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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荣任队长 低头拉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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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大牙死了,西南岔没了生产队长。

社员们都在议论、猜测着新队长的人选。有人说孙会计合适,有人说狗剩合适。然而,谁都没料到,这新队长最终人选,居然会是爷爷。

爷爷能作为新队长的最终人选,是孙会计鼎立举荐的。

西南岔送走姜大牙的第二天下午,西北岔大队老赵书记,就把孙会召到大队部,直截了当地告诉他,西南岔生产队暂时先不设生产队长,想授权他临时主持西南岔工作,待条件成熟时,再选生产队长。外国孙说:“国不可一日无君,西南岔不可长期无长。让我主持工作,既名不正言不顺,也不是长久之计,还是即刻选一个队长为好。”

赵书记以为外国孙要直接当队长,有些为难地说:“你当队长各方面都很合适,只是你成分太高,需经公社批准,恐怕公社王书记不会批准的。我想等你主持一段工作后,再做王书记的工作,或许他能够批准。”

外国孙笑道:“您误解了我的意思,我有自知之明,也没想当队长。”

赵书记疑惑地问:“你不想当队长?”

孙会计点点头:“我只是想给您推荐一个合适的队长人选。”

赵书记问:“你认为谁是合适人选?”

外国孙提议说:“我看老周头最合适。”

赵书记笑了,脑袋摇晃的拨浪鼓似的:“他可不行!”

孙会计问:“是什么原因说他不行呢?”

赵书记沉思片刻说:“其实,先前我也考虑过他。可考虑来,考虑去,

总感觉让他当队长不把握,他说话做事没约束,还有些玄乎,缺少政治头脑。这二十多年来,他没少惹事,光批斗就挨过两次。”

孙会计说:“不就是土改时因为一杆猎枪挨过贫雇农的批斗,前年在县城挨过红卫兵的批斗。您和我不是也挨过批斗吗?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老周头的优点也是显而易见的。”

赵书记点点头:“你说的也有道理。这老这头我老早就很了解,他人是好人,性情梗直,能吃苦耐劳,还有一定的组织能力。不过,他现在年龄也确实大了些。

外国孙看着赵书记,笑道:“他比您还小两岁呢!”

见赵书记也在笑,外国孙接着又列举了一大堆爷爷的优点,还摆出了爷爷当队长的有利条件。终于说服了赵书记。当天晚上,外国孙就陪同大队老赵书记来到爷爷家,动员爷爷出任生产队长。爷爷笑道:“我都土埋半截的人了,还当啥**队长,让狗剩他们小青年干吧!”

老赵书记说:“你比我还小两岁,就卖老?狗剩这样的有文化的小青年,将来是注定要接我们班的。但他刚回乡参加劳动没几天,经验不足,还要锻炼一阵子才行。大队正在组建民兵连,我打算让他当西南岔民兵连长。眼下,西南岔需要生产队长,孙会计向我推荐,你是最合适的人选,就不要推托了。”

外国孙也劝说爷爷:“别冷了老赵书记的心。您老当队长有四个有利条件,比杨子荣上威虎山还多一个有利条件。第一,您老无牵无挂,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生产队工作中。第二,您老有文化,是西南岔最资深的老人,既能很快接受新生事物,又能保持农民的传统美德。第三,您老不进城享清福,愿把老根深扎在山村中,足见您对这片土地的眷恋之情。第四,您老的儿子在县城当官,只要给咱们村一点照顾,就够咱干半年的。”

爷爷说:“你别提我儿子,我当不当队长与他不相干。”

外国孙说:“您不是说过‘朝中有人官好坐’吗!您找过石头他那位当官的舅老爷一趟,就批下了两千立方米木头,你们十几个能进山伐一个月木头就挣回一万块钱,顶咱半年收入。”

爷爷说:“你外国孙从来都自自视清高,不摆当官的。这些天咋也变得不是你了?口口声声都离不开当官的了呢?”

外国孙苦笑着说:“此一时,彼一时吗!”

爷爷也笑道:“说着说着就拽文了不是。”

老赵书记说:“老周头,我不会拽文,今天就拿你鸭子上架了!”

