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林甫虽然假借唐玄宗的手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为寿王当太子扫平道路），却也骑上了虎背，因为他背负了杀害一个太子、两个亲王的血债！玄宗活着时他不会有事，寿王当上太子并在以后即位他也不会有事，反而有拥立大功。但如果别的亲王当太子、继承皇位，就会向他讨还这笔血债。人虽是玄宗杀的，但他身为宰相，既不反对，更不死谏，和他亲手杀人毫无区别。
按说此时寿王当太子已是顺理成章的事了，但可惜天不从人愿，武惠妃恰在此时病重了，她每天都作噩梦，梦到冤死的三庶人向她索命。玄宗为她请来许多巫医，却都无效，没到一月就死去了。国家连遭丧事，自然不能马上行册立太子的大典，此事也就缓了下来。
武惠妃死后，玄宗的心思不知为何突然变了，不再觉得非立寿王李瑁为太子了，反而觉得可能有更好的人选。对这一变化，李林甫没有料到，而且也揣摩不透玄宗究竟想立那个王子，若是揣摩出来，他也会随风转舵，主动向玄宗建议，以揽拥立太子的功劳。武惠妃一死，他也并不抱着非“尽力保护寿王”的初衷了，只要太子——以后的皇上是他提议的就可以了。他没有揣摩透，也不是他笨，或者是他在宫中的关系网出了问题，而是因为玄宗自己也没有想好。他既然揣摩不出，也只能走老路，继续保荐寿王李瑁。为这事他和玄宗在宫中有过多次密探，因谈话内容过于隐秘。没有在纸面上留传下来。
玄宗为此也苦恼了很长时间，他的目光又转到了一向以忠孝著称的忠王李亨身上。而且李亨年纪也比李瑁大，符合“立嫡立长”的规矩。他在这两个儿子中摇摆不定。几乎犹豫了一年多。他自念年纪也大了，三个儿子在同一天被赐死，而太子还定不下来，所以经常怏怏不乐，饮食也为之减少。还是他身边的高力士看出了他的心思，问皇上是否御膳做的不合口味，为何饮食减少？玄宗叹道：“你是我家的老奴了，还不明白我的心思吗？”高力士说：“皇上不就是为了储君没定下来吗？王子中谁年纪大就立谁，别人谁还敢争啊？”这就是高力士的高明处。他不会说自己提议立谁，但他说的是谁玄宗也能知道。玄宗这才下了决心，于开元二十五年（77年）六月，正式册立忠王李亨为太子。
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当初帮助李林甫打通宰相之路的是高力士，但在关键时刻却又给了他一记闷棍。其实高力士帮着李林甫登上相位后，就不仅不再帮他，而且有意和他作对。玄宗有一次对高力士说：“我没出长安已经十年了，天下也没有事。我想把政务全交给李林甫。我要修习道术好延年益寿。你认为如何？”高力士委婉劝道：“统制天下的权力决不能借给别人（天下柄不可假人），他一旦借助权力和威严形成气候（威势既振），谁还敢说一句话哪（孰敢议者）？”玄宗却听不进去，面现不悦之色。高力士知道自己多嘴了。忙叩头不止，自我检讨说：“老奴被猪油迷了心窍了，说错了话。罪该万死！”玄宗见他认错也就原谅他了。这件事虽没给李林甫造成什么影响，却也说明了高力士的政治立场。
4.别靠我太近
《旧唐书.李林甫》传称他：“面柔而又狡计。”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称他：“柔佞而有狡数。”意思基本一样。就是说他面部表情柔和，见到谁都和和气气的。一点不摆架子，但对皇上则是佞，对属下则是“狡诈又有计谋”。而最能说明他性格的还是“口有蜜、腹有剑”，就是嘴上尽说好听的，背后却捅刀子。
