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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观灯触电 拾金不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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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最初的构想,接下来要讲述的,就应该是我参加生产队劳动,和爷爷一起剥线麻的故事了。但是,现在我必须改变初衷。因为和爷爷剥线麻,是很单调的事。从早到晚就两个动作:“喀嚓”,把线麻杆折断。“呲啦”,把一绺麻皮剥下来。再“喀嚓”,把线麻杆折断。再“呲啦”,把一绺麻皮剥下来。直到那麻杆折的越来越短,麻皮剥光了,就再另换一根,继续剥。就这样“咔嚓”、“呲啦”,不停地剥,一剥就是半个多月。在这期间,虽然有哓红、英子、白兰等几个姑娘作陪,有时还有爷爷的故事相伴,我也很愿意再剥上半个月,可现在要是详细讲述起来,读者会很乏味的。

所有的线麻杆的麻皮终于剥光后,我们又转向了西场院打场。打场很辛苦,要在鸡叫二遍就起来。爷爷赶着老牛拉着石磙子,碾压着铺开的豆子、高粱或谷子秸,一圈一圈在地场院内转。我和哓红、英子、白兰,都加入到甩连枷的行列。“呱嗒”、“呱嗒”的连枷声,又响了半个多月,我所能感受到的就一个字:“累”。

现在想起来还累,再详述细讲,读者也会跟着我累。

再往后,就是赶牛爬犁,把各家的猪粪或生产队的牛粪往地里运送。这比打场轻巧的多,还可以坐在爬犁上。若没有女骇子跟爬犁,我们几个赶爬犁的小伙子,就嬉笑着,用鞭杆子戳各自老牛的大卵子,逼迫老牛夹着尾巴颠着屁股快跑,来一场比赛,其乐无穷。可惜,爷爷没同我们一起赶爬犁,就是再详细讲述,也无助于爷爷的故事。

我想略加展开讲述的,是在这期间西南岔发生的三件大事:第一件是村里亮起了电灯,第二件是爷爷让电给打倒了,三是生产队分红了。这三件事,都把爷爷牵扯进来了,当然就有爷爷的故事了。

村里最先亮起电灯的是生产队的饲养室。

我当时甚至还纳闷,为什么不把全村所有社员家都同时扯进电线,挂起电灯,一起送电呢?后来才知道,西北岔大队最先亮起电灯的是大队部,西南岔小队最先亮起电灯的也应该是小队部饲养室。社员家的电灯线,要等生产队分红后才能拉扯起来。

饲养室亮起电灯及爷爷让电给打倒了,是发生在同一天的事。

那是我来西南岔半个月后,第一次去东场院,抡连枷“呱嗒”、“呱嗒”打了一天豆子,也是我刚刚体验到什么叫“累”的那个晚上。

吃过晚饭,我没收拾碗筷,就头朝里躺在了炕上。爷爷拾掇完碗筷,就喊我起来,说要到饲养室看电灯。看电灯是姜大牙早起在场院告诉大家的。在姜大牙看来,饲养室的电灯亮起来,是无产阶级*在西南岔的伟大胜利,是西南岔生产队开天辟地的大事,必须得到全体村民的高度重视。但对我来说,无论是在县城的家中,还是在学校中,我几乎天天都会看到电灯,对电灯亮起来的那一瞬间,更不会产生激动。爷爷对电灯也不陌生,却偏要去饲养室看热闹。我就对爷爷说:“甩了一天连枷,累骨头都快散架了,我不想去了。”

爷爷说:“刚吃过饭,溜达溜达,消消食,就不觉累了。”

我说:“您和我又不是没看过电灯,别去凑热闹了,让那些没见过电灯的人去体会吧。”

爷爷就骂了我一句:“妈拉巴子的!看别人家娶媳妇和自己家娶媳妇咋会一样呢?快起来。”

我笑了,也被爷爷说服了,就陪爷爷来到饲养室。

当时,全村的男女老少,很多人都集中到饲养室里。里屋炕上坐满了,炕下的屋地站满了不算,外屋的锅台上还坐了一帮孩子。几十双大大小小的眼睛,紧盯着里外屋房梁上吊着的两个大灯泡,等待着那激动人心的时刻。我和爷爷也加入到这翘首以待人群中。结果,几分钟后,爷爷就意外触了电,让电给打倒了。