爷爷嘟哝道:“你这是牛不喝水强按头。”

赵书记劝道:“你就当回老黄牛吧!鲁迅还说什么……?”他把脸转向外国孙,“说什么牛来着?”

外国孙说:“俯首干为孺子牛。就是爬在地上给孩子当牛骑。”

外国孙和老赵书记最后终于迫使爷爷点了头。不过,爷爷还提出一个要求,他当队长必须经过全体社员选举,只有社员的队长,才能服众。选举的方式,就象他当年当劳模那样,让大家伙往碗里投黄豆。

赵书记说:“都啥年月了,还投黄豆?”

爷爷说:“啥年月也得选举,省得说我是后门来的队长。还是要投黄豆。”

赵书记沉思片刻,突然笑道:“黄豆,黄豆,往黄了逗扯,不太吉利。我看,还是学党员入党那样,举手表决吧!”

几天后,由赵书记坐阵,由外国孙主持的第一次没有姜大牙参加的西南岔全体社员大会,在饲养室的大炕上召开。大会的议题只有一个,举手表决爷爷能否当选队长。表决结果是,爷爷以压倒多数的得手,更准确地说是以全部的手当选,成了西南岔最大的官——生产队长。在外国孙的提议下,爷爷骂骂吵吵地发表了简短的就职演讲。

爷爷说:“我都土埋半截了,原本不想当这个熊**队长,如今大家伙既然看我还中用,选我当队长,我也不能冷了大家伙的心,就试着先干两年。**说要以粮为纲全面发展,我琢磨就是要把种地打粮的正业和搞副业挣钱一起搞,田里河里一起捞。也就是吃饭靠种地,花钱靠搞副业。只要大家伙把庄稼种好了,别耽误了收成,有时间就可以打鱼摸虾,养鸡养鸭,还有拣蘑菇,打榛子,挖棒槌,抓蛤蟆。只要他妈拉巴子的不偷不抢,不开窑子,不种大烟,不卖大烟,咋挣钱都是正道,只要大家伙都富了,就不在有上不了学的孩子,就不在有人吃他妈拉巴子的返销粮了。我愿意象姜大牙说的那样,大家伙就象往一个尿壶撒尿那样,劲往一块使。要是达到能富这个目标,我死时,大家伙能象送姜大牙那样出来送送我,也给我哭条道,我这辈子也就知足了。”

饲养室内当即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据说,爷爷当队长及其发表就职演讲的消息传到青石镇,党委王书记摇摇头:“这老头一切向钱看,不讲阶级斗争,还应该多学习提高。”李镇长却说:“这个队长对**的指示活学活用,有远见。”爷爷去青石镇开会,李镇长还坐在爷爷身边陪着吃饭,还亲自关照招待所,给爷爷安排了一个热炕的房间。

可是,当我不久回县城探家,把姜大牙之死和爷爷当队长的事告诉爸爸时,爸爸先是对姜大牙的死表示惋惜,接着又对爷爷当队长一脸不悦地说:“简直是胡闹!”说过之后又笑了。

我搞不明白爸爸为啥笑。

爷爷被选为队长的第二天,大队赵书记告戒爷爷:“新官上任三把火,你最要紧的是踢好头三脚。”

爷爷当生产队长踢的第一脚,竟踢在了姜大牙的遗孀老洋炮身上。

自从姜大牙死后,老洋炮变了个人似的,一改以往那精明泼辣、风风火火的个性,终日神情恍惚,哭哭啼啼,口中还经常念叨着:“我是黄仙,我是黄仙。”而且见人张口就骂,抬手就打。闹得鸡犬不宁,扰得四邻不安,谁见了都象避瘟神一样,躲得远远的。

最闹心的是狗剩,一连多日上不了工,到西北岔找来王小狠咬牙给他妈扎了几次针,也不见好转,就只好用牛爬犁拉着去青石镇医院看医生。医生怀疑老洋炮得了精神病,给开了一些草药让回家熬了吃,虽然使病情有所好转,也不似从前,还是时而复发。

爷爷认为老洋炮是想姜大牙想着了魔,还说:“才五十来岁就守寡,到啥时才能守到头,还能不闹心。一闹心就疯疯傻傻,招来一些野牲口缠身,还胡说八道。”

