超担心他们打闹起来，便站起身来，沉稳地说：“今天说到这，不耽误你了。”何银贵在心里说，耽误他个屁！整天游手好闲，好吃懒做的。这时，他70多岁的老姆进来，问：“哥哥们，你们还没吃吧？”曾国超说：“您忙着。”便告辞离去。何银贵早已走在了前面。
他们前后从刘家出来，何银贵放慢了脚步，等曾国超走上来了，他耿耿于怀地说：“曾书记，您对这种好吃懒做的人没必要客气。”曾国超耐心地说：“犯得着和这样的人计较吗。要正确的开导他。尽量化解矛盾。”他们说着，便回村小学去。曾国超搬来了被子行李，就吃住在村小学。过起了与农民同甘共苦的艰辛生活。一路上，他心里翻腾着，反复叩问自己，在农村基层工作了这么多年，从没有带真感情去走访过困难户，只是迫于上面的安排，例行公事的上门送点慰问金，情感上已经是麻木了。看来，在农村里的贫富差别，也是引发矛盾的一根导火索。何银贵见曾国超沉默起来，就劝慰说：“曾书记，您不必把这号人放在心上。象这样的懒虫，不穷才怪呢。你看他那样子不操心家计，养得象牛犊巴子，还让年迈的老姆妈做饭他吃。她到处去捡点渣货换点油盐。你看那堂屋里堆的几百斤谷，还是他好心的婶子送给他的。你看那家什乱摊着，邋遢得还象个家么。还不如我家的猪屋干净。你叫他想法子养鱼种稻，他根本就听不进去。诬陷我们村干部怎么怎么了。这要是前几年，非把他绑到村里去狠地打一顿，才能整治调教他。”曾国超听到横蛮的说打人，忙坚决地说：“那不行！打人是违法的。还有非法拘禁。”他接着问：“他过去象不象这样子？”何银贵如实介绍说：“过去是青年小伙子时俊俏得很，不然谁愿意嫁给他。那是98年的一场洪水，他承包的两亩渔池全泡汤了，血本无归，家底拖垮了。这几年越变越懒了。看着人家都发起来了，他还眼红呢。在农村过日子，勤扒苦做是永恒的真理。”曾国超有同感的“嗯”着，还在思索着怎么帮助刘忠保重振齐鼓，勤劳起来。便说：“晚上，开个村干部会，研究一下，全村象这样的户子有多少，要使出办法来解决。”何银贵打破地说：“您别瞎子点灯白费蜡了。曾书记，您的心情是好的，好心未必能办成好事。”曾国超坚持说：“我今年在你们村试试看。工作嘛，总得有点突破。”他俩深入地交谈着，不知不觉地来到书声朗朗的村小学。学生都上下午课了，刘忠保家不知什么时候才吃一餐午饭。也许没有午饭，午饭晚饭一餐吃的。
县城对于曾国超来说是个十分厌恶的地方。有了上书的事件，他回县城总觉得有人在别有用心地窥测着自己，尤其是有了余凤洁的男盗女娼之事后，他更觉得无脸进县城。县城没有了家，县城不是他曾国超呆的地方。一个大男人被女人背叛了，简直就象有人往他的脸上泼硫酸般的难度。他不愿在县城碰到任何熟人，他狠不得将自己的脸面摘下来藏到裤裆里去。然而，为了兑现他给张友琼的承诺，他还是抛开一切顾虑来到了县城，在县经管局张友琼的家里与她见了面。从表情上看，张友琼还是那么一幅公主的姿态，很清淡地向曾国超讲述了县纪委查处她挪用公款的事。她最后说：“反正是这么回事，看他们把我怎么办！”说完，她心里轻松多了，曾国超听着觉得县委的一班人，还不至于那么绝情吧，老县长的尸骨还未寒呢。便劝慰说：“既然纪委没有对你采取什么措施，说明不会有事的。我可以去找他们打听打听。”所谓纪委的措施就是“两规”，或者移交公检法拘传，拘捕什么的。张友琼却以女人的机敏说：“曾叔，你和余阿姨怎么了。这个余阿姨也是的，我看问题在那个田隆生的身上。要不然，我约几个认识的哥们去教训姓田的一顿，让他知道一点利害。”曾国超淡然一笑，说：“无所谓啰。谢谢你的关心。”他接着问：“翔宇，知不知道你的事。”张友琼珍爱地说：“他不知道，为了落选的事，他心里就够难受的了，我不能让他替我再操心。他是个忠厚纯真的人。再说我这钱也不是作正用的。本来他在政治上应该是前程无量的。和我结婚，不仅没有让他沾光，反连累了他。”曾国超内疚地说：“上次送张县长的事很抱歉，当时我正在深圳处理表倒的一桩官司。翔宇在深圳象么样？”张友琼轻松地笑了下，说：“他在一家香港企业打工，生活总能混过去吧！”