爷爷这次意外触电,是借了青石镇电管站李电工的光。

李电工是我大哥的同学。大哥考入县一高中那年,他考进了吉林的一所电器专修学校。大哥参军走时,他中专毕业,根据他的意愿,被分配到县电业局,成了县电业局派驻青石镇的唯一电器技术员。他还是青石镇李镇长的儿子,尽管那位李镇长已经被免了职,人们还是高看他一眼。据说,青石镇范围内,凡是电路出了大毛病,只要他一到,故障立刻排除。这年,西北岔大队的四个生产小队的电灯线路,都是的他设计的。而且,每一个村子的首次亮灯,也都由他亲自送电。

这晚,李电工在队长姜大牙家多喝了几盅葡萄酒。姜大牙陪他来饲养室时,脸还红扑扑的,看人都半睁着眼睛。他见有这么多人等着看电灯亮,就显得越发得意,推电闸时也不象个电工,到象个照相师,有意逗大家:“请乡亲们注意了,别往我手这看,看那电灯。马上就亮啦——亮啦!”说着,就推上了电闸。

里外屋的电灯果然瞬间都亮起来,把饲养室里外照得通明。

**象旁挂着的那两盏马灯,刹时竟成了萤火虫。

大人们叫,孩子们跳,所有人的脸上都挂着喜悦。就连我这对电灯没多大兴趣的人,都被这喜悦的气愤感染了,竟不自觉地抱起一个孩子,在屋里转起了个圈。放下那孩子,再看爷爷,老人家也象孩子发现了一个希奇物,侧仰着老脸,眯缝着眼睛,直冲着电灯发笑,嘴里还嘟哝着“西南岔有了电灯,谁还愿意呆在城里。赶明个我家也就按上了。”

正所谓乐极生悲。就在人们欢呼雀跃的时候,里屋电灯的上端,突然帽出一股火花,紧接着墙上的保险盒电闸“叭”地响了一下。如此同时,里外屋的电灯都灭了。

墙上,**画像两边的马灯,又从新显现出光辉。

在一片唏嘘声中,李电工说话了:“大家不要惊慌,是这里屋灯头线出了毛病,我马上就能修好。”说着,李电工就穿鞋上了炕。李电工足有一米八的个头,站在炕沿上,就够得着电灯。他从腰中挂着的“三大件”中,拽出了钳子,借着马灯的光亮,开始修理线路。一屋子的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他那双灵巧的手上。

我的眼睛也一刻没离开李电工的手,并突然萌发了将来也要当电工,挂起三大件的念头。以至若干年后,我被招工进了工厂,在分配种前填写自愿时,我毫不犹豫地添上了“电工”。

李电工在人们的热切期盼中,很快就修好了线路。他麻利地从炕沿上跳下来,跨到刚才因短路而烧断铅丝的保险盒边,拉开电闸,接好铅丝,合上电闸,里外屋的电灯刹时又都亮起来。

两屋子的人又开始欢呼跳跃了。

这回我没有激动,我正担心那电灯会不会再出毛病。

我在县城家中,曾多次见过大哥修理电灯线路。大哥物理课考试,回回都都得满分,他曾经说过,将来要当电器工程师。大哥修理电灯线路,每次接好电线,都要用胶布把连接处缠好,再合上事先拉开的保险盒电闸。一天大哥不在家,电灯灭了,我就象大哥那样先拉开的保险盒的电闸,把线路修好了,忘了用胶布把连接处缠好,结果,那连接处碰到了潮湿的墙壁,冒出了火花。眼下,我特别注意到,李电工在修好线路时,或许是刚喝过酒的缘故,也犯了我曾经犯过的错误,没有用胶布缠连接处,这不是要出故障吗。

事实正如我所料。就在李电工得意地掏出香烟,刚刚点燃时,电灯上端那刚刚接好的地方,只冒了一股火花,电灯就灭了。不过,这次灭的仅仅是里屋,外屋的电灯亮着。李电工赶紧丢掉香烟,又穿着鞋上了炕,重新站到炕沿上,从腰中挂着的“三大件”中,从新拽出了钳子,借着外屋透过来的光亮,开始修理线路。