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那天早晨,刘大斗儿媳妇素萍妈,打发闺女素萍,给老洋炮和狗剩送来自家包的一大碗粽子。狗剩只吃了两个,其余十多个都被老洋炮吃了。她吃到最后一个,不知怎么被粽子里的一个小石头搁了牙,就“哎呀”一声一只手捂住下巴,另一只手把装粽子的瓷花碗摔在地上,还打了素萍一个耳光,骂素萍是地主的狗崽子,是小母狗,想害死贫下中农。素萍刚和狗剩确立并公开了恋爱不久,无缘无故故遭到未来婆婆的打骂,委屈地哭了。狗剩自觉面子过不去,就说:“你咋能这样对待素萍呢?”还生气地把老洋炮推坐到炕沿上。老洋炮跳起来说狗剩打她,从菜板上摸起一把菜刀要杀狗剩和素萍。狗剩忙拉起素萍跑出屋门,又跑出院门,老洋炮举着菜刀在后面发了疯似的追赶。一直追到大街上,素萍跑不动了,一手拽着狗剩,一手捂着胸口喘粗气。狗剩就停下来,回身把素萍拉到身后,待老洋炮举刀要砍时,一把把刀夺了,使劲扔到一家社员园子里。老洋炮见没了刀,就大屁股一轮坐在地上,浑身哆嗦着念叨:“我是黄仙!我是黄仙!可气死我了!”任凭狗剩怎么拉,怎么拽,就是坐在地上不起来。

刚刚吃过早饭,爷爷已敲响了挂在饲养室门前老榆树上的犁铧子,催促社员们出工,男男女女的社员抗着锄头,正要去西南山下刘大斗家的六亩地里铲黄豆,见老洋炮坐在地上,就都三三两两围过来看热闹,不一会儿老洋炮身边就围了许多人。

爷爷敲过犁铧子后,揣起一个用钢丝做的牛鼻铰,想找个人来牛棚帮忙,给一头不安分的小牤牛穿鼻铰。他抬眼见街上围了许多人,心中犯疑,就走了过来,对众人说:“都不去干活,在这里看啥热闹?”当他发现老洋炮坐在地上哆哆嗦嗦地念叨一些胡话,就拨开众人,挤过去,蹲在她身边笑问道:

“老嫂子,在这里打坐呢?”

老洋炮头不抬,眼不睁,依然哆嗦着:“我是黄仙,不是你嫂子,快滚一边去!”

“那你说我是谁?”

老洋炮依然低头闭眼哆嗦着:“你是老秃牙子,少管闲事!”

“你还认得我是老秃牙子?”

老洋炮冷笑一声:“剥了皮认得你骨头。”

“我是队长!”爷爷突然厉声喝道,“我前半辈子是打猎的,专门对付野畜生。妈拉巴子的!你家住哪里?”

老洋炮身子一抖,立时不哆嗦了。她偷视爷爷一眼,又赶紧闭上,小声说:“我家住在西南山下一个树洞里。”

“你赶快回家!”

“我不愿意回家。”

爷爷从怀里掏出钢丝牛鼻铰,使着眼色对站在身旁的狗剩说:“来,按住她,帮我把这鼻铰给她穿上。”

狗剩并未理解爷爷的用意,很为难地看着爷爷,没动弹。

负责看水田的金高丽扔掉铁锹,自抱奋勇地挤过来:“我帮忙干!”

老洋炮终于坐不住了,腾地跳起来,央求爷爷:“打猎的老秃牙子队长,你饶了我吧?我现在就回家!”

