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最初的构想，接下来要讲述的，就应该是我参加生产队劳动，和爷爷一起剥线麻的故事了。但是，现在我必须改变初衷。因为和爷爷剥线麻，是很单调的事。从早到晚就两个动作：“喀嚓”，把线麻杆折断。“呲啦”，把一绺麻皮剥下来。再“喀嚓”，把线麻杆折断。再“呲啦”，把一绺麻皮剥下来。直到那麻杆折的越来越短，麻皮剥光了，就再另换一根，继续剥。就这样“咔嚓”、“呲啦”，不停地剥，一剥就是半个多月。在这期间，虽然有哓红、英子、白兰等几个姑娘作陪，有时还有爷爷的故事相伴，我也很愿意再剥上半个月，可现在要是详细讲述起来，读者会很乏味的。
所有的线麻杆的麻皮终于剥光后，我们又转向了西场院打场。打场很辛苦，要在鸡叫二遍就起来。爷爷赶着老牛拉着石磙子，碾压着铺开的豆子、高粱或谷子秸，一圈一圈在地场院内转。我和哓红、英子、白兰，都加入到甩连枷的行列。“呱嗒”、“呱嗒”的连枷声，又响了半个多月，我所能感受到的就一个字：“累”。
现在想起来还累，再详述细讲，读者也会跟着我累。
再往后，就是赶牛爬犁，把各家的猪粪或生产队的牛粪往地里运送。这比打场轻巧的多，还可以坐在爬犁上。若没有女骇子跟爬犁，我们几个赶爬犁的小伙子，就嬉笑着，用鞭杆子戳各自老牛的大卵子，逼迫老牛夹着尾巴颠着屁股快跑，来一场比赛，其乐无穷。可惜，爷爷没同我们一起赶爬犁，就是再详细讲述，也无助于爷爷的故事。
我想略加展开讲述的，是在这期间西南岔发生的三件大事：第一件是村里亮起了电灯，第二件是爷爷让电给打倒了，三是生产队分红了。这三件事，都把爷爷牵扯进来了，当然就有爷爷的故事了。
村里最先亮起电灯的是生产队的饲养室。
我当时甚至还纳闷，为什么不把全村所有社员家都同时扯进电线，挂起电灯，一起送电呢？后来才知道，西北岔大队最先亮起电灯的是大队部，西南岔小队最先亮起电灯的也应该是小队部饲养室。社员家的电灯线，要等生产队分红后才能拉扯起来。
饲养室亮起电灯及爷爷让电给打倒了，是发生在同一天的事。
那是我来西南岔半个月后，第一次去东场院，抡连枷“呱嗒”、“呱嗒”打了一天豆子，也是我刚刚体验到什么叫“累”的那个晚上。
吃过晚饭，我没收拾碗筷，就头朝里躺在了炕上。爷爷拾掇完碗筷，就喊我起来，说要到饲养室看电灯。看电灯是姜大牙早起在场院告诉大家的。在姜大牙看来，饲养室的电灯亮起来，是无产阶级*在西南岔的伟大胜利，是西南岔生产队开天辟地的大事，必须得到全体村民的高度重视。但对我来说，无论是在县城的家中，还是在学校中，我几乎天天都会看到电灯，对电灯亮起来的那一瞬间，更不会产生激动。爷爷对电灯也不陌生，却偏要去饲养室看热闹。我就对爷爷说：“甩了一天连枷，累骨头都快散架了，我不想去了。”
爷爷说：“刚吃过饭，溜达溜达，消消食，就不觉累了。”
我说：“您和我又不是没看过电灯，别去凑热闹了，让那些没见过电灯的人去体会吧。”
爷爷就骂了我一句：“妈拉巴子的！看别人家娶媳妇和自己家娶媳妇咋会一样呢？快起来。”
我笑了，也被爷爷说服了，就陪爷爷来到饲养室。
当时，全村的男女老少，很多人都集中到饲养室里。里屋炕上坐满了，炕下的屋地站满了不算，外屋的锅台上还坐了一帮孩子。几十双大大小小的眼睛，紧盯着里外屋房梁上吊着的两个大灯泡，等待着那激动人心的时刻。我和爷爷也加入到这翘首以待人群中。结果，几分钟后，爷爷就意外触了电，让电给打倒了。