我见他没拉保险盒的电闸,就提醒他:“电线上应该有电,还是先把保险盒的电闸拉下吧。”

李电工看了我一眼,不肖一顾地说:“我李电工带电作业也不是一天了,你……”李电工的话还没有说完,手上就冒出一股火花。他身子一歪,又本能地一把抓住了电线,恰好抓住的是裸露的电线连接处。也赶巧了,就在他身子一歪的一刹那,站在他身边的爷爷,想扶他一把,就抓住了他的另一只手。结果,爷爷那刚刚解冻的牛皮乌拉,连同地上被人们带进来的雪水,构成了导电的载体。只见两人的身子同时一颤,随着外屋电灯的熄灭,一同摔倒在地上。李电工那高大的块头,重重地压在了爷爷身上。

墙上的马灯再一次显现出柔和的光辉。

等人们在慌乱中把爷爷和李电工扶起来时,李电工的手里还赚着带灯头的一截电线。那灯头上的灯泡摔碎了,把爷爷那有福的大耳朵,擦出了一道血口子。爷爷的腰也扭了一下,不过不重。我把爷爷扶上炕,毯子匠用他那会织毯子的双手给推拿一会,就能下地走路了。

接下来是李电工终于被摔醒了酒,重新拉下了保险盒的电闸,又重新接好了线路,重新换上了新的灯泡,再重新合上电闸,里外屋里的电灯又重新亮了起来,再也没有熄灭。

**画像旁的那两盏马灯也终于被熄灭了。

据说,李电工从此再也没有喝过一滴酒。爷爷从此只要见到孙电工修理电灯线路,不仅自己躲得远远的,还告诉别人不要靠近他。

饲养室亮起电灯一个月内,李电工很卖力地在各家埋起的电线杆上扯线。待西南岔所有社员家,都亮起了电灯后,爷爷那被碎灯泡擦伤的耳朵,也没了痕迹,只是爷爷的腰还疼了好几天。直到西南岔分红那天早晨,爷爷起炕时,才没有再“唉吆”。

生产队分红那天,正赶上元旦。还可说,元旦那天正赶上生产队分红。这是我下乡后过的第一个元旦,西南岔人叫过阳历年,生产队有史以来第一次为社员全天放了假。

中午,爷爷兑付前言,真得把那只不下蛋的老母鸭剁了,晓红也来了,帮我往下拔鸭毛,装进鸭毛口袋里。下午,我和晓红用大铁锅炖足足炖了三个多小时,才把那老母鸭炖烂。爷爷留晓红吃鸭肉,晓红只尝了一小口汤,说咸淡正好,就笑着走了,说回家帮她妈包饺子。据我所知,这年过元旦,不仅外国孙家又包饺子,西南岔有半数以上农户都包了饺子,无人再被耻笑为崇洋媚外。村民们终于亲身体验到“好吃不如饺子”的现实。晚上,我和爷爷坐在热炕上啃鸭肉时,爷爷还不无遗憾地说:“咱家早起咋就忘了包饺子呢!”