他登上首相位置后，深感一切来之不易，最怕的当然也是失掉，但开元以来的宰相都是两三年一换，尤其是中书令（首相）这个位置。所以他想出了最毒的一个方法，就是把朝臣中有威望而且有可能进入宰相班子的人都排除掉，尤其是那些有名望的士族和文学之士。要做到这一点仅凭首相的职权是不够的，还要使用“狡计”。
有一天，玄宗在勤政楼设宴听音乐，宴后在楼里垂帘向外观看，兵部侍郎卢绚以为皇上已经离去，便扬鞭策马从楼下缓缓而过，风姿优雅飘逸。玄宗看后，大加赞赏，认为有宰相风度。玄宗身边的人都是李林甫用银子买通的，他马上就知道了这事，便找到卢绚的侄子，对他说：“你家卢大人素来名望极高，现在交州和广州缺乏有能力的官员，皇上想让你家大人去，不知可否？如果怕路途遥远，就要以规避罪贬官了。要不然，以太子宾客或詹事的官职去东都洛阳也是一个办法。”卢绚听到后，果然怕的要命，急忙上书请求担任太子宾客或詹事。李林甫也怕真让他担任这类小官会引发争议，况且玄宗那里也会怀疑，便先让他出任华州刺史。不久又在玄宗面前诬称他有病，不能打理公务，这时才又把卢绚降为太子詹事，远远打发到洛阳去了。这就是李林甫“蜜”和“剑”的标准技法，既害了你，还能让你感到欠他一份人情！
玄宗又有一次忽然想起严挺之来，问李林甫：“严挺之现在哪里？这个人还可以用。”此时，严挺之正在绛州刺史任上。李林甫一听就慌了，急忙找到严挺之的弟弟严损之，对他说：“皇上十分敬重你哥哥，何不让你哥哥上书，就说得了风疾（脑血栓、脑溢血之类），请求皇上批准回京城养病？这样就可以回到朝中了。”严挺之不知是计，果然按他说的上书，李林甫就对玄宗说“严挺之有病。应该给他一个闲散的官，好让他安心养病。”玄宗感叹了半天。便也给了他一个太子詹事的闲官，到东京去了。也就打消了重用他的念头。
李适之也是大唐宗室出身，乃是太宗的太子李承乾的孙子，为人很有才干。起家左卫郎将，历任通州刺史、河南尹、御史大夫、刑部尚书，天宝元年（公元74年），因牛仙客病死，他便当上宰相，很得玄宗赏识。李适之自认为和李林甫一样出身皇室，而且自己还是高祖、太宗嫡系一脉。不像李林甫是枝系所出。所以和李林甫争权不和。李林甫知道自己遇到了最大的威胁，但表面上却不露声色，退让坚忍。终于使出了最毒的一招。
一天李林甫假装无意地说道：“华山有金矿，采金可以富国。”当时边境十大节度使纷纷增摹士兵，军费开支骤然增加许多，而玄宗在宫中的用度也比先前多了几十倍，财政上便面临困境。性格粗疏、举止轻率的李适之不知是计，便中了圈套。一天面见皇上时，便提出采华山金矿以富国的建议。玄宗也很高兴。便问李林甫意见如何。李林甫说：“这事臣早就知道了，不过华山是陛下本命、王气所在，绝不可开凿，所以没敢和皇上说。”玄宗认为李林甫是真心爱护自己。而李适之太鲁莽了。便对李适之恼怒道：“以后凡事都要先和李林甫商量以后再来对朕说。”这真是当头棒喝，一下子就把李适之打醒了，这才明白李林甫有多么可怕。以后不仅凡事不敢和李林甫争。而且连章告退。天宝五年，罢宰相职务。保留一个太子太保的闲职。他虽然急流勇退，却也没得善终。最后还是因几个好友被李林甫连兴大狱打击，受株连被贬官流放，又在李林甫派来杀他的御史到门前服药自杀。
5.连兴大狱
忠王李亨一旦正式被册封为太子，李林甫就不是爽不爽的问题了，而是感到大祸要临头了。他怕的不是现在，而是以后。皇上年纪大了，也是说驾崩就驾崩，一旦太子即位，且莫说李瑛三兄弟的账，就以他是有名的“拥戴寿王派”这一点，就足够杀他的。他感到自己不仅是骑在一头老虎的背上，简直是一头疯虎的背上。他没有别的选择，只有硬着头皮一路到底，非再把李亨搞掉、把寿王拉上太子的位置不可。