爷爷这次意外触电，是借了青石镇电管站李电工的光。
李电工是我大哥的同学。大哥考入县一高中那年，他考进了吉林的一所电器专修学校。大哥参军走时，他中专毕业，根据他的意愿，被分配到县电业局，成了县电业局派驻青石镇的唯一电器技术员。他还是青石镇李镇长的儿子，尽管那位李镇长已经被免了职，人们还是高看他一眼。据说，青石镇范围内，凡是电路出了大毛病，只要他一到，故障立刻排除。这年，西北岔大队的四个生产小队的电灯线路，都是的他设计的。而且，每一个村子的首次亮灯，也都由他亲自送电。
这晚，李电工在队长姜大牙家多喝了几盅葡萄酒。姜大牙陪他来饲养室时，脸还红扑扑的，看人都半睁着眼睛。他见有这么多人等着看电灯亮，就显得越发得意，推电闸时也不象个电工，到象个照相师，有意逗大家：“请乡亲们注意了，别往我手这看，看那电灯。马上就亮啦——亮啦！”说着，就推上了电闸。
里外屋的电灯果然瞬间都亮起来，把饲养室里外照得通明。
**象旁挂着的那两盏马灯，刹时竟成了萤火虫。
大人们叫，孩子们跳，所有人的脸上都挂着喜悦。就连我这对电灯没多大兴趣的人，都被这喜悦的气愤感染了，竟不自觉地抱起一个孩子，在屋里转起了个圈。放下那孩子，再看爷爷，老人家也象孩子发现了一个希奇物，侧仰着老脸，眯缝着眼睛，直冲着电灯发笑，嘴里还嘟哝着“西南岔有了电灯，谁还愿意呆在城里。赶明个我家也就按上了。”
正所谓乐极生悲。就在人们欢呼雀跃的时候，里屋电灯的上端，突然帽出一股火花，紧接着墙上的保险盒电闸“叭”地响了一下。如此同时，里外屋的电灯都灭了。
墙上，**画像两边的马灯，又从新显现出光辉。
在一片唏嘘声中，李电工说话了：“大家不要惊慌，是这里屋灯头线出了毛病，我马上就能修好。”说着，李电工就穿鞋上了炕。李电工足有一米八的个头，站在炕沿上，就够得着电灯。他从腰中挂着的“三大件”中，拽出了钳子，借着马灯的光亮，开始修理线路。一屋子的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他那双灵巧的手上。
我的眼睛也一刻没离开李电工的手，并突然萌发了将来也要当电工，挂起三大件的念头。以至若干年后，我被招工进了工厂，在分配种前填写自愿时，我毫不犹豫地添上了“电工”。
李电工在人们的热切期盼中，很快就修好了线路。他麻利地从炕沿上跳下来，跨到刚才因短路而烧断铅丝的保险盒边，拉开电闸，接好铅丝，合上电闸，里外屋的电灯刹时又都亮起来。
两屋子的人又开始欢呼跳跃了。
这回我没有激动，我正担心那电灯会不会再出毛病。
我在县城家中，曾多次见过大哥修理电灯线路。大哥物理课考试，回回都都得满分，他曾经说过，将来要当电器工程师。大哥修理电灯线路，每次接好电线，都要用胶布把连接处缠好，再合上事先拉开的保险盒电闸。一天大哥不在家，电灯灭了，我就象大哥那样先拉开的保险盒的电闸，把线路修好了，忘了用胶布把连接处缠好，结果，那连接处碰到了潮湿的墙壁，冒出了火花。眼下，我特别注意到，李电工在修好线路时，或许是刚喝过酒的缘故，也犯了我曾经犯过的错误，没有用胶布缠连接处，这不是要出故障吗。
事实正如我所料。就在李电工得意地掏出香烟，刚刚点燃时，电灯上端那刚刚接好的地方，只冒了一股火花，电灯就灭了。不过，这次灭的仅仅是里屋，外屋的电灯亮着。李电工赶紧丢掉香烟，又穿着鞋上了炕，重新站到炕沿上，从腰中挂着的“三大件”中，从新拽出了钳子，借着外屋透过来的光亮，开始修理线路。
我见他没拉保险盒的电闸，就提醒他：“电线上应该有电，还是先把保险盒的电闸拉下吧。”