我已经感觉到,乡俗在悄悄改变。爷爷的观念也在悄悄改变。

生产队分红的仪式,还是在饲养室的大炕上举行,全村社员无一缺席地参加了分红仪式。被一百瓦大电灯泡照得通亮的饲养室内,炕上放着一个铺着红布的饭桌,桌子上摆放着用红纸包裹着的一包包现金。一屋子的人都把眼睛盯在那红包上,人人脸上都露出希望。盘腿端坐在炕桌旁的会计外国孙公布帐目,宣布每个劳动日按十分工计算,核三角钱的分红方,并公布了所有社员的帐目。有的人希望变成现实,眼睛突然变得更加明亮了,还向上扬起了富有的头颅。有的人希望变成了失望,眼睛刹时变得暗淡了,赶紧低下了贫贱的脑袋。一年挣工分最多的是白兰一家,白兰叔叔白永贵接替爷爷当了生产队的饲养员,从不缺工,一人挣了七千分,扣出他一人的口粮款和往来帐,净分一百六十多元。白兰和妈妈郑大嘴及她哥哥白显赫,总共挣了八千多分,净分得现金二百多元。白永贵当着众人的面,拿出二十元钱,递给郑大嘴,说是对嫂子给他作饭的酬劳,当即遭到郑大嘴的拒绝。郑大嘴对他说:“咱家有你哥挣现钱,不缺钱花,你都快四十了,还当跑腿子,把钱攒起来留着娶媳妇吧。”分得现款最少的是马老板子一家。虽然马老板子和宋大脚很能干,一年挣了八千多分,在加上振远返乡后还挣了一千多分,总共将近一万分,但他家人口多,扣除口粮款和往来帐多,仅分得现金仅十元。爷爷一年挣五千多分,却分得现金一百五十来元。我在这一个多月期间,剥线麻、打场、赶牛爬犁,总共挣了四百多分,没有往来帐,也没扣口粮款,净分了十五元。

在分红过程中,张格路演出了一出格路的闹剧。

张格路一家五口人,家中除了她老婆、丫头大小,还有一个八十岁的瞎眼老娘。据说,张格路唯一让村里人敬佩的事,就是对老娘的孝敬。有好吃的,先可老娘吃。有好穿的,先可老娘穿。那年他老娘得了感冒,他连夜去西北岔把王老狠的儿子王小狠请来家,在王小狠给老娘打针时,他还和王小狠吵了起来,说王小狠扎针用力大了,扎到了老娘的骨头。近几年,张格路的老娘又平添了一种嗜好,就是喜欢数钱,他家的钱款,便都由老娘保管。张格路每年领回分红钱,都要不过夜地交给他老娘。今年张格路一家一年所挣工分,在村中占前几位,共分得现款二百多元。刚刚担当生产队出纳员的英子,为了满足张格路对老娘孝心,在分发钱款时,特意抽出了一打崭新的十元面值的大票,递给张格路。不料,张格路接过大票,又气急败坏地摔到桌子上,一脸不高兴地对英子说:

“别人都给的是一元、五元票,凭啥给我得都是十元票?”

“你啥意思?”英子当即被闹蒙了。

“没啥意思?给换一元的。”张格路瞪起狼一样的眼睛叫道。

“你不知好赖,胡搅蛮缠!”英子也瞪大眼睛叫了起来。

“就是要换一元的!”张格路吼起来。

“你……”英子气得说不出话来。

一屋子的人都被张格路闹蒙了。

到底还是爷爷了解张格路,就对英子说:“他老娘看不见钱,只要摸着钱多就高兴,你给他都换一元的吧!成全他对老娘的一片孝心吧!”

张格路看了爷爷一眼,没出声。

英子好心反而受到委屈,就没好气地说:“就这点事,说清楚不就得了。”说着,没好起地收回张格路摔在桌上的十元票,给张格路点了二百多张一元票,摔在桌子上,连看都懒得看他一眼。

张格路这回不在计较英子的举动,摸过钱,认真地数了一遍,就走出里屋,到外屋包钱去了。

尽管在分红过程中张格路演出了一出格路的闹剧,并没影响人们拿到钱时的喜悦。分红仪式仪式结束时,生产队长姜大牙还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在无产阶级*鼓动下,我们西南岔生产队的贫下中农,今年革命生产两不误,虽然每十分工才值三角钱,也比去年长了一角多,在全公社四十个生产队中,排第二位,比排第一的高丽村,只少了一分钱。这是*的伟大胜利。我们要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争取来年更大的胜利,达到十分工一块钱。到那时,家家户户都能买一台收音机,让大家伙在热炕头上就能听到党中央**的声音。”

回家的路上,爷爷对我说:“张格路做事就是格路,不足为奇。可姜大牙咋也学会吹牛了呢?”

我问爷爷:“他吹啥牛了?”

爷爷说:“你想啊,一天三角钱就说是伟大胜利,吹的叮当三响。要真能十分工一块钱,还不吹破天。”

我说:“这不是吹牛,是在鼓舞革命士气。三角钱就很不容易了,听说今年二道沟生产队才三分钱。”

爷爷说:“还说啥二道沟,今年你奶奶娘家东南岔,还不到一分钱呢。东南岔的下屯子东北岔,还倒找一分钱。姜大牙说了,我还不信,咋会干的活越多越要多找钱呢?”