“算你识相!”爷爷把牛鼻铰揣进怀里,一手捏住老洋炮的手腕,就象僵子牙捏着琵琶精那样,把老洋炮乖乖地牵回家。

爷爷从老洋炮家出来,大家都围过去探询结果。

爷爷说:“没啥事了,老洋炮已睡着了,有狗剩看着就行了。大家伙都上工吧,今天把刘大斗家六亩黄豆地铲完。金高丽晚点去水田看水,先帮我给那头小牤牛犊子把鼻铰穿上。”

第二天,狗剩上工了,他说:“我妈睡了一天一宿,病就好了,今天早饭就是她做的。”

人们开始议论纷纷,有的说:“咱们老爷子队长真有两下子,专门能治老洋炮。”也有的说:“这叫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还有的说:“大家戳和戳和,让老爷子跟狗剩他妈打伙得了。”

这天,周小脚碰到爷爷,笑嘻嘻地问爷爷:“听说大家伙想戳和你和老洋炮打伙呢,我看你俩挺般配的,要不要我当说合人哪?”

爷爷一脸正色道:“别竟没事瞎扯**蛋,老洋炮硬是把姜大牙给累死了,我可想多活几天!”

周小脚把爷爷的话添油加醋地传给老洋炮,老洋炮笑骂道:“这老秃牙子,当个破队长就不知东南西北了。都十来年没沾女人边了,还嫌弃我?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就他那个老样,谁稀罕伺候咋的?”

此后,老洋炮见到爷爷依然还叫骂“老秃牙子”。爷爷也不管谁在跟前,就说:“等你再让黄皮子迷住,我非给你穿鼻铰不可!”

我总觉得老洋炮病得蹊跷,好的奇怪,就问爷爷:“黄皮子真能迷惑人吗?”爷爷说:“黄皮子的尿特别臊腥,女人闻了就会被迷住,老洋炮就是被黄皮子迷住了,我要给他穿鼻铰,是吓唬黄皮子。黄皮子通人性,知恩图报,就是脸子小,搭理不得。李瘸子爷爷家一年贪黄皮子便宜,后来又得罪了黄皮子,失了一场大火,把家烧的溜溜光,把才几岁的李瘸子的腿烧坏了,成了瘸子。”

爷爷还给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从前有老两口,见一条野狗追一只黄皮子来到他家院子里,黄皮子一下子就钻到烟筒里,野狗用爪子扒烟筒跟。老两口怕野狗把烟筒给扒坏,就把野狗赶走了。这晚老两口睡下后,老太太对老头说:“咱家没有洋火了,明早用啥点火做饭呀?”老头说:“我在灶坑里埋了块木头,明早先用麻杆吹火炭点火,过两天去集市上买。”第二天早晨,老太太起来做饭,发现锅台后有一包火柴,就告诉老头,老头说:“那是黄皮子弄来的,别动。”可老太太还是背着老头,把火柴给用了。后来,老两口家又不间段地多了一些东西,老太太高兴,老头担心。这天晚上,老头故意对老太太说:“咱家要是能有一台碾子就不用到别人家伐谷子了。”约么半夜光景,老头感觉到外面有响动,就从炕上爬起来,用手指轻轻地把窗户纸捅破,借着月光往外院子里偷看,只见一个大碾盘从院门挤进来,碾盘下有无数的黄皮子举着小爪托着,老头惊叫道:“压死了!”那大碾盘顿时落了下来,把黄皮子全压扁了。从此,他家平安无事。

尽管我不相信鬼神,但对爷爷讲故事总是无力指责。何况,爷爷的确治好了姜大牙的遗孀老洋炮的怪病。为这事我还请教过外国孙,他说,从科学的角度看,动物是不具备借附人体功能,老洋炮生病期间意识模糊,胡说自己是黄仙,那是受潜意识的影响,极有可能是她日常接受了一些狐仙黄仙的传说的结果。

爷爷当队长后踢的第二脚,是组组织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阻截哈蚂的战役,西南岔全村男女老少都参加了这一战役。

我们这里所说的蛤蟆,并不是青蛙,其实就是专指哈什蚂,也叫田鸡,学名中国林蛙,西南岔村民叫它油蛤蟆,简称蛤蟆。青蛙多半生活在稻田地里,专吃各种害虫,是水稻的卫士,西南岔的村民从不抓青蛙。蛤士蚂平时生活在阴湿的山坡树林下或草丛中。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前,在我国尽管也开始宣传不要搏杀哈什蚂,但还没有法律条硬性规定,而且这种宣传的覆盖面还远不及边远山村西南岔。