李电工看了我一眼，不肖一顾地说：“我李电工带电作业也不是一天了，你……”李电工的话还没有说完，手上就冒出一股火花。他身子一歪，又本能地一把抓住了电线，恰好抓住的是裸露的电线连接处。也赶巧了，就在他身子一歪的一刹那，站在他身边的爷爷，想扶他一把，就抓住了他的另一只手。结果，爷爷那刚刚解冻的牛皮乌拉，连同地上被人们带进来的雪水，构成了导电的载体。只见两人的身子同时一颤，随着外屋电灯的熄灭，一同摔倒在地上。李电工那高大的块头，重重地压在了爷爷身上。
墙上的马灯再一次显现出柔和的光辉。
等人们在慌乱中把爷爷和李电工扶起来时，李电工的手里还赚着带灯头的一截电线。那灯头上的灯泡摔碎了，把爷爷那有福的大耳朵，擦出了一道血口子。爷爷的腰也扭了一下，不过不重。我把爷爷扶上炕，毯子匠用他那会织毯子的双手给推拿一会，就能下地走路了。
接下来是李电工终于被摔醒了酒，重新拉下了保险盒的电闸，又重新接好了线路，重新换上了新的灯泡，再重新合上电闸，里外屋里的电灯又重新亮了起来，再也没有熄灭。
**画像旁的那两盏马灯也终于被熄灭了。
据说，李电工从此再也没有喝过一滴酒。爷爷从此只要见到孙电工修理电灯线路，不仅自己躲得远远的，还告诉别人不要靠近他。
饲养室亮起电灯一个月内，李电工很卖力地在各家埋起的电线杆上扯线。待西南岔所有社员家，都亮起了电灯后，爷爷那被碎灯泡擦伤的耳朵，也没了痕迹，只是爷爷的腰还疼了好几天。直到西南岔分红那天早晨，爷爷起炕时，才没有再“唉吆”。
生产队分红那天，正赶上元旦。还可说，元旦那天正赶上生产队分红。这是我下乡后过的第一个元旦，西南岔人叫过阳历年，生产队有史以来第一次为社员全天放了假。
中午，爷爷兑付前言，真得把那只不下蛋的老母鸭剁了，晓红也来了，帮我往下拔鸭毛，装进鸭毛口袋里。下午，我和晓红用大铁锅炖足足炖了三个多小时，才把那老母鸭炖烂。爷爷留晓红吃鸭肉，晓红只尝了一小口汤，说咸淡正好，就笑着走了，说回家帮她妈包饺子。据我所知，这年过元旦，不仅外国孙家又包饺子，西南岔有半数以上农户都包了饺子，无人再被耻笑为崇洋媚外。村民们终于亲身体验到“好吃不如饺子”的现实。晚上，我和爷爷坐在热炕上啃鸭肉时，爷爷还不无遗憾地说：“咱家早起咋就忘了包饺子呢！”
我已经感觉到，乡俗在悄悄改变。爷爷的观念也在悄悄改变。
生产队分红的仪式，还是在饲养室的大炕上举行，全村社员无一缺席地参加了分红仪式。被一百瓦大电灯泡照得通亮的饲养室内，炕上放着一个铺着红布的饭桌，桌子上摆放着用红纸包裹着的一包包现金。一屋子的人都把眼睛盯在那红包上，人人脸上都露出希望。盘腿端坐在炕桌旁的会计外国孙公布帐目，宣布每个劳动日按十分工计算，核三角钱的分红方，并公布了所有社员的帐目。有的人希望变成现实，眼睛突然变得更加明亮了，还向上扬起了富有的头颅。有的人希望变成了失望，眼睛刹时变得暗淡了，赶紧低下了贫贱的脑袋。一年挣工分最多的是白兰一家，白兰叔叔白永贵接替爷爷当了生产队的饲养员，从不缺工，一人挣了七千分，扣出他一人的口粮款和往来帐，净分一百六十多元。白兰和妈妈郑大嘴及她哥哥白显赫，总共挣了八千多分，净分得现金二百多元。白永贵当着众人的面，拿出二十元钱，递给郑大嘴，说是对嫂子给他作饭的酬劳，当即遭到郑大嘴的拒绝。郑大嘴对他说：“咱家有你哥挣现钱，不缺钱花，你都快四十了，还当跑腿子，把钱攒起来留着娶媳妇吧。”分得现款最少的是马老板子一家。虽然马老板子和宋大脚很能干，一年挣了八千多分，在加上振远返乡后还挣了一千多分，总共将近一万分，但他家人口多，扣除口粮款和往来帐多，仅分得现金仅十元。爷爷一年挣五千多分，却分得现金一百五十来元。我在这一个多月期间，剥线麻、打场、赶牛爬犁，总共挣了四百多分，没有往来帐，也没扣口粮款，净分了十五元。