我告诉爷爷:“总收入大于总支出,就得倒找钱。”

爷爷说:“外国孙也是这么说的。倒找钱,谁还愿意到队里干活了。”

我和爷爷唠着走着,快进家院门时,爷爷解开裤袋,在院门前解手,我就先进了屋。不一会儿,爷爷也进来了,手里还拿着一个黑布小包,对我说:“你看看是啥东西?”

我打开一看,不禁愣住了,竞是一打钱。一数,二百多元。就说:“准是谁家的分红钱!您在哪拣到的?”

爷爷说:“就在院门东两步远的地上,我差点没浇上尿。”

我说:“回家要路过咱院门前的有毯子匠,有刘哑巴,还有张格路。毯子匠家没分这么多钱,只有刘哑巴和张格路了。这到底是他俩谁丢的呢?”

爷爷说:“刘哑巴不会用黑布包钱,他年年分红都会去周小脚家,让周小脚给保存。这钱一准是张格路丢的。”

我试探着问爷爷:“这钱怎么处理呢?”

爷爷说:“你快给张格路送去吧,他一家还不定咋急呢?”

我有些出乎意料了。记得爷爷曾经说过,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现在,爷爷居然要把拣到手的钱送还失主,爷爷的的品德简直可以跟雷峰相比了。我会心对爷爷一笑,拿起钱,就去了张格路家。

张格路家和爷爷家相距不到一百米,中间隔着刘哑巴家,却如同隔着一个世纪。他家是村里唯一在北面开院门和房门的人家。据说,那是张格路的独创,把给他老爹老张格路气个倒仰,还没等搬进新家就咽了气。他似乎觉得对不住老娘,从此越发孝顺老娘,至今也没敢告诉老娘房门是朝北开的。

我从爷爷家绕道刘哑巴家的后院,才进了张格路家。当时张格路不在家,已经和丫头奔饲养室的路上找钱去了,他老婆和大小举找点燃的松树明子,正在院子里找呢。

原来,张格路领过分红钱,到外屋坐在锅台上,用事先准备好的一块黑布包了,揣到怀里,还没等散会,就提前离开了饲养室,往家走。他刚过爷爷家院门口,感觉有泡尿憋得难受,就先解扎腰的麻绳,再解开棉裤裤腰带,掏出撒尿的家什,冲爷爷家的院墙根浇下去。他没有料到,在他解扎腰的麻绳时,怀里的黑布包已滑落到脚下,滚到墙根的一块石头旁。他浇完尿,就边往家走,边系裤子,边扎腰走回家。推开房门,径直进了老妈和丫头、大小的东屋,见老妈已经睡着,就没有惊动她,轻手轻脚地退出来,进了和老婆睡觉的西屋。老婆问他分多少钱,他故意拿捏不告诉,让老婆给倒了一碗山葡萄酒,就着一小碟高丽咸菜喝起来。直喝到饲养室分红结束,丫头和大小回到家,张格路才把手伸到怀里去掏钱。这一掏不要紧,被葡萄酒染红的脸刹时惊地蜡黄。一家人里屋外屋找了个变,也没找到,张格路就和丫头出门顺来家的路往饲养室找去,张格路走后,他老婆和大小也着满怀希望地在院子里找,两人的脑门都急出了汗。

张格路老婆见我把钱给送来了,非常感激,一个劲地让我进屋,还让大小赶快去找他爹,让大小他爹当面象我致谢。我说:“别谢我,是我爷爷拣到的。”我就把爷爷拣钱的经过简单说了一下,还有意省略了爷爷解手的细节,就回到了爷爷家。

我回到爷爷家不一会儿,张格路就来到爷爷家。进屋就给爷爷跪下了,还鼻涕一把泪一把地忏悔道:“老爷子,我早些年对不住你呀!你老人家大人不记小人过,我给你赔罪来了!”