但要搞李亨不同于当初搞李瑛，寿王正逐渐失宠，李亨又是皇上自己选定的太子，说明圣眷正隆，要想把他拉下马，除非像杨洄整李瑛一样，告发李亨与人谋反。但这次诬告显然不可能通过，只能想办法罗织些能说得过去的“真凭实据”。
对于他最理想的自然是有一件现成的谋反案，他就可以用酷刑屈打成招，把太子牵扯进案子里。等了许久却没找到。这也很正常，太平盛世的，谁吃饱了撑的，没事儿谋反玩儿？找不到就只好想办法制造了。
要想证明太子谋反，自然只能从他身边的人开始着手，这样才有说服力。他就先把目标定在了太子妃的哥哥韦坚身上。这也是老套路了，李瑛那案子定的就是太子和太子妃的哥哥谋反。
韦坚和李林甫按现在的关系来讲，也是铁哥们了，而且是亲戚。韦坚的妻子不是别人，正是李林甫的舅舅姜皎的女儿，姜皎又是李林甫亲戚里和李林甫感情最好的，所以两人关系“甚狎”。这里的“狎”并非不正经的意思，而是亲密无间的意思。如同玄宗和姜皎。
韦坚父亲是高官（兖州刺史）、妹妹是皇太子李亨的妃子，姐姐也嫁给了王子，可惜死的早，被赠为惠宣太子妃。史称“一门荣盛”。韦坚也并不一味依靠家庭关系，他也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他最擅长的不是搞政治斗争，而是抓经济工作。开元期间经济迅猛发展，国富民强，但问题也不少。第一个就是军费开支，据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开元初，军费开支只有二百万贯，而到开元末年，却猛增到一千万贯，天宝末年又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四五百万贯。据《资治通鉴》，开元初和这个数字一样，记载天宝元年的兵费开支是布匹一千二百万匹，粮食一百九十万斛，也相当于一千万贯。第二就是宫廷中的用度，宫中妃嫔女官都和外庭大臣一样，有自己的俸禄和衣服铅粉钱，但讨了皇上欢心后，皇上要赏赐，就只好自己掏腰包了。玄宗晚年后宫赏赐无节，又不好意思总在国库中拿，就有扩大收入，自己建立一个小金库的需要。所以玄宗开元初年勤俭勤政，而在晚年，却是奢侈怠政。原因也很简单，开元初年，国势紊乱，非勤政就有亡国的危险；他接手的是中宗、睿宗留下的乱摊子，很穷，非勤俭就要破产。而到开元末年和天宝初年，唐朝经济已经发展到顶点，杜甫讴歌吟道：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钱多了自然就想要享受，如同现在人先经过创业期然后就要进入享受期一样。而人要享受还要让他勤奋工作（勤政）当然不可能了。如果以一个普通人的视角看待唐玄宗，也无可厚非，可惜他是皇上，问题就大了。
韦坚因姐姐妹妹都在宫中，和宫里的高级宦官关系很好，他明白了玄宗要猛抓经济的意思后，就适应形势、转变思想，在江淮转运使的任上，到处设官吏监督，防止手下官员贪污，果然当年就增加国库收入“巨万”。玄宗“以为能”，把他提拔为陕郡太守、水陆转运使。韦坚再接再厉，把各地特产和珍异宝物收集后，用船只运到长安，进献给玄宗。玄宗更加高兴，继续加官晋爵，一直升到御史大夫、封韦坚男爵，同时全面负责经济工作（水陆转运使、勾当缘河及江淮南租庸转运处置使如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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