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锦熙知道王文武说的也是实情。北洋政府不仅政治失范，而且财政经济也异常紊乱。由于政治上未能真正统一，地方各自为政，中央政府政令往往不出京城范围，地方财政税收多被地方实力派截留，不上缴中央，致使国家税收锐减。加之军事行动频繁，军费开支巨大，国家财政陷入极度困境。
而且中国有大量的关税，除了两层被海关留做自用以外。大部分都被用于偿还内外债务，尤其是外债。有不少借款都是以关税作为抵押。
舒锦熙说道：“老爷，你说这民国可是新时代？为什么要承认之前的借款呢？我们老百姓都讲究个人死债消。大清都亡国了这么多年了，那些钱可都是清朝人签不平等条约时候欠下的。咱们凭什么要还？”
说到这里，王文武就忍不住了，毕竟历代政府都是优先偿还外债。要是有一笔外债快到期了，也是先还了外债，就是不给各个部门补发先头欠发的工资。
对此，王文武实在忍不下去了。王文武自己还好，一大家子也不靠这个吃饭。可是有不少低级官员，四处借款。王文武凭借良好的信誉，和较低的利息，含泪赚了不少利息钱。
不说这钱是没有赚多少，可是也还不少。虽说不少人是在没什么油水的清水衙门。可再怎么说也是在BJ城当官的，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就是经常拖欠，王文武也不好去催收。
不仅如此，还生怕有人弃官而逃。那可就是连本带利全都不见了。一个个都是打不得，骂不得，催不得。
刚好在，此时，人们还重信。虽说是因为月奉时常拖欠还不上，但只要手头宽裕些，总会第一时间来还钱。
王文武没好气的说道：“还能是因为什么？还不是为了取信于那些国外的一流大国及资本集团，要不然怎么会这么容易就打下江浙沪呢？不承担了北洋政府遗留下来的所有外债，这种事情你想都别想了。”
舒锦熙也是大大的叹了一口气，“当时北伐的口号里，就要打倒列强。怎么现如今？我们不仅不打倒列强了，还要承认所有外债。要不然就连一统中国都做不到吗？”
王文武见此，像是安慰一样说道：“现在南京政府比刚开始的BJ政府好过得多，毕竟在欧战之后，中国的债务压力可是有所减轻。
因为先头中国应协约国要求参战，得到庚子赔款往后暂缓五年，至民国十一年十一月之后再行续交的交换条件。
战后由于加入协约国，与德、奥构成交战国关系，该两国战败后，中国所欠赔款自然取消。另外，俄国在十月革命之后自愿放弃尚未偿还的庚子赔款。这三项赔款占庚款总数的近一半”
舒锦熙好奇的问一句：“老爷，BJ政府到底借了多少钱？”
王文武想了下，说道：“我记得民国十四年的时候，政府预算岁入只有四亿多元，一年支出则高达六亿多元，出入额差高达一亿多元。当时为弥补预算不足，BJ政府采取大量借债的办法。
其借债方式繁多，有政府正式发行的公债，有短期的国库证券，有向各银行、银号举借的短期借款。
不过由于政府缺乏财力，也无足够信誉，所以在国内发行公债时，BJ政府不得不将本可用作政府各项财政支出的停、缓赔付庚款用做担保基金。”
舒锦熙也是随口一问，但没想到王文武竟然如此清楚。看来BJ政府欠钱，实在是太过火了，要不然以王文武的性格，怎么会如此了解！
舒锦熙说道：“你在农商部时候的月奉，都领了没？”
王文武立马不爽了，走的时候说的好好的。可结果到头来，就补发两个月的月奉，还差着半年的月奉。
“还差着半年的月奉，要不是我人还在BJ。每个月都去一下，要不然根本就不会补发。来之前又发了一个多月的！”
举借债务面临严重问题，外债多以海关和常关税作为担保，外债越多，中国的关税主权丧失就越严重，收回就越困难；而内债靠关余和缓付庚款作为担保，也容易给外国人干预中国经济提供方便，形成外国人不断通过关税来强化控制中国财政的恶性循环。
其实更加严重的问题在于，所借内、外债大多不能用于经济建设，而是被用作军费。在所借外债的使用上，军政费占六成铁路用费占三层半，其余的用于工业。当时的舆论批评政府“恃债为生”，实则连债也无可依恃。
民国十六年的时候BJ政府拟发行两千万元“八厘公债”，以解燃眉之急，但进行之时，却因担保、利息、折扣等问题，屡触种种暗礁，遭到内外反对。最后通过强摊各银行勉强发行的一千五百万元公债，政府可用作政费的只有六百二十万元，而这笔款项尚不够还清政府的新旧欠款。
去年底，财政部已穷到连“一百元之款亦不能开出”的艰难地步。
南京政府为将北伐期间外国势力的阻阻碍减小到最少，就需要接收自袁大帅以来，所有BJ政府所借的内、外债。
王文武在财政的朋友说过，他自己私底下有统计过。自袁大帅始，十五年间，BJ政府总共发行了二十七种内债，预计总额达近九亿元。
而政府所欠外债也已高达二十二亿元，这些外债多数是向日本借贷，其次是向英国借贷，再其次是向美国借贷，其中一部分有担保，一部分没有担保。
但你不要想着没有担保就可以把账给赖掉，欧战的时候，俄罗斯可没少欠钱。要不是新生政府说全部都不打算还了，也不会有后来的多国干涉了。
俄罗斯可以干翻多国联军，中国各个大帅能不拖后腿就是好的。所以变成债务偿还的优先顺序是。先还国外的，再还国内的。最后剩下的钱才是用来发工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