哈什蚂每年秋天开始成群聚集在江河水深处的沙砾里或石块下冬眠,第二年又在江河水解冻后又成群出来爬回山上。在西南岔,抓哈什蚂的最好季节,就是每年的八月十五仲秋节前后,在它们开始从西南山山坡树林里和草丛中返松花江金沙河冬眠的沿途阻截它们。

这一阻截蛤蟆战役,是挂锄后不几天打响的。

按爷爷的部署,主要是采取户自为战、人自为战的方式,各抓各的,分散晾晒,统一收购,按个记工分,每个蛤蟆一分工,但必须是母蛤蟆。因为母蛤蟆不仅是饭桌上的上等菜肴,它肚子里的油还是名贵的药材,具有补虚损、解劳热之功效。当时,在县城,一只哈蚂能换十个鸡蛋。青石镇供销社就和县城药材公司每年都要大批量现钱收购。那些天,每当太阳升起的时候,各家各户的男男女女就都陆续地走出村子,上山或到江边、河边抓蛤蟆。太阳落山的时候,人们又三三两两地从西南山或松花江、金沙河边回到村子,手里大都拎着蛤蟆。当然也有人还捎带着几条鱼或几只大蝼蛄、小河虾啥的。见面打招呼、问候、及闲唠嗑的内容,也大都和蛤蟆有关:

“抓蛤蟆回来了?”

“回来了。”

“你今天抓了几个?”

“运气不咋样,才抓十来个,还有两个公狗子。你呢?”

“我运气不错,小二十来个,都是母抱子。”

我还发现,人们在村街唠嗑的时候,也低着头,眼睛习惯在地上收寻着,就好象会从土里突然蹦出一个蛤蟆似的。

仅十几天时间,西南岔各家各户的房檐下,都挂起了一串串的母蛤蟆。这些蛤蟆晾干后,都统一送到了饲养室内,由爷爷亲自检查数验公母,外国孙记工分。爷爷是辨认公母蛤蟆的行家,几十个蛤蟆穿在一起,他看一眼就能把公蛤蟆拽出来。

那天,张格路把自家抓的一口袋蛤蟆背到饲养室,外国孙数过后说:“一百零五个,给你记一百零五分。”说完几要往工分本上记,却被爷爷给喊住。爷爷当着张格路的面,挑出来五个公蛤蟆,叫外国孙只给张格路记了一百分。张格路临出门时说了实话:“我特意混进了五个公狗子,想考考你老爷子的眼力,您老果然是好眼力。”

爷爷说:“你竟办些格路事,叫你张格路,一点不冤枉。”

张格路也不气恼,笑嘻嘻地拎着爷爷挑出的公蛤蟆走了。

全村各家晾干的蛤蟆都收到饲养室后,爷爷派老洋炮领着一帮老太太,光扒蛤蟆油就足足扒了三天。装两个进麻袋里用大杆子秤一称,竟有一百多斤。派外国孙带领我和狗剩、振远背着送到青石镇供销社,卖了三千多元。爷爷让外国孙按各户抓蛤蟆所得工分多少,把蛤蟆皮按户分给各家。

一连好多天,西南岔家家户户都喝蛤蟆皮汤。

爷爷当队长踢的前两脚的确实很漂亮。但他老人家本该很容易踢好的第三脚,却没有踢好,为此爷爷还挨了公社王书记的批评,险些把队长的乌纱帽给甩丢了。

这天,青石镇公社王书记在东北岔大队赵书记的陪同下,来西南岔检查工作,听过爷爷和外国孙的汇报后,王书记在充分肯定了生产队工作成绩的同时指出:“你们利用挂锄农闲季节,又抓蛤蟆又摸虾的,挣了不少钱,收获也的确也很大。但你们当干部的还要把握好方向,不能为了挣钱只低头拉车,还要抬头看路。建议你们再开展一些革命大批判活动,狠抓一下革命。”

公社王书记和大队赵书记走后,爷爷对外国孙说:“让咱搞批判,哪有那么多闲工夫!”

外国孙说:“就利用晚上批吧。”

爷爷嘟哝道:“批他妈拉巴子谁呀?”