在分红过程中，张格路演出了一出格路的闹剧。
张格路一家五口人，家中除了她老婆、丫头大小，还有一个八十岁的瞎眼老娘。据说，张格路唯一让村里人敬佩的事，就是对老娘的孝敬。有好吃的，先可老娘吃。有好穿的，先可老娘穿。那年他老娘得了感冒，他连夜去西北岔把王老狠的儿子王小狠请来家，在王小狠给老娘打针时，他还和王小狠吵了起来，说王小狠扎针用力大了，扎到了老娘的骨头。近几年，张格路的老娘又平添了一种嗜好，就是喜欢数钱，他家的钱款，便都由老娘保管。张格路每年领回分红钱，都要不过夜地交给他老娘。今年张格路一家一年所挣工分，在村中占前几位，共分得现款二百多元。刚刚担当生产队出纳员的英子，为了满足张格路对老娘孝心，在分发钱款时，特意抽出了一打崭新的十元面值的大票，递给张格路。不料，张格路接过大票，又气急败坏地摔到桌子上，一脸不高兴地对英子说：
“别人都给的是一元、五元票，凭啥给我得都是十元票？”
“你啥意思？”英子当即被闹蒙了。
“没啥意思？给换一元的。”张格路瞪起狼一样的眼睛叫道。
“你不知好赖，胡搅蛮缠！”英子也瞪大眼睛叫了起来。
“就是要换一元的！”张格路吼起来。
“你……”英子气得说不出话来。
一屋子的人都被张格路闹蒙了。
到底还是爷爷了解张格路，就对英子说：“他老娘看不见钱，只要摸着钱多就高兴，你给他都换一元的吧！成全他对老娘的一片孝心吧！”
张格路看了爷爷一眼，没出声。
英子好心反而受到委屈，就没好气地说：“就这点事，说清楚不就得了。”说着，没好起地收回张格路摔在桌上的十元票，给张格路点了二百多张一元票，摔在桌子上，连看都懒得看他一眼。
张格路这回不在计较英子的举动，摸过钱，认真地数了一遍，就走出里屋，到外屋包钱去了。
尽管在分红过程中张格路演出了一出格路的闹剧，并没影响人们拿到钱时的喜悦。分红仪式仪式结束时，生产队长姜大牙还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在无产阶级*鼓动下，我们西南岔生产队的贫下中农，今年革命生产两不误，虽然每十分工才值三角钱，也比去年长了一角多，在全公社四十个生产队中，排第二位，比排第一的高丽村，只少了一分钱。这是*的伟大胜利。我们要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争取来年更大的胜利，达到十分工一块钱。到那时，家家户户都能买一台收音机，让大家伙在热炕头上就能听到党中央**的声音。”
回家的路上，爷爷对我说：“张格路做事就是格路，不足为奇。可姜大牙咋也学会吹牛了呢？”
我问爷爷：“他吹啥牛了？”
爷爷说：“你想啊，一天三角钱就说是伟大胜利，吹的叮当三响。要真能十分工一块钱，还不吹破天。”
我说：“这不是吹牛，是在鼓舞革命士气。三角钱就很不容易了，听说今年二道沟生产队才三分钱。”
爷爷说：“还说啥二道沟，今年你奶奶娘家东南岔，还不到一分钱呢。东南岔的下屯子东北岔，还倒找一分钱。姜大牙说了，我还不信，咋会干的活越多越要多找钱呢？”
我告诉爷爷：“总收入大于总支出，就得倒找钱。”
爷爷说：“外国孙也是这么说的。倒找钱，谁还愿意到队里干活了。”