爷爷忙不迭地对我说:“石头,快把你大叔拉起来!有话坐下说。”

我觉得张格路的举动好笑,还是把他拉起来。

张格路没有坐,规规矩矩地站在地上,抹了一把泪,继续用哭腔感动爷爷:“你老人家就原谅我以往对你的不敬吧?”

爷爷果真受了感动:“过去的事就别再提了!咱爷俩往好了处。”

张格路临走时,还要给爷爷磕三个响头,被我硬拉了起来。

张格路走后,我问爷爷:“你平时最烦张格路了,咋还还他钱?”

爷爷第一次对我拽文嚼字地说:“烦归烦。张格路虽说格路,对他老娘还是挺孝道的。再说了,路不拾遗,也是咱西南岔风俗。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义之财不可取。做恶事缺德损寿,做善事积德积寿。”

爷爷接着给我讲了一个故事,这故事好象是《济公传》中的缎子:说的是有个姓王的书生,文静雅致,只因自幼父母双亡,便在姑母家居住,由姑母家供养读书。姑母家有个表哥,不爱读书,整天游手好闲,对王书生还说三道四。王书生终因不堪忍受表弟的羞辱,离家出走,在外地流浪打工。一天,王书生遇到个道人,给他算了一挂,说他阳寿已尽,活不了几天。他想念姑母,就星夜兼程往姑母家赶。他在路上见到一包金银,送还了失主。一个雨夜想进破庙避雨,推开庙门见一姑娘在庙内,就在庙门口蹲了一宿。结果他积了阳寿,非但没死,还娶妻生子,发了大材。后来,又因修桥补路,施舍佛门,当上了护国员外郎。

爷爷把拾金不昧高尚精神,与积德积寿扯到了一起,这是我在当时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的。爷爷讲的这个故事,也把我想要给青石镇广播站写一篇表扬爷爷的稿子的念头,一下子给打消了。

记得也就是从分红这天晚上起,我自己住进了西屋。从儿时起,我来西南岔,无论是在饲养室,还是在家里都一直睡在他老人家身边,听着故事进入梦乡。这年,我已快到十八岁了,爷爷说我已长大成人,就让我搬到西屋去住,我也觉得自己该有**生活的空间了。

在分红的第二天,我和爷爷坐着马老板子的牛爬犁去青石镇,爷爷花了他年分红收入的十分之九,买回一台收音机。我想用自己分红所得钱,在地摊上给爷爷买一个玛瑙烟嘴。待一问价钱,兜里的分红钱还不够零头,就只好给爷爷买了一个十元钱的铜烟袋锅。不过,在我把铜烟袋锅敬献给爷爷时,爷爷把他买收音机所剩的年分红收入的钱,全部都掏给了我。

爷爷买的那台收音机,是“红灯”牌的,和县城家里的那台一个牌子的。这是西南岔第一台收音机。外国孙来西南岔前,家里也有一台收音机,他下乡来西南岔前,就给了一个朋友,说乡下没电,带去也没用。

马老板子赶牛爬犁进村时,收音机成了新闻物件。很多人都围拢过来看。外国孙说,这是最好的牌子,不过现在城里已有了电视机,象小电影,不知谁家能先买电视机。

收音机进家后,我主张放到爷爷的屋里,爷爷不同意,坚持让我搬到我住的西屋。晚上,狗剩、福根、震远、晓红、英子,还有白兰,都来听收音机。我们还约定,年三十晚上来爷爷家聚会,边大扑克边收听北京的声音,说不定还能听到**的最新指示。

爷爷说;“咱家有了收音机,就能多听戏了。”

而我却说:“这只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我可以直接听到党中央和**的指示了。”

爷爷又说:“**可别再下啥新指示了。去年一个新指示把你叫回了城。今年又一个新指示把你送回西南岔。明年再一个新指示,保不准又把你给叫走了。”

我笑道:“别说**是让走,就是让我赴汤蹈火,我也再所不辞。”

爷爷惊谔地看着我的脸,半天没再言语。

在那时,我说那话是从心里说的。我们那一代年青人人,对**的崇敬,当代青年是无论如何都无法理解的。如今看来,我说那话很可能会让爷爷伤心,也很幼稚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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