外国孙建议:“就批**吧,党的九大已经给他定性为叛徒、内奸、工贼了,广播里不是天天在批判吗。”

爷爷说:“这**过去比**小不点,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咋这么快就成了叛徒了呢?他咋成的叛徒咱也不知道,也没法批,我看就算了个**的吧。”

外国孙担心:“上边怪罪下来怎么办?”

爷爷笑道:“那你就找一伙人批判我,不就抓了革命。”

外国孙也无可奈何地笑了起来。

爷爷只从当队长后,就把会计外国孙当作军师,每遇大事都要同外国孙商量,一般情况下,都会采纳外国孙的意见。在抓革命的问题上,爷爷固执己见,这还是第一次。

过了一段时间,爷爷和外国孙被青石镇公社李镇长用电话催去开秋收工作会议,散会后王书记把爷爷和外国孙叫到办公室。王书记问起爷爷抓革命搞批判的事,爷爷只得如实说:“大家伙都忙着收地里的庄稼,还没腾出工夫搞。”

王书记一脸不悦地批评爷爷:“你这可是只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抓了生产,忘了革命。再这样下去,我看很危险。你这队长也该干到头了!”

爷爷一听这话,笑脸也没了笑样:“啥叫危险?我咋听不明白?这破**队长也不是租来的,谁稀罕咋的!”

外国孙怕爷爷在王书记面前说出更难听的话,忙说:“队长有安排,割完水稻就开会批判**,还说要动员会写字的知青们写大字报呢。”

王书记听外国孙这样一说,脸色渐渐有了些温和,他对爷爷和外国孙说:“希望你们回去后抓点紧。”

爷爷对王书记的批并不以为然,他在回村的路上还对外国孙说:“今天他妈拉巴子的全当挨王书记的狗屁嗤了!”

外国孙嘿嘿地笑道:“要不是我为你打圆场,我看你俩非吵起来不可,到时候我们就没台阶出王书记的办公室了。”

爷爷也笑着说:“我还没问你哪,我啥时打算割完稻子就批**来?你这不是在谎报军情吗!”

外国孙收住笑,认真地规劝爷爷:“我看咱们是该抓点革命了,总不能老挨批评呀。”

爷爷固执地说:“革命又不当饭吃,无关紧要,紧要的是咱西南岔生产丰收,副业兴旺,大家伙能多分俩钱,日子能过的舒坦一些。他王书记愿意批评咱,就让他批评个**的吧,反正不痛又不痒的。还是那句话,全当挨狗屁呲了!”

爷爷当队长这一年,没有白低头拉车。西南岔生产队的确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生产丰收,副业兴旺。粮食产量虽然和上年不相上下,但由于伐木头,抓蛤蟆,副业产值却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年底结算分红,每个劳动日按十分工计算,竟达到了一元两角钱,比年年都创全公社分红第一的高丽屯头道沟还高出一角钱,若是和那些十分工仅值几分钱的生产队相比,就更显出山高水低了。社员们都说:“咱这队长要是早选两年就好了。”

我在这一年间,除了回两趟县城,很少歇工,竟挣了三千五百多分,扣除口粮款,还净剩三百多元。爷爷当队长,当然挣的工分是全生产队最高的,加上补贴工分,有六千多分,拿回家没开封的嘎嘎新的五元票整整一打。

分红的第二天一大早,马老板子就赶着牛爬犁,拉了一帮人去青石镇采购,有几个社员因没挤上爬犁还耿耿入怀。晚上牛爬犁进村,有好几家搬回了收音机、缝纫机或自行车。就连常年吃返销粮户喇叭匠家也买了一台座钟,由他小儿子连生抱了回来。几天后,我也跟牛爬犁去了趟青石镇,在供销社花一百二十元钱给自己买了一块上海牌手表。为爷爷买了上年想买没买起的玛瑙烟咀。

我的那块手表是凭妈妈给的专购表票买的,货真价实,我把它带到了二十一世纪。这也是当时西南岔农民戴的第二块手表,第一块手表是外国孙从省城下放时戴回来的苏联表。

我把玛瑙烟嘴安在爷爷的烟袋杆上,爷爷一连抽了好几袋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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