他们知心地聊了一会，曾国超见她的心情还可以，并不忧心如焚，想她毕竟是大家庭的女孩，便放心地起身告辞。她也并没有送出门来，忙关上门抽泣起来，那酸甜苦辣的泪水淌进了她的红润的鲫鱼嘴里。繁闹的县城，人车如潮，广告林立，门庭若市。曾国超在经管局的门前上了号公交车，直接到县委会的门前下车。县城的市内车没有固定的停车站口，乘客招手上车开口下车。他承诺要去找他们的，当然不好去找纪委的人。彭训奇又不是大县人，处理案子公正不阿是出了名的。他又不挂点木舟，他们很少往来。再说他一个敢上书国务院的堂堂正正的人，怎么能替违纪违法的人去说人情求开脱呢。这事对别人来说是件很平常的，而对他曾国超来说却是启齿难开的事，是一件出卖自己灵魂的事。他还是硬着头皮的去了县委会，走进了办公大楼，走进了一楼的县委农工部。农工部部长袁树林脸面不惊异目光里惊异含笑地接待了他。袁树林一副久经风霜的平苦农民的脸像。脸像是天生的，是爹妈给的。其实他才40多余，也不是贫苦农民，是前年底从蓝田乡的党委书记调任为农工部长的，换下了56岁的龙蔺悦。然而，这也不叫升迁，在蓝田乡里他就进了大县县委的班子，是当时仅个乡镇的党委书记县委委员之一，可惜竞争副县长差一口气，落人之后了。现在多了，全县8个乡镇场，有10个乡镇的党委书记参加了县委，这也许是稳定基层干部的一种策略。曾国超当然不是，他过去做个这个梦，以为张道然能全权他的美梦的，但事与愿违，还一气之下闹出了上书事件。有了上书事件，就只能死了政治上进步的心愿，一心一意学着如何做人，如何做点实在的事了。袁树林让办事员给曾国超倒了一杯茶，便俏皮说：“曾书记怎么有空来我这里的啦。”曾国超听着这话就象长刺的风不顺耳，但还是奈着性子说：“来回报工作的啰。”袁树林更挖苦地笑说：“你别取笑我，向我汇报什么工作！你应该向书记县长们汇报，向大领导汇报，呀！”曾国超听着，这简直是在向自己脸上吐唾味，只得忍气吞声地沉下了脸。袁树林似乎知道话得有点太直了，忙改口说：“那笑话。说正经的，朱书记让我等他，一起去农业局的，他马上就来，你有事就跟朱书记讲，他又是包你们木舟的县领导。”曾国超要的就是他了这句话。
真是话不投机半句多。他俩的谈话无法很融恰地进行下去。曾国超已经达到目的，也不能马上起身告辞，只能干等着朱思杰的到来。正在这尴尬之时，袁树林的手机响起，他边接通边起身离去。曾国超从报夹上取下《农民日报》翻着，以调节憨等呆滞的局面，并没有从报上读到什么。好一会，他听到有嚓嚓的脚步向这里走来，他还是在低头翻着报纸。等脚步声近了，曾国超才慢地抬起头，见是满面春风的朱思杰，便招呼声：“朱书记。”朱思杰坐下后，不紧不慢地说：“说你有事找我，国超。你简单的说，农业局还有个会等着我。”曾国超放恣地说：“不会耽误您多的时间。”他接着说：“既然县委不批准我的请求，我还是想办几件实事。我已经住到桐梓湖村了。”朱思杰忙拦住他的话说：“你一个乡党委书记，不能总住到一个村搞摇空指挥啦，乡里的工作不能受阻嘛！”他笑了下，换成一种亲和的语气说：“你是募仿历史上的皇帝，体察民情吧。”曾国超听得出朱思杰的话中有话，笑里有讥，忙说：“朱书记，您言重了，国超消受不起。您是不是听到了什么反映啦。”不是听到的，是常委会上说到的。不过，也有人赞成你的这种工作嘛。这事你自己去把握吧，我还有事，我去了”。曾国超也随朱思杰起身，又说：“老县长女儿的事，您听说了？”朱思杰有点不耐烦了，说：“听说了，都已经过去了。常委已作了研究，要他们部门内部去处理。”此时，朱思杰心里很明白，曾国超是很少上县汇报工作的，过去只向张道然一人汇报，现在没了张道然也没处汇报了。原来，他是为张道然女儿的事来的。曾国超最后笑了说：“我是来接您，几时去木舟指导工作呀！”朱思杰边走边说：“我是准备去的，你要在乡里等我，不能让我去到处找人啦！”那边，袁树林夹着包还在办公楼前等着朱思杰上车呢。（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