我和爷爷唠着走着，快进家院门时，爷爷解开裤袋，在院门前解手，我就先进了屋。不一会儿，爷爷也进来了，手里还拿着一个黑布小包，对我说：“你看看是啥东西？”
我打开一看，不禁愣住了，竞是一打钱。一数，二百多元。就说：“准是谁家的分红钱！您在哪拣到的？”
爷爷说：“就在院门东两步远的地上，我差点没浇上尿。”
我说：“回家要路过咱院门前的有毯子匠，有刘哑巴，还有张格路。毯子匠家没分这么多钱，只有刘哑巴和张格路了。这到底是他俩谁丢的呢？”
爷爷说：“刘哑巴不会用黑布包钱，他年年分红都会去周小脚家，让周小脚给保存。这钱一准是张格路丢的。”
我试探着问爷爷：“这钱怎么处理呢？”
爷爷说：“你快给张格路送去吧，他一家还不定咋急呢？”
我有些出乎意料了。记得爷爷曾经说过，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现在，爷爷居然要把拣到手的钱送还失主，爷爷的的品德简直可以跟雷峰相比了。我会心对爷爷一笑，拿起钱，就去了张格路家。
张格路家和爷爷家相距不到一百米，中间隔着刘哑巴家，却如同隔着一个世纪。他家是村里唯一在北面开院门和房门的人家。据说，那是张格路的独创，把给他老爹老张格路气个倒仰，还没等搬进新家就咽了气。他似乎觉得对不住老娘，从此越发孝顺老娘，至今也没敢告诉老娘房门是朝北开的。
我从爷爷家绕道刘哑巴家的后院，才进了张格路家。当时张格路不在家，已经和丫头奔饲养室的路上找钱去了，他老婆和大小举找点燃的松树明子，正在院子里找呢。
原来，张格路领过分红钱，到外屋坐在锅台上，用事先准备好的一块黑布包了，揣到怀里，还没等散会，就提前离开了饲养室，往家走。他刚过爷爷家院门口，感觉有泡尿憋得难受，就先解扎腰的麻绳，再解开棉裤裤腰带，掏出撒尿的家什，冲爷爷家的院墙根浇下去。他没有料到，在他解扎腰的麻绳时，怀里的黑布包已滑落到脚下，滚到墙根的一块石头旁。他浇完尿，就边往家走，边系裤子，边扎腰走回家。推开房门，径直进了老妈和丫头、大小的东屋，见老妈已经睡着，就没有惊动她，轻手轻脚地退出来，进了和老婆睡觉的西屋。老婆问他分多少钱，他故意拿捏不告诉，让老婆给倒了一碗山葡萄酒，就着一小碟高丽咸菜喝起来。直喝到饲养室分红结束，丫头和大小回到家，张格路才把手伸到怀里去掏钱。这一掏不要紧，被葡萄酒染红的脸刹时惊地蜡黄。一家人里屋外屋找了个变，也没找到，张格路就和丫头出门顺来家的路往饲养室找去，张格路走后，他老婆和大小也着满怀希望地在院子里找，两人的脑门都急出了汗。
张格路老婆见我把钱给送来了，非常感激，一个劲地让我进屋，还让大小赶快去找他爹，让大小他爹当面象我致谢。我说：“别谢我，是我爷爷拣到的。”我就把爷爷拣钱的经过简单说了一下，还有意省略了爷爷解手的细节，就回到了爷爷家。
我回到爷爷家不一会儿，张格路就来到爷爷家。进屋就给爷爷跪下了，还鼻涕一把泪一把地忏悔道：“老爷子，我早些年对不住你呀！你老人家大人不记小人过，我给你赔罪来了！”
爷爷忙不迭地对我说：“石头，快把你大叔拉起来！有话坐下说。”
我觉得张格路的举动好笑，还是把他拉起来。
张格路没有坐，规规矩矩地站在地上，抹了一把泪，继续用哭腔感动爷爷：“你老人家就原谅我以往对你的不敬吧？”
爷爷果真受了感动：“过去的事就别再提了！咱爷俩往好了处。”
张格路临走时，还要给爷爷磕三个响头，被我硬拉了起来。
张格路走后，我问爷爷：“你平时最烦张格路了，咋还还他钱？”
爷爷第一次对我拽文嚼字地说：“烦归烦。张格路虽说格路，对他老娘还是挺孝道的。再说了，路不拾遗，也是咱西南岔风俗。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义之财不可取。做恶事缺德损寿，做善事积德积寿。”
爷爷接着给我讲了一个故事，这故事好象是《济公传》中的缎子：说的是有个姓王的书生，文静雅致，只因自幼父母双亡，便在姑母家居住，由姑母家供养读书。姑母家有个表哥，不爱读书，整天游手好闲，对王书生还说三道四。王书生终因不堪忍受表弟的羞辱，离家出走，在外地流浪打工。一天，王书生遇到个道人，给他算了一挂，说他阳寿已尽，活不了几天。他想念姑母，就星夜兼程往姑母家赶。他在路上见到一包金银，送还了失主。一个雨夜想进破庙避雨，推开庙门见一姑娘在庙内，就在庙门口蹲了一宿。结果他积了阳寿，非但没死，还娶妻生子，发了大材。后来，又因修桥补路，施舍佛门，当上了护国员外郎。
爷爷把拾金不昧高尚精神，与积德积寿扯到了一起，这是我在当时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的。爷爷讲的这个故事，也把我想要给青石镇广播站写一篇表扬爷爷的稿子的念头，一下子给打消了。
记得也就是从分红这天晚上起，我自己住进了西屋。从儿时起，我来西南岔，无论是在饲养室，还是在家里都一直睡在他老人家身边，听着故事进入梦乡。这年，我已快到十八岁了，爷爷说我已长大成人，就让我搬到西屋去住，我也觉得自己该有**生活的空间了。
在分红的第二天，我和爷爷坐着马老板子的牛爬犁去青石镇，爷爷花了他年分红收入的十分之九，买回一台收音机。我想用自己分红所得钱，在地摊上给爷爷买一个玛瑙烟嘴。待一问价钱，兜里的分红钱还不够零头，就只好给爷爷买了一个十元钱的铜烟袋锅。不过，在我把铜烟袋锅敬献给爷爷时，爷爷把他买收音机所剩的年分红收入的钱，全部都掏给了我。
爷爷买的那台收音机，是“红灯”牌的，和县城家里的那台一个牌子的。这是西南岔第一台收音机。外国孙来西南岔前，家里也有一台收音机，他下乡来西南岔前，就给了一个朋友，说乡下没电，带去也没用。
马老板子赶牛爬犁进村时，收音机成了新闻物件。很多人都围拢过来看。外国孙说，这是最好的牌子，不过现在城里已有了电视机，象小电影，不知谁家能先买电视机。
收音机进家后，我主张放到爷爷的屋里，爷爷不同意，坚持让我搬到我住的西屋。晚上，狗剩、福根、震远、晓红、英子，还有白兰，都来听收音机。我们还约定，年三十晚上来爷爷家聚会，边大扑克边收听北京的声音，说不定还能听到**的最新指示。
爷爷说；“咱家有了收音机，就能多听戏了。”
而我却说：“这只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我可以直接听到党中央和**的指示了。”
爷爷又说：“**可别再下啥新指示了。去年一个新指示把你叫回了城。今年又一个新指示把你送回西南岔。明年再一个新指示，保不准又把你给叫走了。”
我笑道：“别说**是让走，就是让我赴汤蹈火，我也再所不辞。”
爷爷惊谔地看着我的脸，半天没再言语。
在那时，我说那话是从心里说的。我们那一代年青人人，对**的崇敬，当代青年是无论如何都无法理解的。如今看来，我说那话很可能会让爷爷伤心，也很幼稚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